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皇朝从西汉到东汉，前后长达400多年，国势强盛，影响深远。在对外交往中，汉朝的使者被称“汉使”，汉朝的人为“汉人”，汉朝的军队为“汉兵”。于是，在汉朝通西域，伐匈奴，平西羌，征朝鲜，服西南夷，收闽粤、南粤，以及与周边少数民族进行空前频繁的各种交往中，特别是与南海诸国以及中亚、西亚、东亚各国友好交往中，声名远播，“汉”之名遂被他族、他国称呼为族名。
著名史学家吕思勉说：“汉族之名，起于刘邦称帝之后。昔时民族国家，混而为一，人因以一朝之号，为我全族之名。自兹以还，虽朝屡改，而族名无改。”吕振羽则说：“华族自前汉的武帝、宣帝以后，便开始叫汉族。”总之，汉族之名自汉朝始称。这汉族族称的稳定性经受了历史的考验。汉朝灭亡之后，经三国鼎立，十六国的割据和南北朝的分裂，历数百年，到唐才有稳定的统一局面。唐在与少数民族的交往中仍称“汉人”，如唐与吐蕃交往，称“蕃汉两家”，唐以后也是如此。由此可见，汉族的族称，虽源于汉皇朝，却早已不是朝号，这表明了汉族族称的确定性和稳定性。
公元前221年，秦灭齐后，占有七国原有的土地。后来又有所扩展。它把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和珠江流域，基本上置于一个政权之下，形成了自商周以来最大规模的统一局面。战国时期，七国都对局部地区的统一有所贡献。秦又在七国局部统一的基础上大大地前进了。这不只是秦武力征服的结果，而更重要的是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以及政治组织能力不断上升的结果。
自古以来，我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秦汉时期，中国更是一个有空前统一规模的多民族国家。这时，汉族作为主体民族还没形成，在其境内及其周围，存在着许多民族和部落。
1．汉民族是统一多民族中国的主体民族
作为中国主体民族的汉族，是经过有关部落和民族的融合而在秦汉时期形成的。汉族的名称，也是跟一个伟大朝代的名称相一致的。
秦汉时期封建关系的成长，使得在广大地域上生活的语言基本接近的居民，在经济生活上更加靠拢了，民族意识也在增长。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汉族形成了。
（1）汉民族的形成和发展
汉族的前身即先秦的华夏。华夏在战国已稳定地形成民族，但还未能统一。战国时，“分为七国，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服异制，语言异声，文字异形”，当时华夏虽已具备民族的基本特征，而地区差异还比较明显。
秦统一以后，继之以两汉4个世纪的大统一。华夏不仅形成统一的民族，而且在与其他民族的交往中，其族称亦因汉朝的影响深远而被称为汉人。秦汉是统一多民族中国形成的发端，秦汉以后民族关系虽不断发展变化，但汉人无论作为统治民族或是被统治民族，均在多民族统一的国家形成和发展中发挥着主体民族的作用。这一贯穿中国古代历史的基本格局在秦汉时已经确定下来了。
秦始皇兼并六国，统一诸夏，建立秦朝（公元前221—前206年），汉继秦兴，前后400余年（公元前206—220年），在国家统一的历史条件下，先秦华夏民族遗留的地区差异，在基本特征方面得到了统一，并有着明显的发展。
秦统一后，将全国分为36郡，到秦末，因兼并南越与内地郡县调整等，实有48郡。汉又开发西南夷并在河西、玄菟等处设郡，分全国为13州，百余郡，千数百县。于是原诸夏地域已完全统一，并向边疆有较大的扩展。
汉人在古代始终是农耕民族。从起源时代到春秋，一直以旱地农耕为主，战国时楚人已华夏化，于是成为兼有淮河以北旱地农耕与淮河以南水田农耕的民族。
秦统一，百姓被称为“黔首”，使“黔首自实田”，把自商鞅变法以降在秦国普遍实行的封建土地私有制推行到山东六国境内，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受到法律保护，同时也产生了广大的自耕农。于是，形成了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成为整个汉民族最基本的经济成分，一直延续了2000余年。
汉人社会经济的重要特点之一是“重本轻末”，即重农轻商。但国家统一，社会生产力水平提高，社会分工进一步发展，各地区产品的不同，各民族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与补充等因素，都促进了商业的发展。秦始皇统一以后，统一度量衡，修驰道，统一车轨宽度，到汉代进一步完善，并且统一货币，不仅有利于汉族地区商业发展，也有利于各民族间的经济交流。
在文化的统一与发展方面，汉文字得到了统一及规范化。战国时期各国文字基本相同，但字形繁简和偏旁位置却有较大的差异。李斯受命统一文字，以秦篆为基础，制定通行小篆，写成范本，推行全国。另外，秦代早已流行的隶书，到西汉又得到普遍推行，当时称之为“今文”，而称小篆及先秦文字为“古文”。西汉出现草书，东汉晚叶又出现行书，都是汉字逐渐简化的书写字体。楷书经三国时魏人钟繇及东晋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等改进发展至于定形，于是有代替隶书之势，终于在南北朝成为通行的主要字体，汉字至此已规范化。
秦始皇曾试图以秦国的历史代替全民族的历史，下令禁私学，而“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实行“焚书坑儒”，以达到统一思想的目的。这种残暴政策以秦的灭亡而告终。汉建立以后，一方面逐渐完善了秦朝已建立起来的中央与地方官办学校的制度，在指导思想方面，汉初推行黄老之学，达到了纠秦之弊、与民休息、恢复和发展生产的目的，封建社会出现了初步繁荣。但黄老之术终不能适应君主专制的需要，到武帝时，经董仲舒、公孙弘等《春秋公羊传》学派代表人物的理论鼓吹与政治实践，于是“天人相与”的唯心主义哲学，“大一统”的政治主张，“三纲五常”的伦理观念，“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的施政准则，使汉武帝完成了儒法合流，推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的政策，确立了孔孟儒家学说的统治地位。这一思想的大变化，不仅对汉人社会历史，而且对于整个中国社会历史发展，都产生了极为深刻又极其长远的影响。
汉族是一个非常重视历史与历史传统的民族。于是纪传与编年二体，成为中国古代基本的历史编纂体裁，而纪传体成为古代“正史”的通行体裁。班固批评司马迁在指导思想上“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自《汉书》而下历代封建王朝都是在儒家思想指导下相继编纂成书的“正史”。
汉人的宗教观念以敬天祀祖为核心，同时也相信万物有灵。西汉末从印度通过西域传入佛教，影响到汉人和其他中国各民族的文化与思想、风习等各个方面，为唐代佛教中国化、汉地佛教影响传播于中国边疆及周围邻国打下了基础。道教在汉人社会中形成，大概是在东汉时期，到南北朝时在许多民族中得到了传播。汉人以敬天、拜祖为宗教核心，又有多种宗教与万物有灵崇拜兼容并包的态势，是汉地宗教发展的一大特点。秦汉至南北朝，这个特点已有了强烈的反映。
汉人的风俗习惯基本相同，但各地又有较大的差异。这与汉人由许多来源熔铸而成，而又与各地其他民族交错分布，以及各地区地理、历史、文化背景有所不同相关。西汉晚叶，朱赣对各地的风俗都加以条贯整理，并以《汉书》附录于《地理志》。然而同一性仍是基本的，成于西汉的《礼记》与《仪礼》，对各种称谓、婚丧、节日礼仪都做了系统的阐释，这是一部以儒家思想为指导，汉人风俗礼仪最基本的经典。东汉末应劭作《风俗通义》，也是为了从理论和实际方面“纠正流俗”、统一风俗的著作。既有基本的同一性，又有地方的差异性，这是自秦汉以来的，并一直作为汉人风俗习惯和礼仪的特点。
汉人分布很广，且与各民族杂居，但很重视家族宗法，聚族而居是汉人聚落形成的一个特点。尤其到东汉，大族势力形成，一方面有中央集权的国家，同时地方宗族的族长与族规也有很大权力。既重视全民族、全国的历史，又重视宗姓的谱牒。南北朝许多内迁的民族已融入汉人之中，然而同姓同宗的宗亲观念，仍然根深蒂固。
在文学方面，在汉代以散文与赋见称，而先秦文学中南方的浪漫色彩与北方的写实特点熔于一炉。从两汉始，便有了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班固、曹操、曹丕、曹植父子兄弟等许多大文学家和诗人，都对汉文学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在科技发展方面，汉人以发达的农业为物质基础。天文学、数学、农学、医学等都兼有特点，产生了如张衡等一大批科学家和发明家。这不仅领先于中国各民族和周围邻国，而且在世界古代史上也可与罗马帝国并驾齐驱。
（2）中国主体民族特征的形成
秦汉作为统一多民族的中国形成的开端时期，汉民族不仅形成统一的民族，而且形成了具有作为统一多民族中国主体民族的特征。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基本格局却始终不变。
秦统一六国以后，又略取闽越，置闽中郡（今福建省），南越、西瓯置南海（治番禺，今广州市）、桂林（治所在今广西壮族自治区桂平市）、象郡（今广西崇左市）。又北伐匈奴，自榆中（今陕北及河套）沿黄河至阴山置44县，设九原郡。秦亡以后，赵佗自称南越武王，统一南越、瓯越和骆越。汉初休养生息，至武帝时（公元前156—前87年）北逐匈奴，收秦河南地，置五原、朔方等郡；降匈奴浑邪王，置河西四郡；通西域、征大宛；东北继燕秦有辽东、辽西等郡，又灭卫氏朝鲜，建四郡，后并为两郡；东南平东瓯、闽越（东越）置会稽郡；灭南越建岭南九郡；又通西南夷，置越嶲、沈黎、汶山、武都、犍为、牂牁、益都等郡。汉宣帝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赵充国屯田湟中。以后王莽时讽羌人献地设西海郡（今青海省）；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匈奴呼韩邪单于朝汉，称藩，“位在诸侯王上”，至元帝即位后（公元前48年）又与匈奴结盟：“自今以来，汉与匈奴合为一家，世世毋得相诈相攻”，从而出现了匈奴单于“三世称藩，宾于汉庭，是时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亡（无）干戈之役”的长期相安共处的局面。在西域，宣帝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置护都善以西使者，护南道；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在西域的匈奴日逐王降汉，罢匈奴所置西域僮仆都尉，汉始以郑吉为西域都护，西域诸城邦并受其节制。至此，中国传统的疆域的基础已奠定下来。秦汉完成的这种大统一是在许多局部统一的基础上实现的，战国七雄各自统辖一方为秦统一准备了条件，秦汉统一边疆民族地区，也都是在各地各民族已形成一定的政治中心与统一的基础上实现的，尤其是匈奴统一广大北方游牧地区，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游牧国家，是汉代统一包括北部游牧区在内的地区重要前提。以后中国的疆域历代虽有所伸缩，并经过大分裂的考验，但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广大疆域的形成，都是沿着由局部统一而达到全国大统一的轨迹前进的。
郡县农业地区，是立国之基，称为“中国”，民族地区称为“裔”。扬雄《方言》说：“裔，彝狄之总名。”晋郭璞《注》：“边地为裔，亦四夷通以为号也。”汉晋时形成以郡县为主干，民族地区为边疆的统一地理概念，在整个中国古代都有深远影响。
在秦朝有“典客”，“掌诸归义蛮夷”，汉景帝时更名“大行令”，武帝改为“大鸿胪”，位列诸卿。秦又有“典属邦”，“掌蛮夷降者”，并且已有涉及民族事务的立法，今湖北省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有《属邦》《法律答问》，其中有涉及民族事务的条款。汉避高祖讳改称“属国”，设属国都尉等官，仍“掌蛮夷降者”，从汉武帝时设官安置匈奴降众于西北边郡开始，以后至东汉东北、西南、中南都有设置。因民族杂居的发展，至东汉属国又有属县，都尉“治民比郡”。
秦及汉武帝时，差不多每征服一地，即与内地一样设立郡县，汉时“凡县主蛮夷曰道”。其实秦已有道的设置，两汉继之而已。“道”多设于西南、中南民族地区及西北氐人地区。这些地区的民族多是农耕民族。匈奴降汉后，游牧民族的社会组织大不同于农耕民族，于是在南方地区，继续秦以来在郡（汉武以后在州郡）之下民族聚居区以各民族首领为君长、王、侯的政策，基本上不打乱其原有社会组织，优待各民族首领，为后世羁縻州及土司制度的萌芽形态；在游牧民族地区则设使匈奴中郎将、护羌校尉、护乌桓校尉。晋代在辽东设东夷校尉、西南设蛮夷校尉，这些都是比二千石的军事长官，而对各部落酋长爵之以王侯，赏之以金帛。开关市，通有无。这种制度与政策，是“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具体运用。在当时统一多民族国家中，秦汉统治者对各民族上层予以各种优待，有些参与了重大历史活动，在朝廷中封侯受赏。以《汉书》所记功臣侯者：高祖时封470余人，其中越将5人以功封侯；吕后时封12人，其中越人1人。以后在汉景帝、武帝、昭帝、宣帝等时期又都有匈奴及其他民族的人物在汉朝廷封侯。后世随着民族地区社会的发展，农牧民族的接近与文化上的贯通，民族政策与对民族地区的管辖方式虽有很大变化，而基本上仍是沿秦汉制度发展的格局。
秦始皇统一之后，自称为皇帝。汉代皇帝与天子的含义各有分职。《礼记·曲礼》说：“君天下曰天子”，东汉郑玄《注》：“天子，谓外及四海也。今汉于蛮夷称天子，于王侯称皇帝。”在统一多民族中国形成的发端时期，已确定了内地与边疆民族地区统一的国家元首称号。
汉初匈奴单于地位与汉天子皇帝地位相当，呼韩邪归汉，位居诸侯王上，单于成为天子之下的称号。十六国时，匈奴刘渊开始以皇帝、天子兼有大单于称号，后来以单于称号加诸太子，兼六夷大都督，表明太子是实际的各民族首领，于是农牧两个系统的国家元首称号并称于同一朝廷。
秦汉时期，郡县称为中国，郡县之民称为“中国人”，或仍沿先秦习惯称为“华夏”，诸侯王称“诸夏”或“中国诸侯”。西汉初，匈奴及西域各民族仍称郡县之民为“秦人”，到西汉中晚期“汉人”取代秦人，主要是指“汉朝人”，久之也具有民族称谓的特征，于是又派生出“胡汉”“越汉”“夷汉”或“汉胡”“汉越”“汉夷”等对举称谓。及至汉家天下星移斗转，魏晋相继踵兴，郡县之民仍沿传统自称“中国人”“华人”“夏人”，而其他民族往往仍称之为“汉人”。朝代的更换，“汉人”作为族称的含义有明显发展。从“中国人”中分出“汉人”的族称，“中国”已成为各民族共用的称号。
应该特别指出来，《史记》对汉族的形成，做了很多的工作。学者们习惯于把这些工作看做是中国史的一般工作。而从民族史的角度看，这些工作还应该说是对叙述汉族形成过程所做的工作。《史记》有《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秦本纪》《秦始皇本纪》以至汉以后的帝纪，它们所表述的不同的历史阶段，也就是汉族形成的不同阶段。《史记》又有《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秦楚之际月表》。这些表是表述不同历史阶段的又一形式。尽管司马迁还没有“汉族”的概念，他也不一定会意识到这是为一个民族的形成写历史，但实际上他做了这个工作。一直到现在，他的工作成果还是我们研究汉族形成史的基本文献。
汉代少数民族地区的考古资料，主要是北方地区以匈奴、鲜卑为代表的遗迹和遗物；今新疆地区以于阗、楼兰、姑师、乌孙等为代表的西域诸国的遗迹；以及川西云贵地区以滇、夜郎为代表的西南夷遗迹。
2．北方的游牧民族匈奴
北方地区，20世纪初，瑞典人安特生等人曾在今内蒙古西部收集过一些以各种动物纹为特征的匈奴文化系统的遗物，习惯上称之为“鄂尔多斯青铜器”。科学的匈奴考古，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开展起来的。到目前为止，已获得多批匈奴墓葬资料。时代相当于春秋晚期至战国晚期的重要资料有：杭锦旗的桃红巴拉墓群，阿鲁柴登墓葬，凉城县的毛庆沟墓地，乌拉特中后旗的呼鲁斯太墓地，准格尔旗的西沟畔墓地，玉隆太墓地，速机沟、瓦尔吐沟的遗物，以及宁夏固原县鸦儿沟、杨郎村的遗物。这个时期的匈奴墓，以出土鄂尔多斯式青铜器著称。主要的器形有“触角式”短剑、鹤嘴形斧、弧背凹刃刀，各种富有游牧民族特色的牌饰和带扣。属于战国晚期的阿鲁柴登墓，出土金鹰冠饰等一批制作精美的金银器，西沟畔2号墓出土9件汉字刻款的金饰牌、银节约，尤引人注目。
属于两汉时期的匈奴考古资料，重要的是准格尔旗西沟畔、东胜县补洞沟、宁夏同心县倒墩子三处墓地，以及族属尚有争议的辽宁省西丰县西岔沟墓地。
匈奴族居于汉族的北边，是我国古代北方的一个游牧民族。匈奴族兴起于战国时期，是大漠南北曾被称为鬼方、薰粥、猃狁的各族，于公元前3世纪经过长期的斗争与融合而成。匈奴族的诞生地应为如今的内蒙古河套及大青山一带。
匈奴兴起时，已开始进入铁器文化时代。铁器文化使匈奴社会生产获得了强大的动力，促进了畜牧业的繁盛和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从而破坏了原始氏族社会的生产关系，使之转入阶级社会，并为其强盛提供了物质的基础。
匈奴族以畜牧业为主，过着逐水草迁徙的生活。畜群是他们的主要财富。畜群以马牛羊为最多，饮食、衣着及其他许多日用品多仰给于牲畜。马的种类很多，品种甚佳。除此之外，匈奴也有手工业，其中以冶铁业最为重要。从出土文物得知，匈奴人对于铁器的制造和使用，从公元前3世纪前后开始，已逐渐广泛地深入到生产、生活和军事活动的各个方面。铁工具的出现，促进了大量兵器的生产，促使了匈奴手工业生产得以较快的发展。从铁器的自行冶炼，以及出产铁器的种类和数量等各方面来推断，当时匈奴人的冶铁业已经形成一个独立的手工业部门了。再从许多刀剑的形式酷似汉式的情形看来，匈奴人的铁器文化不仅受到汉族文化的很大影响，而且可以推测当时的铁匠大多也是来自中原的汉族匠人。在手工业方面，铸铜业也相当发达。铸铜业早已成为一个独立的手工业部门了。后因冶铁业的出现，主要的兵器（如剑）和重要的工具（如刀）、用具（如马嚼）等便逐渐被铁器所代替，而铸铜业则转向制造日常生活用具和装饰品了。
在公元前3世纪以后，匈奴的陶器制造业，有可能形成一个独立的手工业部门了。
木器制造业对于匈奴人而言，也是一个手工业部门了。制造弓矢是其主要的一部分工作，也须有专门的工匠从事此项工作，方可满足需求。匈奴人制造穹庐、车辆、木楯和棺椁，也都需要木材。西汉时，今内蒙古大青山和甘肃河西走廊一带，都是匈奴人的木器制造业的重要基地。
匈奴人也有毛织和皮革手工业，正因其资源的方便。《淮南子·原道训》说“匈奴出秽裘”。《后汉书·文苑列传·杜笃传》说，匈奴有“罽帐”。建武二十八年（公元52年），北匈奴遣使者至洛阳贡马及裘。裘能作贡品，必为精工细作的珍贵物，匈奴对皮毛加工技艺必有相当的水平。
匈奴与北方各族特别是汉族进行商品交换。匈奴人主要依靠畜牧业为生，迫切需要与汉族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进行交换，故匈奴人十分重视与汉人互通“关市”。如公元前121年，匈奴浑邪王降汉，率部到长安，用土特产向汉换置了大量的铁工具和兵器，500名汉族商人因违禁，几乎被杀。从匈奴墓葬出土的大批汉族文物证明，匈奴与汉族的交换是频繁的，交换的种类和数量也很多，包括生产上、生活上的许多用品。此外，匈奴也与北方其他各族进行商业贸易。
从匈奴的社会结构看，匈奴族很早就组成了氏族部落和部落联盟。但其时参加联盟的各个部落并不稳定。《史记·匈奴列传》在叙述匈奴族的早期历史时说：“自淳维（传说中的匈奴祖先）以至头曼，千有余岁，时大时小，别散分离。”这正是氏族部落和部落联盟极其不稳定的情景。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前后，匈奴人的氏族公社出现了私有牲畜的个体家庭。这种独立的小经济一经出现，便开始起着瓦解氏族组织的作用。
在原始氏族公社制度瓦解，到阶级形成的过程中，掠夺性的战争成为匈奴首领的经常作为，“匈奴明以战攻为事”。因此，他们要按军事组织的方式建构，以适应随时出战的要求。他们把生产与军事合为一个组织形式。由于畜牧业的发展需要，他们将战争虏获得来的人们加以使用，随之便产生了奴隶阶级。
匈奴采用奴隶制政权。在匈奴频繁的掠夺战争中，氏族首长和军事首领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和奴隶，因而逐渐地专擅了权力并世袭了职位。约在公元前3世纪，匈奴的这种世袭权力逐渐抬头。至公元前209年，冒顿杀其父自立为单于时，便作为一种制度确立了。从此，单于集中由挛鞮氏这个显贵氏族所专擅，或父死子继，或兄终弟及。其他王、侯、大将、大都尉、大当户等高官贵职，也由一些显贵氏族世袭。冒顿单于的这种权力，显然不是原始社会部落联盟的首领所能具有的，这时他已十足是一个阶级政权的最高统治者了。
冒顿单于时期，匈奴先后征服了许多邻族：向东破灭东胡，向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北服浑庾、屈射、丁零、鬲昆、薪犁各族；后又消灭月氏，平定楼兰、乌孙及其旁各族。控地东尽辽河，西至葱岭，北抵贝加尔湖，南达长城。随着被征服地区的扩展，大批奴隶和贡献源源流入，私人的财富也迅速增殖起来。为了保护这些财源，镇压奴隶，防止被征服部族的反抗，于是在我国北方以漠北为中心，一个地方性的奴隶制政权建立起来了。匈奴政权的机构分三部分：一是单于庭（首脑部），它直辖的地区在匈奴中部，其南对着汉地的代郡（今河北蔚县一带）和云中郡（今内蒙古托克托县一带）；二是左贤王庭（东部），它管辖匈奴东部地区，其南对着汉地的上谷郡（今河北怀来县一带），东面连貉；三是右贤王庭（西部），它管辖匈奴西部地区，其南对着汉地的上郡（今陕西榆林县一带），西面接连月氏和氐、羌。单于是匈奴的最高首领，也是政府的最高首脑。匈奴人称“天”为撑犁，称“子”为孤涂，故匈奴人称单于为“撑犁孤涂单于”，意即“像天子那样广大的首领”。单于总揽军政及对外一切大权，由左右骨都侯辅政，骨都侯由氏族贵族呼衍氏、兰氏和须卜氏担任。呼衍氏居左位，兰氏、须卜氏居右位，主断狱讼。裁决了的案件，用口头报告单于，没有文薄、记录之类。左右贤王是地方的最高长官。匈奴人尚左。单于以下，即以左贤王为最尊贵，因而权力和地位也较右贤王为高。左贤王是单于的“储副”（即单于的候补人选）。故常以太子为左贤王。左右贤王以下则是左右谷蠡王，亦各建庭于其驻牧之地。在匈奴政府的官职中，再下则是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等高官。
匈奴贵族的奴隶主政权，实质上是一个游牧的军事政权。这个政权本来在很大的成分上是在掠夺和压迫邻族人民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因此，它的特点，一方面是所有及龄壮丁都被编为骑兵；另一方面是所有各级官吏都是大大小小的军事首长，分别统军，指挥作战。
通过战争、和亲与关市，匈奴大量地接受了汉文化的影响。匈奴人墓葬中有许多汉式丝绸服装、铜镜、马具、漆器等。同时，匈奴也对汉族经济文化发生过积极的影响。汉代养马业的发达，与匈奴马匹的输入有关。骑兵的训练与有关战术的进步也受匈奴的影响。这可见匈奴在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中起过一定的作用。
3．东北的民族乌桓、鲜卑、夫余、挹娄和高句丽
东北地区各族，乌桓、鲜卑在秦汉时期被称为东胡，因其“在匈奴东，故曰东胡”。此外，有扶余、挹娄、高句丽等，统称为东夷。
（1）东胡系统的古代民族之一乌桓
乌桓最先活动于今西拉木伦河两岸及归喇里河西南地区。乌桓人先是过游牧生活。至汉代产生了男女分工的家庭手工业。《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云：“妇人能刺韦，作文绣，织毼。男子作弓矢、鞍勒，锻金铁为兵器。”乌桓社会习俗上保留着母系氏族的许多遗迹。如，“贵少贱老，其性悍骜。怒则杀父兄，而终不害其母。以母有族类，父兄以己为种，无复报者故也”；“其俗从妇人计，至战斗时乃自决之”。
乌桓社会，由若干“部”组成，各“部”有许多邑落，其首领由公众推选。“常推募勇健能理决斗讼相侵犯者为大人。邑落各有小帅，不世继也。数百千落自为一部。”邑落和部的首领在群众中有颇高的权威。“大人有所召呼，刻木为信，邑落传行。无文字，而部众莫敢违犯。氏姓无常，以大人健者名字为姓。大人已下，各自畜牧治产，不相徭役。”乌桓社会内部有自相约束的法规：“其约法，违大人言死。盗不止死。其相残杀，令部落自相报。相报不止，诣大人平之。”
据文献所述，汉代乌桓社会的基层组织邑落及其上的“部”中，阶级在日益分化，统治阶级在逐步形成。他们在军事上拥有特权。在财产所有制方面，乌桓表现为二重性。土地和牧场，一部分归邑落公有，一部分属于家族私有，畜产则为各家族或个人私有。乌桓的邑落，这时，有的已经不是血缘的群体，而是一种地域的共同体。所谓“氏姓无常，以大人勇健者名字为姓”，这样的家族或个人，正是没有氏族只有家族的人们。他们或者是由外地来的，或者是战争中的俘虏。如东汉末年，“（袁）绍子尚败，奔蹋顿。时幽、冀吏人奔乌桓者十万余户”。这十多万户汉人移入乌桓，与之错居杂处，对于乌桓的邑落转化为地域的共同体是有作用的。乌桓社会在剧烈变化中产生了奴隶阶级。乌桓被匈奴征服，为其所奴役。
乌桓，亦称“乌丸”“古丸”“乌延”等，为东胡系统的古代民族之一。语言与鲜卑相同，属东胡语言的分支，无文字，刻木为信。东胡盛时，与鲜卑同为其重要成员。秦汉之际，活动于饶乐水（今西拉木伦河）一带。东邻挹娄、夫余、高句丽等，西连匈奴，南与幽州刺史所部相接，鲜卑居北，乌桓居南。
当时的乌桓是以畜牧业为主，辅以弋猎、农耕的古代民族。畜牧业颇发达，马、牛、羊甚多，因此，不仅是其衣食的来源，同时，婚嫁也皆以马、牛、羊为“聘币”，人亡则取死者生前所乘之马烧以殉葬，若仇杀，也可出马、牛、羊以赎死。并用牛、羊祭祀鬼神、天地、日月星辰、山川及先大人有健名者，毕皆烧之。同时，马、牛、羊及皮货还作为匈奴交纳的贡税及向汉魏朝贡或互市之物，成为交战双方的主要掠夺品。
狩猎在乌桓人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野兽中的虎、豹、貂皮是向匈奴缴纳贡献和与汉关市贸易的重要物品。牧猎经济的重要性也可从出土文物中得到证实，并反映出乌桓人的经济生活主要是从事畜牧业和狩猎业，畜群中既有供日常食用的牛羊，也有供骑乘、战阵、交通用的马和骆驼，还有供捕捉飞禽走兽用的猎鹰和猎犬等。
乌桓人兼营农业，在进入西拉木伦河流域后，乌桓人逐渐定居下来，兼事一些农业。穄即糜子。东墙，也叫沙蓬，植株可作饲料，果实可榨油或食用。据《广志》云：“色青黑，粒如葵子。幽、凉、并皆有之。”这两种耐寒作物可能由幽、燕传入乌桓。从西岔沟墓葬出土的铁、铁斧、铁锛、铁锄等农具来看，其中有些还铸有汉字。说明这些农具大多来自中原汉族地区。
乌桓手工业也有一定发展，其中较为重要的有铸铜、冶铁、制陶、纺织等。
乌桓在汉代正处于由原始社会末期向阶级社会过渡的历史阶段。以个体生产和个体经济为基础的个体家庭是社会的组成单元，但尚存在于氏族和部落的组织之中。私有财产早已出现，故婚姻嫁娶、犯罪赎死及丧葬，皆用私有牲畜等财物。并且用法律形式来保护私有财产，如规定“盗不止死”。由于作为游牧部落的主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牲畜私有，因而其经营方式也就表现为“大人已下，各自畜牧治产，不相徭役”，即由各家各户独自经营自己的畜牧业。氏族公社虽已解体，但无论是牧场或山林、湖泊，仍保持氏族公有，只有一部分农耕地逐渐向私有制过渡，乌桓内部主要财产具有两重性，故部落大人、氏族小帅就有权指定牧场，决策集体迁徙路线，其经营方式也受此种所有制的制约。
随着私有制的产生，贫富悬殊已很普遍，阶级分化日益明显。并随着战争的发展，出现了特权的军事首领，虏获的奴隶和战利品，最有价值的部分归于自己，把次品分给战士。军事首领逐渐成为统治者，作为氏族部落的贵族和握有统治权力的各部大人因而出现。大人由选举产生，常推“有勇健能理决斗讼者”为大人，死则另选，“无世业相继”，其后裔不能世袭。到东汉末，公选制逐渐为世袭制所代替。
乌桓内部的阶级主要分两大类：一是处于上层的大人、小帅，二是氏族部落成员（自由民）。
乌桓的社会组织形式，分部、邑（邑落）、落。邑落为部下面的基层组织。
邑落以上为部或部落。“数百千落自为一部”，部的大小相差悬殊，由于相互兼并，也不很稳定。东汉初在辽东、辽西、右北平、渔阳、广阳、上谷、代、雁门、太原、朔方缘边十郡分布着乌桓大小部落，人口当在30万以上。部落首领称大人，掌握大权，大人的命令，“部众莫敢违犯”，“违大人言死”。大人对内管理部落公共事务，对外进行贸易和抄掠，通过抄掠和贸易，又进一步增长了部落大人的权力和财富。
汉魏时，乌桓虽早已进入父系社会，但生活习俗中仍保留不少母系氏族制的痕迹。如盛行部落间的血缘复仇，婚礼上夫从妻居以及妇人之计被尊重等。
乌桓人敬鬼神，祭祀天地、日月、星辰、山川，及先大人有健名者，亦同祀以牛、羊，祀毕皆烧之。每餐饮食，必先祭祀而后食。
（2）原居辽东塞外鲜卑山的鲜卑
《后汉书》的民族史部分，收罗繁富，甚见工力。《西域传》《南匈奴传》接续前史，记录了匈奴和西域在东汉时期的重大变化。《东夷传》《南蛮西南夷传》好像是因袭旧规，而记载翔实，过于前史。西羌问题是东汉时期比较突出的民族问题，乌桓和鲜卑是这时期新兴的民族，而鲜卑对后来中国历史的发展大有影响。《西羌传》和《乌桓鲜卑传》是《后汉书》新创的篇章。陈寿的《三国志》，一向同《史记》《汉书》《后汉书》并称“四史”，而陈书民族史部分很简略，仅有乌丸、鲜卑、东夷传，但也可与《后汉书》有关部分相参证。
鲜卑，古游牧部族，原居辽东塞外鲜卑山（今内蒙古东部科尔沁旗西哈古勒河附近）。汉武帝时，乌桓降汉，南移至老哈河流域，鲜卑也随之向西南推进，移居于今西拉木伦河流域。
鲜卑的语言与乌桓相同，其风俗也与乌桓相似。他们常在春季作乐于水上。男娶女嫁，髡头饮宴。
鲜卑的土特产，以野生动物最为出名，有野马、原羊、角端牛。鲜卑以野生动物之多而著名，说明其经济生活主要是狩猎和畜牧，而农业似乎尚不占重要位置。
鲜卑移居于西拉木伦河流域以后，因西拉木伦河及其以北地带，西部系草原和湖泊，宜于游牧；东部系山陵森林，宜于狩猎。南边的老哈河流域则宜于种植和渔业。公元2世纪中叶，檀石槐统一草原东部之时，鲜卑的社会经济始变成“田、畜、射猎”而又“捕鱼以助粮食”的混合经济。但鲜卑的生产仍以畜牧为主，他们经常以牛羊与曹魏互市。黄初三年（公元222年）向曹魏贡献的牛马达7万多头。
鲜卑的社会组织，略与乌桓相同，也是邑落公社。2世纪初，鲜卑大人朝汉，汉于宁城下筑南北两部质馆，以处乌桓、鲜卑邑落大人的人质和市客。
东胡部落自被匈奴击破之后，鲜卑和乌桓一样，成为匈奴统治和奴役的对象。西汉一代，鲜卑未曾与汉通使。东汉初年，才开始与汉发生关系。当时，鲜卑与匈奴、乌桓侵犯汉的北部边塞。汉辽东太守祭肜乃利用鲜卑对抗匈奴。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鲜卑大人偏何至辽东归附，祭肜唆使偏何反击匈奴左伊秩訾部，从此双方岁岁相攻，匈奴衰弱。不久，偏何又攻下赤山，杀乌桓大人歆志贲。从此，乌桓在塞外的根据地尽失，转入塞内，鲜卑遂在塞外占据优势。鲜卑的实力日益壮大，在元和二年（公元85年）鲜卑、丁零、南匈奴以及西域各国联合起来，发动了对北匈奴的全面攻击。北单于在各族沉重打击下从蒙古草原远走中亚，鲜卑趁势占领匈奴故地。当时匈奴“余种十余万落，诣辽东杂处，皆自号鲜卑兵”。遗留在草原上的十多万落匈奴人，皆改称为鲜卑。鲜卑从此更加强盛起来。北方草原的政治局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即由匈奴占据优势转为鲜卑占据优势。
公元2世纪中叶，鲜卑在檀石槐统领下，成立了一个草原部落军事大联盟。设庭于高柳（今山西阳高）北300余里的弹汗山歠仇水上，“兵马甚盛”。他统率部众“南抄汉边，北拒丁令，东却夫余，西击乌孙，尽据匈奴故地。东西万二千余里，南北七千余里，网罗山川、水泽、盐池甚广”。这个军事大联盟的范围很广，包括整个蒙古草原的东部、中部和西部。东部，从右北平以东至辽东，与夫余、貊接壤，共20多邑；中部，从右北平以西至上谷，共10多个邑；西部，从上谷以西至敦煌，西接乌孙，共20多个邑。整个大联盟的12个大人皆为大帅，都受制于檀石槐。这个部落大联盟的意义，只是在“割地统御，各有分界”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对于若干跟共同利益有关的公共事业，特别是对外贸易、军事上的攻守等方面，采取一致行动。
其时，西部鲜卑诸部相率叛击，漠南自云中郡以东分裂为三个部分：一个是檀石槐后裔步度根集团，拥众数万落，占有云中、雁门、代郡以及太原等郡；另一个是轲比能集团，拥有十多万骑，据有自高柳以东的代郡、上谷郡边塞内外各地；又一个在辽西、右北平、渔阳塞外。还有素利、弥加等原来所谓“东部大人”的若干小集团。鲜卑统治集团政治上虽然分裂为几部分，但其与汉族加强联系，并接受汉族封建经济、文化影响的趋势并未中止，而且仍在不断扩大。总的来说，东汉以来汉人逃往鲜卑地区的数目，相当可观。这些人，大多数属劳动人民，或者帮助鲜卑人兴城筑塞，发展农田和手工业，对于开发边疆的生产都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另外，不少汉人原来在内郡参加农民起义失败了，他们有一定的文武技能和军事经验，逃往鲜卑地区。其中，有的做了鲜卑上层的“谋主”；有的教授鲜卑人制造兵器铠楯；有的教鲜卑人学习汉语、汉文。这样就不只改进了鲜卑的各种制度，而且有助于鲜卑的富强，所谓“兵利马疾，过于匈奴”。东汉末，轲比能集团逐步统一了漠南。
（3）华夏诸国已知的夫余
夫余，在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5世纪活动于东北地区。《史记·货殖列传》称燕“南通齐、赵，东北边胡”，“北邻乌桓、夫余，东绾貉、朝鲜、真番之利”。这是我国史书对夫余的最早记载。
在战国时期，华夏诸国已知夫余。夫余于玄菟北千里，北有弱水（今嫩江或黑龙江）。“土地宜五谷，不生五果”，“出名马、赤玉、貂貁、美珠，珠大者如酸枣”，“国有君王，皆以六畜名官。有马加、牛加、猪加、狗加”，各“加”分领数百至数千邑落。“邑落有豪民，名下户皆为奴仆”。“有敌，诸加自战，下户俱担粮饮食之”。
夫余与汉基本上保持友好关系。汉武帝时，夫余向汉朝贡。东汉初年，夫余不断遣使朝汉，而同高句丽、鲜卑对抗。安帝时，高句丽围攻玄菟郡，夫余王曾遣子尉仇台击破之，解救了玄菟。顺帝永和元年（公元136年），夫余王曾来洛阳。以后，高句丽日趋强大，向西发展，汉边军退至西盖马（今辽宁抚顺）。但夫余仍亲汉，西与鲜卑、南与高句丽对抗。东汉末，公孙氏势力在辽东兴起，夫余属辽东。公孙氏曾以同族之女妻夫余王，以利用夫余抑制高句丽、鲜卑。
（4）“穴居人”之挹娄
挹娄是肃慎族系继肃慎称号后使用的第二个族称，前后约有600余年（汉至晋），其间有时也称肃慎。公元5世纪后，改号勿吉。
挹娄族称出现于公元前1—2世纪时（西汉），诸史《挹娄传》皆记挹娄“自汉兴已后，臣属夫余”。但有说始于东汉，一说在“汉晋之间”。两说皆因《后汉书》和《三国志》始为挹娄立传之故。
挹娄一词，含义有两说：一，音近通古斯语“鹿”，为鹿之意；二，与满语“叶鲁”音近，为岩穴之穴的意思。从史载挹娄人好养猪，养牛马，未言及养鹿，又从“常为穴居”分析，后说是比较可信的。挹娄用作族称，即“穴居人”的意思。挹娄称号本是他称，久之成为族称，然直到公元554年（北齐天保五年），他们向中原王朝纳贡还自称肃慎。挹娄源于肃慎，参稽诸史，有明确记载，是可信的。
挹娄人的活动区域，与肃慎时大体相同，只是西南部因受夫余人侵逼，稍有缩小。其四至：东至大海，西接寇漫汗国，南与北沃沮接（或说在“不成山”北），北极弱水。即今东临日本海，西到呼兰河流域一带，南抵吉林省汪清和珲春县以北地区，与北沃沮为邻，北达黑龙江入海口以东以西的广大地区。
挹娄人形与夫余相似，但语言不同。出产“五谷、牛、马、麻布”。西周时，肃慎向周朝贺，周成王曾命臣下作诗文以志纪念。汉代，其社会大概尚处于原始社会晚期：“无大君长，邑落各有大人。处山林间，常穴居，大家深九梯，以多为好。”挹娄人善用弓矢：“其弓长四尺，力如弩，矢用楛，长尺八寸，青石为镞……善射，射人皆入目。矢施毒，人中皆死。”秦汉时，挹娄臣属于夫余。由于挹娄人勇敢善战，据守山险，夫余奴隶主难以随意役使他们。汉代，中原人知道挹娄“出赤玉、好貂，今所谓挹娄貂是也。”表明挹娄的土特产已辗转输入中原，受到汉人的重视。挹娄社会发展较缓慢。曹魏时，史称其“法俗最无纲纪”，大概尚徘徊于原始社会末期。
挹娄与高句丽国，也有过臣服关系。朱蒙建高句丽国后，北与挹娄南境毗连，以“恐侵盗为害”为由，出兵攻挹娄，迫使挹娄“畏服”。以后，挹娄时常遣使向高句丽献方物，121年（高句丽太祖大王六十九年）挹娄献有紫狐裘、白鹰、白马。当摆脱夫余人的统治，与曹魏政权建立臣属关系后，趁高句丽受到魏幽州刺史册丘俭军的沉重打击之机，断绝了与高句丽国的来往。降至西晋，鲜卑慕容氏崛起，与高句丽争夺辽东，挹娄乘机南下，攻掠高句丽北境，“屠害边民”，以报旧仇，结果高句丽于280年（西川王十一年）发兵征讨，降其“部落六七所以为附庸”，掠走挹娄“六百余家”。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双方处于敌对状态。谈德为高句丽国王后，在进攻百济取得胜利后，398年（好太王八年）“遣偏师”进攻挹娄，挹娄大败，300余人被俘，挹娄再度被迫屈服，“朝贡论事”。高句丽迁都平壤后，挹娄后裔勿吉、靺鞨，多次受高句丽王调遣，随高句丽兵攻新罗，征百济，“侵辽西”。
挹娄虽深受夫余、高句丽的民族压迫和剥削，但凭着“便乘船”“善射”的优势，对居住今图们江流域人少势弱的北沃沮，进行肆无忌惮的“寇钞”，致使北沃沮人常躲到深山岩穴中防备其袭击，只在冬天冰封河道后，才返回村中居住。
挹娄与中原王朝和邻近各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在上述政治关系时已经涉及，这里需要补充的，是挹娄在两汉时臣属夫余国的情况。由于夫余国是汉玄菟郡管辖下的“藩属”，且与汉王朝的关系又比较紧密，所以在那时，挹娄人与中原或汉区的经济文化交流比以前频繁。《汉书·司马相如传》中有，“今齐列为东蕃，而外私肃慎”，讲的就是山东半岛一带的居民，在西汉时代通过海路与挹娄人的经济文化交往。20世纪以来的考古发掘，提供了更丰富的资料，今俄罗斯伯力博物馆保存的在黑龙江流域发现的西汉五铢、东汉五铢、大泉五十、小泉直一、么泉一十、幼泉二十、中泉三十、壮泉四十等钱币，今黑龙江省东宁县团结遗址发现形制类似东北南部地区汉代使用的铁镰和西汉宣帝时流通的五铢钱，在宁安县东康遗址出土富有古代黄河流域文化特点的穿孔石刀、石镰、陶豆等农业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证实挹娄在这一时期与中原或汉区的经济文化交往，不但未因挹娄臣属夫余中断，相反，随着时代进步，这种交往的确比肃慎时代更密切了。
（5）东北及朝鲜半岛的民族高句丽
高句丽作为族称，在西汉前期已经存在，汉武帝在公元前108年（元封二年）破卫氏朝鲜后，“以高句丽为县，使属玄菟”。高句丽县所辖居民，当是早已存在的高句丽人。高句丽用作国号，则晚在公元前37年（建昭二年）朱蒙建国时。高句丽名称的来源，说法很多：或以为其地“山高水丽”，或以其畜养“高大黑马”，或以其喜居山城而得名，还有说是由“秽貊一音的语根转化衍出”而来。根据“句丽”一词在今朝鲜语中有“邑”的意思，和晋人孔晁认为《逸周书·王会篇》中的“高夷”即高句丽分析，似与山城有关。高句丽又简称“句丽”，隋唐时称“高丽”。高句丽族的来源，主要出自濊貊，但分属很多支系。最初的高句丽人，是前述的高夷，在《三国史记》中称之为沸流国。公元前1世纪中叶以后，朱蒙一行南奔至此建国，又加入了夫余族的贵族。朱蒙建国后东征北伐，经过其后继者5个多世纪的努力，前述的发人、沃沮、东濊、部分夫余人，都为其兼并，成为高句丽族的组成部分。同时，在其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也有不少古代朝鲜人和居于辽东一带的汉人加了进来，从而至5世纪初，高句丽族成了我国东北地区及朝鲜半岛上的一个庞大民族。
高句丽，秦汉时居住于我国东北，“在辽东（郡）之东千里。南与朝鲜、貊，东与沃沮，北与夫余接”。其地“多大山深谷，无原泽”，“无良田，虽力佃作，不足以实口腹”。有稻作产业，但农业尚在初期发展阶段。定居，“好治宫室，于所居之左右立大屋，祭鬼神”。“无大仓库，家家自有小仓。”“其人洁清自喜，善藏酿。”“其民喜歌舞，国中邑落暮夜男女群聚，相就歌戏。”
汉时，高句丽分为五部，“其国有王”，官吏多称“加”，“尊卑各有等级”。“无牢狱，有罪诸加评议，便杀之，没入妻子为奴婢。”汉时，高句丽与汉朝有较友好的关系。“汉时赐鼓吹技人，常从玄菟郡受朝服衣帻，高句丽令主其名籍。”王莽时，高句丽王驺不接受发兵助征匈奴的命令，驺被莽军所杀，高句丽则被贬为下句丽侯国。东汉初，高句丽王宫时，兵力复振，势力逐渐扩张，同时汉人迁入高句丽境内的也日益增多，对高句丽社会经济的发展很有作用。
4．塞种、大月氏、乌孙等西域各族
“西域”，其名有广狭二义：广义，指我国新疆及其以西包括中亚、南亚、西亚等地；狭义，指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和我国新疆地区。从公元前3世纪—前2世纪起，东方各族，其中有匈奴人（居蒙古草原），塞种人（居锡尔河流域草原），大月氏人（居甘肃西部），还有邻近的乌孙人，陆续向西方大规模地迁移，都是通过西域这个地区，故此西域可为历史与文化上中西交通的走廊，也是各游牧民族角逐的地区，曾经在西域出现过许多独立的王国。
塞种人，即雅利安人中的塞西安人，又译为西徐亚人，他们遭受月氏人的侵略，乃由伊犁河流域迁往印度河流域的东北部，建立了一个国家，这就是罽宾，即克什米尔，而残余的一部分则徙向帕米尔高原之西北，建立了休循、捐毒等小国。大月氏人，即我国古代民族之一，公元前2世纪中叶，由月氏分为大小月氏两支，大月氏逐渐西迁中亚阿姆河流域；小月氏仍旧在甘肃河西和青海湟中一带，早在商朝，《伊尹朝献商书》中提及月氏，此后其又活动于周朝的正北方。大月氏据说属于欧罗巴人种，“人民赤白色”，语言属印欧系，一种塞克语或东伊朗方言。乌孙人，在种族方面与塞种接近，其特征如唐颜师古注《汉书》述：“青眼、赤须。”
西域，这里有塔里木河无数支流的灌溉，又有肥美的沙漠田野，极适宜畜牧和农耕。秦汉时代，居住在这里的一些原始部落，占有这一块块绿洲，建筑城郭，逐渐形成了许多号称“国”的小城邦。在大沙漠以南，自楼兰沿昆仑山北麓西行，有条通道至莎车，约有十余“国”，总称“南道诸国”。自莎车向西南，至帕米尔高原山谷之间，也有几个小“国”，总称“葱岭诸国”。在沙漠以北，自疏勒沿天山南麓东行至狐胡，亦有十余“国”，总称“北道诸国”。沙漠南北诸“国”，皆以种植、畜牧为生，有城郭庐舍，故统称为“城郭诸国”。“葱岭诸国”由于耕种面积小，一般都过着随畜转徙的游牧生活。天山以北，一直延展到西伯利亚的极南边，都是高山深谷，山谷中有许多小河和湖泊，这是一个山岳地带。在阿尔泰山与天山之间有块很大的平原，即准噶尔盆地。这里，气候湿润，水草肥美，最适宜于畜牧。汉初，分布于这一带的人们，也分为许多小“国”，统称为“山后诸国”。
天山南北地区，约在公元前2世纪初叶，被蒙古草原上的匈奴所征服。匈奴贵族不仅任意劫掠西域人口以为奴隶，而且还以贡赋形式掠夺其财富以及一切资源。但是，西域各族人民并不甘心匈奴奴隶主的奴役和剥削。西域诸国“虽属匈奴，不相亲附，匈奴能得其马畜旃罽，而不能统率与之进退”。这便为后来汉朝进行的一系列通西域的活动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条件。
在汉代，西域的民族分布错综复杂。自楼兰沿昆仑山北麓西行至莎车，自莎车向西南，至帕米尔高原的各小国居民，大都属于羌、氐种。而自疏勒以西北则基本上为塞种。“昔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罽宾。塞种分散，往往为数国。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属，皆故塞种也。”（《汉书·西域传》）那时的民族分布并不固定，却有变化，常常受到动荡的军事、政治、经济活动的直接影响。就乌孙而言，“东与匈奴，西北与康居，西与大宛，南与城郭诸国相接。本塞地也。大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县度，大月氏居其地。后乌孙昆莫击破大月氏，大月氏徙西臣大夏，而乌孙昆莫居之，故乌孙民有塞种、大月氏种云”（《汉书·西域传》）。关于塞种人的特征，在大沙漠以北的“北道诸国”，其居民多系原始的蒙古种。至于天山以北地区的种族则非常复杂，有原始的蒙古人，有塞种人，也有一部分羌族的苗裔。从西域的经济状况来看，有的地区农业发达，有的地区则以畜牧业为主，这些地区皆兼有一定的手工业，或三者兼有。自且末以西的南道各地，都有较发达的农业、畜牧业和冶铸手工业，并且接近于汉朝的水平。这些地方因为与汉接触较早，也就受汉人的影响较多。北道各地大都也是农业区，有的兼营畜牧，尤其像疏勒那样的地方，正处中西交通的要道，其商业较为繁盛。疏勒“有市列，西当大月氏、大宛、康居道也”。一般说，处于南北道上的一些地区，其社会发展阶段比较先进。从新疆出土的佉卢文文书中，可以看到东汉时期南疆某些地区已出现土地私有、自由买卖和租佃制度。这种情况表明，当时这些地区已产生封建生产关系。
山后各地，大都是随畜逐水草的游牧民族。其中大者有车师、乌孙。“车师地肥美”，有城郭田畜，是个农业和畜牧都发达的地区。乌孙“地莽平”，“不田作种树，随畜逐水草，与匈奴同俗。国多马，富人至四五千匹。”
从西域各族的政治组织形态看，西域中较大的“国”如乌孙，其政治组织较完整，国王以下有“相、大禄，左右大将二人，侯三人，大将、都尉各一人，大监二人，大吏一人，舍中大吏二人，骑君一人”等官属。可见乌孙已经具备了国家组织形式。关于西域各地方的兵制，他们的军队数字在西域全人口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差不多每3～4人就有1兵。如乌孙人口63万，胜兵188800人。鄯善人口14100人，胜兵2912人。这种特殊的兵役制度正说明他们之间复杂的政治关系和频繁的战争。这也反映出他们的社会组织还保留着氏族部落的显明特征，这种氏族部落组织既是生产的又是军事的组织。
在西域的政治组织中，值得注意的是：一、西域各地所设置的官职称号，自国王以下有侯、相、将、丞、都尉等。这种官僚机构的出现，显然是受汉朝政治制度的影响，或者就是汉朝所派遣的。二、译长的设置。在西域诸“国”中，凡是当道“国”都设有译长，少则一人，多则竟有四人，表明西域各地的语言很不统一。由于当时商业交通比较频繁，故需要大量翻译人员。三、击胡官的设置，大都是在北道距匈奴势力较近的地区。如焉耆有却胡侯、击胡都尉、击胡左右君；危须有击胡都尉、击胡君；龟兹有击胡侯、却胡都尉、却胡君；疏勒有击胡侯；尉梨有击胡君等。这显然是受汉政府影响设置的，是西域与汉共同防备匈奴的军事联合组织。
汉通西域后，西域各族积极乐取先进的汉族生产工具和技术，以及汉文化。宣帝时，“乌孙公主遣女来至京师学鼓琴，汉遣侍郎乐奉送主女，过龟兹。”龟兹王留不遣，要求婚姻，得到允许成婚后，夫妻双方要求入汉朝贺。龟兹王“乐汉衣服制度，归其国，治宫室，作徼道周卫，出入传呼，如汉家仪。”汉的衣冠礼制和音乐歌舞为龟兹所吸收。又如莎车王延，“元帝时，尝为侍子，长于京师，慕乐中国，亦复参其典法。常敕诸子，当世奉汉家。”其子康继位后，“光武初，康率旁国拒匈奴，拥卫故都护吏士妻子千余口，檄书河西，问中国动静，自陈思慕汉家。”所有这些活动，表明汉族先进的经济、文化为西域各族所仰慕和吸收。这对推动西域各族的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5．历史悠久与关系密切的氐族和羌族
氐和羌是我国古代历史悠久的两个关系密切的民族。
氐族的原始分布地在今甘肃东南、陕西西南、四川西北地区，即汉武都天水、陇西、广汉等郡一带。《汉书·地理志》记：武都郡的武都（治今甘肃西和西南）、故道（治今陕西宝鸡南）、河池（治今甘肃徽县北）、平乐道（治今甘肃武都东北）、沮（治今陕西略阳东），嘉陵道（治今陕西略阳东北）、循成道（治今陕西略阳西北）、陇西郡的氐道（治今甘肃天水），蜀郡的湔氐道（治今四川松潘北）皆为氐族所居。氐人的分布，在秦陇、巴蜀之间。其地山陵险阻，峻阪相接。汉人之称氐人为“氐”，和氐人居住的地形有很大关系。
氐族处于汉、羌两族之间，与汉、羌两族很早就有密切联系，深受两族影响，但氐族仍然具有既不同于汉又不同于羌的民族特点。《魏略·西戎传》云：“其俗，语不与中国同，及羌、杂胡同，各自有姓，姓如中国之姓矣。其衣服尚青绛。俗能织布，善田种，畜养豕、牛、马、驴、骡。其妇人嫁时著衽露，其缘饰之制有似羌，衽露有似中国袍。皆编发。多知中国语，由与中国错居故也。其自还种落间则自氐语。其嫁娶有似于羌。”这说明氐族有自己的民族语言，与中原汉语不同，但由于与汉联系交往多，又多懂汉语；氐族的社会经济，主要经营农业，过定居农耕生活，兼饲养牲畜，牲畜中猪的饲养，是表明定居的一个重要标志。《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西南夷传》叙述白马氐的经济云：“土地险阻，有麻田，出名马、牛、羊、漆、蜜。”氐族的农业和纺织都有相当的水平。汉末，汉军曾在武都“下辩收氐谷十余万斛”；氐人的麻织品很早就受到汉人的重视。氐人营建板屋定居有悠久的历史。《诗经·秦风·小戎》：“其在板屋，乱我心曲。”《毛传》：“西戎板屋。”然此所谓西戎，主要指氐，不指羌。《汉书·地理志》云：“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天水、陇西二郡，春秋之时西羌尚未东迁，在二郡之中，特别是天水以南的武都郡，自古即为氐族分布所在，所以此所谓西戎主要指氐族，并不包括羌族在内。风俗习惯上，氐人服装喜穿青绛二色麻布衣。《说文》：“绛，大赤也。”氐人服色爱好青与赤二种。妇女皆编发。氐人早期的葬俗是火葬，与羌族相同。《荀子·大略》：“氐羌之虏也，不忧其系垒也，而忧其不焚也。”可知氐人行火葬。
氐族支系众多，各有称号。各部自有豪帅，不相统一。其中以白马氐最为强大，居于仇池（今甘肃成县仇池山）。汉朝廷向西和西南开拓。氐人部分内属，部分移居深山。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拓氐人之地，设武都郡；仇池山势险要，氐族豪帅常据之以自固。其后，氐族虽有武装反抗，但往往为汉族统治阶级所镇压。氐族统属郡县后，长期与汉族错居，受汉经济、文化影响，差别日益缩小。
羌族最先住居的地区在河西走廊之南，洮、岷二州之西。分布的中心在青海东部古之所谓“河曲”（黄河九曲）及其以西以北各地。
羌族最初以畜牧、射猎为业。有位杰出首领爰剑，被秦掳去做了奴隶，在秦学会了农耕技术，逃回河湟地区后，把自己学到的农业生产技术传授给羌人，从此羌族逐步改变了从前原始的射猎、游牧生活。战国后期，羌族就开始兼营农业。实际上这与爰剑根本关系不大，河湟地区的羌族人民很早便在那里开辟了许多农田。“计度临羌（今青海湟源东南）东至浩亹（今青海乐都东），羌虏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垦，可二千顷以上”，可见那时的垦种面积已经很大了，而且“田土肥壤，灌溉流通。如今羌在湟中，则为害不休，不可弃也”。此外，大、小榆谷（约在今青海贵德县境之黄河南）也是个“土地肥美”宜于农业的好地方。此地“又有西海鱼盐之利，缘山滨水，以广田蓄”。此亦可见羌族当时的农业发展状况了。汉代，羌族的畜牧业也较为发达，已实行定居或半定居的畜牧生活，畜产品主要是马、骡、驴、牛、羊。这些家畜，他们用来作为生产和运输工具，也是他们的衣食来源，所以汉代人说：羌“以畜产为命”。《后汉书·西羌传》记载了许多次汉军掠夺羌族牲畜的事件，少则数千头，多则上万头，甚至数十万头。这些事实从另外一方面则说明羌族的畜牧业是颇为发达的。
羌族的社会政治组织，在东汉时，正从无阶级的氏族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史籍所谓“十二世后，相与婚姻”，即十二代之后，许多新的氏族组织便从旧氏族内分衍出来。羌人氏族众多，据《后汉书·西羌传》记，以祖先的名字命名者，如“研种羌”“烧当羌”“滇零羌”等；以所在地为名者，如在白马氐地区和广汉徼外白马山的都称作白马羌，在武都参狼谷的称参狼羌。以母方氏族为名的，则有“累姐”“牢姐”“勒姐”等羌。东汉时，羌族的社会阶级已经产生。如居于大、小榆谷的先零羌凭恃自己的富强侵犯烧当羌。烧当羌的首领滇良招集附近种落，掩击先零、卑湳二种羌，杀3000人，掠取财物，占据大、小榆谷。这些事实说明在财富积累过程中，从氏族混战和掠夺的过程中，社会阶级的分化一天比一天明显了。分化的现象，表现为健者为豪，带领部民去侵凌弱小的部落。分化现象的另一方面，表现在豪富羌酋多娶妻妾，及聘礼须用大量牛羊牲畜的风俗。羌族在阶级分化过程中，形成了许多部落集团。《后汉书·西羌传》记载，东汉时爰剑的子孙分衍为150种。此所谓“种”，指羌族的部落集团。东汉顺帝时，各个部落集团大约估计共有胜兵20万人。从这些事实可以看出，西羌的“种”或部落集团是由许多部落组成的。这些部落又由许多具有血缘关系的氏族组成。氏族间的关系，在12世纪以后，各氏族成员除了同祖的关系外，又加上了一种婚姻的纽带。因此，部落成员在集团对外时可以发生一定的巩固作用。但是东汉时，已经有52种部落集团分散、灭亡，有些弱小部落变成了强大部落集团的附庸。这样，在集团之内便产生了统治部落和被统治部落的区分，阶级的分化从此出现。同时，许多部落集团之间，由于掠夺耕地和牧场，由于婚姻纠纷，或争夺财富，彼此经常发生战争。一旦外族来犯，他们组织诸部落集团的办法便是解仇结婚，交质盟诅。元康三年（公元前63年），先零羌与诸羌种豪酋200余人解仇交质盟诅。东汉章和元年（公元87年），汉护羌校尉杀烧当羌的首领迷吾，迷吾子迷唐与烧何、当煎、当阗等相结，以子女及金银聘纳诸种，解仇交质，进兵陇西。2世纪初，属先零别种的滇零羌联合钟羌、当煎、勒姐、参狼以及上郡、西河的“东羌”，在北地郡建立了一个比较强盛的部落联盟。这个部落联盟虽然前后只有12年，但在羌族史上十分重要。史称其时“滇零等自称‘天子’”。这是羌族从无阶级的原始社会过渡到阶级社会建立的第一个过渡性的政权机构。但这是在汉代统治阶级压迫下成立起来的，自己并没有比较稳固的经济基础，又与河湟地区的广大羌民没有联系，更未与各郡的汉族人民相联合，所以这一政权机构的所在地丁奚城（在今宁夏灵武南）终于被东汉统治阶级攻夺，这个部落联盟又陷于分裂状态。
羌族在物质文化方面，汉代天山南路的婼羌早知用铁兵器。《汉书·西域传》云：“山有铁，自作兵。兵有弓、矛、服刀、剑、甲。”这表明羌人在西汉时已经使用铁矛、弓箭之类的武器。《东观汉记》载：元初中征伐滇零羌时，掠夺的兵器有铠、弩、刀、矛、战楯、匕首二三千枚。羌人的战术是长于骑兵。东汉虞诩说：“今虏皆马骑，日行数百，来如风雨，去如绝弦，以步追之，势不相及。”羌族居塞内者，称守塞羌，兼以农为业，其居住都是土屋；在塞外者，则多居庐帐。羌民的服饰，东汉初的班彪说：“羌胡被发左衽。”人死用火葬。《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对汶山郡羌民的习俗记：“贵妇人，党母族。死则烧其尸。”这些都显示了羌族所特有的民族风俗习惯。
6．西南夷有夜郎、滇、邛都、嶲、昆明、徙、笮都、白马、哀牢等
秦汉时期在蜀郡西南、西北广大地区有众多的少数民族和部落，总称为西南夷。其中，主要的有夜郎、滇、邛都、嶲、昆明、徙、笮都、白马、哀牢等。
夜郎在今贵州省的清镇、平坝、安顺、普定至关岭、晴隆一带。滇的部落在今滇池周围地带，与滇结成联盟的靡莫等部落则在今曲靖地区。邛都本部落在今四川西昌，围绕在邛都周围的众多小部落则散布在今凉山州境内。夜郎、滇、邛都等，“耕田有邑聚”。昆明部落群则分布在今保山市以东北至大理州境内。徙、笮都部落在今四川雅安地区一带。哀牢，主要分布在澜沧江以西。嶲、昆明等则“随畜迁徙，毋常处”；而徙、笮都等则兼营农牧。
上述各族的生产、经济水平也是不平衡的。夜郎“邑聚而居，能耕田”。滇池“有盐池田渔之饶，金银畜产之富”。滇的牲畜饲养也颇兴旺。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征滇时，获“牛马羊属三十万”。在手工业方面，从晋宁石寨山滇王墓葬出土的文物中，有各种各样的青铜生产工具、武器、生活用具，以及金、银、玛瑙制成的装饰品等。邛都夷，“其土地平原，有稻田”。哀牢夷早已聚邑而居，农耕的“土地沃美，宜五谷、蚕桑。知染采文绣，罽毲帛叠，兰干细布，织成文章如绫锦。有梧桐木华，绩以为布，幅广五尺，洁白不受垢污”。并且产“铜、铁、铝、锡、金、银、光珠”等。东汉时，哀牢人已有较发达的农业，且利用当地特产，生产出内地尚为稀少的木棉布，等等。
西南夷地区经济的逐步发展，汉初即与内地巴、蜀有着交换关系。通过西南夷地区的中间贸易，汉族地区一些商品，辗转贩运到边疆地区，甚至远销国外南亚地区。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唐蒙出使南越（首邑在今广州），南越人把蜀出产的枸酱给唐蒙吃。唐蒙问枸酱的由来，南越人回答说是从牂牁江（今贵州省境内之北盘江）上运来的。
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张骞出使大夏，见到了“蜀布、邛竹杖”。大夏人说“蜀布、邛竹杖”乃他们在身毒（今印度）得之于蜀郡商人之手。汉对西南夷地区的开拓，西汉初年，内地和边疆各族经济同时得到发展的形势，为汉武帝开拓边疆活动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武帝遣唐蒙出使夜郎，招抚夜郎侯多同，置犍为郡。接着又命司马相如招抚邛、笮，置一都尉、十余县，属蜀郡。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张骞自大夏归国，建议开西南夷路，以通身毒。武帝派出的使者虽得滇王之助，但均被昆明夷阻留，未能成功。南越反，武帝欲自犍为郡发南夷兵，南夷不从，遂反，杀汉使者及犍为太守。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平南夷，置牂牁郡（今贵州大部及云南东部）。夜郎侯迎降，汉封他为王。于是西南诸夷皆争求内属。武帝以邛都为越巂郡（今四川西昌地区、云南丽江、楚雄北部），以笮都为沈黎郡（今四川汉源一带），以白马为武都郡（今甘肃武都一带）。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又出兵伐滇。滇降，以其地为益州郡（今云南晋宁晋城），赐滇王王印，使治其族。
西汉末，夜郎王兴与钩町王禹、漏卧侯俞连年攻伐。汉遣使调解，兴等不从。成帝河平二年（公元前27年），牂牁太守陈立杀兴，灭夜郎。王莽时，西南夷连年起兵反抗，王莽派兵镇压，连年不克。
东汉初，西南夷地区再次进入汉的版图。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又设益州西部属国，管理不韦（今云南保山）、巂唐（今云南云龙）等地的哀牢族和云南（今云南祥云）、楪榆（今云南大理）、比苏（今云南云龙、兰坪）、邪龙（今云南巍山、漾鼻）四县的昆明族。十二年，哀牢王柳貌遣子率族人内附。明帝在其地置哀牢（今云南腾冲、龙陵、德宏州）、博南（今云南永平）两县，合益州西部属国所领六县为永昌郡。哀牢的土著君长被封为哀牢王，在郡太守辖下统领其部落，哀牢居地是自蜀通往掸、身毒一路的门户，地位特别重要。
汉开拓西南夷，在经济、文化上有积极的影响。两汉之际，文齐作益州郡太守，团结郡内夷、汉各族，“甚得其和”，且发动各族人民，共同“造起陂池，开通灌溉，垦田二千余顷”。时值公孙述据蜀，隔断了益州郡与内地的联系，述并“拘其妻子，许以封侯”，要挟文齐投降。文齐在当地各族拥护之下，抵制了公孙述的威胁，派人到内地与东汉取得联系，使益州郡始终保持在统一的版图内，而经济的发展未受国内战争的影响。东汉明帝时，郑纯任益州郡西部都尉（驻今云龙县旧州）。郑纯“为政清洁，化行夷貊，君长感慕，皆献土珍，颂德美”，因此升任永昌太守。“纯与哀牢夷人约，邑豪岁输布贯头衣二领，盐一斛，以为常赋，夷俗安之。”郑纯执行了不作过苛索取的政策，缓和各族矛盾，受到各族的拥戴，从而带来了当地社会秩序的安定。和帝时，张翕为越巂郡太守，“政化清平”，深得“夷人爱慕”。
汉文化对西南地区的影响较为深远。在民族间的纷争较少的情况下，当时的夷、汉两族才有更多交流生产的机会，汉族先进经济才有可能发挥积极的影响。西汉中朝以前，西南夷各族以使用青铜器为主，铁质生产工具靠从蜀都输入。西汉中期以后，汉族移民带入的铁工具进一步推广。在晋宁石寨山出土的西汉中期以后的生产工具中，铁器已经占一定数量，有锛、剑、削、铜柄铁刃斧等，共92件。贵州清镇、平坝发掘的同时期墓葬中，也发现了铁制的犁、锄、斧、刀、剑等。东汉时，西南夷中一些地方的铁矿已直接被开采，用以就地制造铁工具。据《汉书·地理志》载，西南夷地区共5郡，只有犍为郡武阳、南安产铁，设有铁官；《续汉书·郡国志》载，东汉时西南夷地区越巂郡台登（今四川凉山州冕宁）、会无（今四川凉山州会理），益州郡滇池（今云南晋宁），永昌郡不韦（今云南保山）等县产铁，并设有铁官，比西汉时产铁的地点大为增多。至于铜、锡、铅矿的开采范围，则比西汉更加扩大。滇池周围地带成为更加富庶的地方，“居官者皆富及累世”。夜郎、哀牢、邛都的部分地方的物产，也较西汉时期增多。
当一些地方受汉族经济影响，生产有所提高之时，汉文化也逐步为一部分夷族所接受。两汉的政治、经济、文化推动西南夷地区的发展，具有历史的进步意义。但阶级剥削既然是一种必然现象，民族压迫也不可避免。两汉在西南夷地区设置的郡县称“初郡”或“边郡”。郡县既任命太守、令长、长史，又封部族土著君长为王、侯、邑长，实行两重统治。太守、令、长等往往赋敛烦苛，又不能与当地土官和睦相处，因而西南夷地区不断发生反抗事件，有时酿成较大规模的战争。
7．蛮与越是古代南方少数民族与东南部民族之称
蛮是对古代南方少数民族的泛称。秦汉时，槃瓠、廪君、板楯，是蛮的三个主要分支。
越是我国古代东南部民族名。战国秦汉时期，越人分布地区很广。
蛮的三个主要分支之一的槃瓠蛮，因以神犬槃瓠为图腾而得名。秦汉时，居住在武陵郡（今湘西、黔东及鄂西南边缘地区）、长沙郡（今湘中、湘南地区），故又称“武陵蛮”或“长沙蛮”。武陵郡的沅水有雄、、辰、酉、武五条支流，称五溪，故聚居于当地的蛮族又有“五溪蛮”之称。史称槃瓠蛮“好入山壑，不乐平旷”。蛮人多居山地，从事农业，与邻近的民族有货物交换的关系。蛮人有自己的家庭手工业，能织木皮成布，以草实为染料，衣服可染做得五颜六色，十分耀眼。秦汉时，槃瓠蛮部落分散，有“邑君长”，并各有首领。汉朝廷授予首领以邑君、邑长的称号，并颁赐印绶。
蛮族有悠久的历史，并在传说时代的唐虞时，就与中原互有往来，东汉时就格外突出。那时由于官府徭役失平，妄增租赋，槃瓠蛮屡有不满，奋起反抗。蛮人砍杀长吏，火烧官府，终汉之世，连绵不断。蛮人经常反击进剿的汉军，总是取胜，并将胜势逐步扩展，自北战到南郡江陵一带，自东南扩到零陵、桂阳等郡。
秦汉时的廪君蛮，有巴、樊、曋、相、郑5个氏族，巴氏的首领务相被公认为5个氏族的共主，号称廪君。那时，务相带领5个氏族的百姓开垦耕地，生产自息，久而久之，遂以廪君称为族名。廪君蛮人早期活动在夷水（今鄂西南清江）流域，后来扩展到巴中、黔中（今川东南、黔东北、鄂西、湘西地区）。因为廪君蛮人的地区与汉的巴郡、南郡相当，所以廪君蛮又被称为巴郡南郡蛮。有趣的是廪君蛮有崇拜白虎和以人祠虎的习俗，表明他们以白虎为图腾，这正为了永久纪念廪君，因为相传廪君死后，便有“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的说故。
秦灭巴、蜀以后，巴氏仍世为廪君族君长，并娶秦女为妻。东汉时，廪君蛮人户发展增殖，建武年间曾经因为反抗东汉的统治，有7000多人被强行迁徙到江夏郡（今鄂东地区）一带。此后，因东汉官府“收税不均”，廪君蛮人仍旧武力反抗。迁入江夏郡的廪君蛮，在大别山南麓的巴水、蕲水、希水（今浠水）、赤亭水（今举水）、西归水（今倒水）等五水流域生息繁衍，其中一部分向东北进入了庐江郡。这就是当时廪君蛮的生存概况。
再说板楯蛮，他们分布在巴郡阆中（今四川阆中）一带，沿渝水（今嘉陵江）居住，并有“其人勇猛，善于兵战”一说。这一说并与他们的板楯蛮名称有关。因为板楯蛮人作战时，常常使用木板为楯，冲锋陷阵，大有名气，顾名思义就被称为“板楯蛮”。相传秦昭襄王时，白虎危害百姓，板楯蛮人应募“作白竹之弩，乃登楼射杀白虎”。秦朝官府为了奖励板楯蛮人，便与他们盟誓，相约“复夷人顷田不租，十妻不算，伤人者论，杀人者得以倓钱赎死”，秦与板楯十分要好。楚汉相争时，板楯蛮从汉高祖还定三秦有功。战后，“遣还巴中”，免除其部落首领罗、朴、督、鄂、度、夕、龚7姓的租赋，余户岁纳“賨钱”四十。因此，板楯蛮又有“白虎夷”“白虎复夷”或“賨人”之称，又因他们居住在巴地，又有“巴人”之称。
板楯蛮从事农业生产，擅长狩猎，能歌善舞，生气蓬勃。汉高祖刘邦曾赞赏过板楯蛮人的歌舞，“乃命乐人习之，所谓巴渝舞也”。板楯蛮的各部落首领分别被汉朝封为夷王、邑君、邑长。东汉时，因为板楯蛮人英勇善战，汉朝经常征调他们从军，北上汉中，与羌人作战，两败羌人；又东下武陵，镇压叛蛮；南入益州，助平南夷，屡立战功。但是此时，官府反而对板楯蛮“更赋至重，仆役箠楚，过于奴虏”。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板楯蛮人“愁于赋役，困罹酷刑，故邑落相聚，以致叛戾”。灵帝时，板楯蛮人揭竿而起，进行了大规模的反抗斗争，“寇掠三蜀及汉中诸郡”。
与此同时，板楯蛮人由于自身的极大活力，板楯蛮种姓得以发展，“繁昌，分为数十姓”。著名的板楯蛮种姓有李氏、范氏、泉氏、扶氏等，都是后起的蛮种大姓。从板楯7姓到数十姓的衍变，标志着板楯蛮种族的兴盛，以致随之而来的自身势力的迅速发展。
谈到百越的族系，越是我国古代东南部民族名。从战国到秦汉时期，越人分布在我国古代东南部的地区，十分广泛。《吕氏春秋·恃君览》曰：“扬汉之南，百越之际”，故对此越人称为“扬越”。越人族系繁多，各部杂居共处，又互不统属，故此称其为“百越”。“百越”之百，泛指多多，著名百越者，有东越（闽越、东瓯）、南越、西瓯、雒越等等。百越虽广又多，但有共同的民族特征和族名。从战国到两汉，百越有三个公认的族名，即“越”“骆”“瓯”，其中“瓯”“骆”则是本族自己的称名，而“越”则是华夏的称名。他们都居住在中国古代东南沿海，以至五岭以南和瓯江、闽江流域。他们有着本民族的语言“越语”，只能说越语，既不同于中原华夏的语言，也不同于邻近楚人的语言。他们各部落都以种稻田为主，兼营渔猎或狩猎。正如史籍所说，“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男子耕农，种稻禾，苎麻；女子蚕桑织绩”，“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果蓏蠃蛤，食物常足。”百越之人，当时生产和生活得如此悠闲美好。
在战国时，越人冶铸的青铜剑，以其锋利而著称。岭南的越人，则以铜鼓的制作而显赫，并有大量的传世铜鼓。铜鼓的铸造之精，雕镂之精，图案之美，举世罕见，在我国的历史文献上多有记载自东汉以来的铜鼓使用、流传和出土情况。如今出土的铜鼓，最多的地方是广西，多达500面以上。
越人的共同习俗也多具奇特。如住宅则用柱搭架为楼阁，人居楼上，饲养的牲畜家禽则在楼下，当地称之为“干栏”；如断发文身，“夫剪发文身，错臂左衽，瓯越之民也”，“越，方外之地，劗发文身之民也”；熟悉水性，善于水上活动，“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习于水斗，便于用舟”，等等。那时的百越，在战国、秦汉时期，已是形成一个族系了。
百越的社会发展是不平衡的。分布在东南的百越部落也是如此。南越的番禺（今广州），商品经济发达，汉代已成为我国南方海外贸易的门户。番禺通过秦水（今北江）、郁水（今西江）与江南及西南的内地交往密切，并互通货物。如蜀地产的枸酱，通过夜郎，可转输到南越。那时的沿海航行，往北可达会稽（今江苏长江以南地区）、东冶（今福建福州）等地，因而贸易兴盛，成为岭南与内地商品交流的枢纽。古代岭南最先兴起的城邑也分布在河道沿线，著名的于番禺外，还有广信、布山、合浦等地。那时的城邑，人口密集，交通方便，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最先成为百越地区的经济中心。但在农村和山区，经济文化则处在闭塞落后的状态，东汉以前还是“以射猎为业，不知牛耕”。
百越先民早在传说中的远古时代，便与中原有了联系。春秋时期，越族中的先进部落联盟于越，在江浙一带建立了越国，吞并了邻近的吴国，并与其他诸侯国逐鹿中原，进而更便于接纳中原华夏族的影响。战国时期，楚灭越，楚势力向南发展，越族相当多的地区成为楚国的地盘。秦汉时，百越各部已融入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体系之中。公元前222年，秦灭楚，降服了越君，秦以其地置会稽郡（今江苏苏北）。秦统一六国后，在瓯闽地区置闽中郡（治今福建福州），在南越、西瓯及骆越地设置南海郡（治今广东广州）、桂林郡（治今广西桂平西南）、象郡（治今广西崇左境），大徙中原与百越的百姓杂居共处。但西瓯余部退入丛林，继续顽抗，并曾挫败秦军。秦末农民起义，不少早已徙居淮北的越人参加了起义军。被废黜的越君无诸和摇也率领越人，鄱君吴芮投入了起义的队伍，并在推翻秦朝的斗争中大有作为。秦南海郡龙川令赵佗，当时代行南海尉事，乘机起兵割据，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公元前202年，汉朝建立，无诸协助刘邦灭了项羽，因功复立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立都东治（治今福建福州）。公元前192年，“举高帝时越功”，摇也复立为东海王，立都东瓯（治今浙江温州），为东瓯王。公元前196年，汉封赵佗为南越王，立都番禺（今广东广州）。公元前195年，立越裔南武侯织为南海王，遥领揭阳（今广东揭阳）。这时，西瓯君长也“南面称王”，南徙雒越（今越南北部）的蜀王子也称安阳王。这些百越地方政权，相对独立，但随着汉朝集权的逐步加强，发生了变化。公元前180年前后，西瓯王、安阳王为赵佗所灭，在雒越设置了交趾、九真二郡。公元前179—前174年，南海王策反，汉朝平息之，徙其民至上淦（今江西新干）。公元前138年，闽越攻东瓯，东瓯请举国内徙，“乃悉举众来，处江淮之间”。公元前112年，南越王反汉，次年汉出兵灭掉南越，以其地置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7郡，并开珠崖、儋耳2郡。公元前110年，闽越反叛，汉朝出兵讨伐，闽越诸将杀闽越王后，投降，“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间”。最终，百越各部全都在汉郡县的统治之下。
百越地区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带动下，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等方面都有了明显的发展。汉武帝之后，铁制工具显著增加，民族特点逐渐减弱，在百越与汉族的经济与文化几方面的相互影响下，加速了民族融合的大进程。 蓝星，夏国。
肿瘤科病房，弥漫着医院独有的消毒水味道。病房是单人间，设施俱全，温馨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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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对于孑然一身的路遥来讲，却是无人问津的等死之地。
他是癌症晚期，靠着意志力撑到现在，但也只是多受几天罪罢了。
此刻，路遥躺在病床上，怔怔望着床头柜上的水杯，想喝口水。
可他拼尽全力却无法让身体离开病床。剧痛和衰弱，让这原本无比简单的事情成了奢望。
这时，一道幸灾乐祸的声音响起：“表哥~你真是狼狈呢。连喝口水都得指望别人施舍。”
一位英俊的年轻男子悠闲坐在病床前，翘着二郎腿，眼睛笑成一道缝。
“你求求我，我给你喝口水如何？”
路遥面无表情，一言不发。自从失去了自理能力，一帮亲戚的嘴脸已经见多了，不差这一个。
男子起身，将水杯拿在手里递过来，“表哥别生气，我开玩笑的，你对我这么好，喂你口水还是能办到的。”
说完话，他将水杯里的水，缓缓倒在路遥苍白消瘦的脸上。
被呛到，路遥无力的咳嗽几声，好在少量的水流过嗓子，让他有了几丝说话的力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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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鑫，为什么？我从未得罪过你。你去星盟国留学，还是我资助的！”
张鑫将水杯放下，不紧不慢的说：“谁让你这么古板呢，只是运点感冒药罢了，又不犯法，你非得千方百计的拦着。”
路遥脸上闪过一丝了然之色，道：“张鑫你这垃圾，狗改不了吃屎。将感冒药运到国外提炼毒品……咳咳……”
张鑫理了下领带，笑道：“你别血口喷人啊，我可是国际知名企业家。这次回国，‘省招商引资局’还打电话欢迎我呢~”
路遥叹了口气，现在的自己什么都做不了，索性闭上眼睛不再说话，安静等待死亡的到来。
但张鑫却不想让眼前饱受病痛折磨、即将离世的表兄走好。他附身靠近，悄悄说道：琇書蛧
“表哥啊~其实呢，我这次回国主要就是见你一面，告诉你一声——你的癌，是我弄出来的~”
路遥陡然挣开眼，“你说什么！”
张鑫笑眯眯的掏出个铅盒打开，里面是件古怪的三角形饰物，仅有巴掌大小，中间是只眼睛似的图案，一看就很有年代感。
“眼熟吧？这是我亲手送你的，货真价实的古董。我在里面掺了点放射性物质，长期接触就会变成你现在这副鬼样子。”
路遥马上认出来，这是自己很喜欢的一件古物，天天摆在书桌上，时不时的把玩，没想到却是要人命的东西！
他伸出枯枝似的手臂，死死的抓住眼前人的胳膊！“你……”
“别激动~表哥，我西装很贵的。”张鑫轻松拿掉路遥的手，小心的捏起铅盒，将放射性饰物塞进他怀里。
“我赶飞机，得先走一步。你好好留着这个当做纪念吧，有机会再去你的坟头蹦迪~”
说完话，张鑫从容起身离开。临走前，还回头俏皮的眨眨眼。他原本就男生女相，此时的神态动作居然有些娇媚。
保镖很有眼力劲，赶紧打开病房门。同时用无线耳麦联络同事，提前发动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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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遥只能无力的瘫在床上，浑身皆是钻心剜骨般的剧痛，还有无穷悔恨、不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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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很快，剧痛渐渐消失，只剩麻木，路遥隐约听到过世的双亲在喊他。
就在路遥的身体越来越飘，即将失去意识时，胸口突然阵阵发烫，将他惊醒。
从怀中摸出那三角形饰物，发现这玩意变得滚烫无比，还在缓缓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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