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选官制度
官吏的选拔，史书称之为“选举”。
“春秋”以前的官吏，主要通过“世卿世禄”产生。“战国”的官吏选举，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世卿世禄”制逐渐被淘汰了。秦在统一前，“仕进之途，唯辟田与胜敌而已”，而其中的主要途径是胜敌。秦统一后，仕进之途应主要出于军功。到了汉代，在秦的基础上，仕进建立和发展成了一整套的选举统治人才的制度，这是为了适应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统治的需要而规定的制度。这一整套的制度，包括察举、皇帝征召、公府与州郡辟除、大臣举荐、考试、任子、纳资及其他多种方式，不拘一格，并可交互使用。汉代统治者，正是通过这多种方式，才选拔出了不少对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发展起了一定作用的优秀人才。正因如此，汉代在我国封建社会中，才能占有相当重要的历史地位。
选官的方式一：察举
察举也就是选举。这种选举是由下至上的一种推选人才为官的制度。这种制度，在秦汉以前，只不过是在选举下级官吏时使用的。到了秦朝，已经比较广泛地使用了。当时，韩信“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这其中的“任”，当作“保举”。当时的许多记载，都说明了秦比较普遍地实行了推举人才的制度。
汉高帝刘邦刚称帝不久，于十一年（公元前196年），下诏求贤，按照推举人才的制度，求贤对象是具有治国才能的“贤士大夫”，要求登记他们的品行、仪表和年龄；惠帝、高后时，都曾诏举“孝悌力田”，使其为民表率；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十五年（公元前165年）分别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汉初时，晁错就是通过十五年的那次诏举，才入朝为官的，此后也才成为著名的政论家。到汉武帝时代，汉代察举成为一种比较完备的选官制度。
汉代察举的标准，“四科取士”：一为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为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为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按章覆问，文中御史；四为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皆有孝悌廉公之行。“四科取士”约起于西汉，下迄东汉，未改。那时单举其中的一、二科，或全举四科，均需诏令，才可临时规定。察举的标准，貌似四科，但察举的具体科目繁多，主要有孝廉、茂才、贤良方正、文学（通常指经学）以及明经、明法、尤异、治剧、兵法、阴阳灾异等临时规定的特殊科目。这些都是功名，有了功名，便可实授官职。
当时，察举的主要科目如下：
①孝廉。孝廉即孝子廉吏。
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这是举孝廉的开始，本为举孝察廉二科，即举孝子和廉吏各一人。然而在后来的通常情况下，“孝”与“廉”往往连称，而混同为一科了。武帝初次诏举孝廉，由于汉承秦法，举人失当者有罪，所以各郡国对察举孝廉并不积极，“或至阖郡而不荐一人”。所以，武帝在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又下了一道“郡国必须举人”的诏书，“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自此，举孝廉也就形成了制度，并且严格地贯彻执行。这项察举孝廉的制度，郡国每年都要向朝廷推荐人才，孝廉一科也就成为入仕的正途，举孝廉也就成了一种政治待遇和权力。
当时，各郡国的人口数不均，多则50万～60万，少则不过20万，但所举孝廉名额却是相同的，事实上并不均等。由于名额的多少，关系到郡国的被举者，也就关系到了举人的2000石郡国守相，因为孝廉既成入仕正途，举孝廉也就成了一种政治待遇和权力。名额不均，其结果也就会引起异议。为此，至东汉和帝永元之际，就改为以人口为标准，有20万人的，每年举孝廉一人；不足20万人的，每两年就举孝廉1人；不满10万人的，每三年就举孝廉1人。和帝对于边郡少数民族杂居地区，又实行了优宽政策，规定“缘边郡口十万以上岁举孝廉一人；不满十万，二岁举一人；五万以下，三岁举一人。”这样限定期限和名额，就可使察举孝廉有制度的保证。当然，也不免会有滥竽充数的现象。
在汉代，从被举者的资历来看，大多为州郡属吏或通晓经书的儒生。从任用的情况来看，在中央的则以郎署为主，再迁为尚书、侍御史、侍中、中郎将等官；在地方的则为令、长、丞，再迁为太守、刺史。在汉代，可见孝廉一科，实乃清流之目，为官吏进身的正途。自汉武帝至东汉，一些所谓名公巨卿，有不少是出自孝廉，这对于汉代的政治影响，是相当大的。
②茂材。茂材就是西汉的秀才。东汉时，避光武帝刘秀讳改为茂材，或写作茂才，与孝廉同为两汉重要的察举科目。察举茂材亦始于汉武帝。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名臣文武欲尽，诏曰：‘……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这便是举茂材的开始。宣帝、元帝时，也都有察举茂材的不同诏令。这个时期所举的茂材多为现任官吏，而且是属于特举，与孝廉岁举的情况不同。东汉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诏书：“三公举茂才各一人，……光禄发举茂才四行各一人，……监察御史、司隶、州牧岁举茂才各一人。”此后，茂材也和孝廉一样，变成了每年一举。孝廉属于郡举，而茂材则是州举，因此茂材的数目相对较少。据上引诏书，三公举三人，十三部刺史举十三人，总计不过十六人；再加上光禄、监察御史所举，亦不过二十人左右。那时茂材的出路多为地方县令，而孝廉则多为郎官。东汉官制，县令是1000石官，郎官最高不过600石，可见茂材为重用。名额少而得重任用，这是茂材比孝廉的可贵之处，也是两者的不同之处。汉代被察举为孝廉、茂材的，先举孝廉，后举茂材，这也可见茂材比孝廉为高。
③贤良方正。自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始，其后两汉诸帝，基本上都颁布过察举贤良方正的诏令，依诏令规定，守相严格察举。诏举贤良方正，常连言能直言极谏者，其目的是广开直言之路。当时，流行着一种风俗，即灾异是上天对人间帝王的谴告，一旦天降灾异，人间帝王就要下罪己诏，征求人间之意，以匡正过失。文帝二年的诏举，就是出现了日食的缘故，在出现日食之后诏举贤良方正。在汉代，也有几次不言贤良方正，而单举直言者。东汉安帝永初元年（107年）、五年（111年）两次诏举贤良方正，均曾连言“有道术之士”，建光元年（121年）又诏令举“有道之士”。自此，“有道”也成了东汉察举的一科。
④文学。文学即经学，同样始举于文帝。因文学与贤良相近，故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年）诏举贤良，在《汉书·晁错传》中就连称贤良文学。此后贤良文学的连称，多见于史籍。察举文学正式见于皇帝诏令，始于昭帝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汉书·昭帝纪》：“其令三辅、太常举贤良各二人，郡国文学高第各一人。”这里的贤良与文学区分很明显。贤良、文学、有道之士，是汉代选拔官吏的重要科目和途径，如晁错、董仲舒、公孙弘、严助等就是出于此科。但要指出的一点是不论贤良方正，或是文学、有道，都和孝廉、茂材不同，前者均为特举或特科，而后者则为岁举或常科。
在这里，应指出东汉灵帝置鸿都门文学，其流品颇杂。此鸿都门文学，与选拔治国人才的贤良、文学的察举，并不相同，是专门培养书画辞赋的学校而已。
⑤其他特科。除贤良、文学等科目之外，还有偶尔一举或数举的其他特科，尚有多种：
明经。明经就是通晓经学。自汉武帝尊崇儒学，明经也成为察举入仕的途径。在西汉，有些人或以明经为博士，或以明经为郎官。如韦贤、韦玄成父子，张禹、翟方进等人更以明经先后历位丞相。当时有句谚语：“遗子黄金满籝，不如教子一经”。
明法。明法就是通晓法律。汉朝治国的传统制度是儒法并用。因此在选官时，除了重视儒生外，也把明晓律令文法者作为察举的科目之一。两汉以明法被举者多出于司法部门的官吏。由于在断狱中显露了明习法令的才能，故得受举而升迁。
尤异。汉代官吏治绩突出者称“尤异”，其中治绩最好者称“第一”。察举尤异是从现任官吏中选拔人才，使其担任更高级职务的一个科目，此乃忠于职守的官吏的一种鼓励形式。
治剧。两汉郡县，因治理难易而有剧、平之分。能治剧，即能治理老大难的郡县。汉代统治者为鼓励能治剧者，亦列为察举一科。能治剧者，一般多任为县令或郡守。
勇猛知兵法。汉代察举勇猛知兵法，始于成帝。其后哀帝建平四年（公元前3年）、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以至东汉安帝、顺帝、桓帝、灵帝均有诏令察举。举勇猛知兵法，多在两汉后期“灾变不息、盗贼众多”之时，此乃镇压农民起义，以维护封建统治的一项应需措施。
阴阳灾异。自董仲舒天人感应说流行以后，汉代君臣大都相信阴阳灾异与国家政治有密切关系。察举明阴阳灾异之土，诏举明习他们，也是在社会危机之时。统治者在危机面前束手无策，无能为之，也只能求助迷信。
以上察举科目之外，还有一些临时的选官方式。如诏举可充博士位者，诏举能浚川疏河者，诏举太常，诏举大司马等。两汉时规模最大的一次诏举，是在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王莽执政时，《汉书·平帝纪》载其事云：征天下通知逸经、古记、天文、历算、钟律、小学、史篇、方术、《本草》及以《五经》《论语》《孝经》《尔雅》教授者，在所为驾一封轺传，遣诣京师，至者数千人。这是一次内容广泛、规模宏大的察举，与王莽收拢人心密切相关。但人数过多、靡费太甚，并非当时财力所能及，故东汉以后不再举行。
选官方式二：征辟
征辟，主要有皇帝征聘与公府、州郡辟除两种方式，是一种自上而下选拔官吏的制度。
①皇帝征聘。皇帝征聘，可分特征与聘召两种方式，选拔有名望的品学兼优者，或备顾问，或委任政事。秦孝公时，公开下令求贤，属征聘性质。秦始皇时，叔孙通以文学征，王次仲以变仓颉旧文为隶书征，皆属征召性质。汉代时，汉高帝十一年（公元前196年）求贤诏，也是继承了这一方式。此后，自西汉武帝至东汉，相沿成例。那时，德高望重的老年学者，特予优待。汉代这种例子很多，皆为朝廷特征。凡受朝廷特征之士自然要有许多特殊优待。而一般被征用之士赴朝廷就职，皆须自备车马费用。有时也特诏令县次传舍供给酒食，并及从者，沿途地方官须迎送招待。皇帝征聘，为汉代最尊荣的仕途，征君去就自由，朝廷虽可督促，如坚不应命，亦不能强制；且于既征之后，地位也不同于一般臣僚，大都待以宾礼。
②公府与州郡辟除。辟除是高级官员任用属吏的一种制度。汉代辟除官吏，一种是三公府辟除，试用之后，由公府高第或由公卿荐举与察举，可出补朝廷官或外长州郡，故公府掾属官位虽低，却易于显达；另一种是州郡辟除，由州郡佐吏，因资历、功劳，或试用之后，以有才能被荐举或被察举，亦可升任朝廷官吏或任地方长吏。公府辟除，两汉公府自丞相（司徒）、御史大夫（司空）、太尉（司马）、大将军以至诸卿如光禄勋、太常等，皆可自辟掾属。有时皇帝也敕令公府辟召。公府辟除，就权力而论，以西汉丞相最大，如汉武帝时，丞相除有权置吏外，还可大开客馆以招贤士。但就辟除之风来说，东汉较西汉为盛。公府既辟之后，除主官可直接向朝廷推荐之外，又得依诏令所定科目察举。公府辟除，实为汉代（特别是东汉）选官入仕的重要途径。州郡辟除，西汉武帝时设立十三部州，州刺史纯为监察官，以六条巡察郡国，用人权限很小，法令仅规定“得择所部二千石卒史与从事”而已。西汉末，刺史逐渐干预地方行政，组织扩大，掾属亦随之增多。至东汉，刺史既成为地方高级行政长官，州之掾史均由其自行辟除，用人权限自然大增。
郡守辟除掾属，西汉时就已成为通制，甚至诸曹设置，太守亦可酌加变更。至于自除诸曹掾史，更是多见。州郡辟除，实为汉代选官的又一条重要途径。在州郡辟除的掾史中，不少人成了朝廷或郡国大吏。公府与州郡既有自行选官之权，而被辟除的属吏又不为朝廷命官，故去留亦可以自便。如不应辟，也不能加以强迫；否则，要受到舆论的非议。尤其是州郡辟召是当时比较自由的仕宦途径，而且既辟除之后，主官即当加以重用；否则，气节志行之士就要辞去。另一方面，公卿牧守既可自行辟除，他们为了发展个人势力，皆争相以此笼络士人；而士人为了做官，也不得不依托权门。这样便发展成为一种私恩的结合。西汉时被辟除者犹为国家官吏，到东汉则实际上成了主官的私属。于是朝廷集权力量遭到分割，地方割据势力得到发展，东汉末年四分五裂的局面，与用人之权转移到私人手中有很大关系。
选官方式三：考试
两汉的察举与考试，相辅而行，相互为用。察举加考试，这是汉代选官制度中的两个重要步骤。察举之后，是否选得其人，还需要经过考试，而后始能量才录用。因此，无论是郡国岁举的孝廉，还是诏令特举的贤良、文学，到朝廷之后，均须考试。另外，公府与州郡辟除之士、三署郎官以及博士弟子，也要依诏令规定进行考试。考试的内容，诸生试经学，文吏试章奏。考试的方法，有对策和射策二种。对策就是命题考试；射策就是抽签考试。对策多用于考试举士，射策多用于考试博士弟子。
①皇帝策试。凡属诏令特举之士，皇帝往往亲加策试。如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年）诏举的贤良能直言极谏者，文帝就亲自进行策试。至武帝时，则“受策察问，咸以书对”，当时称为对策，皇帝亲览其策，而第其高下。被举者的对策，如引起皇帝的特别注意，有的甚至还要反复进行二三次。两汉的察举诏令中，“朕将亲览”之常句，这表示皇帝对于举贤和选官的重视。对策的地点，或在太常寺，或在公车，或在白虎殿，均为临时指定。
②公府考试。郡国岁举的孝廉、茂材，到京以后，也要依其科目与被举人的学艺，由公府分别加以考试。孝廉的考试内容，据《后汉书·左黄周列传·左雄传》说“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公府辟召之士，西汉至东汉初，通常由公府主官负责荐举，或依诏令所定科目，选出高第以贡朝廷。但东汉中叶以后，由于公府辟召不慎，过限未除，清浊混淆，良莠不齐。左雄为尚书令，为革除其弊，乃奏请举吏皆先试之公府，又复试之于端门。左雄所创立的复试制度，虽遭顽固派的反对，但基本固定下来了。这对于防止营私舞弊、择优选拔人才，仍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法。
③博士弟子课试。自武帝立五经博士，置博士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博士弟子通过考试而补吏，遂成为定制。武帝时，设甲、乙二科，宣帝时又增加丙科。甲、乙、丙三科依次分难易，射策者量力取策。一般说来，甲科是热门科，中后可除为郎。岁课以外，统治机构如果等待用人，也可临时择优充任。东汉沿甲、乙科射策之制，但随着弟子员数的剧增和除吏名额的限制，自和帝起，便发生了策试中的争讼。永元十四年（102年）规定五经各取上第六人，顺帝阳嘉元年（公元132年）又增甲、乙科员各十人。但仍不能解决问题，灵帝时竟有人篡改兰台漆书经字以合私文，于是熹平中诏蔡邕刻石经为准。东汉后期，由于吏治败坏，请托公行，博士弟子的课试也流于形式，名存实亡。遵照博士弟子课试制度，两汉对郡国贡举的明经也采取甲、乙射策之科进行课试。除以上固定的考试制度，尚有一些根据临时需要而进行的考试，即通过对现任官吏的考试而迁任高职。
选官方式四：任子
任子，是高级官吏可以保任其子弟为官，任子之“任”就是保任。秦朝是否有任子制，没见记载。西汉初年，随着功臣、高官之子弟的逐渐长大，约从文帝起，任子就成了一种通制。据《汉书·哀帝纪》注引应劭曰：“任子令者，《汉仪注》吏二千石以上，视事满三年，得任同产若子一人为郎。”任子数量规定1人，但事实上保任2～3人，或更多，在两汉则是常见之事。任子一般是保任为郎，也有其他，如汲黯为太子洗马，冯野王为太子中庶子，董贤为太子舍人，萧育为太子庶子，史丹九男皆任为侍中诸曹，伏堪任为博士弟子等，均为父任，但官职各异，不过级秩都与郎官大体相等。当时，任子制实际上又不限于子，还有以兄任者，如袁盎、杨恽、霍光等人，均以兄任为郎。东汉时，又推及祖孙，如黄琼为司徒，其孙黄琬即以公孙祥为童子郎。除此之外，还有“以族父任”“以宗家任”，乃至以姊任者，等等，有所扩展。两汉时期，任子制不断发展，东汉时尤其兴盛，无论保任者，还是保任的对象都在不断地扩大，皇帝唯其所好，诏令特除，任子制也就没有什么严格的界线了。这种“不以德选”的任子制，弊病很大，平庸的多见，德才兼备的，见乎没有，但官吏阶层的利益又难于触动，虽有武帝时的董仲舒、宣帝时的王吉，提出了批评，也无济于事。到了东汉时更为盛行，一是败坏了当时的吏治，二是对东汉以后的世官世族制的形成，也起到了推动的作用。
选官方式五：纳赀和卖官
纳赀和卖官也是汉代选官入仕的一条途径。秦始皇四年（公元前243年），“百姓内粟千石，拜爵一级”；汉文帝时“令民入粟于边，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为五大夫，万二千石为大庶长，各以多少级数为差”。这里的卖爵，还不是卖官，但已为纳赀卖官的前导。武帝时，连年战争，财政困难，朝廷就一面大卖武功爵，又一面采取入物补官的临时应急措施，即谓纳赀授官。当时有以入谷补官者，有以入钱赏官者，有以入羊为郎者，有以入财补郎者等等。纳赀授官，从本质上来讲，就是卖官。西汉时选官尚未过滥，武帝时虽有许多纳赀授官者，但并不为世人所重。东汉前期，由于朝廷重视吏治，提倡气节，公开卖官的事，尚不多见。后期吏治败坏，朝廷开始公开卖官。到了灵帝时，卖官规模更为扩大，居然设立了卖官专署，据《后汉书·灵帝纪》记载：“（光和元年）初开西邸卖官，自关内侯、虎贲、羽林入钱各有差。又私令左右卖公卿，公千万，卿五百万。”又注引《山阳公载记》云：“时卖官二干石二千万，四百石四百万，其以德次应选者半之，或三分之一，于西园立库贮之。”“以德次应选者”也要出钱买官。灵帝时，正常的选官制度已被破坏，卖官、买官已成风气，吏治败坏至此，东汉焉得不亡。
选官的其他方式
汉代，还有几种选官的方式，虽非常制，但对当时以及后代，均有一定的影响。
①上书拜官。这是皇帝征召、毛遂自荐、审查录用三者结合的一种选官方式。
②以材力为官。《汉书·地理志》说：“汉兴，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期门，以材力为官，名将多出焉。”其中如李广、赵充国、傅介子、甘延寿等人都是汉代名将，对抗击匈奴、安定西域做出了贡献。
③以方伎为官。凡有一技之长，皆可为官。到武帝时，更是博开艺能之路，通一技之士，均量才任用。
选官法规
①负责选举的主管机关。两汉官制多有变化，负责选举的主管机关，前后也有变化。在地方是刺史、守相负责。在朝廷，西汉时期，三公中的丞相、九卿中的太常、光禄，均为负责选举的机构；丞相司直、司隶校尉与州刺史均为监察选举虚实的主官。西汉后期，尚书逐渐参掌选举；东汉以降，尚书权力更大。郎官与博士弟子的选考虽仍旧为太常与光禄，但最后铨选权均总归尚书。郡国选举，初犹委任三府，其后亦转归尚书。后世吏部尚书所以在六部之中权力最大，地位最高，就是因为掌握了铨选官吏的人事大权，而其渊源，实始于东汉。
②选举人的身份和责任。选举人的身份，包括职位和资历，是选举人得以有选举权的条件。职位和资历不够条件，就不得参加选举。一般说来，汉代享有选举权者均为二千石以上的长吏。汉法，郡国守相视事满一岁者始有察举的资格。东汉顺帝时始令郡国守相不满岁亦可察举。选举人的责任，自秦以来就有法律上的严格规定，“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汉承秦制，选任得人与否，选举者和被选举者要负连带责任，功罪赏罚相同。东汉初年，为了纠正选举不实，曾一再颁布诏书，申明举非其人，并正举主之罪。两汉因举非其人而坐罪者为数不少，或贬秩，或左迁，或削职，或被刑。反之，如果选举得人，举者要受到嘉奖。
③被选举人的条件。汉代对于被选举人的条件也有法律规定，此外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情况下，还有许多不同的具体规定，包括家庭出身、秩位、年龄、资历、体格等等。这些具体条件的规定，也非一成不变，有时因某种政策的改变或特殊的关系，也可酌情作必要的调整。在武帝时，因财政的需要，起用盐铁商为官，就打破了汉初商人不得为官的规定。
2．任用制度
秦汉任用官吏制度，同样也是封建官吏制度下的产物。随着官吏制度的出现，秦汉时期任用官吏制度已经独立成为一种人事制度。秦汉时期官吏的任用称为拜，或称为除。拜除之权，特别是高级官吏的拜除权是属于皇帝的。这从秦始皇以前就已经开始，如秦昭王拜范雎为客卿，后又拜为丞相，等等，均史有明文。
汉代，地方官吏秩过百石者皆由朝廷任命，实即皇帝任命，故有所谓“命卿”之称。事实上由于官吏越来越多，皇帝不可能一一亲自拜除，而不得不假他人之手，所以汉代上自丞相，下至九卿，皆有拜除之权。先是二百石至四百石由丞相调除，六百石以上由尚书调拜迁，都是由皇帝最后决定。此后，则二千石的地方官选任也归三府，三府所属东曹即主二千石长吏迁除。
任用方式
①真和守。真即真除实授，一般不用这个“真”字，只是在与守相对时才用。守为试署性质，一般是试守一岁，即试用期一年，称职者即可为真。试守期间如不称职，则或他调、左转或罢归原职。两汉时，也有因受到皇帝的宠幸，不经试用期，初拜即为真者，那是对制度的破坏，并非常规。一般来说，京辅主官，尤其是京兆尹比较难当，不但要经过试守，而且称真之后也鲜有长任者。另外，守又有兼、摄之意。有既已居官，又有守职，或复再行他事者，这里的“守”即为兼官性质。
②假。假为摄事之意，非真与假之假，如项羽为假上将军、王莽称假皇帝，言摄最为明显。上至丞相，下至军侯丞，均有以假为称者，皆为摄事之官。
③平。平是平决的意思，《后汉书·梁冀传》注云：“平，谓平议也。”汉代之平，多用之于廷尉和尚书。其用于尚书者，皆以本官而平决尚书事。如于定国“为光禄大夫平尚书事”。梁冀为大将军，“十日一人平尚书事”，平在这里可谓一种职权，在职官吏能够得到平尚书事的职权，当然是得到了朝廷的重用。朝廷以平的方式任用在职官吏，不用更动受任用者的原职，权力可以随时放出，随时收回，执权较为方便。
④领。领为兼领，已有主官主职，又领他官他职，而不居其位的，可谓领。西汉如桑弘羊为治粟都尉领大农，钟元为尚书令领廷尉；东汉如王丹领左冯翊，盖勋领汉阳太守等。从东汉的情况看，领又有暂时领之意。领或以领护、领校为称，如冯参为谏大夫领护左冯翊都水，袁樊领校巴郡太守，亦均为暂时署守之意。在领的任用方式中，汉史上引入“领尚书事”。武帝以后，以大司马大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左将军、前将军、光禄大夫等官而领尚书事者颇多。此种领尚书事，往往即代理皇帝职务，如霍光以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政事一决于光”。可见领尚书事者权力之重之大。
⑤视。一般居官治事为视事，汉代则为任用官吏的一种方式。视，又与平、领近似，也有兼官的意思。不过，视尚书事并不多见，与平、领均为不定的名称。
⑥录。录的名称，始于东汉，仅限于尚书事。录有参决、总领之意。东汉的录尚书事，其权位较西汉为重。西汉时中朝官多可平、领尚书事，东汉则渐以太傅、太尉兼任此职，并逐渐单用录名。录尚书事最初也只是兼官性质，此后渐变为一种实职官。
⑦兼。兼是以本官而兼任其他官职。早在秦武王时，即有兼官之制。两汉兼官，或以武官兼文官，或以文官兼武官，也有以文官兼文官的，如以此县令而兼彼县令。兼官对于官吏任用来说，多了一层职权。但以武兼文或以文兼武，容易破坏行政系统，或权力过重，或顾此失彼，故秦汉很少实行兼官制度。
⑧行。行是官缺未补，暂由他官摄行之意。摄行制度较为普遍，遇有官缺，而一时无适当人选补缺，而采取的一种临时任用方式。
⑨督。督是由朝廷派员监督地方的任用方式。督多为军事上的需要而设，并且属于一种临时差遣性质。汉以后，有都督、督军、总督等名称。
⑩待诏。待诏即等待皇帝诏命的意思，类似一种候补官员。秦时已有待诏之制。汉承秦制，待诏多出于上书求试，或出于皇帝的征召，是当时一种特殊的仕途方式。在没有正式委任官职以前，由皇帝临时指定待诏官署，等待诏命，可谓待诏。待诏的地点并不固定，一般多待诏于公车署，称为公车待诏；比较受朝廷优待者，则待诏于金马门或宦者署；个别特受优待者，甚至待诏于宫殿之中。凡待诏人员大都有所专长，或善医，或善琴，或怀治国之术。因待诏非实职，也无正式俸禄，但有一定生活补贴。这种以待诏方式对待人才的措施，对于朝廷广罗英才起了很好的作用。尤其在西汉，许多能人贤士都出于待诏之中。
加官和散官。加官为本职外的一种虚衔，虽为虚衔，但由于一旦加官之后便可出入宫禁，侍从皇帝左右，权力很大。另外特进、奉朝请等也属加官性质，有此加衔，虽免官或退休之后，仍可参与朝廷大政。加官从人事任用上来说无疑是给予官吏本职以外的特殊权力。散官为无印绶、不治事之官，虽不治事，但或侍从传达，或议论参谋，可起拾遗补缺，匡正过失之功。其在朝廷者如大夫、博士、议郎等，多参与国家大政谋议与朝廷宗庙礼仪；其在地方者如祭酒、从掾位、从史位、待事掾、待事史等，或为地方主吏辅佐，或可调剂地方官吏余缺。散官从人事任用上来说是授予官吏闲职，使其摆脱繁杂政务，以发挥其才智和作用。加官和散官的任用方式都属一种灵活的用人方式，两汉许多脱颖而出的名臣就是出自加官和散官。当然，关系到国家兴衰的用人问题的关键，主要不在于任用方式，而在于任人唯贤。
任用法规
①关于王国官、地方官的任用。自西汉初年起，朝廷为了削弱诸侯王国的权力，常常采取限制与裁抑的政策，凡是二千石官，都要由汉朝廷任命。吴楚七国乱后，王国官吏一律由朝廷代置，诸侯王无权过问。武帝时又作左官律，设附益法，以限制诸侯王网罗人才，防止他们从事非法活动。对于地方官的任用，主要是对籍贯的限制。武帝以前尚没有这种限制，武帝中叶以后，地方长官明显地要回避本籍，虽无明令规定，事实上则是不用本籍人。刺史不用本州人；守相不用本郡人；县令长、丞尉不但不用本县人，且不用本郡人。不过西汉时司隶校尉、京兆尹、长安令、丞尉不在此限。郡县之属官佐吏除三辅外，则一律用本籍人，用外籍人即为破例。还有，郡督邮用本郡人，而不用所督诸县之人；州之部郡从事亦用本州人，而不用所部之郡人。东汉时，对地方长官的籍贯限制更严，京畿也不例外，一律不用本籍人，甚至婚姻之家及两州人士不得对相监临，即两州人士有婚姻者，则其家人不得交互为官。等等。限制地方官籍贯的目的，是防止地方官相互勾结庇护，以加强朝廷对地方的控制。但由于限制过严，禁忌繁密，致使选用困难，所以有的地方官久缺不补。东汉这种对地方官任用的限制，目的与西汉对王国官的限制相同，但由于历史条件不同，西汉是成功的，而东汉则是失败的。东汉后期尾大不掉之势已经形成，虽有严密的限制，也无法改变地方割据的局面。
②关于宗室、外戚、宦官的任用。由于宗室、外戚、宦官和皇帝的关系特殊，往往对政权有很大影响。皇帝为了防止大权旁落，对于这三种人，在任用方面有时也有意识地加以适当限制。两汉虽然对以上三种人的任用做出了一些法规上的限制，但法规并不能贯彻到底，又由于他们始终麇集于皇帝周围，皇帝和他们无法脱离关系，防此失彼，防不胜防。故宗室权落，外戚兴起；外戚势衰，而宦官又盛。这是君主专制制度本身无法克服的弊病。
③关于财产、职业、身份、学历、年龄等方面的规定。秦朝即把财产作为择吏的一个条件，名将韩信少时不能为吏，就是由于家贫。西汉初年，有关于资算得官的规定。资算，就是按照财产多少交纳算赋，即财产税。汉代家资每万钱，算赋一百二十文，为一算。景帝后元二年（公元前142年）以前，“算十以上乃得官”；后元二年以后，“算四得官”。每算计家财万钱，算四为四万钱，算十为十万钱。十万家资，便是中产之家，即中等地主；四万家资，也不失为小地主。无论算十得官还是算四得官，都说明汉初只有地主阶级才能做官。
职业方面，主要是对商贾做官的限制。汉初从高帝起，法令即禁止商人入仕。武帝时起用盐铁商主持铁盐专卖，禁商为吏的法令一度松弛。但到哀帝时又重申了“贾人不得为吏”。又武帝时的“巫蛊之祸”以后，朝廷对巫家为吏也有所限制。
在身份方面，秦律明确规定，不得任“废官”为吏，不许任罪犯为佐、史等。汉代沿袭这类规定，对臧吏及其子孙做官都有严格限制，而且犯法者的亲属也不得在宫中任职。又文帝时，曾有禁止赘婿为吏的规定。这些，都是对于官吏任用中身份方面的限制。
学历和年龄方面，在不同时期和不同情况下也有许多具体限制。
④关于官吏的任用期限。一般说来，秦汉官吏的任用在时间上没有限制，更非终身制。在职官吏按照当时的规定接受督察和考课，治绩好者继续保持原职或向上升迁，治绩恶劣或有过失者则降职或罢官。秦汉官吏的任用虽无期限，但从两汉情况看，朝廷多重久任之制。官吏久任，固然有一定的好处，因为熟悉情况，便于治理；但弊多于利，任职过久，主官与属官容易结成私恩关系，地方官与地方势力容易勾结起来，形成盘根错节的关系网，他们垄断政权，构成和朝廷对抗的力量。汉末割据纷争的局势，与此有很大关系。
3．考核制度
古言：“明主治吏不治民”。只要将官吏治好，百姓的事情好办；治不好官吏，国家绝不会治理好。“治吏”，关键在于官吏的考核制度是否严明，以及赏罚是否公平。秦汉时期，对于“治吏”比较重视，主要通过上计来考察官吏。
上计与考课
战国时各国所推行的上计与考课，就是对官吏的考核制度。这种考核制度在秦汉渐趋完备。秦的上计，一年一次。上计不仅要将地方上各方面的情况登记造册，而且还要将有关物品一并送上，在史书中称为“与计偕”，即与上计簿使偕同前往。汉代的上计考课，大体上承袭秦制。每年年终由郡国上计吏携带计簿（书面汇报）到京师上计（汇报），这叫常课。三年一考察治状，叫大课。汉代的考课制度，大体说来，有两个系统。一是公卿守相或各部门主官各课其掾属，这是上下级系统；一是朝廷课郡，郡课县，这是从朝廷到地方的系统。下面即着重叙述这一系统的考课。
①朝廷对郡国的考课。上计考课事关国家大政，汉朝廷非常重视，皇帝亲自主持，有时行幸郡国，也常就地上计。朝廷负责上计的是丞相、御史二府。丞相负责课殿最（上功曰最，下功曰殿）上闻，御史大夫负责按察虚实真伪，二府相辅为用。丞相、御史大夫亲自主持上计，具体事务另派官吏专管，称计相。东汉，以三公分掌丞相之职，所以郡国上计亦由三公分管。据《后汉书·百官志》所载，“太尉掌四方兵事功课，司徒掌四方民事功课，司空掌四方水土功课，皆于岁尽奏其殿最而行赏罚。”但实际上，自西汉末叶以至东汉，上计考课的实权即逐渐转归尚书。尤其是东汉，“典天下岁尽集课事”，上计考课的实际权力已经完全掌握在尚书台。此外，州刺史一方面接受朝廷御史中丞的督课，一方面在巡行郡国时代表朝廷刺察守相，岁尽诣京师奏事，而其时正当郡国上计之时，故其奏事对于考课郡国上计有很大作用，借此可以甄别计簿的虚实真伪。东汉以来，刺史渐由监察官变为地方最高行政长官，州成为郡的直接上级，州之于郡也就有了考课的实际权力。
②郡国对属县的考课。在郡县两级制普遍实行之前，秦和战国其他国家一样，是县直接上计于朝廷的；在郡县两级制普遍实行之后，郡国守相上承朝廷考课，下则考课其属县。因郡的上计时间系在岁尽，所以郡课县的时间就必须要提前，以便汇集郡内各县情况向朝廷上计。郡课县的通常时间是在秋冬，并且县上计时，由令、长、丞尉亲行；东汉以后令长不再亲行，改为但遣丞尉以下代行。县经过郡的考课，治绩优异可以得到升迁，如由县长升为县令。治绩列为下等，当场就要受到斥责。当时的朝廷主要通过上计制度掌握全国情况，并据以考核地方官吏的政绩，因此地方上的一切情况，都属于上计内容。“秋冬岁尽，各计县户口垦田，钱谷入出，盗贼多少，上其集簿。”这是上计的主要内容。其中户口最为重要，是每年都要统计上报的，而且是考察政绩的重点内容，西汉黄霸做颍川太守时，仅凭户口岁增，就课为“天下第一”。治狱情况，也是上计的重要内容之一，史书中载有许多断狱的数字，有的还相当具体，如《汉书·魏相丙吉传》：“案今年计，子弟杀父兄、妻杀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计就是计簿，这些具体数字就是依据当年各郡国所上计簿统计出来的。汉代上计内容非常广泛，而且十分具体，这对于朝廷了解地方情况，考察地方官吏，不失为一项重要措施，但书面汇报，难免弄虚作假，谎报成绩，以诓骗朝廷，冒功领赏。有些地方官甚至专门选用善于作伪的属吏署为右职，编造计簿。西汉末叶，考课制度逐渐废弛。元帝时，京房为整顿吏治，曾奏考功课吏法，并在魏郡局部试行，其法比较具体，可惜没有流传下来。东汉对官吏的考核制度，大体与西汉相同，但贯彻程度，却落后于西汉。至于末年，考核制度破坏殆尽，吏治败坏到极点，东汉也就随着灭亡了。
迁降与赏罚
秦汉时期对官吏迁降赏罚，除皇帝或主官出于私人亲疏爱憎这类主观因素外，在通常情况下，都是以考课结果而定。考课之后，即登记在册，“考绩功课，简在两府”。简即记载劳绩的册籍。秦时计算官吏的劳绩，就已经有专门的律条。而登记劳绩的简册，就是迁降赏罚的依据。
①迁降及其他。
（1）迁。一般来说，考课为“最”，或为“高第”者，均能得到升迁。迁有平迁和超迁两种情况。以考课高第，或因资历、功劳，循序而升者为“平迁”。至于超迁，指有特殊功绩或奇才异能被破格躐等而进者。超迁既包括越级提升，也包括提升得快。超迁能擢用优秀人才，不致使人才埋没，但使用不当，也会带来流弊。
（2）降。考课官吏，有功则升赏，有过则降免处罚。汉代官吏除因重罪犯法被罢官削爵甚至处以死刑外，犯有小过而不宜重处者，一般仍留用而降职罚俸。降职，当时称为“左转”或“左迁”；罚俸称为“贬秩”。
（3）转徙。转，既非迁，也非降。因工作需要由此官改任他官，而其级秩相同者，则称为转。转是正常的职务调动，没有升降赏罚之义。徙，兼有转、迁二义，视具体情况而定。
（4）出入。由朝廷官外调为地方官，称为“出”；由地方官内调为朝廷官，称为“入”。出和入常含有迁降或赏罚的意义。
（5）迁补。迁补，指官吏虽无显著劳绩，但可以因资历久而补升高职。
②奖赏和惩罚。迁、降即含赏罚之义，但汉代对于官吏的赏罚，并不局于职务的迁降，还有其他形式。
（1）奖赏。奖赏主要有增秩、赐爵等以及礼遇上的优待。对于治理有效的官吏，有时因高职暂无空缺可补，就采取增秩或赐爵的办法，使之继续留任原职。赐爵之法，多用于二千石守相，赐爵高者，可至关内侯。增秩、赐爵之外，还有赐金、田宅、奴婢、甲第、安车驷马、秘器、缯帛、牛酒乃至冢地等许多赏赐，或玺书褒奖，等等，这些都完全依皇帝意旨而定。礼遇上的优待，方式也不拘一格。
（2）惩罚。秦汉之制，自丞相、诸卿以下至郡县小吏，如犯有罪过，必须按律惩罚。其科罪之律，虽不可详考，但也有许多零星记载。汉法除谋反以外，贪污罪最严。“十金法重”，依当时律条，赃直十金，则至重罪。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定律曰：“吏坐受赇枉法，守县官财物而即盗之，已论，命复有笞罪者，皆弃市。”“县官”于汉史中是皇帝的代名词，指朝廷或国家。依据律文看，官吏无论是贪赃枉法，还是贪污国家财产，皆处以死刑。汉法对于犯有赃罪的官吏，毫不苟容，处分一直很严格。有时赃吏纵得免死，也要禁锢终身，甚至锢及三世，不得为官。并且对于赃吏的处分，还要连坐主管官员，主管对下属的贪赃活动，若置而不问、知情不举，一律与其同罪。其次，坐盗贼罪也很重。地方官境内盗贼过多，根据不同情况要受贬秩、降职、罢官处分。此外，还有坐灾害、坐刑滥、坐选举不实以及其他许多律条。例如，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建立太学选择首批博士弟子时，山阳侯张当居任太常，他“坐为太常择博士弟子故不以实”，同时受到除国、免职、完为城旦三种严重处罚。
对于官吏的惩罚，除夺爵免官、贬秩罚金以外，还有科律之刑，如杖、笞、耐、髡诸刑以至弃市、族诛，有多种刑名，皆视罪情轻重而定。但为保全大臣体面，诸卿以上的高级官吏可免捶扑之刑；如宣布死刑，则使之先期诏丞相诣廷尉诏狱，不论有罪与否，受诏后即须自杀，谓之“自裁”。有时皇帝并不明令处死，只是遣尚书令赐酒十石、牛一头，所赐之物即令其自杀的仪式，受赐的丞相便须自杀。
关于赏罚的意义，东汉王符在《潜夫论·三式》中说：“法令赏罚者，诚治乱之枢机也，不可不严行也。”这无疑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有功必赏，有过必罚，赏罚分明，这是吏治清明和国家兴旺的重要因素；反之，功不必赏，过不必罚，赏罚不明，结果必然是吏治败坏，国家衰亡。
4．赐爵制度
秦的赐爵制度
战国时的军功爵制，在秦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并延续到了两汉。秦论功行赏，突出的是计首赐爵，得一甲首，赐爵一级，所以诸侯称秦为“上首功之国”。秦的爵位，可为官，可得田宅和役使庶子，可以用来赎罪或赎奴隶等，给有爵者带来许多利益，利益的大小，又要据爵位的高低而不同，功多赏多，功少赏少，并赏罚结合，这使得秦军的斗志激昂，军功不止。秦的军功爵制，集当时各国军功爵的优点，对六国的统一，起到了极好的作用。
秦的赐爵制度，初建于商鞅变法，后经发展变化，逐而形成了20等爵。商鞅变法时有15级爵，其中最高级的是大良造，商鞅最后就得到了大良造的最高爵位。商鞅时，爵制中又有军爵和公爵之分，后来形成并定下了的是20等制，其1级，公士；2级，上造；3级，簪袅；4级，不更；5级，大夫；6级，官大夫；7级，公大夫；8级，公乘；9级，五大夫；10级，左庶长；11级，右庶长；12级，左更；13级；中更；14级，右更；15级，少上造；16级，大上造；17级，驷车庶长；18级，大庶长；19级，关内侯；20级，彻侯。其中，以7级与8级为界划分，又为两大等级。7级，公大夫以上，令丞与亢礼，皆为高爵，又称为官爵；8级，公乘以下为低爵，又称民爵。这两大等级区别很大，地位大不相同，享受的权力也不相同。而官爵之中，公大夫相当于令丞，往上级别越高，则地位越高，最上层关内侯、列侯大体可相当于三公。不过，侯爵并不多。秦在统一之后，所封的侯爵也为数甚少，这说明秦朝的赐爵还是相当严格的。
西汉初对秦爵制的因袭
刘邦当时也利用赐爵，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那时的爵名有：国大夫、列大夫、上间、七大夫、五大夫、卿、执帛、执珪等等。这些爵名，有的和20等爵名相同，或者和秦国以前的爵名相同，也有的为各国所共有，但多半是楚国的军功爵名。因陈胜起义号为“张楚”，建官号按楚制，而刘邦又是楚人，又响应陈胜，官爵也就从楚制。后来，刘邦还是采用了秦的20等爵制，汉五年（公元前202年），刘邦打败项羽，统一中国，发布了一个与军功爵制有密切关系的重要诏令：
第一，肯定了秦的军功爵制在汉朝的合法地位，恢复秦民原有的爵位和土地、房屋的所有权；
第二，对于从军的军吏除犯罪者外，一律赐给大夫爵位。原享有大夫爵位的人各加一级。有七大夫爵位的都可食邑，七大夫以下者，免除其个人和全家的徭役。
第三，明确宣布七大夫以上属于高爵，并表示对高爵的尊重，责令地方官必须优先满足高爵对于田宅和其他合乎规定的要求，不得拖延。
此诏令，反复强调了军功爵的重要性，又表现了对获高爵者的极大关心。
西汉时期赐爵制的变化
吕后执政以后，为收揽人心，以惠帝名义发布了一个大规模的赐爵诏令，《汉书·惠帝纪》载曰：赐民爵一级。中郎、郎中满六岁爵三级，四岁二级。外郎满六岁二级。中郎不满一岁一级。外郎不满二岁赐钱万。宦官、尚食比郎中。谒者、执楯、执戟、武士、驺比外郎。太子御参乘赐爵五大夫。舍人不满五岁二级……这次赐爵和刘邦时相比，有明显不同：首先，取消了以军功赐爵这个根本条件，此后赐爵即趋于轻滥；其次是把“民爵”与“赐吏爵”分开，此后赐爵即吏民分提，赐民爵往往每次一级，赐吏爵则二三级以至更多；再次是取消了以爵级赐予田宅的规定，此后民爵仅为空衔，吏爵多为免役而已。这时大规模的统一战争结束，原以军功赐爵的出发点，就应相对修正。
文景时期，赐爵制度日趋轻滥。朝廷有所谓“大事”之时，一般都要赐民爵一级，吏爵则更多。除大规模赐爵外，又正式实行卖爵制度，出钱就可以买爵，入粟可以买爵，用奴婢也可以买爵。这些做法，必然引起爵位的泛滥，威胁到政府的兵、徭役来源。所以文景之时，已把高爵与低爵的界线由原来的第7级公大夫，上升到第9级五大夫，其区分标志也由食邑变成了免役。这样，20等爵便以五大夫为界划分高低，高爵中除第19级关内侯、20级列侯，还拥有实际社会地位外，其他各级只是享受免役的优待，而第8级公乘以下的民爵，成为徒有其名而无实际价值的空虚头衔。
汉武帝时期，出于抗击匈奴战争的需要，朝廷又拟用军功爵制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但旧有爵制已滥，不为人们所重视，故于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又置武功爵，以宠战士。武功爵：1级曰造士，2级曰闲舆卫，3级曰良士，4级曰元戎士，5级曰官首，6级曰秉铎，7级曰千夫，8级曰乐卿，9级曰执戎，10级曰政戾庶长，11级曰军卫。此武帝所制，以宠军功。据《食货志》卖武功爵的价格为“级十七万，凡值三十余万金”的记载看，武功爵并不止11级，《茂陵中书》显然有所遗漏。武帝另设武功爵，是要恢复军功爵的原有价值和作用，使立功受爵的将士得以补吏，得以赎罪；功劳超等，大者可以封侯，小者可以补郎，本为赏军功以宠战士之意。但同时武功爵也可以买卖，“级十七万”，如买至千夫即相当于二十等爵的第九级五大夫，可以免除徭役。由于买爵者多，致使调发之士减少，于是朝廷又调发千夫、五大夫为小吏，不去就出马一匹，实际是让买爵人变相服役。这使得武功爵和军功爵同样失去了原有的意义，因此推行不久便自行取消，以致后人对武功爵的级数也不甚清楚。
宣帝以后，“赐吏爵”日益增多。这表明，赐爵制度在原有的性质和作用丧失以后，作为维护官吏、贵族特权地位之工具的性质却更加突出了。
东汉军功爵制的衰亡
东汉时期，世家豪族地主阶层已经形成，他们通过察举、征辟和任子制度，完全垄断了政治特权，布衣之士，包括一般地主在内，已经很难进入政治舞台，完全用不着以“赐吏爵”去扶持新贵了。所以东汉时赐吏爵一次也没有了，也就已经废除了。至于赐民爵，则成为一种更廉价的点缀品。刘秀在位期间就颁布过四次赐爵令，以后的各个皇帝，也都颁布过赐爵诏令，赐爵的次数、级数都很多。但为了防止人民得爵超过八级，又三令五申“爵过公乘，得移与子若同产、同产子”的命令。因为不过八级公乘，就不得免役。这样，赐民爵与人民的减役、免役及士兵的社会地位，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于是爵制名存实亡。那时，20等爵的最高两级，即关内侯和列侯，还保留着一些实际意义，以分封制的残余形式存在下来。
东汉后期，皇帝滥行封赏，为适应外戚、宦官、豪强、军阀势力扩张的需要，又增设了县侯、乡侯、亭侯等爵位。这是赐爵制的又一次变化。汉末曹操当政，建立新的爵制，“以赏军功”。除原有的列侯、关内侯之外，新设名号侯18级、关中侯17级、关内外侯16级、五大夫15级四等，但这四等按规定“皆不食租”。这种空有名号，而不食租税的封爵，即后世所谓“虚封”。从此，军功爵制不仅对士兵无用，对一般将官也无实际用处。
这一系列的爵制的变化，说明了自东汉以后，商鞅变法时创立的赐爵制度，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消失了。
除上述之外，还有秩俸、休假和致仕的规定。
秦、西汉和东汉的常俸都一样，官吏也是以石定秩，月俸也是以谷数定额，但实际发放则是钱谷并用。汉代官吏除常俸外，尚有节日赏赐，实际是常俸以外的加薪。但其赏赐对象，多为高级官员和朝廷官吏，地方官吏尤其是地方低级官吏，是难能得到朝廷这种赏赐的。与此相反，县令长以下的俸禄则比较低，时人颇以为非。当时地方小吏的薪俸低微倒是事实，不易生活。薪俸微薄，就设法取给于民，是造成地方小吏贪污的一个重要原因。
秦时官吏已经有休假制度，休假称为“告归”。如《史记·李斯列传》记载，李斯长男为三川守，告归咸阳。《史记·高祖本纪》载，刘邦为亭长时，常告归之田。两者均为休假。但秦的休假制度不可详考。汉代官吏的休假，大体上有休沐、告、宁三种形式。休沐，汉代官吏，一般利用休假日洗沐，故休沐成为休假的代名词。休沐是一般的例假，每隔五天休息一天，这一天的休息，实际用来处理各种家务事，而拜谒父母是其中的头一件大事。其次是接待宾客和处理各种杂务。五日一休沐的常假之外，还有时节假，《汉书·薛宣朱博传》说：“日至休吏。”日至指冬至日和夏至日。据《后汉书·礼仪志》记载，“冬至前后，君子安身静体，百官绝事，不听政”，“日夏至，礼亦如之”，可见冬至和夏至的休假还不止一天。告是因功或因病而休假的制度。告之中，又有予告和赐告的区别。《汉律》：“吏二千石有予告，有赐告。予告者，在官有功最，法所当得也。赐告者，病满三月当免，天子优赐其告，使得带印绶将官属归家治病。”至成帝时，郡国二千石赐告不得归家。至和帝时，予赐皆绝。由此可见，所谓予告，乃在职有功，课为上等者，依法应赐予休假，其性质等于赏赐。所谓赐告，乃当时规定请病假不得超过三月，过三月者免职，但由皇帝赐告，则可延长假期而不免官。赐告与否，完全是依皇帝意旨而定。宁是丧假的专称。告宁本来连称，为休谒之名。但告和宁又有区别，吉曰告，凶曰宁，所以宁单称指丧假。官吏宁期的长短，大抵依丧服制度的推行情况而定。西汉文帝崇尚节俭，也提倡丧制从简。他在遗诏中对自己的丧事作了安排。行丧的时间是大功十五日，小功十四日，纤七日，一共三十六日。东汉人应劭认为古制丧期三年（三十六月），文帝以日易月，故三十六日。文帝以后，三十六日释服成为西汉定制。如《汉书·翟方进传》：“（翟方进后母死）既葬三十六日，除服起视事，以为身备汉相，不敢逾国家之制。”可见西汉时官吏父母丧亡，宁假三十六天为“国家之制”。东汉崇尚名节孝道之风始盛于西汉，宁期较西汉为长，却又废而复兴，这是一个主要原因。致仕，近似今日的退休。不过汉代致仕，一般指高级官吏。致仕的条件，主要是年老或有病。其手续，一般先由本人提出申请，或以老请，或以病请，谦称为“乞骸骨”，然后再由朝廷批准。致仕后的归养俸禄，以及是否岁时朝见皇帝等，则要看其官位、功绩和皇帝的恩宠程度。从两汉致仕事例中，可知两汉公卿大臣病老退休，一般均受国家的优厚待遇，不过情况不尽相同罢了。致仕就是去职，去职后不应享受在职期间的秩俸，故须另有诏令规定其俸。汉代高级官吏致仕的诸例说明，有的可以享受全俸，有的三公享受二千石俸。在一般情况下，大概只能享受原职三分之一的俸。总之，汉代官吏致仕后的待遇高低，主要由皇帝恩宠程度的高低而定。
与致仕相关的另一项制度是恤典。恤典，是朝廷对于高级官吏死后的一种抚恤制度。高级官吏死后，朝廷或赠赙（即以财物助丧仪），或赠印绶，或赐谥，或赐冢地、缯绣、衣物之类，不一而足。从丧葬到死后享受的各种赠赐，因人因时而异，但也有某些共同之处。总之，恤典也是汉代官吏的一项制度，只是抚恤程度如何因人而异而已。
在治吏问题上，秦与两汉相比，最为得法。据《秦简》反映，秦的各级官吏，职责分明，有功者赏，有过者罚，条律不仅清楚具体而且赏罚必须执行。这类有关秦治吏的律条，为数很多，说明秦治吏有方。官吏不敢怠于职守，办事效率高，吏治清明，这是秦能统一中国的重要因素之一。汉代治吏，较秦略逊一筹。汉律中，没有秦律对官吏职责规定得那样具体。而朝廷对地方官的考课，主要是通过上计，在上计簿“具文而已”的情况下，考课也就徒具形式。然而，汉代治吏方式中，亦有比秦高明之处。汉代设置刺史，以低秩督刺和考察地方长吏，位卑权重，直通朝廷，不属守相所辖，且巡回流动，不固定于一地，这就能有效地起到监督作用。而秦每郡置监御史，固守一郡，易于和太守勾结，狼狈为奸。总的看来，汉代还是有一套治吏办法的，但贯彻并不彻底，尤其是东汉后期，几乎是放任官吏胡作非为，完全不顾祖宗治吏之法规，以致吏治腐败不堪，东汉政权亦随之灭亡。这是历史的教训。 蓝星，夏国。
肿瘤科病房，弥漫着医院独有的消毒水味道。病房是单人间，设施俱全，温馨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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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对于孑然一身的路遥来讲，却是无人问津的等死之地。
他是癌症晚期，靠着意志力撑到现在，但也只是多受几天罪罢了。
此刻，路遥躺在病床上，怔怔望着床头柜上的水杯，想喝口水。
可他拼尽全力却无法让身体离开病床。剧痛和衰弱，让这原本无比简单的事情成了奢望。
这时，一道幸灾乐祸的声音响起：“表哥~你真是狼狈呢。连喝口水都得指望别人施舍。”
一位英俊的年轻男子悠闲坐在病床前，翘着二郎腿，眼睛笑成一道缝。
“你求求我，我给你喝口水如何？”
路遥面无表情，一言不发。自从失去了自理能力，一帮亲戚的嘴脸已经见多了，不差这一个。
男子起身，将水杯拿在手里递过来，“表哥别生气，我开玩笑的，你对我这么好，喂你口水还是能办到的。”
说完话，他将水杯里的水，缓缓倒在路遥苍白消瘦的脸上。
被呛到，路遥无力的咳嗽几声，好在少量的水流过嗓子，让他有了几丝说话的力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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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鑫，为什么？我从未得罪过你。你去星盟国留学，还是我资助的！”
张鑫将水杯放下，不紧不慢的说：“谁让你这么古板呢，只是运点感冒药罢了，又不犯法，你非得千方百计的拦着。”
路遥脸上闪过一丝了然之色，道：“张鑫你这垃圾，狗改不了吃屎。将感冒药运到国外提炼毒品……咳咳……”
张鑫理了下领带，笑道：“你别血口喷人啊，我可是国际知名企业家。这次回国，‘省招商引资局’还打电话欢迎我呢~”
路遥叹了口气，现在的自己什么都做不了，索性闭上眼睛不再说话，安静等待死亡的到来。
但张鑫却不想让眼前饱受病痛折磨、即将离世的表兄走好。他附身靠近，悄悄说道：琇書蛧
“表哥啊~其实呢，我这次回国主要就是见你一面，告诉你一声——你的癌，是我弄出来的~”
路遥陡然挣开眼，“你说什么！”
张鑫笑眯眯的掏出个铅盒打开，里面是件古怪的三角形饰物，仅有巴掌大小，中间是只眼睛似的图案，一看就很有年代感。
“眼熟吧？这是我亲手送你的，货真价实的古董。我在里面掺了点放射性物质，长期接触就会变成你现在这副鬼样子。”
路遥马上认出来，这是自己很喜欢的一件古物，天天摆在书桌上，时不时的把玩，没想到却是要人命的东西！
他伸出枯枝似的手臂，死死的抓住眼前人的胳膊！“你……”
“别激动~表哥，我西装很贵的。”张鑫轻松拿掉路遥的手，小心的捏起铅盒，将放射性饰物塞进他怀里。
“我赶飞机，得先走一步。你好好留着这个当做纪念吧，有机会再去你的坟头蹦迪~”
说完话，张鑫从容起身离开。临走前，还回头俏皮的眨眨眼。他原本就男生女相，此时的神态动作居然有些娇媚。
保镖很有眼力劲，赶紧打开病房门。同时用无线耳麦联络同事，提前发动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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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遥只能无力的瘫在床上，浑身皆是钻心剜骨般的剧痛，还有无穷悔恨、不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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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很快，剧痛渐渐消失，只剩麻木，路遥隐约听到过世的双亲在喊他。
就在路遥的身体越来越飘，即将失去意识时，胸口突然阵阵发烫，将他惊醒。
从怀中摸出那三角形饰物，发现这玩意变得滚烫无比，还在缓缓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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