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台上的百姓

　　上海外教激起众怒的背后

　　前段时间，有位据说是在上海工作的外国教师，在自己的博客上，比较夸张地描写了自己跟几十个中国女人的性经历，这个博客描写被一位中国教授发现后，立即引起了网上的轩然大波，不仅举国共讨之，而且愤激者还扬言前去抓捕这个“流氓外教”。大概发现自己惹了众怒，于是这个外教赶紧声明，自己在博客上写的无非是一种行为艺术。事情真相如何，到现在也不明了。

　　当然，这个外教的行为（就算是行为艺术也罢），按我们现行的道德标准，的确有点出格，甚至可以说是龌龊，该骂。但是，在这阵阵的骂声中，反映出来的某种国人持久不衰的心态。关于这个事件，如果涉及的仅仅是外国人，也就是说，那个外教的所有性伙伴都是外国女人，那么我们的网民还会这样激愤吗？可以肯定地说，不会。事实上，大家之所以愤愤不平，甚至义愤填膺，不只动口，还要动手，关键是因为老外动了“我们的女人”。这个网络事件，跟更早时候发生的珠海日本人集体嫖娼事件，所导致的民怨沸腾相似，在国人内心激起的倒海翻江，本质上有异曲同工之妙。反过来，如果中国人动了外国女人，尤其是西方包括日本女人，无论是不正当的嫖、一夜情，还是名正言顺的“涉外婚姻”，大家无不兴高采烈，自我标榜说是报了八国联军和南京大屠杀之仇，好像做了一件为国争光的大事。

　　其实，没有人不明白，跟八国联军和南京大屠杀时侵略军的强奸暴行不一样，现在发生的中外“男女关系”事件，无论是“行为艺术”的上海外教还是买春的日本人所作所为，也包括让国人引以为豪的中国男人动了外国女人的各类接触，实际上都是两相情愿的。我们不管多么的生气和愤怒，都挡不住某些爱慕虚荣或者实惠的中国女孩子傍老外，就像我们挡不住她们中的某些人傍大款一样，同样，我们也管不了“小姐”们挣外国人的钱，即使网民们为此举起“森林般的手”阻止了小姐国内的生意，也阻止不了她们的“劳务输出”，据报纸说，连阿富汗这种贫穷落后而且战乱不息的国度，都有了她们的身影。

　　这种现象无疑是可悲的，但是可悲在于这种蕴含在国与国之间两性关系的不平等，奴隶味道的性交易以及由此带来的人的尊严的丧失，而不是谁动了谁的女人。本质上，对于“我们的女人”的这种特别的在意，是一种“部落意识”，女人是物，是部落的财物，男人活不下去的时候，就要拿女人来换钱，卖孩子首选是女儿，做丈夫的也可以把妻子典给人家，就像典当一件皮袄一样。男人们彼此征战的时候，征服者不仅要烧光被征服者的房屋，掠走财物，而且要占有对方的女人。在历史上，汉人打不过北方的游牧人的时候，往往要献上“女子玉帛”，换取一时的平安。这种奉献，实际上代表着被对方的“半征服”。八国联军和侵入南京的日本人，表演的都是一种所思所为都属于中世纪的兽行，从这个意义上说，参加八国联军号称以文明讨伐野蛮的西方人和一门心思脱亚入欧，自以为很文明了的日本人，并没有走出丛林。

　　在近代的很长时间里，所谓的文明民族，也一样难以接受自己民族的女人被“野蛮”或者“低等”民族中人“侵犯”的事实。上个世纪上半叶的美国，一半以上的被私刑杀戮的黑人，原因都是他们“碰”了白人妇女，无论这种“碰”是想当然，还是白人的幻觉。在差不多同一时期，上海的西方人，也无论如何都接受不了十月革命后白俄女人在华卖淫的事实，看到白种女人被中国人睡了，又叫又跳，甚至不惜花钱供养这些白俄女人，直到供不下去为止。还好，这种维护白人尊严的傻事，他们现在已经不干了（虽然当年的三K党还在）。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国人还是有点儿进步的，毕竟，当年八国联军打来的时候，我们的先人们居然把“以身事敌”、传说跟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睡过的妓女赛金花捧到了天上。那个时代，是我们奉献女子玉帛而且心甘情愿的时代。现在，我们的网民们，已经有了觉悟，觉悟到了上个世纪上半叶的西方人的水平，自家的女人不让动了，动了就要嚷。当然，我们这些网民们，虽然网上表现疯狂，跟当年捕杀黑人的三K党人和美国小镇的居民还是不一样，基本上属于动口不动手（或者仅仅宣称动手）的君子，其实大家都知道，什么暴力都不会发生，当然，更没有人傻到出钱给那些跟外国人做生意的小姐，赎回她们的身体以维护男人的尊严。

　　只是，进步了的国人，心目中的女人还是物，是一种经常在我们心里会引起某种酸味的物。

　　洋人的膝盖

　　洋人跟我们一样，都是人，是人就有膝盖，基本构造没有什么两样，除非像我们古代一个伟大的兵学大师孙膑一样，被人“膑”掉了。不过，这个道理，曾经有一度中国人不太明白，说起来事情是洋人惹起的。

　　乾隆末年，英国马嘎尔尼使团来华，打着为乾隆皇帝祝贺80岁生日的旗号，要求建立平等通商关系，礼物没有少送，从钟表、光学仪器到新式火炮，一大堆东西，但唯独见了皇帝不肯弯曲自家的膝盖下跪。结果呢，建立关系的请求泡了汤，除了一个随团来的孩子得了一个乾隆赏的荷包，使团一无所获地离开了中国，礼物原封不动地被封存在圆明园里。

　　1860年英法联军打上门，抢掠的圆明园财宝中，有一小部分原是大英帝国的东西。

　　马嘎尔尼使团回去以后，西方有了很大的动静，此前来华传教士们多年宣传所建构的那个理性的中华帝国影像破灭了，使团成员用自己的记录和素描，向欧洲人展示了一个外强中干的东方大国的形象，从此埋下了以武力打开中国大门的伏笔。与此同时，在他们走过的中国，也留下来两个相关的传说。

　　第一个传说有点儿阿Q的味道，说是虽然洋鬼子嘴上硬，坚持不肯下跪，但见到皇帝那一刹那，天威之下，居然双膝跪倒。第二个传说有为鬼子开脱的意思，说是洋鬼子不肯下跪，是因为他们的膝盖不能打弯，直腿，属于生理问题，不是态度问题。马嘎尔尼回去之后欧洲发生了什么事情，中国人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但这两个传说，却一直在坊间流传，传得中国官员军民人等都知道。一直到1839年林则徐来到广州禁烟，连这个号称第一个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人都信。

　　林则徐来广州禁烟的时候，底气很足，底气建立在两个“情报”上，一个是洋鬼子天天吃干牛肉粉，如果没有中国的茶叶和大黄，就会大便不通，胀死；一个就是我们上面说的鬼子膝盖打不了弯，打仗的时候，肉搏很吃亏。

　　好在林则徐到了广州之后，亲自观察了洋人，而且还特意去了一趟澳门，跟洋鬼子来了个近距离接触，总算有点儿明白了。从澳门回来以后，请人收集西方的“新闻纸”（报纸），编了《四洲志》，还从一个在广州的洋人医生讨来了一条疝气带，治他的疝气病。

　　不过，林则徐明白的事情，其他的中国人依然不明白。尽管林则徐编的《四洲志》已经被魏源改编成了《海国图志》，印成了书，但看的人，却寥寥无几。京城内外的官员们，依旧津津乐道那些关于洋人直腿的传说，直到第二次洋人打上门。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人和法国人动了武，但参与修约谈判的美国人却没有跟中国人撕破脸皮。所以，在战争还在进行的时候，美国的使节进了北京，而且被告知可以见皇帝，只是必须下跪，哪怕仅仅跪一下，一小下也行。没想到，美国人一小下也不肯，一个中国官员说，你们就是现在不答应跪，见了皇帝，天威之下，自然就跪了。美国人说，肯定不跪，我们只对上帝和女人下跪。无计可施的中国官员，最后只好认定，洋鬼子的膝盖的确不能打弯。跟他们有同样认识的还有前线的一批军官，因此他们准备了很多长棍子，预备在跟鬼子短兵相接的时候，冲鬼子下三路下手，把他们扫倒。

　　当然，洋人的膝盖，一直都跟我们的一样，能伸能屈，活动自如。不是洋人的膝盖出了问题，而是国人的脑袋有点儿进水，他们总是喜欢用自家的想当然来解释那些他们不太明白的事情，根本不在乎这些想当然的故事本身就自相矛盾，逻辑不通。其实，中国人在马嘎尔尼之前，也不是没有见过西洋人，不仅有洋人在朝中为官，而且葡萄牙人、荷兰人以及北边的俄罗斯人都来过，而且见皇帝的时候都下跪过。可是，一旦碰到洋人不跪的事实，大家还是回去各自编故事。医学家说，眼睛是受脑袋支配的，这话不假。当脑袋进水的时候，眼见为实这句话，其实是不管用的。

　　人有权不受监视地生活

　　眼下，中国城市里已经成了视频头的世界，到处都是。公共场所有，不那么太公共的地方，也有。害得老头不敢轻易提裤子，女孩担心走光。不过，据说这种视频头还是有好处，很多涉及银行的犯罪，最后破案都跟这种“高科技”有关。

　　当然，为了公共安全，在某些情景下忍受一点儿窥探，也是没办法的事，谁让现在的犯罪这么猖獗呢？不过，这种窥探如果进入了居民的家里，那么无论如何都是没有天理的。然而，这种事情还真就发生了。据报道，广东东莞为了遏制犯罪，准备在居民出租屋内安装视频监视系统。如果这个措施实行，那么就意味着凡是租房住的居民，一举一动，甚至夫妻情侣之间的亲昵，都暴露在跟自己不相干的人们面前。不知道出租屋的卧室里是否也有视频头，如果有的话……算了，我都不敢想下去了。一句话，也就是说，凡是租房住的人，就没有了隐私。

　　我们知道，住出租屋的大多为外地人，农民工又占了其中的多数，而珠三角一向是犯罪高发区，很可能像当地警方说的那样，很多犯罪跟出租屋有关。但是，租房住的也是公民，不管他们是外地人也罢，农民工也罢，甚至是有过犯罪前科的人也罢，他们都是具有宪法保障的公民。他们跟我们所有的人没有什么两样，都有权利在自己的家里不受监视地吃喝拉撒，过性生活。只要租约成立，办理了合法手续，他们所租住的房屋就是他们的私人空间，风进得雨进得，国王进不得，更不用说有关部门安装监视设施。东莞的犯罪率再高，也不等于外来人都是罪犯，且不说正是这些外来的农民工才带来了今日东莞的繁荣，就算他们什么贡献也没有，只是在广东吃白饭，也没有任何道理将视频监视系统装到人家家里去。

　　我们的城市管理者，已经习惯了过去那种画地为牢的管理方式，人们日复一日地被束缚在一个一个小的方块里，单位、街道居委会，把所有人都管得死死的，出城就需要介绍信，探亲需要上临时户口。社区里出现一个陌生人，用不着警察，小脚侦缉队就上去给他拿下，一个片警可以管一大片人，任何风吹草动，都在群众专政的监视之下。然而，这种美好的日子过去了，城市里的外来人口一天天增加，像珠三角这种地方，外来人比本地户口的人要多上不知多少倍，今儿进，明儿走，鱼龙混杂。画地为牢的老套路已经失灵，退回去又没有可能，需要更现代的管理思路和方法，自己不会，可以出去学。然而，我们的城市管理者与时俱进的功夫却差了很多，总把希望寄托在高科技上，也不管这种高科技的方式是否侵犯了人的基本权利。说实在的，这种高科技的管理，其实一点都不高明，他们的基本思路，实际上是从监狱管理者那里学来的，将所有人都放置在视线之内——高科技的设施，只是他们延广了的眼睛。

　　居民的住所，不是监狱，这一点，一定提醒有关部门注意，再注意。

　　“国”字及其滥觞

　　有山东人提议，要把泰山定为国山，因为泰山特别了不得，不仅过去的皇帝封禅到这儿来，孔子也来过，还说，登泰山而小天下，总之是留下了无数的文化遗迹。结果，安徽人不干了，说俗话说得好，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要定国山，怎么也得是我们黄山。不知道过一阵峨眉山、昆仑山甚至喜马拉雅山会不会加入争夺，按这个逻辑走下去的话，国内大大小小的名山，估计都会被所在地爱乡爱山的人们拖进来，为在自己的头上加一个“国”字，而打成一团。

　　有关“国”字的争讼还不止这一桩，前一段网上就在争“国花”，有人愤愤：说牡丹凭什么当国花？大红大紫，媚得要死，国花应该是梅花。这么一来，拥护牡丹的，自然要护驾，半路里拥护兰花的人，插进来拥戴兰花。估计继续打下去，菊花也会加入战阵，好好的花，居然被拉扯得“我花开后百花杀”，硬着头皮披甲戴胄，做杀气腾腾状。

　　很长时间以来，中国人对“国”字不是很敏感，在春秋以前，国不过是介于天子的天下和大夫的家之间的一个层次。后来大一统了，国人眼里的国家，也是含含糊糊，有时候指所当的王朝，有的时候又不是，国之外，还有天下，反正我们在天下中心，周外有多少国，理所应当都该归我们管。只有某些阶段某些和尚喇嘛被尊称为“国师”，下围棋的高手被称为“国手”，除此之外，“国”字一般不会轻易加到某种东西或者人的头上。

　　近代以来，我们的“天下”被打破了，中国人从自己天下的中心滑落到了人家世界的边缘，于是乎“国”和“国家”概念开始凸显，有好事者还找来西文的词来对应，讨论到底该是“nation”哪，还是“state”。另外一些好事者则操心这么西化下去，中国的宝贝要沦丧，急于抢救“国粹”，于是，中国的学问被称为“国学”，中医被称为“国医”，武术被称为“国术”。“国”字号的名单，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地在增加，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越走越长。最早冒出来的是国花，就是看着别的国家有这样的叫法，我们也跟着叫，当时，是大家公认的呢，还是外国人替我们挑的，不清楚，反正就是牡丹。国家围棋队的选手，自然还叫国手；在国家队踢足球的，叫国脚；央视的主持人，叫国嘴；某些古董宝贝，被叫作国宝。趁着眼下收藏热，凡是叫“国宝”什么的电视纪录片，都热播。后来，国宝又被用在了动物头上，比如大熊猫，比如金丝猴，某些人也被称为国宝，比如国学大师。而且这种拿人称国宝的趋势大有蔓延之势，凡是在某个行业有点儿名气，而且有一把年纪的人，一不留神都会被人很受用地尊为“国宝”。出众的美女，当然也得跟“国”沾边，于是中华小姐大赛，一届一届赛起来，戴王冠的中华小姐自然就算是“国女”。“国山”的争议，实际上是“国”字队伍扩军的自然结果。

　　沿着这个逻辑走下去，估计日后还会有“国城”，西安、开封、北京、南京，甚至杭州、上海都会加入争夺，最后的结果，大家都是国城，在自己城市的名字后面，添一个括号，里面注明“国城”俩字。还会有“国江（河）”，长江、黄河属于当然之选，珠江也不会落后。最后可能还会有“国平原”，这个简单一点，哪个面积大算哪个。“国丘陵”，这个麻烦，必打成一锅粥而后不止。

　　大家干吗非要跟这个“国”字较劲呢？注明“很长时间我都想不明白。直到有一天，发现某著名书商（现在此人已经逃到了国外）在他出版的一套书的封面上，国礼”俩字，说是国家领导人将他这套书当成礼物送给外国人了，这才恍然大悟，因为这套书，加了这俩字之后，卖得相当好。把某某山尊为“国山”，是否有利益的驱动，我们不敢妄言，但只要此事成了功，那么，泰山或者别的什么山的旅游点级别是不是会因此加个星？门票是不是会加价N元？会不会因此而导致游客如潮涌般过来？让山上的旅游管理部门点钞票点到手抽筋？

　　但愿，我们只是在瞎猜，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国人从前崇拜皇帝，家里供的排位，写着“天地君亲师”，后来改了，变成“天地国亲师”，从崇拜皇帝变成崇拜国家。一度，单位是国家单位，官员是国家干部，工人是国家工人，连个早点铺子，也得是国营的才让人放心。改革开放后很长时间了，每次出差出了车站，旅店拉客的，都“国营旅社，国营旅社！”地叫。有头脑的人，都是心理大师，能看透别人的心思，尤其能看透大众的心思，只要大众对“国”字的迷信还在，这些聪明人就会变着法地跟“国”字纠缠下去。

　　拳民不是秘密的秘密

　　拳民就是义和团的成员，这种称谓是义和团运动发生的那个年月的产物，没有褒也没有贬，他们的对手被称为教民。在那个农民起义比较被看重的年月，中学生都知道，义和团跟太平军不一样，没有统一的领导、统一的组织。但是没有统一组织的拳民却穿着差不多的服装，黄布包头、红肚兜，行为方式也高度一致，都是集中在一处（拳坛）“亮拳”，表演神灵附体（上法），然后舞刀弄枪，用大刀片往坦露的肚皮上砍，扎枪顶着咽喉，展示“刀枪不入”的本领。从山东到直隶，从河南到山西，北方偌大面积的土地上成千累万的义和团都差不多，好像背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操控一样。

　　很长时间以来，义和团研究是个显学，但是学者都忙着给义和团找根正苗红的“爹”（组织源流），只是这个出身好的爹总也找不准，大家吵成一锅粥，有的说义和团源于鲁南半土匪性质的大刀会，有的说源于谱系上曾经有过造反历史的民间教门八卦教，有的则说是源于跟教会有冲突的民间拳会梅花拳。除了这几样之外，学者们找到的其他的组织源流这个教、那个门，总括起来能有几十种之多。“爹”找不明白，儿子的秘密自然也没人理会，一本又一本的著述问世，但拳民到底是怎么回事，看了之后依旧不明白（因为没有人屑于说）。

　　其实，当年的史料文献和后来的口述材料说得很清楚，义和团大体上由这样几部分人组成，一是老师，或者叫师傅，属于传道授业的。义和团的行为方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老师，老师都有“法术”，说起来都是从峨眉山、昆仑山什么地方下来的，有异人相授，比金庸先生还要早些给这些山抹上了带有气功和武功的神秘色彩。当然，实际上这些老师也都是乡下人，本没有什么特殊的本事，不过见过点世面，胆子大，敢说也敢做，就成了老师。好在要教的东西也不难，无非是点半像气功、半似杂技的玩意儿。这种玩意儿现在依然有人玩，比如用刀往运好了气的肚皮上砍（注意事项：不能用刀划，一划肯定出事），扎枪顶着咽喉（注意事项：找好角度，否则穿帮）等。还有的有点儿类似于前不久曾经很是流行的气功，老师装神弄鬼弄几下，接了功的弟子们马上像神鬼附体一样，乱蹦乱跳，一跳老高。不同的是拳民们荷枪带棒，手里有家伙，而且上法（接功）之后，往往宣称自己是什么什么神仙附体，跟乡间跳大神的巫婆神汉差不多，跳够了，马上精神萎靡，回复常态，回家照吃煎饼。

　　当然，老师传功，也像后来的气功大师，总是要弟子孝敬银钱。不是一个拳坛一个老师，老师要到处走，义和团就是在老师的走村串街中流行开来的。老师虽然号称传的功法各有玄奥，但就跟前些年气功热的时候的气功一样，虽然大师们的门派不同，据说奥秘也各异，但基本的招式却大致差不多，所以天南地北的拳民比画起来，外人看上去就都一样了。应该指出的是，义和团运动过后许多年，华北乡村兴起红枪会的时候，类似的老师，类似的功法传播，又出现了。新面孔，老招术。

　　义和团拳坛的真正骨干人物，被称为“大师兄、二师兄”的人。这些人或者是对气功感悟性好，或者有点武功底子，或者比较脾气比较暴，拳民行动的时候一般都是这些人领头，烧教堂，杀教民，动真格的需要这些人带头下手。当然，下手的时候，原本在拳坛练的本事大多用不上。对方要是弱，比如妇孺什么的，就剁成肉酱，对方如果强，坚持抵抗，多半也就算了。拳坛的多数，是一般的拳民，老少都有，小的十岁上下，属于义和团的儿童团，老的七八十的都有。这些人平时的时候，在老师的指导下，在大师兄二师兄的带领下，在拳坛上演练，个别有条件的地方，还有民间鼓乐伴奏。这种演练在美国学者周锡瑞看来，很有表演性和仪式性。的确，看当时人的记载，拳坛经常有很多人围观，跟看戏似的。后来气功热的时候，每逢大师出场聚众练功的时候，好像看得人也很多，可见古今一个道理。

　　当然，拳民不可能只在家门口表演，还要出去干事（其实真有不少拳民本打算出远门的，只在家乡玩玩算了，但袁世凯做山东巡抚，非逼着拳民北上京津，说是那边有鬼子打，实际上是以邻为壑），出去干事的时候，杀杀烧烧，吆喝呐喊，全指着这些普通拳民。

　　除此而外，一个拳坛，还有若干不经常出现但却不可缺少的人物，他们算是拳坛的后台或者叫恩主。这些人是多半是乡绅或者富户，以武举居多，主要有武举人和武秀才。明清两代，虽然文、武都有科举，但军队的军官却基本上不由武举来充任，大多行伍出身，武举基本上成了人们求个功名，改变身份，取得绅士资格的一种方便门路（比起文举，考试也相对容易通过），因此，武举成了乡村社会低级绅士的代名词。这些人比较闲，好生事儿，所以官府鼓励拳民起来的时候，他们往往乐于掺和其间，为拳坛张罗个吃喝什么的。

　　说起来，拳民兴起跟自打基督教开禁以来，尤其是太平天国失败之后，绵延几十年的民教冲突有关。“民”指一般非教徒的老百姓，“教”指基督教（包括天主教、新教和东正教）教会和信教的教民。两者的冲突，有一些属于利益方面，比如说，一个地方只要出现了教民群体，一个社区就出现了另一个中心、新的权威，这种权威对世界有一种新的解释，这样或多或少会令原来的权威感到有点儿不舒服。更多的是属于文化方面的，属于基督教自身的行为和中国传统习俗的冲突。最早的文化冲突跟民间的戏乐活动有关。唱戏以及相关的社火秧歌活动是中国农民的娱乐，但这种娱乐却往往以酬神演戏的方式展开，于是被教会理解为“偶像崇拜”。因此，教会特意给教民从总理衙门讨来一项“特权”，既不许教民参加活动，也不要教民分摊戏份。但是当酬神演戏是为了求雨的时候，多少会有点儿麻烦，如果没求来还好，求来了雨又不可能只下在求雨人的地上，也沾了雨露的教民就会被人视为占了大便宜，纠纷在所难免。

　　比较常见的文化冲突，跟是教会的日常仪式有关，从出生、入教时的洗礼，到死前的终傅礼，平日做弥撒以及密室忏悔都令中国的老百姓既感到神秘，也感到不解，容易往邪了想。双方有点儿摩擦的时候，就更易于流于恶意揣测。一般来讲，虽说中国人讲究男女授受不亲，但乡村世界，农家村姑没有条件藏在深闺，所以男女混杂在所难免，但是这种混杂一般只限在野外、集市等空旷地方，一旦男女混杂在一个房间里（比如教会做弥撒）就难免引起人们有关脐下三寸的联想，从通奸到乱交、群交。至于密室忏悔，隔膜更甚，不可解释，则联想也就更加活跃，简直就板上钉钉认定就是密室行淫。应该说，自从1844年《中法黄埔条约》基督教开禁以来，中国的城乡产生了无数的关于基督教、教会、教民的讹言，有无数份的打教揭帖在流传，其中最核心的成分都跟“淫”有关，来自文化的隔膜被恶意地放大了。

　　显然，对于打破大门进来的西方人，无论输入的宗教本身怎样，中国人的观感几乎从进入的那一刻起，就注定是先天不良的。特别被恶意放大的隔膜还有教会育婴堂收养弃婴事件。在过去的时代，中国农村比较普遍存在溺婴的现象，即弃养女婴。虽然背后有对生活的无奈，但不能说不是一个恶习。当然，中国也有人办育婴事业，收养弃婴，但这个事做得比较大的还是教会的育婴堂。育婴堂收来的弃婴，很多本身健康状况就不太好（视弃养的时间长短而定），收来之后，嬷嬷（对西方教堂里年长或者辈分高的女修行者的尊称）们往往对于拯救婴儿灵魂比拯救他们的生命更在意，因此造成了育婴堂的婴儿死亡率比较高。当育婴堂将这些死婴集中埋葬的时候，麻烦就来了。过去弃婴东死一个，西丢一个，狼吃狗叼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但一个地点，棺材埋很多就很扎眼。于是传说这些孩子都是教会害死的，更进一步传说教会拐来中国人的小孩，挖心肝做药，挖眼睛点银（可以将铅点化为银）等。有的育婴堂为了鼓励人们帮助收弃婴，往往会给那些送来孩子的人一点报酬。因此，就有匪类为了这点报酬居然去拐人家孩子，这种匪类一旦暴露，就会把屎盆子扣在育婴堂头上，“坐实”了有关的讹言。轰动全国的1870年天津教案，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闹起来的。当然，由文化隔膜导致的冲突，在基督教的传播历史上并不稀罕。从理论上讲，隔膜是会随着交流的增加而消除的，基督教的某些风习固然怪异，中国人见得多了自会见怪不怪，随之而来的会是理解，甚至和解。只要彼此没有在误会形成对抗，只要彼此的敌意没有形成刻板印象，冲突就会消散。但是，当时清政府的作为却使这种和解的可能化为乌有。

　　基督教虽然开禁，被允许放了进来，但对于清政府来说这只是高压之下的权宜之计。清廷大员们的如意算盘是明开暗禁，用奕的话来说，就是天主教系属异端，“虽已开禁，仍当暗为防范”（《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五）。因此，不仅某些官员出头限制甚至扑杀教会人士，而且一些乡绅有组织地对基督教的抵制活动，背后也有官府的背景。更重要的是，凡是涉及民教冲突的教案，只要官府参与调停审理，多半是在两下“拱火”，刻意把双方的敌意人为地加以扩大。后来谈到教案，有一个流行的说法，说是官府一般都屈从于西方的压力，偏向教会一方。这个说法其实只说对了一半，事实的后一半，据我查阅《教务教案档》的所见是这样的：每当发生教案的时候，只要打上衙门，负责审理的官员开始都向着民方，有时候甚至是毫无道理的偏袒，整个审理呈现一边倒的现象。但是，在这种时刻，西方国家的公使和领事往往会出面干预，这种干预有时甚至带着炮舰。在根本不对等的外交压力下，由于总理衙门的参与，案件又开始翻过来，到了这个时候，官府又开始向着教会和教民了。“教方恒胜，民方恒屈”仅仅是一个统计不完全的结果，产生这个结果的过程往往被人们忽略了。

　　最为奇特的是，无论怎样审理，官府是绝不会让老百姓知道真相的。许许多多诸如教会淫乱、挖心、采生折割之类的指控，在官司打完，指控者失败的情况下并没有人来澄清。给人感觉是官府屈从于洋人的压力胡乱断案，每每令那些原本理直气壮的民方感到含冤负屈，误会不但没有化解，反而激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恨。有的教案在审理过程中，官府发现冲突的民方原来对教会和教民心存善意的时候，官府反而故意小题大做，过分惩罚“肇事”的民方，同样激化了矛盾。官府利用信息的控制，权术的运作，基本上达到了即使对西方让步，也点燃了民众对西方的怒火的目的，为官府日后在和西方争斗中利用“民气”埋下了伏笔。

　　拳民，就其大多数而言，实际上就是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在顽固派官员“民气可用”的判断下，被利用形成的武装群体。不过，拳民最厉害的武器，是他们宣称“刀枪不入”的法术，和法术背后的神灵。也可以说，拳民的“刀枪不入”，是他们上法时附体的神仙们赋予他们的。当然，没有谁可以真的刀枪不入，法术都是既骗自己人，也骗观众的玩意儿（只是骗不了洋人）。不过，从拳民上法（附体）概率比较高的一些神灵人物上面，倒是可以发现他们的另一些秘密。当然，所谓的神灵无非是些农民熟知的戏曲人物，比如《三国》的关张赵马，《西游记》里的猪八戒、孙悟空、沙和尚，还有《施公案》里的黄天霸等。我统计过，这三类人，是拳民上法的时候，出现概率最高的，也就是说，当他们宣称自己被神灵附体的时候，都喜欢说自己是这三类神灵。三国英雄豪杰多了，但是，拳民却根本不选曹魏和孙吴阵营里的人物，无论典韦、许褚、张辽、徐晃，以及周瑜、黄盖、太史慈有多么了得，但他们的眼里却只有关羽、张飞、赵云、马超和黄忠。看来，受到西太后眷顾的拳民既在乎自己的“忠义”，也在乎自己的“正统”。唐僧三徒属于那种原先在野，后来被官府招安终成正果的神（佛），特别是孙悟空金刚不坏之身，惹多大的祸都死不了，很难不让拳民们喜爱。至于黄天霸，那是朝廷命官的鹰犬，专门为清官效命，剿灭那些采花大盗（有暗指那些淫乱的洋人洋教的可能）的。而且朝廷里特别赞赏拳民的大臣中有人号称清官的刚毅，认为某些义和团的大师兄就是黄天霸。

　　在拳民大面积兴起前夕，不管出于什么动机，西太后的戊戌政变粉碎了清廷向西方学习的变革前程。但是，当初之所以发动这场变革的外部压力一点儿也没有因六君子的人头落地而减少，反而使清朝政府更让西方以及日本看不上眼，压力反而更大。为了应付压力，向前既然不肯，就只有向后看。从“民气可用”到“刀枪不入”，拳民只是顽固派官员给西太后找来的抵抗工具。甘当工具的拳民们，虽然做事的时候有点荒唐，乱杀乱烧（北京前门大栅栏商业区，就毁于他们的一把火，几万无辜的教民和用了洋货的人被杀），在八国联军还没有启动的时候，就非要从大毛子杀到十毛子，把一切西方的东西扫荡干净，其实思想意识却和中央保持一致（缺乏教育，没有灌输，能做到如此，真是难得）。只是他们借以做工具的资本实在是太可怜，法术不过来源于乡间的巫术和气功，而且还是不太像样的巫术和气功，附体的神灵不过是他们在戏曲里熟悉的人物，想借点宗教的力却又不大明白，服装虽然统一不过是图个吉利（黄、红吉色），说是八卦分团，但大家都称自己是乾字团，争当老大，其他的七卦几乎没人用。连喝的、念的咒都跟道教没多少关系，全靠自家糊弄。

　　这些拳民秘密，在当时和过后的一段时间里其实不是秘密，只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有意要把事情弄糊涂才成了秘密。这些秘密不弄清楚，拳民也许还会回来。

　　美国人的“中国戏”

　　眼下，美国人演中国戏，我说的是京剧，所谓的“pekingopera”，已经相当有水平了。很多人正经八本在中国戏曲学校学过，科班出身，回到美国已经可以登台演出。据唐德刚先生说，主演还都不错，生旦净丑，像模像样，有板有眼，只是龙套都是些棒槌，跑起来各跑各的，满场乱跑。

　　美国人大规模见识京剧，大约是在1930年梅兰芳访美之时。梅兰芳的《贵妃醉酒》和《天女散花》倾倒了美国人。有的老太太甚至一个城市接着一个城市地追着看，也让我们的梅老板，变成了梅博士。不过，在梅兰芳来美国之前，已经有美国人在中国看过他的演出。1920年夏，美国议员代表团访华，被招待筵席之后看戏，梅兰芳主演。美国人说不清戏名来，只知道是一出历史戏，梅兰芳在里面演一个妇人，另有一人“状似强徒，貌极狰狞，声极粗厉，面涂黑色，一望而知为狡猾之人”。议员在观后感里还自作聪明地断言，说是中国戏里好人坏人是靠脸上涂白还是涂黑来分的，坏人都是黑脸。显然，这些美国人弄错了，京剧脸谱，黑色代表忠勇正直，白脸才代表奸诈狡猾，他们看的那出戏里貌极狰狞，声极粗厉，面涂黑色的家伙，估计十有八九是包公，京剧里只有花脸中的黑头，才如此装扮。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梅兰芳演的，很可能是负屈含冤的秦香莲之类的人物。当时“五四运动”刚过去不久，巴黎和会上中国的外交失败，大家还记忆犹新，运动的时候学生们喊冤就是冲着美国人喊的，因为大家觉得美国威尔逊总统发表过十四点声明，对弱小国家多少有点同情。火烧赵家楼当天，游行队伍到美国使馆大呼美国万岁，威尔逊总统万岁。现在美国议员来了，给他们看包公戏，也许是指望他们像包公一样主持正义，为中国人申冤，没想到人家根本没看明白（翻译大概也不争气），居然把包公当成了坏人。

　　比美国议员老爷在中国看戏稍早些时候，1919年的年底，在美国哈佛留学的吴宓，被同学（后来的中国戏剧大师洪深）拉去看了一场美国人演的中国戏。1919年是非同寻常的一年，这年5月中国发生了“五四运动”，打那以后，人们一年都没有消停，全国的学生也都在大演其戏，不过都是自己编的《朝鲜亡国恨》和《安重根》（那个在哈尔滨刺死伊藤博文的朝鲜勇士）。不过，美国人演的中国戏，跟中国的亡国之思一点儿关系都没有，名字叫作《黄马褂》（TheYellowJacket）。据吴宓在日记里记载，该剧有点儿《赵氏孤儿》的影子，又有点《狸猫换太子》的情节，而且舞台、服饰都模仿中国戏，“如夹旗为车，登桌作城，执鞭即骑，拱手开门等，固系中国戏台所常有”。显然，这出戏比普契尼的《图兰朵》要中国得多，《图兰朵》除了把个变态的公主说成中国公主，加上一支茉莉花的曲调之外，一点儿中国味都没有，真不明白为什么后来非要到中国的故宫太庙来演。

　　不过，美国人虽然引进了中国因素，但演的却不是京剧，到底是歌剧还是话剧，吴宓没有写，无从知晓。不过演的时候，却不时地露出洋鬼子的马脚，演到杀人，就真的弄一个假人头上来，在手里把玩，演到王子恋爱，一对小恋人就真的搂搂抱抱，啃起来没完。根据北京人艺的导演回忆，他们指导美国学生排演曹禺的名剧《雷雨》，一说四凤跟周老爷的大公子是恋人关系，美国姑娘一屁股就坐在了周公子的腿上。看来不管时代有何不同，美国人演起戏来都玩真的。

　　《黄马褂》这出戏，最令中国人感到不好受的，是戏里的所有男人都拖着辫子，而且太子选妃，首先看女孩是否一双莲足，美国女孩没有裹出来的小脚，只好以意为之。戏里的某个坏人纨绔，还被装上假指甲，足足有一尺长。

　　没错，男人在清朝时期的确是留辫子的，而从南宋起，女人的脚就开始裹成了三寸金莲，且某些贵人和闲人，无论男女，都留长指甲。《红楼梦》里晴雯为了不枉担了虚名，在临死前，把两根葱管一样的指甲咬下来给了宝玉。在老照片上，我们也可以看到西太后老佛爷长长的、戴着护指的长指甲。然而，1919年已经是民国啦，至少在城市里没什么男人再留辫子，女人的放足运动也开展了很长时间，凡是上学的女孩子，已经不再缠足。连长指甲，因为不合乎卫生，都在传教士和医生加政府的联合围剿下阵地大大缩小，就是留了也不大敢像西太后那样公然拿出来展示。中国毕竟进步了，不仅政权形式模仿美国，派出留学生学习美国，就连习俗也在改进，辫子、小脚和长指甲的市场都在缩小。

　　然而，美国人就是看不到中国的进步，说到中国人，依旧辫子、小脚、长指甲，而在场观剧的中国人也没有勇气走上台去，把脑袋和指甲伸给人家看，说一声：瞧，我们是中国人，但我们跟你们一样的！

　　辫子和小脚很早就变成了中国人的象征符号。不止一出戏如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百老汇，好莱坞的所有作品，只要沾了中国人的边，戏剧和电影里獐头鼠目的中国人，只要是男人，脑袋后面肯定拖着一条又黄又瘦的小辫子。好像就在前几年，有报道说，还有美国人问中国人，你们还留辫子，裹小脚吗？

　　还好，现在即使是美国人，能提这样奇妙问题的人是越来越少了。

　　混事的本事

　　这年头，过年一见面寒暄起来，无论干什么，都说自己在混事。混事也有混好混不好的，那混好了的，除了运气好、祖坟冒青烟之外，还要看本事。干事的本事跟混事的本事，不是一回事儿，会干事的不一定会混事。华人圈里，谈吃谈得最明白的唐鲁孙先生说，张伯驹曾经跟他说过，人在世上混得有四样本事：一笔好字，两口二黄，三斤黄酒，四圈麻将。如果不能四样皆备，至少得会个两样，才能混得下去。这里要加一点注，“两口二黄”是指会唱京剧，在这方面张伯驹是超级票友，跟余叔岩和马连良搭过戏的。“三斤黄酒”当然指有点儿酒量，民国的时候北京兴喝绍兴黄酒，筵席上少不了陈年的花雕和女儿红，所以说，四样本事中的“三斤黄酒”说的是酒量。

　　张伯驹的这段名言，脱胎于清朝官场的清客十字令：“一笔好字，二等才情，三斤酒量，四季衣服，五子围棋，六出昆曲，七字歪诗，八张马钓，九品头衔，十分和气。”所谓清客，看过《红楼梦》的人都知道，就是那些在贾政周围，见贾宝玉给大观园题咏，写一句叫一声好的那些人。虽然张伯驹的父亲官高爵重，号称袁世凯的钱袋，但是到了他这一代，已经基本上属于吃老本的混世膏粱，在官场、军界，以及商界边上混事了，如果真的进了官场，这样混就不够了。

　　清代乾嘉道之际，有位混得还不错的官僚梁章钜（做到两江总督），在他退休之后的笔记《归田琐记》里，提到清代官场上流行的“首县十字令”，上面是这样讲的：“一曰红，二曰圆融，三曰路路通，四曰认识古董，五曰不怕大亏空，六曰围棋马钓中中，七曰梨园子弟殷勤奉，八曰衣服整齐、言语从容，九曰主恩宪德、满口常称颂，十曰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明清两代，凡是在省府所在地做知县的，被称为首县，辖境机关多，官员多，来往应酬多，麻烦多，机会也多，没两下子混不下来。其中的马钓，又称马吊，是麻将的前身，此令如果稍晚一点儿出炉，估计就改成“八圈麻将”和“围棋麻将中中”了。“主”是指皇上，“宪”指巡抚或者总督，“主恩宪德、满口常称颂”说的是把领导、大领导经常挂在嘴上，马屁呢，要拍在马屁股上，而且，领导在与领导不在都一个样。

　　混事的本事，官场比社会上，显然复杂多了，从四样变成了十样，不过有一点是一样的，就是跟正事一点儿关系都没有，跟官员的公务至少从字面上并不相干，如果搞业务考核的话，一样也用不上。但是，什么地方都一样，会干的不如会混的，商场上吃得开的是混的本事大的，大的买卖都在酒桌上谈。公务和私务从来都是在浅斟低唱中、在四圈麻将声中悄然进行，业务考核好的，未必升得上去。况且，官场、商场从来分得不那么清楚。清末以来，黑道白道也开始混淆，路路通，不仅加官晋爵而且财运亨通，这里面，离不了混事的本事：一、二、三、四、五、六、七……

　　要是看马路和楼房，时代已经比梁章钜、张伯驹那会儿进步多了。但是，混事依旧在混事，本事在与时俱进，但大体框架也差不多少。麻将依然，围棋却未必，要看领导爱好什么，如果人家喜欢网球那就网球，如果高尔夫就高尔夫，如果实在俗，非要斗地主，那也只好斗地主。关键是玩什么像什么，正好够陪领导或者客户，像那些当年陪段祺瑞下围棋的清客一样，不多不少，就让主子赢上一点点，还看不出是让的。谈吐要风雅，说话要识趣，酒量如果到不了三斤，话要到三斤。现在光顾梨园，两口二黄已经不时尚了，那么歌厅里的本事，是都要明白的。混事的人，卡拉OK不能像一般人一样按自己年龄段唱，必须新歌老歌都会，只有领导会的不会。所以，新时代的“十字令”应该是这样的：一曰红，二曰圆融，三曰路路通，四曰奉上古董，五曰不怕大亏空，六曰玩什么什么精，七曰歌厅OK首首行，八曰西装整齐、英语门清，九曰领导美德、满口常称颂，十曰五星饭店、洋酒不落空。

　　荣誉和面子的闲话

　　跟荣誉第一相关的是奖章（勋章）、奖牌、奖状以及奖金。脖子上挂了奖章、奖牌，手里拿着奖状和奖金，脸上必定感觉有面子。所以，国人特别在意的面子跟荣誉也有了关系，奖章之类的东西好像是荣誉和面子的中介。但是，有的时候，奖章得来跟荣誉没什么关系，只跟面子有关。国人眼里的面子，除了表面的光鲜之外，主要讲的是人的实力，关系和运作的能力。某件事谁都摆不平，你去摆平了算你有面子，某人谁说都不听，你去说服了也算你有面子。

　　北洋时期的北京政府，定期向大、小军头发勋章，勋一位，勋二位，勋三位，害得军头们照起相来，胸前挂满了大小勋章奖章，一排，两排，三排，四排，眼花缭乱。但是好像这些军头们一直没干什么事，还整天跟中央政府闹别扭。能得到勋章，仅仅在于人家有面子，实力强，军阶高，面子就大，勋章也就跟着大。这么一来，面子和奖章之类直接结合，好像中介喧宾夺主，媒婆顶了新娘的心窝子。

　　不过，这种事情在中国好像从来都不稀罕，本来评奖、发奖章什么的是为了表彰某种行为，就像王朝时代，皇帝下令修牌坊一样，为的是表彰烈妇节妇，大有让天下女性守在家里，免得男人看不住自家老婆，引发社会动荡之效。可惜，世界上的事就是这样，好事儿的效果总是难以长久维持，人人争当先进，时间久了，神经一疲劳，评奖也就成了例行公事。某些奖项，谁拿奖得奖章，关键看面子。面子大的获大奖，面子小的得小奖，没面子的没有奖。评审的时候，想要得奖的主儿，必须去争，具体地说就是运作，都说运作需要靠银子，其实，人家收不收你的银子也要看你的面子。很多的时候，在评委那里有面子往往是决定性的，面子特别大的，一个钱不花一样得奖。原本作为评奖依据的事状和成果，其实只是一种借以说话的凭借，怎么说全看评委。反过来，大家去争这个奖那个奖，也主要看中得奖背后的相关待遇，比如工作安排、升职、评职称优先等，对于获奖本身的所谓荣誉倒是看得很淡，因为本来就没有多少。

　　没有了荣誉，所谓的奖和相关的奖章之类，就发生了变异，在这个奖还有含金量的时候，评奖成了分赃，有势力的人排排坐，吃果果，你一个，我一个。没有含金量，或者含金量比较小的时候，就变成了安慰或者装饰，就像北洋时期军头们挂在胸前的勋章一样。

　　我们现在各单位的传统荣誉，比如各种名目的先进、优秀、红旗手之类，也是这种命运。很多单位某些人该晋升而没有晋升，该评职称而不得的时候，聪明的领导就会安排一些这样奖励给这些倒霉蛋，好让他们看起来没那么惨。

　　荣誉被面子偷换，自然就没有了荣誉感。原本为了规范导向人们行为的颁奖，也就失去了意义。人们，尤其是那些社会中的优秀分子，没有人会为了获得荣誉去竞争这些奖项，得到的未必引以为荣，没得到的也未必引以为耻，获奖与否，背后的动机往往是纯粹功利性的，跟做一笔买卖没有多少分别。

　　没有荣誉感，羞耻感也淡了。就本该最有道德感的学界而言，一个学者拿一个大奖，同行们首先想到的未必是他学术成就，而是他运作的能力，或者他所在单位对他是否看重，因为许多大奖往往是单位出面运作。也就是说，人们赞赏的不是他的研究能力、学术水平，而是他的公关本领，他的路子，他走后门的精明，以及他靠山的坚挺。那么这种奖，还能对学术进步起作用吗？当然也会有作用，不过是反作用。

　　一个社会的荣耻观念喊是喊不出来的，关键是这个社会奖励什么，惩罚什么，奖励是种正面的激励，而且是最正宗的激励。这种激励，挂着羊头却卖起了杂肉，甚至不是肉的肉，人们心目中该以什么为荣也就糊涂了。官方的评价体系自乱阵脚，却总是埋怨老百姓乱七八糟，笑贫不笑娼的社会，哪里有道理可讲？

　　离谱的假古董和没有文化的游客

　　中国是个文明古国，文物多。文物多的一个好处是可以用来供不肖子孙来糟蹋和挥霍，于是，可以拿出去卖钱的有走私贩子倒腾出去卖，拿不走的就圈起来收门票，尽量榨油，哪管古迹是否承受得了。如果没有人来，就放任不管，一任其房倒屋塌。有意思的是，糟蹋文物的人却热衷于造假古董，可以搬得走的由文物贩子来造，而搬不走的则由政府来包办。

　　早一点儿的有唐城、宋城，近一点儿的有各种中华始祖，黄帝、炎帝、神农、女娲，甚至连蚩尤也算，一个个雕像塑起来，一幢幢庙宇立起来，一座座祭台垒起来，而且东也有，西也有，一个祖宗分几下，都说自己地方的祖宗才是真祖宗。建议各地官员再建庙修坛的时候，跟王麻子剪刀铺的竞争一样，挂“真”或者“真真”的前缀。不过，比较起来，最离谱的造假，当属安徽宁国市意欲修建“宁国府”，据说人家仗着自己是“宁国”，要打造《红楼梦》的宁国府品牌。

　　建唐城、宋城，毕竟人家当年阔过，差不多就在那个方圆，过去有过这个城，虽然建得跟古代差得很远，怎么说，还有影。满地冒出的祖宗庙、祖宗坛，或多或少，也都有点史料的依据，虽说有的依据过于牵强，但不管怎么说，毕竟可以算他有据可查。可是宁国府算什么呢？谁不知道，《红楼梦》本是小说，贾雨村言，贾府本是假府，当不得真。就算找作者创作的原型，也只能在北京和南京，怎么也轮不到安徽的宁国。当初北京建大观园，就已经贻笑大方，安徽建宁国府，简直是张飞打岳飞——哪儿对哪儿啊。看目前的情形，此风大有愈演愈烈之势，估计用不了太长的工夫，假古董将会磅礴于神州大地，各种见于小说、戏剧、传说或者史籍的古代钢筋水泥的古建筑将会到处都是。各个电视台选秀选出来的金陵十二钗，以及西施、莺莺、红佛女，连带着潘金莲和孙二娘，点缀于其间，搔首弄姿，真是好看煞人。

　　不过，一件明明很可笑的事，却有人前赴后继地做，笑骂任你笑骂，其中必有道理，换言之，兴事者必有好处。但凡这种事情，大多属于旅游开发，政府热衷，商家参与，如果全然无利可图，估计持续不了如此长的时间，更不会愈演愈烈。这里面除了我们的领导比较好名、高度喜欢附庸风雅的因素外，假古董可以带来真利益才是兴建假古董的真正动机。

　　就目前而言，中国的旅游者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还就是不喜欢看真古董，在他们看来，那些东西破破烂烂，没什么好看的。他们就是喜欢这些假古董，造得越是金碧辉煌，越是喜欢，只要建造者能找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名目来，把这个名头安在一堆钢筋水泥头上，再配上些俊男美女点缀其间，差不多就会游人如织。前面提到的唐城、宋城、大观园，去的游客都不少，山西的朋友曾经拉我去过绵山，据说那里是被煤老板承包下来，原来破烂的旧东西被扫荡了，代之以豪华，巍峨的假古董，每个景点都有从春秋到唐朝的大名头。结果，那个地方成了附近几个省的度假胜地，每日里游人多的就跟赶集似的。

　　中国经济发展很快，口袋里有几个钱，一门心思想出门旅游的人越来越多了，但是这些人肚子里却只有鱼肉，没有文化。我们拥有缺乏基本文化素养的几代人，甚至很多上过大学的人，连基本的文史常识都没有，出去玩，也就是起哄，一任导游胡扯，再不就是找地方打牌。前阶段，中国游客出国出丑的事，曝光了不少，其实，在国内游也是如此，丢人丢得一样大，只不过外国人看不见罢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对那些口袋有钱、肚皮里有鱼肉，但脑子里空空如也的人来说，宁国府这样的假古董倒是也般配。只是建造者要留点神，防备哪一天冒出来个贾代化的几世孙跟你要产权。

　　从公厕的修建到大粪主义

　　中国古代，对于人的排泄问题其实很看重，“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农村的人，一粪一溺都浪费不得，要肥自家的田。因此，无论用马桶也罢，厕所也罢，总而言之排泄物最后都要沤了肥田，而且“肥水不落外人田”。如果出门来不及回家方便，粪便掉在别人家地里，无论如何都会有点懊悔，特别敬业的往往会找个家什捧回来，没有家什用手也是有的。

　　南方大一点儿的集镇也有人建公厕，这种公厕跟公益无关，属于私人的赢利事业，用来专门收集赶集人的粪便，然后卖给农民。当然，对于赶集的农民，一般都指望不上，但是对于那些走街串巷的艺人、手艺人和商人，却也是个便利。一些坐商在买卖商品之余，卖点白拣的粪便也是小补。

　　真正的城里人方便，大抵只能靠马桶或者粪桶，从皇帝到平民一概如此。每天早上，由自家的女人或者仆人（皇宫里就是太监），抬出去交给专门收集粪便的人或者上门收粪的农民。在南方，这些粪便很是能卖几个钱，越是有钱人的粪便就越是值钱，因为油水大，肥田效果好。

　　如果上了街，而且盘桓得时间比较长，赶上内急，那就只好随地方便。北方耕作粗放，对粪便的珍视远不及江南，因此即使像北京这样的大都市，市民们也只好奉行随地大小便主义。有时候赶上收粪的人过去了，抬粪的女人也只好将粪便当街一泼。据说，17世纪的巴黎也是如此。从街上走，可千万别挨着楼房墙根，说不定哪个窗户一开，一盆粪便就撒将下来，淋上一头。这种污秽和人们随地方便没有人及时收集的废物堆在一起，于是，街角墙根到处都是“黄金塔”和“水地图”。整个北京城，只有一条下水沟，三年才疏浚一次，正好赶上举子进京赶考，于是有民谚道：臭沟开，举子来。举子一来，全城上下，都臭烘烘的。臭烘烘闻味其实倒是小事，走路是大事，那时候很少有石板路，旱天尚可，不过夹杂点味道的尘土而已，下起雨来，黄泥和粪便充分混合，稀里光汤，粪蒸尿熏。路上行人，如果没有骡车代步的话，那可真的欲断魂了。

　　局面的变化发生在庚子之后。八国联军进了北京，分区占领的鬼子们很快就发现，最头痛的事情不是义和团残余分子的骚扰，而是城市卫生问题——这个问题由于战争时期城外的农民不敢进城收粪，分外严重，害得洋兵直闹病。于是，态度好一点的占领者建公厕（当然是让北京市民自己出钱），安路灯，组织保安队维持秩序——其实主要是看着别让人随地大小便。在此之前，上海租界里的巡捕，来自印度的红头阿三也主要干这个买卖。态度不好的，比如德国人，既不安路灯也不修公厕，却派人暗中巡逻，只要听到有人“放水”，寻声“啪”的就是一枪。

　　不管怎的，反正从此以后，北京有了公厕，也有了维持市政卫生的公务人员，随地大小便者渐渐减少。讲究文明的人们，也越来越难以忍受满地的“黄金塔”和尿渍。冯玉祥是丘八出身，丘八的传统一向是走到哪儿拉到哪儿，但是冯玉祥当了军官之后，不仅不许士兵随处方便，而且重视修建厕所，还特别给自己修一个自己专用的厕所，严禁别人用。别的方面可以跟士兵同甘苦，但方便的时候，必须进入自家专用的厕所。到了20世纪中叶，至少在北京这种地方，中国人让洋人看不顺眼的东西，祸主已经从下面的口转移到了上面的口，变成随地吐痰了。

　　随地大小便主义萎缩了，但有人居然提出要提倡大粪主义来，这个主义是20世纪20年代上海滩上一个人的主张。他写了一本薄得只有10叶的小册子，名字就叫《大粪主义》。此人名叫聂云台，是20世纪中国最有名的资本家之一，20年代曾任上海总商会会长，与阿德哥（虞洽卿）齐名，当年的上海，三教九流都知道他。

　　聂老板的“大粪主义”据他自己说是这样的，在中国民间，人中了毒可以用大粪灌解（这法子现在没有人用了，但在过去，非常常见），而国家民族的毛病中的毒也一样可以用大粪来解。按他的说法，现在的人有四种毒，一是骄慢，二是（讲）体面，三是骄懒，四是奢费，这四毒，浇上一勺浓烈的大粪，一切就化为乌有了。浇大粪的方法很简单，从教育和政治入手，但是要密切联系公厕和大粪。教坛上，学校的老师带头，跟学生一起挑大粪、洗厕所，浇粪种菜。让学生认识到，大街上挑粪的人才是最可宝贵的人。而政坛上，则要求从国家元首到各县的长官，每天早上必须到指定的地点“亲自”刷洗厕所，而且必须刷洗干净。如果担心长官的安全，可以派卫兵四周警卫，长官一边刷洗，还配一个演讲员在旁演讲其意义（估计这演讲之人得配一本《大粪主义》）。

　　虽说善于经商的聂老板谈起中国的毛病来，就像大粪一样有点简单，但是想起当年我们的大学者也还有提倡“五鬼乱华”和“好政府主义”的，也就释然了。可惜，大粪主义自打提出之后，到今天为止，好像只有“文革”期间让老师和当官中的走资派去打扫厕所(这属于惩罚，跟聂老板的意思正好相反)，组织学生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记得老师说过，大粪再臭也是香的，你的思想才真正的臭）。改造好与不好的标志，是看一个人敢不敢用手抓粪，在形式上几近之，但暴力味道太浓，失了聂老板的原意。除此而外，一直都没有人实行过，尤其是当官的没有人实行，估计以后也不会有人实行。其实，这种主义对治疗我们某些贵人和官人的毛病，还是有点儿用的。

　　正在肆虐着的两种恶俗

　　学生从家乡回来，讲彼处乡下结婚时的种种民俗，实在骇人听闻。新郎新娘、伴娘和新郎父母都被闹得半死；新郎、新娘被逼当众自己做各种猥亵的动作，或者被人做各种猥亵动作；新郎的父母，被涂面，画王八，戴高帽；伴娘更惨，加之在她们身上的各种恶作剧，花样翻新，甚至直接的猥亵和调戏。联想到前些时候，几次伴娘被剥光衣服的报道，感觉到现今所谓的结婚民俗已经变成了彻头彻尾的恶俗。事实上不仅伤风败俗，而且涉嫌违法犯罪。

　　不错，传统中国的结婚风俗的确是有点闹，越是下层的婚俗闹的成分就越重。即便汉人这种讲究礼仪的民族，初民群婚时代的某种涉及性的文化因素也不可避免地会遗存在后来的婚俗仪式上，婚礼上的闹房和听房，所谓结婚三天没大小，事实上就是这种东西。不过，尽管传统婚俗有点闹，但毕竟有限度，礼教还在起作用，人们还要顾及自己的身份，一直都有大小的生活，很难会突然变得没大没小。闹房、听房固然戏谑调笑，但断不至于变成对新娘的调戏。但是眼下，闹房婚俗已经经过无数人的创造性发挥，不仅名目繁多，程度加剧，事实上已经演变成一些无聊加无赖者借人家结婚的由头，揩油、调戏甚至猥亵的一个机会，越闹越不像话，成为侮辱作践人的一种闹剧。

　　被作践者之所以听任被作践，不做任何反抗，关键是这种所谓婚俗闹剧，背后有所谓的婚俗禁忌，意思是如果被作践者一方不能忍受，这个婚姻就会有诸多不祥。自然，面对终身大事，当事人怎么敢冒这个风险，无论当事人的父母，还是新婚夫妇两个，都担心如果自己受不了而坏了规矩，今后婚姻出了问题，就会全部怪到自家头上。因此，即使再难受也得忍着。再者，闹的都是熟人，乡里乡亲的，风俗如此，如果不让人闹，等于不给人家面子，因此得罪人，怕人日后嚼舌头，做人不起，即坏了熟人之间的某种规矩，在乡亲面前抬不起头。事实上，即便人们认可传统婚俗里的禁忌，现在流行的越来越花样翻新的婚俗闹剧，绝大多数内容，都是街巷的闲人自己发展出来的，种种作践人的花样跟当年婚俗里包含的禁忌早就没有了干系。

　　闹房的婚俗是一种恶俗，这个恶俗是名词，它的核心精神就是对人的不尊重。现今还流行着另外一种恶俗，这个恶俗是形容词，主要表现在各种媒体上。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出版业中最畅销的书，都是那种不知所云的玄幻和种马类小说。报刊杂志，某些个毫无内容、哼哼唧唧的流行刊物，逐渐成为大家效法的对象。电视上娱乐、选秀或者变相选秀类节目越来越火，主持人提问、盘问、调侃、逗笑很黄、很暴力，参加者应付、回答、表演、很傻、很天真。现在连评委嘉宾也加入作秀，花花绿绿，吵吵闹闹，虽然增加了不少收视率，但却使得我们的电视节目变得更加闹腾。

　　无论是出书还是做电视，纵使恶俗到人们要呕吐，大不了挨顿批评，肯定不会因“政治不正确”而丢了乌纱帽或者饭碗，一般说来，还可以争取眼球，增加经济效益，大利而小害，何乐不为？

　　从某种意义上，民间的恶俗跟主流媒体上的恶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的共性，是对人的不尊重，拿人的尊严开心，所有的人都在自轻自贱、他轻他贱中哈哈一笑，从前所有的价值、所有的意义，都化为乌有，再不堪的事情也都无所谓了。民间的恶俗拿巫术禁忌说事，而媒体的恶俗拿政治禁忌说事，本质上并无不同。从来一个国家的底层文化都是受上层主流文化影响和左右的，当人们心目中的偶像——主持人、嘉宾都在荧屏上肆无忌惮、口无遮拦地嘲笑、调侃、恶作剧，甚至开带“色”的玩笑的时候，自然挡不住民间在涉及男女的婚俗上推陈出新。

　　从晚清以来，仁人志士在救国救民的同时，也大力度地推动过风俗的改造，视为改造国民性的一个重要环节。没想到时间到了21世纪，虽然没有人再裹小脚，但婚俗乃至丧俗（有地方丧礼上跳脱衣舞）却变得如此不堪。在所谓政治正确的前提下，庸俗，乃至恶俗大回潮，究竟是哪儿出了问题？

　　选举与美女经济

　　晚清的国门虽然被人打开了，西器、西俗和西学渐次东来，但中国人对于西方现代政治意义上的选举（vote）在很长时间内都不能理解，任凭先进人士怎样启蒙，大家就是不开窍。在所有能识字做文章的国人眼里，选举是考试不是投票，得选与否一看自己的发挥，二看考官的眼力，跟其他人没有关系。所以，尽管先进人士一个劲儿地说西方选举政治的好话，而且搞选举的西人一个劲儿地打我们，但是国人还是在一个劲儿地操练自家的科举，甚至当西方人打进来的时候，还幻想人家也跟我们一样开科取士（曾经传八国联军的统帅瓦德西干过这事）。

　　不过，近代以来的世界毕竟是西方的世界，体系、规则、座次都得由人家来定，然后把你拖进来按到某个位置上。被拖的民族，或早或迟都得接受人家的规矩，包括名词概念。中国人的学习能力和识时务的能力都不差，只因为国家太大，资格太老，架子放不下来，耽误了太多的功夫。好在中国人毕竟聪明，当我们被西方的好学生日本人教训了一顿之后，终于肯放下架子学习了。

　　上海是晚清中国新鲜事的集散地，各地的中国人都跑到这里来见识洋人洋事，吃西餐，坐四轮马车。而住在上海的人也什么事儿都敢做，玩回力球，做买办，讲一口洋泾浜英语，甚至投票选举也敢一试。

　　不过，上海人最早的投票不是选政治领导人，而是选美女。19世纪末的上海是个繁荣“娼”盛的年代，从街头的流莺到书寓的校书，莺莺燕燕，成千累万。妓女多，文人也就多。那是个文气未消的时代，即使是青楼，也要讲究一点儿琴棋书画，诗词歌赋，于是肉竹发，小报出，花酒来。甲午中日战争之后，文人学士家仇国恨无处排遣，有关醇酒妇人的行动格外活跃，于是有人发起为妓女评花榜活动。

　　花榜模仿科举考试，分色艺两项。给妓女打分，分为一甲、二甲、三甲，只是妓女们用不着动笔，也不需交卷。能进入三鼎甲的美女，自然是行中最红的人，至少有人乐意捧场。这种活动相当古老，据说17世纪就有，当时怎么搞的不太清楚，但此时的花榜却采用投票选举的形式，由报纸来主办，其中最著名的要算是李伯元的《游戏报》的花榜评选。这位《官场现形记》的作者，笔下生花，骂官骂得畅快，办报点子也多。《游戏报》的花榜评选，自1897年夏开始，每年评选四次，以当年的首次选举最受关注，报纸的销路为之大增。花榜选举的票，当时叫“荐书”，一份荐书算一票，以票多为胜，得票相同则参照舆论定上下。一甲三名，二甲三十名，其余有票的都放在三甲。所有参赛的妓女，无论一、二、三甲，都在报上列出。

　　第一次选举，虽然是仅仅事涉花界名花，但依然看的人多，投票者稀，状元仅得九票，榜眼和探花各得七票。不过，参与者中至少有一个是外国人——美国人雅脱，他发信抗议，说是丑的排前面了，美的落了后，要求更正。显然，如果此信属实的话，只表明了西方人对中国美女的感觉跟中国人自己是不一样的，按“民主原则”名次是不可更改的。虽然花榜高低一不能做官，二没有奖品，但所得到的好处也是明显的。发榜之时，报上在每个人的名字后面都注明了住所，而且开列了一些赞词。据说这些赞词都来自荐书，名次越是靠前，赞词就越长。赞词的话有长短，可肉麻程度却差不多，比人则非西施即王嫱，喻物则非花即月，什么“清若白梅”，什么“与月争妍”，连最后两名也是“身材俏丽”和“琪树琼花”（从后来流传下来当时的照片看，这些当年被吹成羞花闭月的美人，大多面容平板，目光呆滞，以今日之眼光观之，一点儿都不美）。发榜之后，不仅榜上有名，尤其是名次靠前的名花们以后生意兴隆，收入骤增，就连写荐书的秀才们也因其文辞的艳丽，多了一些在报上露脸的机会，可以多收点儿润笔。

　　当然，得到好处最多的是发起活动的报纸，销路增，广告多，评一次花榜怎么也能吃上几个月。事实上，随着花榜的评选，相关的各行各业都得到了拉动。当时中国的照相业刚刚起步，正是由于花榜后来上了妓女的玉照，最终吊起了大家闺秀和小家碧玉的胃口，得以蒸蒸日上。妓女的服装，由于报上的宣传而被广大的良家妇女所效法，因而服装裁剪业也发达起来。报刊也因为美女的玉照一天天多起来，由妓女而女学生而名媛闺秀日益兴旺发达，迎来了中国传媒业的第一个春天。其他被拉动的产业，估计还会有，篇幅有限，就不一一列举了。

　　在报纸发起评花榜之前，中国的花业或者说娼业虽然也是一种“产业”，但却只在中世纪的层次上运行，不过是人肉作坊。有了花榜，尤其是有了投票选举的花榜，才转变成了美女经济。花榜评选的设计者李伯元之流对民主政治未必了解，但却无师自通地搞起了投票选举。显然，如果不是这种海选性的投票，花榜的评选绝不可能闹出这么大的声势，当然也就没有后来绵延二十几年的花榜选举，也就没有了美女经济。西方的民主政治，落到中国人手里，最先得济的是我们的美女和美女经济。

　　无法分级的《色戒》

　　《色戒》的成功有风波，内地的风波来自影迷。显然出于对只能看删节版心有不甘，中国大陆影迷们再一次集体发出感慨：要是电影分级就好了。类似的讨论，好像陆陆续续已经抽风过好几回了，最后都是只见楼梯响，人就是下不来。其实，依我这个外行之见，凡是在我们的影院里放的电影，无论是外面进来的，还是自己拍的，想要分级，难。因为在我们审查者的思维里，只有删节，没有分类。他们的任务，开始是把那些令他们脸红耳热的镜头挡在国门之外，后来就变成程序了，只要见到暴露镜头就是一板斧。

　　一些发达国家之所以把电影分级，是考虑到观众的年龄段，有成人与非成年人之分，考虑到非成年人的认知水平和心智发育程度较低，有些电影暂时不能让他们看。这里，不仅仅针对暴露镜头，而更重要的是隔绝其中的暴力和血腥的因素。显然，这样的考虑，在中国没有基础，因为我们的百姓一直被视为赤子的。赤子者，小孩子也。也就是说，在中国，没有什么成人。官员，是民之父母，父母官嘛，父母官面对的、管理的，都是永远也长不大的子民。

　　正因为如此，官员对于老百姓的一切都要管起来，从理论上讲，吃喝拉撒，婚丧嫁娶都要操心，老百姓看什么，受什么教育，那自然更得严防死守看牢了。当然啦，谁家孩子的教育谁不操心呢。可惜的是，自改革以来，老百姓那种半军事化的组织化生存状态已经不复存在，大量的人没有单位，没有户口，也活得好好的，连农民都成批地变成了农民工，过着无组织无纪律的日子，官员想什么都管，实在力不从心。20世纪80年代批判声讨喇叭裤、牛仔裤、男人长头发的蠢事，没有官员肯做了。因此，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多少有点肆无忌惮，只是在某些地方，出行选择交通工具还是有点儿限制，比如摩托车和电动车就不行。

　　吃喝拉撒管不了，连赤子们看什么其实也管不了。即使没有网络，中国的情色业已经开始泛滥。猖獗的色情服务业姑且不说，单说看的毛片，从录像到光碟，VCD到DVD，更新换代、普及极为迅速。试问，现在没有看过这些东西的人可还有？别老说农村落后，人家那里脱衣舞已经可以跟美国的拉斯维加斯媲美了。

　　管不了也得管，管那些面上能管的。于是想在国内露面的影视作品有点儿麻烦，乖巧的，在创意阶段，就得想好如何规避审查，否则拍了也白拍，除非只打算到国际上去争奖。管，在这里成了一种象征，既是权力的象征，也是体系的象征——反正不管怎么说，我还在坚持我的道德标准，至于社会上怎么样，我不管。当然，对于具体管的人而言，具体的好处也是免不了的。

　　有意思的是，从前管得特别严的时候，虽然老百姓是长不大的赤子，但官员好像还是成人，因为他们可以看点儿百姓不能看的东西，确实为赤子着想。可是现在，这种成人与孩童的分别已经悄然不见了，官员们已经早就没这个耐烦当成人批判腐朽。大概人家现在热衷于直接行动了，行动对象在小姐层面，从土妞跃进到洋妞，在情人层面，已经在给二奶编队了。

　　只是，跃进到行动层面的官员，在审查思路上却依旧墨守成规。因此，无论改革进步到什么地步，中国的电影，想分级都只能是做梦。

　　土洋并举的克己复礼

　　孔子说，礼失求诸野。看来，即使是他的时代，礼也会失掉。现在的中国人似乎再一次失掉了礼，不过这回我们没有求诸野，而是求助于礼仪专家。已经有些日子了，礼仪专家很是吃香，开始是沾洋味道现代礼仪专家走红，到处讲怎样穿西装扎领带，怎么吃西餐拿刀叉，甚至细到女人什么场合该穿什么衣服，配什么丝袜。电视热播，光盘热卖，人则四处演讲，请都请不到。近来土味道传统派礼仪专家也不甘寂寞，穿着不知是什么时代的汉服出来演礼的人，东一点儿，西一点儿，总是零星见于媒体的报道。最令人震撼的事发生在武汉，从新闻照片上看，一大群小学生依次穿上“汉服”，裹衣博带，头戴高帽子，在向礼仪专家作揖。我的理解，如果用《水浒传》上的话，就是唱个肥诺。

　　礼这个东西，自“五四”以后很不怎么吃香，因为时常跟礼教相关，后来一度甚至有点十恶不赦的味道，提起克己复礼，连小孩子都知道那是在批判谁。现在礼又吃香了，无论如何，好像都是好事，说明世道变了。媒体上不断披露中国游客在境外的种种不文明礼貌的行为，各个单位，从政法机关到大国企，纷纷请礼仪专家来讲课，感觉终于吃饱了（或者说部分吃得过饱）的中国人，毕竟开始检讨自己的举止了。

　　当然，我们现在讲的礼，不是孔子那时候的礼，这丫头不是那丫头，头上哪有桂花油？我们现在费心讲究的仅仅是礼仪，说白了，就是点儿面子功夫。按过去的说法，知书才能达礼，礼仪无论中外，对于一般人的日常生活而言，不是礼仪小姐仪式上的作秀，而是建立在文化修养上的举止做派。礼的仪式背后如果没有文化和教养，那么即使把动作程序背得滚瓜烂熟，依然属于不知礼。反过来，有教养的人，即使在具体仪式环节上有些瑕疵，也不会让人觉得失礼。

　　无论中国的古礼还是西方的洋礼，背后的精神都含有对人的尊重，礼仪中最重要的其实不是仪式，而是人的举止，主要是日常举止。那些在国外出乖露丑的中国游客，尤其是那些带“长”字的人们，其实在正式仪式方面，倒是很少有可能出错，在国内招待上司的时候，礼貌之周详，态度之恭敬，程序之繁复，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但是一旦离开官场内的礼仪环境，就会变得粗鄙不堪，无论是大声喧哗，随地吐痰，还是抢占座位，贪小便宜，所有行为表现出来的表面上是失礼和失态，实质上则是缺乏教养。中国游客在西方旅游，很少去博物馆，要去的话也就是去去名气大的罗浮宫和大英博物馆，就是去了，也往往挤在几幅人所共知的名画前叽叽喳喳。至于其他一些很有特色的博物馆，绝大多数中国游客，连听说都没有听说，中国游客最爱去的地方，除了红灯区，就是名牌专卖店。事实上，在国内旅游的人，表现也差不多。

　　我曾经多次感慨，我们教育，已经让我们的国家产生了几代缺乏文化素养的人，包括相当多所谓的精英，甚至一些从事文化教育事业的教师和研究人员，除了自己的专业之外，同样缺乏起码的文化素养。这个课需要补，但绝非短时间所能奏效。我很怀疑，眼下恶补礼仪课到底会有什么效果，甚至怀疑这些到处讲课的礼仪专家自己的文化素养究竟怎样，大讲礼仪，至多也就是暂时给自己和单位涂了点粉，还不一定是地方。当然，很多单位，是把请人讲礼仪，当成精神文明建设的任务来完成的，对于这样的单位，礼仪实际上只是一种政治任务，一种单位的文明秀，这就又当别论了。

　　历史可以当饭吃吗？

　　“历史可以当饭吃吗？”自从干了教历史这行之后，老有人问我这句话。每次问，我都老老实实地回答，不能。不过后来仔细一想，这样回答，还是有点不妥。的确，历史不是包子馒头，没法抓起来就吃，解不了饥，顶不了饿，但是历史跟吃饭，还是有点关系。

　　历史对于人来说，无论个体还是群体，甚至人类整体，是一种关于过去的记忆。试想，如果我们有天早上起来，发现自己失忆了，忘记了自己是谁，从哪儿来，到哪儿去，那我们怎么生活呢？也就是说挣饭吃就有了问题。推而广之，一个家族，一个民族，全人类，也是如此。只是，这种失忆，一般不会发生，所以，人们对于历史，也就不那么在意。其实，完全没有历史记忆的人是不存在的，一个人可以不学历史，但你自己家族的历史，你自己学习的历史，对于你从事行业的记忆，都每时每刻在影响你，左右着你谋生的过程，干预着你的生活。

　　与此同时，尽管在当今之世，聪明的学生在家长的压力下，几乎没有乐意学历史的，即使像北大历史系，也招不到好学生，录取分数段，也是北大最低的。但社会上对于历史的消费，却异常旺盛，但凡历史题材的电视剧、电影、小说，以及最近大热的通俗说史的故事书，都很有市场，可以说，除去教材，真正由读者自掏腰包买的书籍，最大量的，就是这类东西。更有意思的是，当下这些通俗历史的写作，很多居然是由当年避之唯恐不远的某些金融证劵和海关界人士书写的，显然，相对于自己从事的专业，他们对于历史的阅读，兴趣更浓些。

　　当然，大众对历史的消费，在很大程度上是种享受，他们对古代才子佳人的兴趣，在本质上跟对现代的才子佳人没有什么不同。这从古代就这样了，古人的说书唱戏，总免不了讲史，真实与否，一般没有人在意。不过，在众多的历史消费者中，总有那么一部分人不满足于艺人的演义，怀有追索真相的冲动。应该说，在现今，这种冲动更加强烈了。这说明，了解历史，是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人本能的一种冲动。

　　显然，我们现在的历史界，的确无法满足这一部分人的需求。历史界虽然已经有部分的人开始步出以往阐释意识形态窠臼，不再满足于为领袖的言论找历史的证据，不再因为领袖一句话，打造历史研究的一朵“金花”，整个历史界，一共五朵金花，都跟领袖的话有关。但是，还是恪守家法，不肯越雷池半步，做明史的，不能碰清史，做清朝前期史的，不能碰晚清史，至于社会科学，更是不能沾惹，沾惹了就是离经叛道。一方面考据功夫不到家，一方面除了考证，又做不了其他事，无法对历史做出合理的解释。

　　更糟糕的是，即使是这样狭隘的历史叙事，也是言语乏味，别的学科，也许还有玩弄概念，故作深奥的本事，历史界连这样的玄虚也玩不了，文字谁都能看懂，就是没有意思，干瘪，乏味，没有创意，也缺乏思想。有人讽刺说，这样的学术研究，阅读者只有两个，一个是作者本人，一个是杂志的编辑。这样的历史，的确跟大众的吃饭没有任何关系，只跟书写者自己的饭碗有点干系，不写，完成不了所谓的科研任务，也许就评不上教授了。

　　过去历史的真相，也许永远无法复原，但人们追求真相的冲动，却也同样无法止息，正像我们不能把产品的检验交给每个消费者一样，对历史真相的追求，理所应当是每个做历史的人天然使命。把你探索出来的真相，告诉大众，把你理清的历史事件的逻辑线索，告诉大众，把完整的历史故事，讲给大众听。大家的生活，会变得更清晰，饭也会吃得更香。

　　红色“桃花源”的解读

　　——读项继权先生新作《集体经济背景下的乡村治理》的随感

　　南街村是个谜。自从这个河南腹地的小村庄出名以来，它的存在就困扰着学界和舆论界。誉者多，毁者也多，而南街村也有意布下迷障，故意彰显红色的面目，遮蔽其经济活动的轨迹，故而使得南街村的面目更加扑朔迷离。好在这个世界不乏喜欢刨根问底之辈，项继权先生的新作《集体经济背景下的乡村治理》一书的问世，使得南街村谜团的谜底已经初露端倪。

　　项先生为我们解剖了三个麻雀——南街村、向高村和方家泉村，分别位于中国的中部、东部和西部，其中最为典型，也最为惹眼的是南街村。其实，像南街村这样发展集体经济的典型，即使是在大包干的农村改革之后，也一直受到上面政策和宣传导向的双重鼓励。然而，随着时光的推移，全国范围农村的集体经济并没有普遍地发展起来，甚至像苏南这样早在改革前就已经红火起来的农村集体经济也趋向没落。南街村的典型难以推广，这无疑是令某些理论家难受的事情，究其原因，恰是项继权所指出的那样，南街村实际上是一种能人型的政治经济复合体，其中“能人”是决定性的关键因素。个中的“能人”必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一是具有相当的政治经济能力；二是具有足够的个人魅力；三是必须具有对集体的道德责任感，而且这样的能人机缘凑巧又能处于某个村庄集体的领导位置上，否则，这种“再集体化”的辉煌就难以出现。

　　当然，仅仅点出南街村现象的“能人政治”本质，显然不足以揭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农村“再集体化”现象的全部内涵。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走出人民公社体制的中国农民，在国家日趋于和世界接轨的背景下，面对正在发育的市场，亲历迅速膨胀且又对农民深沟高垒的城市化，自身有着太多的组织化需求和对集体经济的需要。如果有可能的话，似乎没有理由相信农民会拒绝集体的帮助以熬过市场的风浪。从历史上看，中国农村事实上并不存在纯粹的小农私有制，“集体经济”往往以族产、社产等名义广泛存在，不管其经营的效益如何，对于所在的农村社区和农户都切实有用，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公产的存在，是农民的自身需要所派生的，而不是谁强加给他们的。农民不仅对“集体经济”有需要，而且对于宗族乡社等社会组织，特别是处于这些组织顶端的“能人”也有强烈的依赖。越是在动荡和变数不定的时代，人们对组织以及能人的依赖就越强。只要能人能给农民带来好处，那么他们宁愿放弃自己的意愿，将支配自己的权力拱手相让。古代中国有过“坞壁”，近代中国有过“土围子”。现今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农民，尽管可能家家都有进城打工的人，也用上了彩电冰箱，但事实上他们并没有真的现代化，农民跟他们的祖先一样，其实更希冀依靠能人和组织度过转型期的风险。只是，过去的乡社组织连同农村的自组织机制，一同被长期的动员型的体制摧毁了，乡村的革命精英又高度地政治化，缺乏领导经济活动的领袖素质，时代和机缘都没有给农民以再组织起来的条件和机会。所以，他们更多地只能与自己的本愿相反，趋向一盘散沙式的原子化。只有在少数地方，处在原体制乡村领导位置的是具备领导气质和经济能力的人，可以在合适的政治环境下（有上级的支持），利用原来的管理结构重振集体经济，建立农村基层的政治经济复合体，如是就出现了类似南街村和大邱庄这样的“奇迹”。

　　从某种意义上说，南街村现象不过是传统宗社乡党组织的现代衍生，正如项继权所指出的那样，在南街村，村民委员会已经形同虚设，村民代表会和村民大会也不开了，所谓的公民参与更是谈不上。南街村的权力架构，除了名称之外，已经没有什么现代意味了，不仅如此，南街村也不是毛泽东时代体制的复归。且不说其经济因为引进外资，不再具有“原教旨”的集体经济意义，就其大量雇佣劳动而言，就已经离“共产主义”太远了。极而言之，南街村的两大社会阶层，上万人的“外工”和不多的“本土村民”，以及附着于本土村民的荣誉村民，后者是所有者、管理者以及食利者，前者只是劳工，按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述，后者是在榨取前者的剩余价值。所以说，实际上，南街村随处可见的革命标语，高亢的革命歌曲，反复的思想政治教育和高举的毛泽东旗帜，说白了只不过是一种文化，一种与南街村的当家人王洪彬的治理结构相匹配的文化。借助于这种文化，对内可以增强凝聚力，强化管理，对外则打出南街村的标志，具有强烈的宣传和广告作用。不论王洪彬对此有无自觉，但南街村的红色的确在客观上起到了这种效果。南街村经济发展得规模越大，其治理方略“外圆内方”中的外圆部分就越是发达，甚至将桑拿房、歌厅都为“外圆”管理人员建好。同时，也使其内部在“共产主义”的道路走得越远，或者说红色涂抹得越重，甚至要建大食堂，不让村民在家吃饭，申请将南街村改为“南德公社”。

　　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红色的文化，所以南街村整体上的秩序、凝聚力都要大大地优于向高村和方家泉村，集体经济也更为壮大。当然，其知名度也更高。虽然，真正导致南街村集体力量的关键因素，是“班长”王洪彬的经济开发和管理能力和看得见的绩效，但南街村以尊崇毛泽东为标志的革命文化还是强化了班长的个人权威，在南街村，“‘听班长的话，按班长说的去做’，几乎成了人们的口头禅”。这样的情景，总是让人按捺不住要想起过去那个熟悉的岁月。

　　在中国，当一群农民和一个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在某种机缘下以某种结构结合时，凡是能成点儿气候的，除了合适的权力架构之外，总是会适时地出现某种文化。历史上的许多文化要素都出现在这种集团文化中，佛教、道教、基督教甚至会道门的异端奇说，有了这种文化，集团内部对领袖的个人崇拜都无一例外地得到了加强。在河南这块土地上，我们已经看到了太多这样的团体。现在我们知道了，原来这种模式也可以复制到集体经济中，为农民做点儿好事。只是我们担心，一旦领袖不在了，或者一时发昏做出反常之举，事情将会是怎样。

　　一千多年前，陶渊明写过《桃花源记》，记的是一个留在历史深处的小天地，据陈寅恪先生考证，陶潜的桃花源实际上就是那时代常见的坞壁，人们为了躲避战乱聚族据险筑墙形成的一个个小聚落。那里，没有例外地都会有一个深负众望的领袖。我感觉，南街村这样的地方，真有点儿像是市场海洋中的坞壁，只是这个坞壁有的部分停滞在历史上，有的部分却与时俱进。

　　真祖宗和真真老王麻子剪刀之争

　　号称炎黄子孙祖宗的黄帝如果地下有知，最近会肯定感到有点乱。从前祭祀他老人家，都在陕西黄陵，近来河南新郑也在祭，说是那儿才是黄帝的老家，其实，河北涿鹿也建了一处纪念黄帝的所在，说那儿是黄帝最后战胜蚩尤，奠定大局的地方。陕西官员有点不乐意了，建议国家出面，整理祭祖的乱象，言外之意，就是罢黜别家，独尊我这儿。

　　类似的问题，在别的祖宗级人物身上也有，伏羲、女娲、炎帝，还有尧舜禹汤大家也在争抢，就跟争黄帝一样，各有各的道理。各地的人文学者忽然之间都有用武之地了，跟着本地的官员屁股后面，引经据典，各执一词，异口同声，都说自家门口这个祖宗才是真的。一时间，中华大地，遍地祖宗。反正这些遥远而名头特大的祖宗，在哪儿都找不到哪怕一丁点儿过硬的考古证据，证明这个地方就是祖宗“生活战斗”过的地方，或者死后葬身之所，大家争来争去，口吐白沫，所依据的，无非是那么点典籍上的记录，甚至一些虚无缥缈的民间传说。这些记录和传说又过于简略和模糊，正好留下空间任我们这些后世子孙想象发挥，这大概要算是我们另外一些管记事的祖宗留下的遗德。

　　当然，人世间熙至攘来，无非“名利”二字，凡是要争的东西其间必有好处。文化的这个小老鼠拖出的必定是经济这个大木锨，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眼下尊孔之风甚炽，孔子已经被炒成世界的万世先师，但孔庙所在地的曲阜却越来越像一个超级的集市，孔府一部分和庙也曾被包给旅游公司经营挣钱。孔府家酒、孔府宴酒，其实跟孔府毫无关系，只是商人弄出来低质白酒，却顶着孔府名头热卖那么多年，把老人家毁了不知多少遍。有根有据、有府有庙的孔夫子命运尚且如此，那些目前还没有找到考古依据的祖宗，自然也只好为拉动各地的旅游经济做贡献了。只需建几个莫名其妙的台子和房子，刻上祖宗的名号，就可以逗引大家来此撒钱了。前几天闹得沸沸扬扬的中华文化城，追究其动机无非也是抢祖宗。平心而论，他们也冤——凭什么啥凭据没有的地方一会儿祭黄帝，一会儿祭炎帝，而我们这里又有孔庙又有孟庙，却不能把所有的国家祭祀都拉过来？

　　这种争夺，由于没有证据，也没有限制，很容易让人想起当年北京的老王麻子剪刀。老王麻子剪刀问世之后，由于产品过硬，质量好，一时畅销南北，人人爱用，结果，就冒出很多家老王麻子，为了维护品牌，原来的店铺只好在自家的招牌上加一个“真”字，变成真老王麻子剪刀店。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你加一个真字，人家加两个、三个，真真、真真真老麻子剪刀店。最后是任谁也搞不清到底谁是真的，真正的王麻子也就没了。那年月的剪刀品牌没有专利制度保护，现在我们的祖宗也没有专利制度确认，大家看在钱的面上只好争、掐。陕西的官员指望中央政府出面维护自家的独占权，其实很傻、很天真，中央政府怎么会做这个冤大头，断这个根本断不清的官司？

　　其实，我们的这些祖宗到底是实有其人还是历史传说，在学界还是有争论，尤其是西方学界都属于不见棺材不流泪的主儿，不拿出点过硬的考古依据，人家不会买账。当然，作为中国人，我们也有理由相信这些远古祖宗的真实性，同样为西方不认账的殷商，不是已经被考古发现所证实了吗？出土甲骨文上记载，同时也证明了我们太史公的记录，其实有凭有据。既然这段记载可以被证实，那么炎黄的记载也未必就一定不能被证实，说不定哪一天，我们会像发现殷墟，发现红山文化，发现良渚古城一样，发现炎黄的遗迹，尧舜禹汤的旧址。但是，前提是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我们的古迹，像保护自家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现有的和地下可能出现的文物古迹。不能像现在一样，地方政府都在捕风捉影地热衷造假古董，却不约而同地对本地的真古董漫不经心，甚至听任其风吹雨打，人为毁坏，或者过度商业开发，能挣一个是一个。对新发现的考古遗迹，如果名头大，就急于开发，开放旅游，如果名头小，则不闻不问。

　　这样下去，结果是可以预测的。终有一天我们就像争抢王麻子一样，把祖宗给争丢了，遍地祖宗等于没祖宗。 蓝星，夏国。

　　肿瘤科病房，弥漫着医院独有的消毒水味道。病房是单人间，设施俱全，温馨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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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对于孑然一身的路遥来讲，却是无人问津的等死之地。

　　他是癌症晚期，靠着意志力撑到现在，但也只是多受几天罪罢了。

　　此刻，路遥躺在病床上，怔怔望着床头柜上的水杯，想喝口水。

　　可他拼尽全力却无法让身体离开病床。剧痛和衰弱，让这原本无比简单的事情成了奢望。

　　这时，一道幸灾乐祸的声音响起：“表哥~你真是狼狈呢。连喝口水都得指望别人施舍。”

　　一位英俊的年轻男子悠闲坐在病床前，翘着二郎腿，眼睛笑成一道缝。

　　“你求求我，我给你喝口水如何？”

　　路遥面无表情，一言不发。自从失去了自理能力，一帮亲戚的嘴脸已经见多了，不差这一个。

　　男子起身，将水杯拿在手里递过来，“表哥别生气，我开玩笑的，你对我这么好，喂你口水还是能办到的。”

　　说完话，他将水杯里的水，缓缓倒在路遥苍白消瘦的脸上。

　　被呛到，路遥无力的咳嗽几声，好在少量的水流过嗓子，让他有了几丝说话的力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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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鑫，为什么？我从未得罪过你。你去星盟国留学，还是我资助的！”

　　张鑫将水杯放下，不紧不慢的说：“谁让你这么古板呢，只是运点感冒药罢了，又不犯法，你非得千方百计的拦着。”

　　路遥脸上闪过一丝了然之色，道：“张鑫你这垃圾，狗改不了吃屎。将感冒药运到国外提炼毒品……咳咳……”

　　张鑫理了下领带，笑道：“你别血口喷人啊，我可是国际知名企业家。这次回国，‘省招商引资局’还打电话欢迎我呢~”

　　路遥叹了口气，现在的自己什么都做不了，索性闭上眼睛不再说话，安静等待死亡的到来。

　　但张鑫却不想让眼前饱受病痛折磨、即将离世的表兄走好。他附身靠近，悄悄说道：琇書蛧

　　“表哥啊~其实呢，我这次回国主要就是见你一面，告诉你一声——你的癌，是我弄出来的~”

　　路遥陡然挣开眼，“你说什么！”

　　张鑫笑眯眯的掏出个铅盒打开，里面是件古怪的三角形饰物，仅有巴掌大小，中间是只眼睛似的图案，一看就很有年代感。

　　“眼熟吧？这是我亲手送你的，货真价实的古董。我在里面掺了点放射性物质，长期接触就会变成你现在这副鬼样子。”

　　路遥马上认出来，这是自己很喜欢的一件古物，天天摆在书桌上，时不时的把玩，没想到却是要人命的东西！

　　他伸出枯枝似的手臂，死死的抓住眼前人的胳膊！“你……”

　　“别激动~表哥，我西装很贵的。”张鑫轻松拿掉路遥的手，小心的捏起铅盒，将放射性饰物塞进他怀里。

　　“我赶飞机，得先走一步。你好好留着这个当做纪念吧，有机会再去你的坟头蹦迪~”

　　说完话，张鑫从容起身离开。临走前，还回头俏皮的眨眨眼。他原本就男生女相，此时的神态动作居然有些娇媚。

　　保镖很有眼力劲，赶紧打开病房门。同时用无线耳麦联络同事，提前发动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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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遥只能无力的瘫在床上，浑身皆是钻心剜骨般的剧痛，还有无穷悔恨、不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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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很快，剧痛渐渐消失，只剩麻木，路遥隐约听到过世的双亲在喊他。

　　就在路遥的身体越来越飘，即将失去意识时，胸口突然阵阵发烫，将他惊醒。

　　从怀中摸出那三角形饰物，发现这玩意变得滚烫无比，还在缓缓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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