第十九讲 秦汉（及后）时代之交通

　　1．交通与大一统政府

　　（1）

　　秦汉时代，按照普通说法，应该从秦始皇元年起，到汉献帝末年止，共446年。本书中所谓秦汉时代，所指时期，与此不同；乃是自秦始皇二十六年已灭六国算起，直到隋开皇九年陈亡止；中间于秦汉外，连魏晋南北朝也包括在内，总共计810年。（约当公元前220年至公元589年。）

　　（2）

　　在这810年中，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事件，是秦汉大一统政府的出现。这在中国政治上和在中国民族上，都开前古未有的创局。中国的政治，从此才有大规模的举措。中国的民族，从此才有一个坚固的基础。同时，中国的交通，也就随着政治的进步，走上了一个新的时代。

　　秦始皇二十六年，秦既统一中国，《史记》记其统一后的大政，以“车同轨”和“一法度衡石丈尺”及“书同文字”同列。汉儒编定的《中庸》，也说：“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车同轨”这句话，实在充分表现了秦汉交通之大一统的新精神。它在字面上，虽只是要各处车辙的度数相等，要各轮间的距离划一；实际上，也就告诉了我们，这时的车辆已可畅行中国各处，这时的交通情形已需要车辙和车轮度数的划一了；如果车辙和车轮的度数不能划一，一辆车子便不能畅行各处，便不能适应这个新时代的需要了。

　　于“车同轨”一语所表示者外，秦汉交通之具体地表现大一统的精神者，甚为普遍。这时的交通，有一个全国最大的中心。这时的交通建设，如道路的开辟和河渠的开凿，也都有一个辐射的焦点。这时的交通组织，如馆舍邮驿等，也都有系统地普及于全国各地。这都和先秦时代之富于局部性的交通，大有分别。这是秦汉交通之一最大的特征。至于在交通区域方面，除在国内者外，则与“西域”“东夷”和南海上的民族，都开始了往来。这也是秦汉交通比先秦交通所特别发展的一点。而这一点，大体上，也是当时的政府，挟着它大一统的国家力量向前推进而得到的。

　　就中国交通史的全局上说，秦汉440年间，可说是秦汉时代的全盛时期；魏晋南北朝370年间，可说是秦汉时代的沦落时期。

　　2．版图及域外交通

　　（1）

　　秦汉交通区域，在国内者，因版图的开拓，较战国末年为广阔。秦始皇时，中国国境，北至于渔阳、上谷、云中、九原，西至于陇西、巴、蜀，东至于辽东及东海之滨，南至于南海、桂林、象郡；北境东境略如战国之旧，而西境已及于现在的甘肃、兰州一带，南境已及于现在的广东、广西及安南的北境。汉武帝时，对于旧日秦的疆域既已完全承继，并在北方开朔方郡，西北开武威、张掖、酒泉、敦煌诸郡，东北开玄菟郡、乐浪郡，西南开犍为、越巂、牂牁、益州、交趾、九真诸郡，东南开珠崖郡、合浦郡。于是，自今之朝鲜北部、辽宁、河北，沿海岸而南，至于广州、海南岛以及安南北部，西经云南、四川、甘肃，东至宁夏、内蒙古、黑龙江的南部，全入了汉的版图。这是秦汉时代国内交通区域最宽广时候的情形。从桓灵以后，直至隋的统一，中国国境的全部虽不免时有增减，但在这370年间，中国境内分割的局势，实在把一个整个的交通区域割成好几个小区域。桓灵以后的中国全幅版图，已不是一个完整的交通区域；全国国境的增减，已不能表示交通区域的广狭了。

　　（2）

　　秦汉交通，随着国内交通区域的开拓，也开始和域外有了往还。秦始皇时，曾派遣徐福率领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不死之药。后来，药没有求来，人也没有了影。据说，这位徐先生是有意逃避始皇的责罚，而率领了这些童男女，移殖到倭人的宣州那里去了。这个说法的是非，在日本学者中，已成了一个专门问题，尚难得一可信的结论。但这事即使不可靠，而秦之通朝鲜半岛，则是可信的。《三国志·魏书》说：“辰韩，在马韩之东。其耆老传世，自言古之亡人，避秦役，来适韩国。马韩割其东界地与之。有城栅，其言语不与马韩同。名国为邦，弓为弧，贼为寇，行酒为行觞，相呼皆为徒，有似秦人，非但燕齐之名物也。名乐浪人为‘阿残’：东方人名我为阿，谓乐浪人本其残余人。今有名之为秦韩者。”所谓“有似秦人，非但燕齐之名物”，是这一大批的移民中，有与辰韩（在今朝鲜南部）相离不远的燕人，有与辰韩对岸居住的齐人，而更多的人是从关中来的秦人。这可见，秦时中国人之赴辰韩者，系来自各地，而秦时人对于朝鲜半岛关系的深厚，又不止交通而已了。

　　汉时，中国与倭的交通，较秦时为显著。《汉书·地理志》说：“夫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后汉书·东夷列传》说：“倭在韩东南大海中，依山岛为居，凡百余国。自武帝灭朝鲜，使驿通于汉者，三十许国。……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安帝永初元年，倭国王师升等献生口百六十人，愿请见。”光武所赐的“汉倭奴王”金印，已经于公元1784年，在日本九州筑前地方发现，可证建武中元二年来中国的倭人，是居住在九州地方的人。

　　汉与韩的关系，未见《汉书》记载，但韩北与乐浪接，南与倭近，西汉与韩不会无所往来。《后汉书·东夷列传》分韩为三种，于辰韩外，记有马韩和弁韩。它说：“建武二十年，韩人廉斯人苏马等诣乐浪贡献。光武封苏马为汉廉斯邑君，使属乐浪郡，四时朝谒。”这是说东汉初年，韩已为中国的外臣。而《魏志》说：“桓灵之末，韩濊强盛，郡县不能制，民多流入韩国。”这是东汉末年，中国人又有一度向朝鲜半岛的流徙了。

　　在南海方面，汉自武帝始，也开始了远距离的交通。《汉书·地理志》说：“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厓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据费瑯（G.Ferrand）的考证，黄支国为Kanci之译音，即今之康迦法拉母（Conjervaram），在印度境内马德拉斯（Madras）的西南。夫甘都卢国则似为缅甸的蒲甘（Pagam）古城，遗迹在今伊拉瓦底（Irraouaddy）江的左岸。皮宗，即蒲牢皮散（Pu1awPisan）岛，地在马来半岛西南沿岸，北纬1°30′之间。这可见，自汉武帝时始，南海上的航船，来往于日南徐闻合浦及印度东岸间者颇有相当的繁盛；而在这些航行人中，很有一些人是为交易货物而往来的。东汉时，南海交通之盛，似仍不减于昔。《后汉书·西域传》说：“天竺国，一名身毒。……至桓帝延熹二年，频从日南傲外来献。”又说：“至桓帝延亭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这是在东汉末年，日南印度间的交通迄未断绝，而远西的罗马也在这时从南海方面，和中国有了一度的交通了。

　　汉的域外交通，在西域方面者，较在倭韩南海者，尤为繁盛。自武帝时，张骞凿空，西行之道大开。《汉书·西域传》说：“西域，以孝武时始通。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余，皆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东则接汉，阸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其南山，东出金城，与汉南山属焉。……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波河，循河也）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廷，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耆。”汉人足迹之广，于是，遂得至于大宛、康居、大夏、大月氏、焉耆、奄蔡以至于安息。《史记·大宛列传》说：“天子好宛马，使者相望于道。诸使外国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汉率一岁中，使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反。”这可见武帝时，汉使者往来西域之频繁。《汉书·西域传》又说：“武帝始遣使至安息。王令将，将二万骑迎于东界。”这又可见汉使者在当时波斯（即安息）人中，受怎样的优崇了。天竺、大秦，在未从南海与中国交通前，也从西域方面为汉人所熟闻。并且天竺与中国间的正式交通，也在武帝时自西域方面开始。《大宛列传》说，“骞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窴、扞鳁及诸旁国”可为证明。东汉时，中国和西域的交通，约略如旧。而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条支，穷西海，则汉人的足迹更达于地中海的东岸了。

　　汉武帝最初打算开通西域的时候，目的在联合大月氏，以控制匈奴。在开通的时候，曾消耗了许多武力和大量的财富。《汉书·西域传》赞说：“孝武之世，图制匈奴，患其兼从西国，结党南羌。乃表河曲，列西郡，开玉门，通西域，以断匈奴右臂，隔绝南羌月氏。单于失援，由是远遁，则幕南无王庭。遭值文景玄默，养民五世，天下殷富，财力有余，士马强盛，故能……闻天马蒲陶，则通大宛安息。……及赂遗赠送，万里相奉，师旅之费不可胜计。至于用度不足。乃榷酒酤，管盐铁，铸白金，造皮币，算至车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财用竭。”这可见，开通西域，在当时是具有怎样的意义，以及开发时是怎样地努力了。西域既通，在军事上是“断匈奴右臂”；在经济上，则有汉家缯帛在安息等地为主要的商品；在动植物的输入上，则有大宛马和葡萄、苜蓿、石榴、胡桃及胡麻等之入华；在艺术及技巧上，则有摩诃兜勒曲之传入长安，及希腊作风之影响于汉镜之制作等。《后汉书·西域传》天竺国条下，说：“和帝时，数遣使贡献，后西域反叛，乃绝。至桓帝延熹二年四年，频从日南徼外来献。世传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顶有光明，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长丈六尺，面金黄色。帝于是遣使天竺，问佛道法。遂于中国图画形象焉。”明帝的梦固不可信，但佛教因中印交通之发达，得以东来，则绝无疑问。依和帝以前，从天竺到中国之习惯的路程说，似乎佛教也是经由西域传过来的。

　　（3）

　　魏晋南北朝时，西域方面的交通大见衰落。魏时，虽“龟兹、于阗、康居、乌孙、疏勒、月氏、鄯善、车师之属，无岁不奉朝贡，略如汉氏故事”，但这时，西域已经“不能尽至”。晋时，武帝泰始中及太康中，西域来贡献者仅有康居、焉耆、龟兹、大宛、大秦，似尚不及晋魏时候之盛。晋室南移后，西域的交通完全被北朝隔断，历宋齐梁陈，南朝竟完全没有从陆路上和西域交通的机会。在北朝方面，则“西域虽通于魏氏，于时中原始平，天子方以混一为心，未逞及此。其信使往来，得羁縻勿绝之道”。北魏在西域的交通，虽较南朝为胜，实际上也是平常得很。到了“东西魏时，中国方扰，及于齐周，不闻有事西域”。北朝在西域方面的交通，也就不必提起了。

　　东夷方面，在魏晋时，交通尚为频繁。自景初间，魏破公孙氏，收复乐浪、带方二郡，韩倭等国遣使朝贡，至晋太康间，屡来不绝。而《三国志·吴书·吴主传》说，亶洲人民，“时有至会稽货布。会稽东县人海行，亦有遭风流移至亶洲者。所在绝远，卒不可得至”。则长江下流和倭国之间，曾有贸易关系。不过因当时航海设备之简陋，这种关系仅属偶然的遇合，并不能算正当的事态。南北朝时，东夷有百济、新罗者，一为马韩之属，一为辰韩之种。晋南渡后，百济遣使贡献，受晋封号，历宋齐梁，与南朝往还不断。在北朝方面，则自魏延兴二年，百济也开始上表自通，历北齐北周，贡献不绝。新罗和倭，一则因国力的关系，一则因地理上的关系，都只和南朝通使，和北朝没有什么交通。新罗于梁普通二年，遣使随百济贡方物。倭于晋安帝时，及宋武帝永初二年，文帝元嘉二年、二十年、二十八年，孝武大明六年，顺帝异明二年，齐高祖建元中，梁武帝天监中，都曾遣使奉表，献方物，并请求封号。

　　南海方面的交通，魏晋南北朝时，较西域东夷者为发达。这一时期，除魏及北朝格于形势，陈之疆域过蹙外，与魏同时之吴，以及晋宋齐梁，与南海诸国，都有往还。《梁书·诸夷传》说：“海南诸国，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大海洲上。相去，近者三五千里，远者二三万里。其西与西域诸国接。……及吴孙权时，遣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通焉。其所经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因立记传。晋代，通中国者盖尠，故不载史官。及宋齐，至者有十余国，始为之传。自梁革运，其奉正朔，脩贡职，航海岁至，逾于前代矣。”这可略见南海交通发展的情形。孙权时，朱应康泰所经历及传闻之国虽有百数十，但未通中国者恐怕还很少。历晋宋齐梁，南海诸国和江左间的交通，方算真正地繁盛起来。《宋书·夷蛮传》《南齐书·东南蛮夷传》《梁书·诸夷传》记海南诸国，甚为详悉，而所记国数，彼此有不相同的地方。李延寿作《南史·夷貊传》，总三书之成，立有专条者，共得15国。计有：

　　1．林邑国，即占婆（Campa），今安南中圻。

　　2．扶南国，今之柬埔寨。

　　3．诃罗拖国。

　　4．呵罗单国，在苏门答腊岛。

　　5．婆皇国，今之Pahan，在马来半岛。

　　6．婆达国。

　　7．阇婆达国，宋书作“阇婆婆达”，或系阇婆与婆达连书之误。

　　8．槃盤国，似亦在马来半岛。

　　9．丹丹国，在今东京与巴厘间。

　　10．干陆利国，在苏门答腊岛。

　　11．狼牙修国，今之1enkasuka，在马来半岛。

　　12．婆利国，今爪哇东之巴厘岛。

　　13．中天竺国，在今印度。

　　14．天竺迦毗黎国，在今印度。

　　15．狮子国，今之锡兰岛。

　　《宋书·夷蛮传》，史臣曰：“若夫大秦、天竺，迥出西溟；二汉衔役，特艰斯路。而商货所资，或出交部；泛海陵波，因风远至。又重峻参差，氏众非一；殊名诡号，种别类殊；山琛水宝，由兹自出。通犀翠羽之珍，蛇珠火布之异，千名万品，并世主之所虚心。故舟舶继路，商使交属。”《南齐书·蛮夷传》，史臣曰：“至于南夷杂种，分屿建国；四方珍怪，莫此为先。藏山隐海，环宝溢目。商舶远届，委输南州。故交广富实，轫积王府。”南朝的南海贸易之盛，恐怕已非汉家盛时所能及了。

　　总观秦汉，以及魏晋南北朝时，中国的交通区域，在国内者，魏晋以后，极其破碎，已不必说。其在域外者，若分别来说，则魏晋以后，南海上的交通，或较前为盛；若整个地来说，魏晋以后，南海交通之部分的发展，是不能和汉家之四外发展相提并论的。南海交通的发展，在交通史上的意义，不在其能否代替两汉时的中外交通，而在预告另一个将要到来的时代中，南海在中外交通上，将占着怎样的地位。

　　3．都会

　　（1）

　　秦汉的都会，以咸阳、长安和洛阳为最大。战国时，咸阳在关中虽然重要，但不能为全国交通最大的中心。六国亡后，咸阳跟随秦的政治势力，地位已经骤然提高。始皇又“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宫中”，“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咸阳更为天下财富之汇。《秦始皇本纪》说：“秦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南临渭。自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屋复道周阁相属。”这种伟大的土木工程，也使咸阳成为一个大规模的都市。而驰道的开辟，也是增进咸阳交通地位的一个重要条件。

　　但咸阳不过走了十几年的红运，长安随着汉的统一，做了咸阳的替身。《汉书·地理志》说：“汉兴，立都长安，徙齐诸田，楚、昭、屈、景及诸功臣家于长陵。后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资富人，及豪杰兼并之家于诸陵。……是故五方杂厝，风俗不纯。其世家则好礼文，富人则商贾为利，豪杰则游侠通奸。濒南山，近夏阳，多阻险轻薄，易为盗贼，常为天下剧。又郡国辐辏，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列侯贵人，车服僭上，众庶放效，羞不相及。嫁娶尤崇侈靡，送死过度。”汉长安，吸收天下财富的办法，似乎比秦的咸阳还要彻底。而它的杂错不纯的风俗，正是一个巨型的都会之特殊的表征。《枚乘谏吴王书》说：“夫汉，并二十四郡，十二诸侯，方输错出，运行数千里，不绝于道……转粟西向。陆行不绝，水行满河……”（见《汉书·贾部枚路传·枚乘传》）杜笃《论都赋》说：“鸿渭之流，径入于河；大船万艘，转漕相过。东综沧海，西纲流沙，朔南暨声，诸夏是和。”（见《后汉书·文苑列传·杜笃传》）张衡《西京赋》说：“环货方至，鸟集鳞萃；鬻者兼赢，求者不匮。尔乃商贾百族，裨贩夫妇，鬻良杂苦，蚩眩边鄙。何必昏于作劳，邪赢优而足恃；彼肆人之男女，丽美奢乎许史。”又说：“郊甸之内，乡邑殷赈；五都货殖，既迁既引。商旅联槅，隐隐展展，冠带交错，方辕接轸。”长安道上运输之盛，四方奇货来长安者之多，以及长安与五都间交通之繁，都可见长安在当时交通上的特殊地位。《汉书·西域传》说：“孝武之世，……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后宫，蒲梢、龙文、鱼目、汗血之马充于黄门，巨象、狮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殊方异物，四面而至。于是广开上林，造昆明池，营千门万户之宫，立神明通天之台，兴造甲乙之帐，落以随珠和壁。天子负黼依，袭翠被；凭玉几，而处其中。设酒池肉林，以飨四夷之客。作巴俞、都卢、海中、砀极、漫衍、鱼龙、角抵之戏，以观视之。”西汉盛时，长安不只是国内最大的都会，并且在中外交通上也具有特殊的意义。它成了一个四夷宾客荟萃的所在、殊方异物聚合的场所了。

　　洛阳，在未成为汉的京都时，它在交通上地位的重要程度，似仅在长安之次。及光武即位东都，洛阳的地位遂超于长安之上。王符《潜夫论》说：

　　“今举俗舍本农，趋商贾，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巧，充盈都邑。务本者少，浮食者众，商邑翼翼，四方是极。今察洛阳资未业者，什于农夫；虚伪游手，什于末叶。

　　“昔孝文皇帝躬衣弋绨，革舄韦带。而今京师贵戚，衣服饮食，车舆庐第，奢过王制，固亦甚矣。且其徒御仆妾，皆服文组彩牒，锦绣绮纨，葛子升越，筒中女布，犀象珠玉，虎魄玳瑁，石山隐饰，金银错镂，穷极丽美，转相夸诧。其嫁娶者，车骈数里，缇帷竞追，骑奴侍童，夹毂并引，富者竞欲相过，贫者耻其不逮。一餐之从费，破终身之业。

　　“古之葬者，……桐木为棺，葛采为缄。……今者京师贵戚，必欲江南糯梓，豫章之木。边远下土，亦竞相放效。夫糯梓豫章，所出殊远；伐之高山，引之穷谷；入海乘淮，逆河沂洛；工匠雕刻，连累日月。会众而后动，多牛而后致。重且千斤，功将万夫。而东至乐浪，西达敦煌，费力伤农于万里之地。

　　“……今京师贵戚，郡县豪家，生不极养，死乃崇丧。或至金镂玉匣，糯梓梗枘，多埋珍宝偶人车马。造起大冢，广种松柏，庐舍祠堂，务崇华侈。”

　　以洛阳天然地位的优越，所凭借历史的悠久，更加之以政治上的势力，自很容易为一全国最大的都会。一个仆妾的服饰，有产自蜀郡的锦纺，有出自山东的绮纨，有来自西域南海的犀象、珠玉、虎魄、玳瑁，不过是四方交通便利时的一种现象。贵戚们爱用江南木材作棺，采自高山穷谷，经过海淮河洛，以到洛阳，更东运于乐浪，西达于敦煌。也不过是对于当时交通之一种利用。总观王符所说，洛阳的豪华，洛阳的繁荣，比着当年的长安，恐怕有过之，无不及了。

　　长安和洛阳外，汉国内各部还有各部的都会。《汉书·食货志》说王莽“于长安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长安东西市令，及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市长，皆为五均司。市称师，东市称京，西市称畿，洛阳称中。余四都各用东西南北为称，皆置交易丞五人，钱府丞一人。”这所说长安和五都，除了长安和洛阳不必说外，邯郸、临淄、宛、成都都应该是局部的都会。宛和成都，比较地后起。邯郸和临淄，则从战国初年一直到西汉末年，交通上的地位似乎都没有多大的变动。所以，在王莽时，邯郸还可称为北都，临淄称为东都，都设置司交易的专官，管理北方及东方的交易事务。汉时，关中的米不够吃，每年须由山东漕运米数百万石。临淄为齐郡郡治所在，不只是一个工商业的区域。还应该是东方农产品汇集的堆栈。因为经济价值上的关系，临淄在东方交通上的地位，或者比邯郸之在北方者，还要强固一些。

　　宛（现在的河南南阳）是汉南阳郡郡治所在，“西通武关郧关，东南受汉江淮。”据《汉书·地理志》，元始二年，宛有47547户。若以这时南阳全郡的户数和人数平均折算，宛的47500多户，应有23万～24万人，是可以和长安的人口数相比的。从人口的繁盛上，已可见宛为当时一大都会，为四邻辐辏之地，无怪王莽以之为南都了。东汉时，因南阳是光武的故乡，宛在政治上、经济上和交通上的地位，都提高不少。张衡作《南都赋》，侈言南都山川的峻大，物产的丰富，和它在汉代中兴上的重要性，都可略见东汉人对于南都的观感。赋中说：“于是，暮春之楔，元巳之辰，方轨齐轸，祓于阳濒。朱帷连网，曜野映云；男女姣服，骆驿缤纷；致饰程蛊，偠绍便娟；微眺流睇，蛾眉连卷。于是齐僮唱兮列赵女，坐南歌兮起郑舞，白鹤飞兮茧曳绪；修袖缭绕而满庭，罗袜蹑蹀而容与；翩绵绵其若绝，眩将坠而复举；翘遥迁延，蹩躠蹁跹。结九秋之增伤，怨西荆之折盘。弹筝吹笙，更为新声；寡妇悲吟，鹍鸡哀鸣；坐者悽欷，荡魂伤精。于是群士放逐，驰乎沙场；騄骥齐镳，黄间机张；足逸惊飙，镞析毫芒；俯贯鲂鱮仰落双鸽；鱼不及窜，鸟不暇翔。尔乃抚轻舟兮浮清池，乱北渚兮揭南涯；汰瀺灂兮船容裔，阳侯浇兮掩凫鷖；追水豹兮鞭蝄蜽，惮夔龙兮怖蛟螭。于是日将逮昏，乐者未荒，收驭命驾，分背回塘；车雷震而风厉，马鹿超而龙骧；夕暮言归，其乐难忘。”南都声色之娱，游观之好，至于如此之盛，这足征宛在交通上的地位已能吸收各方的财贿，而成为一个豪华的都会。

　　成都是汉蜀郡郡治所在。《史记·货殖列传》说：“巴蜀亦沃野，地饶卮，姜丹沙石铜铁竹木之器，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笮，笮马旄牛。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以所多易所鲜。”《汉书·地理志》说：“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蔬食果实之饶。……民食稻鱼，亡凶年忧，俗不愁苦，而轻易淫泆，柔弱褊厄。景武间，文翁为蜀守，教民读书法令，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贵慕权势。及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这可见成都所凭借的农产矿物之富，已足为逐利者汇聚的场市；而景武以降，人文之盛，更是一个大都会的气象。元始二年，成都有户76256，应有人口30万以上。东汉时，人口更有增进，与元始时为13与12之比。这充分表示水陆之凑的成都，为各方人民所来杂处；在经济上和交通上，都很够一个“西都”的资格。至于枸酱南传南越，引起汉天子对于西南夷的开辟；蜀布西市身毒，为中印正式交通的先声，成都在中外交通史上也应该是一个有意义的城市。

　　（2）

　　东汉末年，国内大乱，交通史上的秦汉时代已转入沦落的时期。这时，邯郸、临淄和宛的状况如何，久已不明。而旧日最大的都会，却遭遇了很大的灾害。《三国志·魏书·董卓传》说：“初平元年二月，乃徙天子（汉献帝）都长安，焚烧洛阳宫室，悉发掘陵墓，取宝物。”又说：“（李）傕等放兵略长安，老少杀之悉尽，死者狼藉。”“汜与傕转相疑，战斗长安中。傕质天子于营，烧宫殿城门，略官寺，尽收乘舆服御物置其家。”“（杨）奉、（韩）暹、（董）承乃以天子还洛阳。……天子入洛阳，宫室烧尽，街陌荒芜，百姓披荆棘，依丘墙间。……饥穷稍甚，尚书郎以下，自出樵采，或饿死墙壁间。”《晋书·食货志》说：“李傕郭汜自相攻伐于长安城中，以为战地。是时，谷一斛五十万，豆麦二十万。人相食啖，白骨盈积，残骸余肉，臭秽道路。（汉献）帝使侍御史侯汶出太仓米豆，为饥民作糜，经日颁布，而死者愈多。帝于是始疑有司盗其粮廪，乃亲于御前，自加临给。饥者人皆泣曰：今始得耳……自此，长安城中尽空，并皆四散。二三年间，关中无复行人。”这时候，长安、洛阳的景象，真是凄凉悲惨极了。此后，魏、晋、北魏建都洛阳，西魏、北周建都长安，旧日两大都会的繁荣，本应有所恢复。但长安、洛阳所受摧残过甚，元气已经大伤：人口的减少和土地的荒废，更成了循环难治之症，恢复之业，谈何容易。而且，370年中，北方变乱因仍，晋统一的局面不过二十几年，曹魏及北魏、西魏、北周，都是割据的形势。这两大都会在旧日之凭借政治力量者，这时既已远不如前，而在旧日能利用其适中的地位者，这时也失掉了它适中的条件。两汉时最大的都会在魏晋南北朝时，可以说是完全没落了。

　　成都，在汉末，距中原扰乱之区较远，比较上可说是没有遭遇什么破坏。左思《蜀都赋》说：“于是乎金城石郭，兼帀中区，既丽且崇，实号成都。辟二九之通门，尽方轨之广涂；营新宫于爽嵦，拟承明而起庐。结阳城之延阁，飞观榭乎云中；开高轩以临山，列绮窗而瞰江。内则议殿爵堂，武义虎威，宣化之闼，崇礼之闱；华阙双邈，重门洞开，金铺交映，玉题相晖。外则轨躅八达，里闬对出；比屋连甍，千庑万室。亦有甲第，当衢向术；坛宇显敞，高门纳驷；庭扣钟磐，堂抚琴瑟，匪姜匪葛，畴能是恤。亚以少城，接乎其西，市厘所会，万商之渊；列隧百重，罗肆巨千；贿货山积，纤丽星繁。都人士女，袨服靓妆，贾贸带鬻，舛错纵横；异物崛诡，奇于八方，布有橦华，面有桄榔；邛杖传节于大夏之邑，蒟酱流味于番禺之乡。舆辇杂冠，遇带混并；累毂叠踌，叛衍相倾。喧哗鼎沸，则咙聒宇宙；嚣尘张天，则埃壒曜灵。阛阓之里，伎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贝锦斐成，濯色江波；黄润比筒，籝金所过。侈侈隆富，卓郑埒名；公擅山川，货殖私庭。藏镪百万，槻兼呈；亦以财雄，翕习边城。”三国时的成都，和中国北部的交通虽为魏所截断，但它的富庶的人口，它的繁盛的商业，仍能表示它在西南方的交通上，还占着一个中心地位。这是汉代五都中，在三国时，硕果仅存的一个都会。西晋初叶，成都的景况似无大变。不久，到了惠帝的时候，益州发生变乱，巴蜀的人向宁州、荆州流徙者不下数十万家，60万～70万人，成都也就大不如以前了。

　　魏晋时，新兴的都会，在北方者有邺（现在的河南安阳），在南方者有建业（故城在今南京城之南）。邺，是魏国在代汉以前的都城。曹操曾费了很大的气力，来经营这个地方，后来曹丕即帝位，建都洛阳，邺仍是一个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极重要的都市。左思《魏都赋》说：“内则街衢辐辏，朱阙结隅；石杠飞梁，出控漳渠。疏通沟以滨路，罗青槐以荫涂，比沧浪而可濯，方步櫩而有踰。習習冠盖，莘莘蒸徒，班白不提，行旅让衢。……营客馆以周坊，饬宾侣之所集；玮丰楼之闬闳，起建安而首立。葺墙幂室，房庑杂袭；剞劂罔掇，匠斲积习，广成之传无以畴，藁街之邸不能及。廓三市而开廛，籍三逵而九达；班列肆以兼罗，设阛阓以襟带。济有无之常偏，距日中而毕会；抗旗亭之峣薛，侈所兆之博大。百隧毂系，连轸万贯；凭轼捶马，袖幕粉半。一八方而混同，极风采之异观；质剂平而交易，刀布贸而无算。财以工化，贿以商通；难得之货，此则弗容。器周用而长务，物背窳而就攻；不鬻邪而豫贾，著驯风之醇藏。白藏之藏，富有无隄；同赈大内，控引世资。賨幏积滞，琛币充轫；关石之所和钧，财赋之所底慎。”又说：“易阳壮容，卫之稚质，邯郸曬步，赵之鸣瑟。真定之梨，故安之粟；醇酎中山，流湎千日。淇洹之笋，信都之枣；雍丘之梁，清流之稻。锦绣襄邑，罗绮朝歌；绵纩房子，缣总清河。若此之属，繁富伙够，非可单究，是以抑而未罄也。”邺在邯郸的南边，洛阳的北边。邯郸、洛阳既经没落，邺地处魏国的中央，又赖着政治上的力量，于是交通发达，遂代替了旧日的邯郸和洛阳，为一时商业昌盛的都会。而且，邺的附近郡县声色之好，农工名品之富，也可以增进它在交通上的地位。南北朝时，石虎据邺，宫殿侈丽，更过于前。东魏、北齐，又在邺建都。但石虎之邺，以及东魏、北齐之邺，因其时政治上的形势不及曹魏的安定，割据的区域也不及曹魏时的广大，邺在交通上的命运恐怕也未必能如以前了。

　　建业，本称秣陵。建安十六年，孙权改称建业。昔武帝平吴，仍称秣陵。太康二年，分秣陵北为建邺，改“业”为“邺”。后又避愍帝讳，改建邺为建康。建业自为吴都，地位立见重要。左思《吴都赋》说：“于是，乐只衍而，欢饫无匮；都辇殷而，四奥来暨。水浮陆行，方舟结驷；唱櫂转毂，昧旦永日。开市朝而并纳，横阛阓而流溢；混品物而同廛，并都鄙而为一。士女贮眙，商贾骈坒；纶衣服，杂沓从萃。轻舆按辔以经隧，楼船举驭而过肆；果木辐辏而常然，致远流离与珂珬。珬贿纷纭，器用万端；金镒磊珂，珠琲阑干。桃笙象簟，韬于筒中；蕉葛升越，弱于罗纨。譅譶泶，交贸相竞，喧哗喤呷，芬葩荫映。挥袖风飘而红尘尽昏，流汗霢霂而中逵泥泞。富中之甿，货殖之选，乘时射利，财丰巨万。竟其区宇，则并疆兼巷；矜其宴居，则珠服玉馔。”三国时，建业商业的昌盛，水陆交通的发达，大概是前所未有的。晋室东渡后270年间，建业一直是南朝的首都。试观南朝皇帝的奢侈浮靡，南朝士大夫的玩弄风月，我们便知道建业在那时应该有的繁盛。《隋书·地理志》说：“丹阳（建业所属郡名）旧京所在，人物本盛，小人率多商贩，君子资于官禄。市厘列肆，埒于二京。人杂五方，故俗颇相类。”这可见，建业的繁荣，直到隋的初年，未见减落。这是魏晋南北朝时唯一的、命运最好的都会。

　　综观秦汉时代的都会，秦汉时以咸阳、长安或洛阳为全国最大的交通中心，显然表示这时候全国交通系统的重心是在黄河流域。魏晋以降，邺和建业同时并兴，成了南北对抗的形势。无论邺或建业，固都不能代替汉家的两京，但建业在南北朝时交通上的重要，实在也在预告一个将要来到的新时代中，长江流域将不能再被置于交通系统中之不重要的地位了。

　　4．道路和河渠

　　（1）

　　秦汉的交通建设，在道路和河渠方面，以及馆舍邮驿，都很注意。道路之开辟者，有驰道，通西南夷道，通南越道，褒斜道，回中道，子午道，飞狐道，马援所刊道和峤道。

　　驰道，是秦始皇二十七年开始修筑的。驰道所采的路线，都是按最近的距离规定的，没有什么迂回曲折的地方，所以又叫作直道。驰道的通达区域，据贾山说，是“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驰道的建筑，是“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驰道路线之长，宽度之阔，取道之近，建筑之坚实侈丽，真是一个前古无匹的大工程。

　　秦汉间的乱离，秦的驰道似乎并没有被完全破坏。汉初，中国未定时，驰道所经的地方，在军事上很能表现一种相当的价值。《史记》记周勃事，说他“从高帝击反者燕王臧荼，破之易下。所将卒，当驰道为多”。这大概就是从“当驰道”一点上，企图说明周勃在这次战没中地位之重要的。这也可以反映出驰道所经，必定都是紧要之所，而驰道在交通上的意义可以想见。

　　不过，可惜得很，这样好的一条大干路，在秦时，似乎就不是为一般人用的。汉时更显然为皇帝的御道，不准旁人随便行走。《汉书·蒯伍江息夫传·江充传》说：“充出，逢馆陶长公主行驰道中。充呵问之。公主曰：有太后诏。充曰：独公主得行，车骑皆不得。尽劾没入官。后充从上甘泉，逢太子家使，乘车马行驰道中，充以属吏。”又《翟方进传》说：“方进从上甘泉，行驰道中。司隶校尉陈庆劫奏方进，没入车马。”原来，按照汉《令乙》的规定：“骑乘车马行驰道中，已论者没入车马被具。”江充和陈庆正是按照律令办事的，这也可见驰道应用范围之狭了。

　　通西南夷道，开始于秦，而汉武帝继之。《史记·西南夷列传》说：“秦时，常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所谓“略通五尺道”，是就原来五尺宽的路，更加开宽，它经由的路线不能详考。汉武帝经营西南夷，开通两条路。一条是夜郎道，由僰道，指牂牁江，以通临江的夜邓。一条是灵山道，自牂牁灵山，架桥于孙水，以通邛莋。《史记·平准书》说：“唐蒙司马相如开道西南夷，凿山通道，作者数万人。千里负担馈粮，率十余钟致一石。散币于邛僰以集之。数岁，道不通，蛮夷因以数攻。吏发兵诛之，悉巴蜀租赋不足以更之。”这两条路的开辟，真是艰难的大工程，消耗不少的人力和财力。

　　通南越道，也开于秦时，《史记·南越列传》：“南海尉任嚣病且死，召龙川令赵佗语曰……吾恐盗兵侵地至此。吾欲兴兵绝新道。”这表明秦时，曾开有通南越的道路。又说：“嚣死，佗即移檄告横浦阳山湟谿关曰：盗兵且至，急绝道，聚兵自守。”这是通南越道取道于横浦（今湖南桂阳），秦末，这条路绝后，汉高祖十一年复通。

　　褒斜道，是汉武帝时凿。《史记·河渠书》说：“有人上书，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张汤。汤问其事，因言：‘抵蜀从故道，故道多阪，回远。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从南阳，上沔入褒，褒之绝水，至斜，间百余里，以车转，从斜下，下渭。如此，汉中之谷可致，山东从沔无限，便于砥柱之漕。且褒斜材木竹箭之饶，拟于巴蜀。’天子以为然，拜汤子印为汉中守，发数万人，作褒斜道五百余里。道果近便，而水湍石，不可漕。”这条路修成后，虽说因为褒斜水的关系，不能按着原计划作水陆连运，但长安、南郑之间节省400里路，褒斜道的贡献也就可观了。褒，是褒谷，在今陕西褒城。斜，是斜谷，急斜谷，在今陕西郡县。首尾约700里。但《史记·高祖本纪》说：“张良辞归韩，汉王送至褒中，因说汉王烧绝栈道，以备诸侯盗兵，亦示项羽无东意。”《后汉书·孝顺孝冲孝质帝纪》说：“（延光四年）诏益州刺史，罢子午道，通褒斜路。”依此，则褒斜之间，在汉建国之前已有栈道的设备，武帝开通这条路后似又经相当时期的废弃了。

　　回中道，汉武帝元封四年（公元前114年）开。《汉书·武帝纪》：“（元封）四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畴，通回中道遂北出萧关。”

　　子午道，是王莽开。《汉书·王莽传》说：“莽以皇后有子孙瑞，通子午道。子午道，从杜陵，直绝南山，径汉中。”杜陵在长安附近。汉中，现在的汉中；南山，是终南山。所谓“直绝南山”，也少不了许多开凿山路的工程。

　　飞狐道，汉光武帝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开。《后汉书·铫期王霸祭遵列传·王霸传》：“诏霸将弛刑徒六千余人，与杜茂治飞狐道，堆石布土，筑起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余里。”

　　马援所刊道，汉光武帝十七年（公元41年）开。《后汉书·马援列传》：“于是玺书拜援伏波将军。……督楼船将军段志等，南击交趾。军至合浦，而志病卒，诏援并将其兵。逐缘海而进，随山勘道千余里。”

　　零陵桂阳峤道，汉章帝建初八年（公元83年）开。《后汉书·朱冯虞郑周列传·郑弘传》：“弘奏开零陵桂阳峤道，于是夷通，至今遂为常路。”

　　（2）

　　汉时，河渠之开辟及修治者甚多，最有名的，是渭渠、阳渠和汴渠。

　　渭渠，是武帝元光六年开凿。这个渠凿成后，可以节省关东长安间运输时间的一半，并且还可以省许多转运的人。《史记·河渠书》：“是时，郑当时为大农，言曰：‘异时，关东漕粟，从渭中上，度六月而罢。而漕水道，九百余里，时有难处。引渭穿渠，起长安，并南山下，至河三百余里。径易漕，度可令三月罢。而渠下民田万余顷，又可得久溉田。此损漕省卒，而益肥关中之地得谷。’天子以为然，令齐人水工徐伯表，悉发卒数万人，穿漕渠。三岁而通，通以漕，大便利。其后，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颇得以溉田矣。”

　　阳渠，是光武帝建武二十四年开凿。《后汉书·张曹郑列传·张纯传》说：“上穿阳渠，引洛水为漕，百姓得具利。”刘昭注：“阳渠，在洛阳城南。”这个渠的规模，似不及渭渠、白渠者大。

　　汴渠，是汉明帝永平十二年修。《后汉书·显宗孝明帝纪》：“（永平十二年）遣将作谒者王吴修汴渠，自荥阳至于千乘海口，千余里。十三年夏，四月，汴渠成。辛巳，行幸荥阳巡行河渠。”汴渠即茛荡渠，是鸿沟的一部分。

　　（3）

　　魏晋南北朝时，道路之开辟无闻；而河渠之开凿，如平虏渠、泉州渠，胡质所开青徐诸渠，则在魏时很是不少。其间规模较大者，有贾侯渠和邓艾所开的渠。

　　贾侯渠，是魏文帝时贾逵开凿。《三国志·魏书·贾逵传》说：“通运渠二百余里，所谓贾侯渠者也。”这时，贾逵是豫州刺史，渠应在豫州境内。

　　邓艾所开各渠，约在魏正始年间。《晋书·食货志》说：“艾以为田良水少，不足以尽地利，宜开河渠，可以大积军粮，又通运漕之道。乃著《济河论》，以喻其旨。……宣帝善之，皆如艾计施行。遂北临淮水，自钟离而南，横石以西，尽泚水，四百余里。五里置一营，营六十人。且佃且守。兼修广淮阳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颖大冶诸陂。于颖南颖北，穿渠三百余里，溉田二万顷，淮南淮北皆相连接。自寿春到京师（即洛阳），农官兵田鸡犬之声，阡陌相属。每东南有事，大军出征，冷舟而下，达于江淮。”这个300余里的长渠，连接颖、淮南北，可以说是渭渠以后的第一个大渠了。此渠以后，历晋南北朝，都无可以相仿的工程出现。

　　（4）

　　秦汉时，对于河渠，都设有都水长丞。依《汉书·百官公卿表》所举，汉的都水很多，从太常、大司农、少府、水衡都尉，以及三辅与诸郡国，莫不设有都水。汉东迁后，省都水，置河堤谒者。魏因之。武帝时，置都水使者。宋与晋同。梁初，称都水使者为都水台使者，后改为太舟卿。北魏有河堤谒者。北齐有都水台，而尚书省内设有水部。从这种水官制度的沿革上，我们也可以看出西汉时对于河渠之特别注意。东汉以后，就差得多了。

　　5．馆舍和邮驿

　　（1）

　　秦汉的馆舍和邮驿，可分为亭、邮、驿、传，分别述之。

　　亭，是供旅客止宿的地方。《风俗通》说：“汉家因秦，大率十里一亭。亭，留也，今语有亭留，亭待，盖行旅宿食之所馆也。”《释名》说：“亭，停也，人所停集也。”这都可证，供客止宿是亭的主要任务。《后汉书·蔡邕列传》注引张隧《文士传》说：“邕告吴人曰：吾昔尝经会稽高迁亭，见屋椽竹，东间第十六，可以为笛。”大概邕在高迁亭止宿，所以能够运用他的特别的鉴别力，仔细审察亭中的竹椽。

　　汉时的亭，似平民和贵族共用。《东观汉记》说：“赵孝父为田禾将军。孝尝从长安来，欲止亭。亭长难之，言有贵客过，扫洒不欲秽汗地。良久，乃听止。”《御览》卷194引谢承《后汉书》说：“仓梧广信女子苏娥行，宿鹊巢亭。为亭长龚寿所杀，及婢，致富。取财物，埋置楼下。”这都可见留亭的旅客，没有贵族和平民的限制，和先秦时代的官立馆舍不尽相同。若依谢承所记，则我们更可知亭的建筑是楼的形式，而汉时女子旅行，也是在亭中止宿的。

　　亭的设立，相互间的距离不等，而以十里为原则。

　　（2）

　　邮，是传书的机关。《后汉书·郭符许列传·郭泰传》注，引《说文》：“邮，境上传书舍也。”又《杨震传》说：“谪震诸子，代邮行书。”这都可见汉时邮的用处。《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京房传》说：“去至新丰，因邮上封事。”《后汉书·光武帝纪》说：“无遣及因邮奏。”这又可见，汉时的邮有传书的完全责任，发书人固不必去，也不必派人去；邮的应用，不限于郡县各行政组织间的普通文书，上封事或奏疏也都是可以利用邮的。

　　邮，也可以供人止宿。《汉书·循吏传·黄霸传》说：“吏出不敢舍邮亭则邮之可舍”，可知。

　　邮的设置，较亭为密。《汉官旧仪》说：“五里一邮，邮人居间。相去二里半。”所谓“五里一邮”大概也是和“十里一亭”一样，是一个原则上的数目，有时是不免视环境需要的程度，而有所增减的。所谓“邮人居间，相去二里半”，大概是说邮人居在这个邮区的中间，和四邻的邮区，相去各有二里半。

　　汉人重邮，与亭相似。《汉书·薛宣朱博传》说：“始惠（薛宣之子）为彭城令，宣从临淮，迁至陈留。过其县，桥梁邮亭不修，宣心知其不能。”这是汉人以一县的邮亭是否修治，便可据以观一县之政了。

　　（3）

　　驿，也是一种传达消息的设备，和邮相似。《后汉书·袁张韩周列传·袁安传》说，安“初为县功曹，奉檄诣从事。从事因安致书于令。安曰：公事自有邮驿。私请则非功曹所受。”这可见在传达文书之一点上，驿与邮同，故安并称之。《续汉书·百官志》记载，太尉下有法曹，“主邮驿科程事”，则邮驿在行政系统上，也是属于一个部门。

　　驿和邮的不同，是在传书的方法上。邮有邮人，可以负完全传寄的责任；驿则只供给传书者以交通的工具，传书人仍须由发书人派遣专使。因为有这点不同，所以驿有时也可利用到别的方面去。《汉书·张冯汲郑传·郑当时传》说，当时“常置驿马长安诸郊，请谢宾客，夜以继日，至明旦，常恐不遍”。《后汉书·兴武十王列传·东海恭王疆传》说：“显宗遣中常侍钩盾，令将太医，乘驿视疾。”这都可见驿在传书以外的利用。

　　驿的交通工具，以用马为原则。《周礼·秋官》行人注引汉律：“乘传骑驿而使。”

　　驿有驿卒，每30里设1处。《续汉书·舆服志》说：“驿马三十里一置。卒皆赤帻绛鞲云。”

　　汉时，除公家置驿外，也有私家的驿。

　　魏晋以下，邮驿制度似均存在。但《续汉书·百官志》注：“东晋犹有邮驿，共置，承受傍郡县文书。有邮，有驿，行传以相符。县置屋二区，有承驿吏，皆条所受书，每月吉，上州郡。”东晋时，邮驿的设置，尤其是邮的设置，已较前大为减少了。东晋以后，这种制度纵仍存在，恐怕效力也很小了。

　　（4）

　　汉时的传，是用车，所以供政府官吏或特许之人因公乘坐。其作用和驿不同，而制度和驿相类，都是在一定的距离，供给交通工具的改换，以利旅行的速度。

　　传有四种。《汉书·高帝纪》注，如淳引汉律：“四马高足为置传，四马中足为驰传，四马下足为乘传，一马二马为轺传。”在这四种传中，乘传的应用似最普遍。

　　用传的办法，汉律有一定的规定。《汉书·平帝纪》注，如淳曰：“律，诸当乘传者，及发驾置传者，皆持尺五寸木传信，封以御史大夫印章。其乘传者，叁封之。叁，三也。有期会，累封两端，端各两封，凡四封。乘置、驰传者，五封之；两端各二，中央一也。轺传，两马再封之，一马一封也。”这表示用传须持传信，而因所用传的种类不同，传信上封印的情形也是不同的。

　　置传和置驿的地方，是在一起的。专门的名字，叫作置。《汉书·文帝纪》：“太仆见马遗财足，余皆以给传置。”师古曰：“置者，置传驿之所，因名置也。”我们已知道驿是：30里1置，现又知道驿传共置，则传也是30里1置了。

　　传的费用，比驿的费用大。汉东迁后，传颇省略。魏晋以下，用传者恐怕很少了。

　　6．交通工具

　　（1）

　　秦汉及魏晋南北朝时的交通工具，大体上仍为舟车牛马。

　　舟之异于前者，大者有楼船，快者有舸。《史记·平准书》说，汉武帝“治楼船，高十余丈，旗帜加其上，甚壮”。又说：“因南方楼船卒二十余万人，击南越。”这可见西汉中叶已有很大的楼船，并且南方的楼船也已有了很大的数量。《晋书·王濬传》说：“濬乃作大舰连舡，方百二十步，受二千余人。以木为城，起楼橹，开四出门。其上皆得驰马来往。”这比汉武帝所特制的船，恐怕还要大。《御览》卷770引《江表传》说：“孙权名舸为马，言飞驰如马之走陆地也。”又引王隐《晋书》“顾荣征侍中见王路塞绝，便乘舡而还。过下邳，遂解舫为单舸，一日一夜行五六百里，乃得免”。这也可见魏晋时，舸行之速。

　　楼船与舸，非一般常用之舟。舟之常用者，在三国时舱容500斛者就算大舟。《魏书·食货志》说：“造船一艘，计举七百石。”则在南北朝时，运输之舟似较三国时还要大些。

　　（2）

　　车之异于前者，《续汉书·舆服志》《晋书·舆服志》和《宋书·礼志》记之甚详。其中，可述者，有辒辌，有辎。辒辌驾马，辎驾马或牛，都是四面有屏蔽，可以坐卧的车。《说文》说：“辒，卧车也。”“辌，卧车也。”《史记·秦始皇本纪》说：“始皇崩于沙丘平台。丞相斯为上崩在外，恐诸公子及天下有变，乃秘之，不发丧。棺载辒辌车中，故幸宦者三乘。所至上食，百官奏事如故，宦者辄从辒辌车中可其奏事。”《汉书·霍光金日传》说：“载光尸柩以辒辌车。”《光传》注，《盂康》曰：“如衣车，有窗牖，闭之则温，开之则凉，故名之辒辌车也。”《宋书·礼志》说：“汉制，大行载辒辌车，四轮。”辒辌车的形制一定很大，也很舒适。依《秦始皇本纪》所说，它一定是始皇日常所服用，后来却变成一种丧车了。《说文》：“辎，衣车也。”《释名》：“辎车，载辎重，卧息其中之车也。”“，屏也。四周所屏蔽也。”《续汉书·舆服志》：“太皇太后，皇太后，……非法驾则乘紫罽尺。”“长公主赤罽车。大贵人、贵人、公主、王妃、封君、油画车。……公，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夫人……得乘漆布辎。”辎也一定是极舒适的车，为汉时贵妇人所乘坐的。辒辌之制，魏晋及南朝，沿用不改。辎，到魏晋时，就不被重视了。

　　东汉时，有用鹿车者，各史志不载，不知所由始。《后汉书·列女传》说，鲍宣妻“著短布裳，与宣共挽鹿车”。《三国志·魏书·司马芝传》也说：“以鹿车推载。”鹿车大概是一种极简陋的车，或者就是后世的小车所由起，也不可知。但鹿车之名，不知何所取义。

　　此外，东汉张衡创指南车，宋有记里车，名虽称车，而作用和车不同。三国时，诸葛亮制木牛流马，名为牛马，却可认作车类。

　　（3）

　　马，或驾车，或单骑，在秦汉时已非常普遍。《史记·平准书》记汉武初年长安的情形，说：“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摈而不得聚会。”这可见西汉盛时马之繁殖，及用马的普遍之一斑了。

　　牛，秦及汉初贵族皆不服用。汉武帝时，渐有用以驾车者。《晋书·舆服志》说：“古之贵者，不乘牛车。汉武帝推恩之末，诸侯贫弱者至乘牛车。其后，稍见贵之。自灵献以来，天子至士，遂以为常乘。至尊出朝堂举哀，乘之。”

　　马牛外，晋时更有用象、用羊驾车者。但这种事情，毕竟很少见，不能算是日常服用的交通工具。橐驼、骡驴，作为负载之用者，视战国时为盛。汉之西北边上，当产此类动物不少。晋惠怀后，胡人乱华，这两种动物的利用，在中国北部更当有很大的发展。 蓝星，夏国。

　　肿瘤科病房，弥漫着医院独有的消毒水味道。病房是单人间，设施俱全，温馨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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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对于孑然一身的路遥来讲，却是无人问津的等死之地。

　　他是癌症晚期，靠着意志力撑到现在，但也只是多受几天罪罢了。

　　此刻，路遥躺在病床上，怔怔望着床头柜上的水杯，想喝口水。

　　可他拼尽全力却无法让身体离开病床。剧痛和衰弱，让这原本无比简单的事情成了奢望。

　　这时，一道幸灾乐祸的声音响起：“表哥~你真是狼狈呢。连喝口水都得指望别人施舍。”

　　一位英俊的年轻男子悠闲坐在病床前，翘着二郎腿，眼睛笑成一道缝。

　　“你求求我，我给你喝口水如何？”

　　路遥面无表情，一言不发。自从失去了自理能力，一帮亲戚的嘴脸已经见多了，不差这一个。

　　男子起身，将水杯拿在手里递过来，“表哥别生气，我开玩笑的，你对我这么好，喂你口水还是能办到的。”

　　说完话，他将水杯里的水，缓缓倒在路遥苍白消瘦的脸上。

　　被呛到，路遥无力的咳嗽几声，好在少量的水流过嗓子，让他有了几丝说话的力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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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鑫，为什么？我从未得罪过你。你去星盟国留学，还是我资助的！”

　　张鑫将水杯放下，不紧不慢的说：“谁让你这么古板呢，只是运点感冒药罢了，又不犯法，你非得千方百计的拦着。”

　　路遥脸上闪过一丝了然之色，道：“张鑫你这垃圾，狗改不了吃屎。将感冒药运到国外提炼毒品……咳咳……”

　　张鑫理了下领带，笑道：“你别血口喷人啊，我可是国际知名企业家。这次回国，‘省招商引资局’还打电话欢迎我呢~”

　　路遥叹了口气，现在的自己什么都做不了，索性闭上眼睛不再说话，安静等待死亡的到来。

　　但张鑫却不想让眼前饱受病痛折磨、即将离世的表兄走好。他附身靠近，悄悄说道：琇書蛧

　　“表哥啊~其实呢，我这次回国主要就是见你一面，告诉你一声——你的癌，是我弄出来的~”

　　路遥陡然挣开眼，“你说什么！”

　　张鑫笑眯眯的掏出个铅盒打开，里面是件古怪的三角形饰物，仅有巴掌大小，中间是只眼睛似的图案，一看就很有年代感。

　　“眼熟吧？这是我亲手送你的，货真价实的古董。我在里面掺了点放射性物质，长期接触就会变成你现在这副鬼样子。”

　　路遥马上认出来，这是自己很喜欢的一件古物，天天摆在书桌上，时不时的把玩，没想到却是要人命的东西！

　　他伸出枯枝似的手臂，死死的抓住眼前人的胳膊！“你……”

　　“别激动~表哥，我西装很贵的。”张鑫轻松拿掉路遥的手，小心的捏起铅盒，将放射性饰物塞进他怀里。

　　“我赶飞机，得先走一步。你好好留着这个当做纪念吧，有机会再去你的坟头蹦迪~”

　　说完话，张鑫从容起身离开。临走前，还回头俏皮的眨眨眼。他原本就男生女相，此时的神态动作居然有些娇媚。

　　保镖很有眼力劲，赶紧打开病房门。同时用无线耳麦联络同事，提前发动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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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遥只能无力的瘫在床上，浑身皆是钻心剜骨般的剧痛，还有无穷悔恨、不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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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很快，剧痛渐渐消失，只剩麻木，路遥隐约听到过世的双亲在喊他。

　　就在路遥的身体越来越飘，即将失去意识时，胸口突然阵阵发烫，将他惊醒。

　　从怀中摸出那三角形饰物，发现这玩意变得滚烫无比，还在缓缓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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