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血淋头的文人

　　逼上梁山的《苏报》

　　1903年的《苏报》案，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来历史学家的视野里，都算是很大的政治事件。几个特别善于舞文弄墨、也特别能战斗的革命党人接办了租界里一张影响并不大的小报，公开抨击政府，指名道姓地骂街，说光绪皇帝“载湉小丑，未辨菽麦”（章太炎），要与“爱新觉罗氏相驰骋于枪林弹雨之中”（邹容）。骂的刚回銮不久的西太后无论如何坐不住椅子，指示当时的两江总督魏光焘无论如何要将这一干乱党捉拿归案。

　　可是《苏报》办在租界里，一干“乱党”（章士钊、蔡元培、吴稚晖、章太炎、邹容等）也在租界和华界之间出没，稍有风吹草动，就溜到租界去，让清朝的官员望界兴叹。还好，由于西太后雌威尚在，施加的压力足够大，而且章太炎们骂得也忒出格，加上此时的西方列强对已经服帖而且表示要改革的清政府也多少要给点面子，所以列强的领事们同意查办这些革命党，只是只能在租界内审办。清朝官场徇私舞弊的积习在这个时候起了非常正面的作用。办案的江苏候补道俞明震，跟这些党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兵马未动，风却早就放出去了，明白地暗示这些人赶紧开溜（此公后来做了矿务学堂的总办，给学生出国文题，有“项羽拿破仑论”这样的好名目。这个学堂最有名的学生叫周树人，即后来的鲁迅）。章士钊、蔡元培、吴稚晖，加上报纸的老板陈范很识趣地走开了，只有骂了皇帝的章太炎不肯走，几乎是自投罗网似的被捉了进去。讲义气的邹容不忍心让老大哥独自坐监，也投案自首。在名为中外合议、实际上是洋人当家的会审公廨上，章太炎发挥自己文字学的学问，硬是考证出“小丑”的古义本是小孩子，因此他没有骂人。邹容则辩解说，他那号召推翻清政府的《革命军》根本就是别人的盗版，他写是写了但没有发表。尽管两位经过高人指点，通晓西方法律的革命党在法庭上辩得让人直晕，但是原本就打算给清政府面子的法官还是判他们二人有罪，分别服刑两年和三年（不引渡，在租界服刑）。

　　《苏报》原是一介普通的小报，在风气渐开的19世纪末，上海这个华洋杂处的所在集聚了太多的有闲和有闲钱的人，学洋人办报是这些闲人和闲钱的一种出路。《苏报》的创办人胡璋，不过是为了拿这个报纸生钱，跟办工厂、开钱庄差不多，只是胡某人办的不好、赔累不起。转给陈范之后，虽说陈有政治倾向，同情变法，但也跟银子没仇（不挣钱的报纸办不下去），所以也得谋经营之道。谈政治虽然危险，但在那个年月，却是时髦，有市场。据阿英研究，在19和20世纪之交，中国的通商口岸，讲政治是最受欢迎的，连小说不讲政治都没有人读。只是《苏报》最初谈政治，完全是康党（康有为）的口吻，可是随着朝廷政治颠三倒四地开倒车，戊戌政变直至闹到庚子之变，杀教士和教民，打使馆（外国舆论以为我们在搞恐怖主义），闹完之后又迟迟不肯认错，《苏报》也逐渐地走向激进，倾向革命了。当然，这里也有市场的原因，因为在这个时候，越是激进的言论才越是引人注意。其实，苏报案的一干主角们，跟孙中山不一样，当初也都是康党或者倾向维新的，章太炎就参与过《时务报》的事务。由改良转为革命，也都是由于对清政府的失望。

　　《苏报》上梁山有清政府的催逼，也有市场的拉动，当然，一个很关键的催化剂是存在租界这种国中之国。《苏报》案的“重罪”（按大清律是要凌迟处死的）轻判，对于后来的舆论界的形成，起了很正面的作用，让游荡于租界内外的知识分子实际上受到了鼓舞。从那以后，舆论界一发不可收拾，形成了对清政府改革（新政）的巨大压力，起了改革的推进和校正器的作用，主持改革的政府稍有不慎就会被骂得狗血淋头。

　　文人打手的故事

　　张继是国民党元老，属于文官，不过他的这个文官，在年轻的时候，却以能打闻名。张继当年也是公派留日生，但很早就因受不了日本人的嘲笑，剪了辫子，很为留学监督姚某看不惯，总是说三道四，说得张继性起，约了同为剪辫党的陈独秀、邹容，找个碴子，一个抱腰，一个捧头，一个挥剪，把监督大人的辫子也给咔嚓掉了。监督大人官做不成，张继也只好做革命党了。

　　说起来，革命党起事的资格，要比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保皇党老得多。但自从保皇党流亡海外，康有为拿着一个假的衣带诏，以一介冒牌的帝师的身份，在海外华人华侨中招摇，居然后来居上，很有市场，要钱有钱，要人有人。双方各开大会，往往是保皇党的会人多势众，这次第，令革命党人很是气闷。这个时候，教科书上说，革命党和保皇党开展了一场大辩论，在辩论中，由于主持《清议报》的梁启超这支笔，敌不过主持《民报》的章太炎的那支笔，所以，革命战胜了改良。其实，要论宣传，梁启超的时务体绝对天下独步，怎么可能输给为文古奥的章太炎？原来，这里面另有内情。

　　在章太炎跟梁启超打笔仗的同时，张继也上场了，他的武器不是羊毫，而是一柄粗大的枣木手杖。每逢保皇党开会，张继便领了若干健将，杀将前去，二话不说，挥杖便打，梁启超们开始还欲与之理论，可是枣木杖招招见肉，秀才遇见兵，只好落荒而逃。只要保皇党人开会，张继不知道便罢，知道便去打，非打得人家鸡飞狗跳而后止。保皇党人虽多，但架不住张继之勇，所以每打必败。当时，同盟会和保皇党人的基地都在日本，而日本警察虽然效率很高，但对这种中国人之间的内讧，根本没有兴趣理会。久而久之，保皇党人的活动在日本都没办法进行了，又过了一段时间，至少在声势上，革命战胜了保皇。当时，同盟会有四大打手，张继排行第一。

　　张继打手的英姿，到了老年，又得到了一次施展的机会。那是1935年，国民党在南京开大会，上海的洪帮受某些势力的指使，派出刺客化装成摄影记者，行刺国民党要人。结果临场的时候蒋介石不在，刺客便对汪精卫下手，刚开一枪，便被两人制住，一人抱腰，一人卡住手腕夺枪。夺枪者为张学良，抱腰者，乃年逾七十的张继。能当刺客，当刺杀国民党要人的刺客，大抵都有两下子，居然被张继一抱而不能动，可见昔日打手不减当年之勇。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打人当然不在话下。不过打的对象，不是满清亲贵，而是同为流亡海外的文弱同胞，似乎胜之不武。况且，革命也好，改良也罢，不过是手段，目的都是为了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康乐。手段、道路的选择，其实真是需要辩论的。辩论是讲理，不是动蛮，如果靠动粗打架取得了胜利，这个胜利，对于国人意义其实不大。何况，无论主张革命还是改良，保存帝制或否，双方都是在以西方政治为蓝本，区别只是学美国还是学英国，手段是暴力革命还是和平渐进，而目标都是建立西方的代议制政体。可是，在革命和改良的争论中，在革命党和保皇党的角逐中，双方都不能坐下来讲理，辩论实际变成了谩骂，背后还有棒喝党的开打。彼此在对方的眼里，都是最凶恶的敌人，甚至比他们共同痛恨的叶赫那拉氏还要可恨。比较起来，激进的革命党人，似乎又更显得理直气壮。

　　显然，张继虽然勇，但他不是流氓痞棍，只是一个文人。就当时而言，是自以为他们对，真理在握，才这样勇往直前的。在握的真理，给原本不正当的行为蒙上了一层道德的面纱。

　　吴稚晖的两次“冤”

　　吴稚晖是个民国怪人。在国民党内，他无疑属于元老级的人物，但其政治表现却总是二丑模样，半是名士派头，半是玩笑洋相，总也正经不起来。日俄战争期间，留学生在东京开会，吴稚晖上台大骂西太后，骂着骂着，肚子一鼓，裤子掉了下来，提上之后，面不改色，依旧是骂。

　　北伐成功，国民党当了家，吴稚晖成了元老中的元老，而且年逾耳顺，奔七十了却依然为老不尊，疯癫如故。喜欢穿土布大褂，坐三等车，睡大车店，还特别喜欢在住所周围的空地上方便（吴《斗室铭》有句云：“耸臀草际白，粪味夜来腾。”），极其健谈，话匣子一开就关不住，所讲的话庄谐杂出，格外喜欢在脐下三寸左右徘徊，越是有女士在场，就越是卵蛋、精虫地说个不停。为文最喜欢的东西，一个是嘲笑瘌痢头的《瘌痢经》，一个一开首便是“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的鬼话《何典》。西太后死的时候，吴稚晖写文章去骂，要李莲英伸手扪西太后“干软的乳头”，全不顾人家看了会不会呕吐。

　　不过，一生嘻嘻哈哈，老不正经，拿肉麻、下流当有趣的吴稚晖也有不爽的时候。第一次是甲午战争之后，知识分子闹变法，康有为叫得最凶，公车上书之后，同为举人的吴稚晖慕名去见康有为。说起中国之病，公推“八股”、“鸦片”和“小脚”（缠足）为三害，由是约定，大家不再参加科举考试。三年后，吴稚晖老实地遵守了约定，没有下场，可是康有为和他弟子梁启超却照考不误，康有为还中了进士。吴稚晖一怒之下，一度愤而“反动”，故意跟进步潮流唱反调，为难追求新思潮的学生（时吴在北洋学堂教书），好不容易才回过味来，死活也不肯在北方跟康梁们一起干了，跑到家乡另起炉灶。后来吴稚晖从康党变成革命党，估计跟这次“上当受骗”很有关系。

　　吴稚晖的另一次不爽的经历，跟《苏报》案有关。亦宦亦商的陈范接手《苏报》，半出于对朝廷的不满，半出于销路的考虑，将报纸交到了爱国学社里（笔和嘴巴都很厉害的一干人手里），吴稚晖也算是其中的一个。这些人在报上大骂皇帝，骂的北京的西太后坐不住椅子，动用国家力量来惩办“乱党”，具体的经手人却是很开明的俞明震。俞明震兵马未动，却先托关系找到了吴稚晖，在出示了朝廷要将《苏报》同人拿办正法的谕旨之后，却连说“笑话，笑话”，并说他们以后可以多联系，告知了联系的方式，最后暗示，吴稚晖可以出国避一避，去欧洲、美国均可。对于俞明震的卖好，吴稚晖和《苏报》的同人（蔡元培、章士钊、章太炎和邹容等人）开始是当笑话听的，由于有租界的庇护，他们根本没把北京那个老太婆的雷霆之怒当成一回事。在此之前，租界当局已经找过他们若干次，并保证说，只要他们不私藏军火，仅仅是批评清政府没有关系。但是，他们没有估计到的是，即使是西方国家，国家的利益和言论自由的理念比起来，后者依然脆弱得很。当西太后很是认真的时候，已经跟清政府达成了协议，而且有4万万白银的赔款厚利要拿的西方国家多少都是要给点面子的，尽管这个西太后刚刚很不人道地把一个“持不同政见者”杖毙掉了。

　　于是，《苏报》案发了，章太炎和邹容进了租界的监狱，虽然在清政府看来是重罪轻判，但毕竟有人受了惩罚。在《苏报》同人大多避开的同时，吴稚晖走得最远，真的去了英国，全不在意“英伦居、大不易”的花费。案发后，有消息传出，说是章太炎和邹容的入狱是吴稚晖告的密。当然，这是冤枉的。尽管吴稚晖走得远了点，如果仅仅为了避难似乎没有必要，但章、邹二人的落网的确跟吴稚晖没有任何关系，因为当时办案的人，无论是中国方面的官员还是租界的巡捕房，都没有任何的热情，事还没办，空气早就放了出去，咋呼的地球人都知道了。章与邹的被捕完全是这俩人的自投罗网，找上门去的，大概就是想弄出点事来好扩大影响。这里面，抓人的和被抓的没有丁点的秘密可言，当然也就没有密可以告。至于为什么俞明震偏要找上吴稚晖，很可能是因为这些人里只有吴稚晖是江苏人（还是绅士），而俞恰在江苏做官，身家事业都在江苏。

　　吴稚晖这两次际遇的确有点冤，以至于事情过了很久，党国的“稚老”依然愤愤不平。不过，这个“冤”也反映出吴稚晖其实并没有人们想象得那样潇洒和狂放，对于自己没有拿到进士的头衔，多少还是有点惋惜，对于清政府或者说对一切大权在握的人也有相当清醒的认识。一个《苏报》案，章太炎自投罗网（还是有风险的，毕竟沈荩刚刚被杖毙），而吴稚晖却远走欧罗巴。回来以后，虽然身属革命党，信仰无政府主义，但暴动暗杀的事情（这恰是欧洲无政府主义者的拿手戏）却一点也不沾边，既比不上幕后策划的蔡元培、陈独秀，更比不上亲自动手的吴樾和汪精卫。再以后，我们发现，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吴稚晖对于最有权势的那么几个人却连小骂都没有，无灾无害地做着国民党的中常委。1949年以后，蒋介石周围像吴稚晖这样专门舞文弄墨的人，戴季陶自杀了，陈布雷也自杀了，可吴稚晖却活得好好的，吃得下、睡得香，躲到台湾活到自然死亡。

　　狗血淋头的文人们

　　古来文人之厄莫过于文字狱，大约文人所依仗的不过一支秃笔，不弄点什么在纸上，甚至刻成书就难受。当然，这一不难受就容易出事。在皇帝的统治下，政治上的忌讳是免不了，写下白纸黑字的议论，如果政治上不正确，又恰好碰上个过敏的主子再加上若干条鼻子特好使的狗，那么有可能倒霉。

　　有明一朝，在开始的时候，朱元璋识字无多，文字狱往往都是阿Q式的，自家秃头，忌讳人家说光，偏有那么些小文人对拍马屁特别有兴趣，自投罗网，结果一个接一个地莫名其妙就丢了性命。到后来，随着皇帝的文化水平的提高，文字狱的水准也水涨船高，稍微像点样了。比如李贽放言无忌，捧秦始皇，赞美私奔的卓文君，说伺候了四朝皇帝的冯道的好话，连对孔子都敢说三道四，宣称不一定以其是非为是非。结果被捉进宫里，断送了老头皮。

　　历朝历代论起来，还是清朝文字狱最红火，康雍乾盛世百多年，就闹了百多年的文字狱。不仅传统的政治不正确的话题依然，而且又新添了许多敏感领域，不仅狄夷这种字眼儿犯忌讳，连明、清的时候，朱、红都碰不得，如果你不小心说出了一个以前看起来是常见的词组——浊清，皇帝肯定会龙颜大怒，说你把“浊”字加于国号之上，是何心肠？甚至如果你在诗文里多用了几个“日”“月”，也可能被人告发，说是别有用心——念念不忘明朝。不过，要我说，文人最倒霉的还不是在文字上遭灾，如果真是在文字上触犯了忌讳，尽管断送了老头皮或者不老的头皮，在后人那里还多少能赢得几分赞誉，被夸有勇气，甚至有见识。可是那些被以另外一种名义修理的文人，不仅当时很惨，过后也得不到后人的好评，在今天看来属于晦气到家了。清初的吴兆骞就是这样一个倒霉蛋。

　　吴兆骞是明末清初之季江南有名的才子，这样的才子在明社为屋之际，尽管没有顾炎武、傅山、张煌言、夏完淳那样的恢复之志，但多少不免有些家国之慨。虽然很快就出来应试做了顺民，但对于清朝皇帝来说，这种人还是有欠修理的地方，至少为了惩罚江南地区士大夫的不安分，也要弄点儿名堂杀一杀这些人的傲气。于是，科场案出来了，凡是被举报的考官考生，统统丢了吃饭的家伙，而取中的举子则被押到北京，俩兵丁拿着大刀看一个，让他们在皇帝面前当场考试。江南才子吴兆骞就是被押解到京，在杀气腾腾的考场上考试的一个倒霉鬼。

　　一种说法是，从来都娇生惯养的吴兆骞哪里见过这样的阵势，不免浑身颤抖，握不成笔，结果交了白卷。还有一种说法是，吴兆骞被押进考场之后，傲气陡起，说我吴兆骞考个举人还用受这种气，一字不写，交了白卷。不管哪种说法是对的，反正吴兆骞交了白卷没有错，而且因此被流放到了极边之地，到宁古塔（今黑龙江宁安）给披甲人为奴了，再重一点就是绞刑了。尽管吴的文名早已上达天听，皇帝应该知道，此人的白卷不代表他只能靠走后门才能考上，但处分依然是这么重。吴兆骞在宁古塔的冰天雪地里，背着考试作弊的罪名，一待就是23年，最后还是一班儿老朋友看不下去，托关系托到当时的权相明珠的儿子纳兰性德头上，纳兰惺惺相惜，伸以援手，这才让吴兆骞在暮年回到了家乡。

　　以吃为价值取向的民族

　　也许可以这么说，一个“吃”字和一个“家”字，体现了中国人基本的价值取向。什么都可以丢，就是这两个东西丢不得，实在被逼到墙角了，高尚一点的人可以为了家而牺牲吃，而品性差一点的则往往为了吃而牺牲家。“吃”作为价值取向，主要表现在多数人活着是为了吃，而不是看起来更为合理的吃是为了活着。食不果腹的时候当然谈不上价值观，但是只要国人有了余钱剩米，吃顿好的或者顿顿吃好的就成了人们每日的不懈追求。用老北京的话来说，就是“奔”，到底是奔窝头加咸菜呢，还是奔烧饼夹肉。战国时孟尝君门下客冯谖感慨怀才不遇，弹铗而歌提抗议，首先要求的就是“食有鱼”。

　　国人有福，吃顿饺子都要攒肉票的时代总算过去了。虽然农民还很苦，但解决了温饱并进入小康的人家毕竟很多了。有多少呢，保守估计，一亿上下总是有的，从冰箱、彩电、空调、电脑的消费上就可见一斑，如果搁在20世纪的70年代，这些东西就是拿到了中国也是没有人买的。按道理，衣食足就该知礼义了，对书的需求应该大一点了。可是情况很不妙，在我们这个礼仪之邦，造纸和印刷术的发明地，有过欧洲人还满足于少数教士传阅可怜的几本羊皮纸书的时候，我们的书坊已经把书铺到了穷乡僻壤的光辉历史。可是，现在我们出版的图书，居然60%以上是教材，如果再加上无孔不入的教辅（辅助教材），那么一般性阅读图书的比例小得可怜（在发达国家，这个比例是倒过来的）。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现在的国民所看的书，绝大多数属于强迫性阅读，因为上学要考试，或者学校硬性规定必须买（比如大量的教辅），不得不购买或者阅读。全国90%以上的出版社都是靠出教材养活的，无论中央还是地方，凡是具有传统教材资源的出版社，比如教育社，一律财大气粗，日子过得滋润。像美国那样，鼓励学生用二手教材的建议，对出版界来说等于是灾难。毋庸讳言，我们这个据说是唯一延续下来的文明古国，现在的国民却不喜欢读书了。

　　原因是什么呢？有人说，现在没有好书，也有人说现在书价太高。前一条理由有点儿道理，其中的缘由很复杂，最大的因素是出版管理部门卡得太死。尽管如此，市面上有价值的书还是一年年地多了起来，断不至于到了让人无书可看的地步。至于后一种解释其实并不成立。出版虽然也可以说是“垄断”行业，但由于这个行业的特殊性，并不可能真的维持高额的垄断价格，因为消费周期过长，而且书籍毕竟不能像电信、石油甚至药品一样，强制人们消费。书的价格比起计划经济时代是高了许多，但出版者其实并没有暴利可言，无论是书商还是出版社，真正做大的其实没有。在市面上，五六十元一本的书已经属于高价了，面对这样的价格，大多数读书人见了都会掂量掂量，如果不是特别需要或者特别的喜爱，估计多半是要掩面而去的。但是同样是这些人，请朋友吃顿饭，或者是几个人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就是相聚一下，吃饭或者K歌的钱一般都要超过此数。

　　我们就是这样，吃饭花上百元，只要感觉还可以会觉得很便宜，但买书花50元会觉得很肉疼。饭是必须吃的，而书则能省则省。我们的大学生，说起来也算是读书人，但每年花在饭店里吃饭的钱，绝对要比买书不知多上多少倍。大学内外的饭店开一个火一个，即使价格比其他地方的贵上许多（尤其是大学里面的饭店），但一样天天爆满，可是谁见过大学书店有如此的人气？在大学生活的人们，除了那些特别贫困又无力打工挣钱的人外，好像有无数的理由聚会吃饭，什么生日啦，老乡会啦，师生会啦等，即便什么借口没有，也有可能出来撮一顿。现在这种聚会，据说时髦的已经改K歌和泡茶楼了，但这些地方大多也是连吃带玩，所以依然离不开一个“吃”字。

　　当然，大学里应该提供给学生所需阅读的图书，可是我们的大学原本图书资料就不足，在目前大学疯狂扩招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可能了。的确，我们应该痛责那些主其事的肉食者，他们应该负主要责任，但是反过来，难道我们已经进入大学的人就只能在怨天尤人并吃喝玩乐中等待吗？没有这个经济实力者另当别论，而有这个能力的人，对于可花可不花的吃喝钱可以舍得，对于关系到自己学业前途、实际上必须花的买书费用可以省掉。扪心自问，难道不觉得我们有点儿奇怪吗？

　　古语道，民以食为天。这在吃不饱的情况下是对的，但如果已经吃饱了，还要以食为天，那就有点儿问题了。

　　不识字的好处

　　人能用符号表达意思，到底是福还是祸？其实并不是一个有确定答案的问题。传说仓颉造字，天雨粟，鬼夜哭。天上往下掉小米是好事，知识可以带来财富，殷墟甲骨文多为巫师的手笔，“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缠兮？”人家识字。但是鬼夜哭则不是什么好事，小时候听大人讲鬼故事，听到鬼夜哭八成祸事来了。知识既可以带来财富，也可以带来灾祸，就人类整体而言如此，个体的人也如此。

　　闲来无事，翻了一本老红军的私人回忆录。此人虽然级别不高，但在延安期间，由于学过厨师，长期在后勤部门工作，因此见过的事多，见过的大人物也多。由于级别不够，没有组织上给他配人撰写，只是由他个人口授，儿子记录下来的，因此就没有那么多顾忌。读起来，可以了解延安生活的诸多细节，值得一说的事很多，但是我最想说的却是老人有关识字的经历。

　　老人是个红小兵，十二三岁就跟上红军，他所在的川陕红军在张国焘领导下肃反肃得凶，红军里凡是出身差一点的就有危险，而检验出身的标准之一，就是看这个人识字多少。当然，北大毕业生张国焘是不在其内的，因为他是最高领导。虽然识字多了有危险，但军中却办识字班，教那些文盲战士识字，我们这个红小兵学习很卖力，成绩突出，但是识字教员偷偷地跟他讲，不要这么卖力，识字多了当心被当反革命抓进去，他正在疑惑，识字教员就被肃掉了，识字班无疾而终。从此而后，红小兵再也不敢识字。到了延安，给首长当公务员，首长教他识字，不干，送他去学校学习，不干，最后，只学了一手厨艺。结果，到了延安整风期间，不识字的好处显出来了。他回忆道：“我没有文化学历，历史清白，审干审不到我的头上，整个杨家岭的干部就属我吃得饱，睡得香，既不考虑如何去整人，也不担心被人整，悠闲自得。整风审干负责人之一的邓洁在大会上宣布：‘从今天起，办公厅、中组部、中宣部的同志一律不准走出杨家岭的大门，谁有什么事情要办，去找李耀宇（回忆录作者）同志，让他替你们去外面办去，大家尽量克服一下，全力整风，清查特务。’”（李耀宇口述《一个中国革命亲历者的私人记录》，第145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

　　这是何等的幸福，众人皆囚，我独逍遥。不许外出的人不是挨整，就是整人，整人者复被整，被整者再整人，自杀的，跳井的，鬼哭狼嚎，独独自家可以置身事外。如果优越本身就意味着幸福的话，那么这种鹤立鸡群，独获自由的感觉，大概人世间没有多少人能得到。诡异的是，得到这一切，仅仅因为这个人是个大字不识几个的大老粗！

　　出身寒苦＋大字不识＝忠诚，这样的等式什么时候建立的？大概很早，唐明皇信任安禄山，原因之一就是他出身苦，不识字，不懂礼仪，连饭桶裙带宰相杨国忠都看出安禄山要反，唐明皇还是信任如旧。安史之乱后，唐朝藩镇割据，节度使们却犯唐明皇一样的毛病，所用的牙兵，即宿卫，都是粗豪而不识字的精壮汉子，时间一长，尽管好吃好喝好招待，牙兵却大有不稳之势。逢年过节，节度使要打着牙板给牙兵们唱小曲解闷，这也不行，牙兵说反就反，换领导就像换自己的破靴子。

　　唐明皇不傻，在唐朝皇帝里面，老人家要算聪明人，各个藩镇也不傻，相信老粗忠诚，易于操纵，也不全错。在老粗被任用之初，甚至可以说相当对头，老粗朴实，忠厚，少假恩义，人家可以忠诚得像狗一样，一副死心塌地的模样，有哪个统治者不为之心旷神怡？糟就糟在人是会变的，朴实的老粗一旦发达之后，很容易发生变化。民国的军阀中，冯玉祥最喜欢用老粗，不喜欢用军校学生，招兵的时候，一看脑后有没有小辫，二看手上有没有老茧，选军官更是如此挑选，平时狗子、厚儿地叫着，想骂就骂，说打便打，亲昵得如自己家的儿子孙子。冯系的军队没有坐大之前，军队的凝聚力大得了不得，北京政府撤掉冯玉祥这个混成旅长，全旅官兵一致反对，新旅长就是没办法履任。可是，到了这些狗子、厚儿都混出模样来了，他的话就不灵了，在蒋介石金钱美女、银弹肉弹的攻势下，一个又一个离他而去，害得他感慨道：西北军朴实能打，但是就有两样不好，一是见不得钱，二是见不得女人。

　　不过，固然有两个见不得的毛病，聪明的统治者依旧喜欢老粗，统治阶级还是靠着他们踏实——道理很简单，这些人对上面不会有思想的歧义，不会怀疑领导的正确与英明，赞美起皇帝的新衣来，显得那么诚心诚意。

　　所以，识字的必须整，思想改造多少次都没有够，活到老，改造到老，有些倒霉的，到不了老就见了马克思，那也没办法。但是老粗就没事，基本上用不着改造，就是犯了错误也多半赖别人——被资产阶级拉拢或者资产阶级思想腐蚀。正因为如此，在社会主义阵营中，中国是唯一一个长时间完不成干部知识化的国家，其干部队伍是所谓的知识分子干部和工农干部长期共存，后者领导前者，后者改造前者，后者具有充分的合法性和自豪感，有事没事，胸脯一拍，老子是大老粗，斗大的字不识一筐，怎么样？

　　任何国家机器都存在忠诚和效能的矛盾，造反的时候忠诚优先，可以理解。轮到自己当家作主了，依旧忠诚优先，不顾效能，多少有点儿令人不解。唯一的解释是，国家在某些人眼里其实不算个什么东西。

　　梁启超和胡适的“医疗事件”

　　人们对某一事务或者某个人群的判断，往往受自身经验的影响。上某个机关办事，受到冷遇，从此对这类机关都没好印象，被某个地方的人坑了，也会导致对这个地方的所有人都失去了信任。生病找了中医，治好了就一辈子笃信，如果摊上是西医治好了，也一辈子笃信，甚至爱屋及乌。前些年研究晚清教案的时候，发现很多人入基督教，往往是碰巧生病被传教士医生治好的缘故，入教时对基督教一无所知，入教之后也不甚了了，但对教会的虔诚却至死不渝。不过，有两个大大有名的人却不是这样，一个是梁启超，一个是胡适。

　　很多人都知道梁启超1920年代末死于医院一次失败的手术，当时梁启超身患肾疾，主刀医生却误把梁启超健康的肾割掉，结果导致不治。这个医疗事故，在梁启超的坚持下，其家人一直讳莫如深，直到很久以后才被披露出来。在此之前，胡适先生也生过一场不小的病，巧得很，也是肾炎，在西医束手无策的情况下，找到当时上海的著名中医陆仲安，几付药下去，居然治好了。奇怪的是，胡适先生对此也讳莫如深，虽然在开始的时候写了文章，简单提到过，然后就开始含糊其词，始终不肯痛快承认此事，那篇文章也不收进《胡适文存》，到了晚年，甚至抓住有关报道中的枝节错误，矢口否认。害得胡适先生最忠实的门徒罗尔纲先生大惑不解，不明白一直痛恨说假话的先生为什么自己要说假话。（参见罗尔纲《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

　　一个被西医治坏了不肯声张，一个被中医治好了，也不肯声张，疗效虽殊，但用心却一，都是为了给西医留面子，生怕败坏了西医的名声。一个不惜以身相殉，一个不怕背上负义之名，就西医而言，委实令人感动。无论后人对此有何评价，二人此举毕竟标志着他们是有信念之人，不会因为一时的个人遭际，就放弃或者怀疑自己的信念。

　　不用说，他们的信念是科学主义。尽管二位基本上没有受过多少科学的教育和训练，研究的对象，也不过是中国自家老店里的旧货色，梁启超只是自己看了几本粗浅的科学启蒙书籍，胡适到美国留学，开始学农学，被一个苹果难倒，随即转成哲学了，但他们对科学的信念，却坚定得令人咋舌。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个时代大部分提倡西学的人，骨子里都是科学主义者，认可西学，就是因为里面有科学的道理，而这个道理恰是具有验效而且能征服国人的。1920年代著名的所谓科学和玄学论战，其实所谓的“玄学”未必没有一点道理，却被一边倒地批倒批臭，将之混同于扶箕、请神之类的迷信，科学主义在学界高奏胜利凯歌。其中，虽说梁启超先生鉴于一次大战之后，欧洲学界对西方文明的反思，思想有所回归，但科学主义的虔诚却依然没能因此而动摇。原因很简单，他毕竟是中国比较早震撼于西方先进科技成果，进而追求维新之人。

　　尽管在今天看来，科学主义并不那么令人信服，但就当时的情景而言，他们对西医的维护确有道理。在1920年代，虽然科学已经没有多少人敢出来说半个不字，但西医在中国还处在幼苗阶段，偌大的国家，四亿多人口，像样的西医满打满算也不足万人，系统受过教育的中国医生更是少得可怜。梁启超的手术事故的确是某个西医的错，但并不代表整个西医体系全错了，尽管这个错发生在中国顶尖的医院，也并不奇怪。中医治好了胡适西医治不好的病，也不代表整体上西医不如中医。现代的医疗卫生防疫体系，主要得依赖西医才能建立起来，这是不争的事实。尽管这两位大学者不会以个体案例否定全体，但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却不可避免地有着这样的习惯，恰好这两个案例，又发生在这样两个酷爱科学、推崇西医的大名人头上，如果炒作出来，其影响所及，给西医造成的麻烦肯定是难以预料的。反过来，中医也一样会有失误和事故，甚至草菅人命的胡治，如果概率计算，中医出的问题肯定更多，翻一下过去的笔记，这种虎狼之医的记载还是很多的，如鲁迅先生那种个体体验，拿破鼓皮和墨水来治病的中医实在不乏其人。所以，单就一个方面的个体事件来说事，肯定是不够公平的。

　　不过，历史走到今天，中西医的位置已经倒过来了，显然是具有宝贵价值的中医已经处于奄奄一息的状态。如果今天的人们还跟当年的梁启超和胡适一样，恐怕这二人死后有知，也未必会赞同的。

　　马屁也不易

　　文人无行最招骂。其实，无行在某些情景下也是混事的一种方式，最抢眼的当属拍马屁。按说，马屁谁都会拍，用不着上专门学校进修的，但是，老粗拍马，一来拍不到地方，挠不到痒处，二来词汇不够丰富，语言未必训雅，所以历朝历代，马屁多半由文人包办。皇帝无论出身凤子龙孙，还是地痞流氓，只要屁股坐稳了龙椅，需要偃武修文就用得着文人了。

　　但是，在那些流氓兮兮，强横霸道浑的皇帝手下混事就不一样了，就算是拍马屁高手，有时也难。

　　唐朝过去是五代，五代第一个皇帝是梁朝的朱温。此人是五代第一个皇帝，也是中国第一流氓皇帝。打小做流氓的皇帝不止他一个，但是当了皇帝多少会装装样子，人家不，做了皇帝变本加厉。好色不奇怪，可是人家朱温好得霸道，见到的女人但凡有点儿姿色就不放过，不管这女人是谁，老少皆宜。到部下家里做客，上至祖母，下到孙女，一个不饶，连自家的儿媳妇都要轮流前来侍寝，儿子们也正好借此来争宠。他对于女人，基本原则就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朱温的另一特色是狠，凶残等级的狠。皇帝杀人不奇怪，可是人家朱温杀人常常没有任何理由，成千上万的人，一不高兴，说杀就杀了。唐朝最后一个皇帝早就是他手中玩物，身边只剩下两百个陪伴击球走马的孩子，这也不行，在一个晚上，将这些孩子全部勒死，抛在大坑里埋了。

　　在这样的流氓皇帝手下混事，武夫尚可，文人的日子可就不好过了。有一日他和一群幕僚坐在一棵大柳树下歇息，顺口说了一句，这棵树可以做车轴。半晌没有人接茬，幕僚中有人显然是害怕主子生气，于是顺口说，是啊，是啊，可以做车轴。没想到朱温马上把脸一翻，厉声言道：人说书生喜欢顺口玩人，果然。车轴只能用枣木做，柳树怎么能行？然后对左右喝道：还等什么？于是武士们饿虎扑食，将刚才搭茬的文人扫数扑杀。

　　车轴须用硬杂木做，这是农村人都知道的道理，朱温小时候虽然不好好干活，满世界做“二流子”，但这点儿常识是懂的，但是这种农村生活的常识，他身边那些幕僚清客却未必知道，就算知道，主子说鸡蛋是树上结的，谁敢说不是呢？因此，就把马屁拍在了马腿上，文人真是没活路了。

　　在此之前，黄巢打进长安，文人墨客已经大为折损，“天街踏碎公卿骨”，里面就有朱温的尊脚。踏剩下的，像点样子、有几分文人骨气的，也都被他老人家一股脑儿捆吧捆吧扔进了黄河，一边扔还一边说，让你们自称清流，现在你们进浊流。扔剩下的，估计不是被吓破了胆，就是天生我材必有用的马屁精，顺口一拍，下场如斯。看来，碰到这样的主子，拍马屁也不易。

　　文人也是人，虽然分好坏优劣，但谁都要混饭吃，摊上喜怒无常，流氓透顶的主儿，有个刚直有气节的，士可杀不可辱，自己抹了脖子，当然省事。但是，更多的人没有这个勇气，就算自己有心一死，“奈小妾不肯何？”要活，而且活得好，怎么混？不要认为凡是能拍马屁的都混得好，关键看用人的主子，讲不讲理？这个理，不是真理的理，而是一种说话办事的正常逻辑。就是说，你说鸡蛋是树上结的，我说你说得不对，你认为我有理，不处罚我，属于讲理，大家三呼万岁。反过来，你说鸡蛋树上结的，我搭茬说，对，鸡蛋还有把呢。虽然都是胡说八道，但你这么说，我这么接，没事儿，皆大欢喜，也算你讲理。因为人家因此知道你是正常人，有正常人的逻辑，虽然费点事儿，总能找到一条应对之道。所以，即使坏到没心肝，文人也没有乐意在朱温这种流氓加武夫手下混的，因为实在太难了，纵使巧宦如神，媚态万方，谀词泉涌，神仙也有打盹儿的时候，一个不留神，脖子上吃饭的家伙就没了。

　　想到这里，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霸道的时代，暴政的年月，文人特别容易变坏。五代期间，朝代换了五茬姓氏，朝臣送往迎来，很少有人能出个像样的主意的，冒死进谏就更谈不上了。最好的文人兼朝臣，就是冯道，一生圆融，最善保命，为恶不多，为善也谈不上。说实话，那个环境，那个时代，能混到冯道这个样子，也就算知足常乐了。无怪乎，人家自称“长乐公”，能活下来就不易。

　　中国式的死撑现象

　　在中国，人要是出了名，算一号公众人物了，就不能犯错了，犯了错，大抵死撑。学界人物如此，政界人物如此，连商界人士，也是如此。学界大腕，被人发现抄袭，百分之百，抵死不认，硬一点儿的强辩，托人走后门打官司，软一点儿的装死，一言不发，总之一句话，不能认账，不能认错，道歉更是免谈。政界人物是不下罪己诏，就是认错，也是迫于体系压力，为了争取“宽大处理”。事情过去，再采访这些犯错的人物，照样没有几个认账的。死撑的风气，传染到向来称身段柔弱的商界人士上，可见死撑的文化，已经根深叶茂了。

　　前几日，号称打工皇帝的唐骏，被人揭发学历造假。且战且退，一路留下根本说不清的造假痕迹，最后退到美国西太平洋大学，拿出了带洋字码的文凭。没想到网上一查，这个学校基本上就是个卖文凭的野鸡大学。连带着，查出来一堆唐骏的中国校友，都是各界高人。其中一个唐骏的校友禹晋永，不知是感觉自己知名度不够高，还是校友情分太重，挺身而出，来挺唐骏。结果挺到今天，学历依旧野鸡，自己身上却被人肉出来好些问题。虽然禹晋永高调宣称要打官司，把告他的人都送进局子里，但可以想到，这事没那么容易，能把自己抖落干净，已经万幸了。

　　说起来，自古以来，商界都不怎么讲究学历。像张謇那样，有状元头衔的，真正做起生意来，人家也不见得因为这个状元，就给你多少便宜。张謇的时代，有学历的士大夫下海经商的，不止他一个，但做到风生水起，还是因为老人家经营有道。

　　改革以来中国新一代企业家，好多都是从农民干起来的，不仅没有学历，有些连字都认得不多。好些老板赖以自豪的往往是，虽然我只有小学文化，但却有一堆北大清华的研究生为我干事。但是，这些年来，商界人士不知怎么一来，开始讲究学历了（这也许跟在大学买文凭比较容易了有关），是个人物，就花大钱到北大清华弄个EMBA头衔，还有些人嫌土文凭不过瘾，非要弄个洋的，所以，西太平洋大学发了财。

　　从本质上讲，跟政界人士弄假文凭骗官，学界人士骗教职不一样，商界人士的假文凭，即使来头特大，真正做交易的时候，也没有多少傻瓜会买这个文凭的账，无论你是真的还是假的。唐骏这样的人，有若干假的和野鸡的博士头衔，也许在出书、到大学演讲时，可以蒙蒙涉世未深的学生。剩下的事，就是自我陶醉了。不幸被人揭发，第一时间最好，不行第二时间也可以，站出来道个歉，自嘲一句：我其实就是好点虚荣。估计网上网下，也就偃旗息鼓了，断不会有那么多兴致特高的人追杀不已。

　　然而，他们也在死撑。不仅唐骏死撑，还有校友出来帮忙死撑。越撑漏洞越多，漏洞越多越要撑。撑到今天，已经从悲剧撑到笑剧了。

　　君不见，微博上只要禹晋永一说话，大家就一阵大笑，夹带一段段的笑骂。无论网上网下揭露的他那些商业欺诈行为是真是假，一个商界成功人士，如此快地沦为小丑。我想，这个结局，恐怕是当初他们所没有料到的吧？

　　一度，我们的学者曾经认为，日本是耻感文化，我们是乐感文化。耻感文化的特色，就是人不乐意认错。大家不认为犯错是耻辱，犯了错，认账才是耻辱。然而，我们其实也变成了耻感文化，大家都勇于犯错，而耻于认错。凡是感觉自己是个人物的，更是如此。自我感觉，一旦认错天都塌下来了。从另一个角度讲，这些人也许自己还挺冤的，眼下作假者滔滔，大家都假，为何单揪住我不放？其实，兴许我们的乐感文化变成耻感文化，转变的枢机，就是愈演愈烈的造假之风——当人们已经习惯了假的时候，被抓住的作假者，自然选择，就是用一系列新的假，来掩饰过去的假，怎么也要死撑，撑住了，网上再热，又能热多久？多少年之后，又是一条好汉。最难过的时候，网上的最大本事，也无非是笑骂，理论上，无论政界、学界、商界人士，都有可能滑过去。滑过去，就连重新做人都不需要，把脸一抹，我还是我，牛人一个。

　　章太炎的政治疯病

　　章太炎现在的名头是国学大师，但是在清末民初，他名声最大的那些年，他是革命家、政治家。只是他这个政治家却是从故纸堆里硬爬出来做的，赶寸了有声有色，赶不到点上就一塌糊涂。他的学生说过，老师是学者，谈起学问，昏昏欲睡，谈起政治却眉飞色舞。只是眉飞色舞之际，往往带着任性，有时候任得让同志啼笑皆非，有的时候令敌手啼笑皆非。

　　章太炎是同盟会早期的骨干，在东京办民报的时候，很是打了一些大仗，若没有他一支骂人骂得酣畅淋漓的笔，革命党人的声势早就被梁启超们压下去了。然而很快，章太炎就跟孙中山闹翻了，不是同志之间的那种争吵，而是公开的翻脸。在民国的最初岁月里，政党分分合合，章太炎虽然都是热心分子，但却一直站在先是同盟会，后为国民党的对立面。他厌恶孙中山，对黄兴不感兴趣，甚至跟原来光复会的同志也貌合神离，倒是对那个被造反的新军士兵从床底下拖出来的黎元洪有着绝大的热情，连续弦找老婆也非湖北人不娶。所以，在袁世凯压迫国民党的时候，章太炎和他身属的共和党如果不是帮凶的话，也是袖手旁观的。可是，当袁世凯如愿地当上了正式大总统，不再需要国会这个选举机器了之后，借追缴国民党议员的证书，实际上把个国会废了（不够半数，无法开会）。到这时，醉心于议会政治的梁启超和章太炎等人才如梦方醒，但是木已成舟，悔之莫及。

　　不过，章太炎不是梁启超，不可能这么轻易地善罢甘休。他要“为中夏留一线光明”，“挽此危局”（章给弟子和夫人的信）。于是新婚不久的他毅然离开了自己的温柔乡，北上北京找袁世凯算账来了（时1913年12月）。于是出现了他的学生鲁迅描绘的一幕：以大勋章为扇坠，大闹总统府。这是根据当时的《申报》（1914年1月14日）记载，章太炎手持团扇一柄，下系勋章，足踏破官靴，大嚷着要见总统，承宣官（传达员）挡驾，则“疯言疯语，大闹不休”。另据官方记载，章太炎则不仅骂了人，还砸了家具什物。

　　章太炎这样使性子，袁世凯在难堪之余不肯再难堪，于是对外宣称，章太炎疯了，被京城的宪兵头子陆建章手下带走，治病去也。实际上是被软禁，开始了长达两年多的囚禁生活。

　　章太炎之囚，钱倒是随便用，章夫人汤国梨也说，章太炎在被囚期间，每月的费用是500元（当时一个警察每月薪水4元左右，大学里最牛的教授，每月不过400元）。这一段，肯定是他一生中最阔气的时光。

　　尽管待遇优厚，但囚禁毕竟是囚禁，这既是对章疯子闹事的一种惩罚，更是袁世凯对未来可能性的“不安定因素”的一种防范。当然，章太炎不可能痛快地就范，他必然要接着闹事。在当时的条件下，写文字不行，叫骂袁世凯也听不到，于是只好拿看押的警察开涮。章太炎是个穷书生，一辈子没钱，生活极其简朴，可是他在软禁期间，居然一口气雇了十几个厨子和仆人（他当然知道这些仆人都是警察改扮的）。而且，大摆其老爷的谱，强迫这些人称呼他为“大人”，他的客人来了，要称呼为老爷，见面要垂手低头，每逢初一十五还要向他磕头，犯了错，还要罚跪罚钱。为了将这种羞辱落实到位，他甚至强迫这些仆人（警察密探）照这些条件跟他具结，签字画押，害得我们的警察老爷个个像是签了卖身契。

　　涮警察密探，解气虽是解气，但毕竟伤不到袁世凯，甚至连陆建章、朱启钤也碰不着，被关着做大人老爷，虽然耳边听取奉承一片，时间长了也一样气闷，所以章太炎又开始绝食。不过，章太炎虽然又疯又倔，但此时的绝食似乎却并非真的以死抗争。无非是借此闹出点动静，制造一些不利于袁世凯的舆论，让这个奸雄难堪。因此，章太炎的绝食时断时续，一年多下来也没有死掉，且不绝食，吃饭的时候还坚持用银餐具，说是防止袁世凯下毒。

　　我们知道，章太炎之囚，一直到袁世凯称帝失败、自己翘了辫子才告结束。这期间，虽然袁世凯少了若干公开骂街的聒噪（一个梁启超已经够受用的了），但章太炎也因此而洗白了自己。民初上当的经历不再有人提了，自家的形象复归到昔日的光辉，他的学生在总结他的历史的时候，这段经历已经带点儿传奇色彩了。 蓝星，夏国。

　　肿瘤科病房，弥漫着医院独有的消毒水味道。病房是单人间，设施俱全，温馨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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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对于孑然一身的路遥来讲，却是无人问津的等死之地。

　　他是癌症晚期，靠着意志力撑到现在，但也只是多受几天罪罢了。

　　此刻，路遥躺在病床上，怔怔望着床头柜上的水杯，想喝口水。

　　可他拼尽全力却无法让身体离开病床。剧痛和衰弱，让这原本无比简单的事情成了奢望。

　　这时，一道幸灾乐祸的声音响起：“表哥~你真是狼狈呢。连喝口水都得指望别人施舍。”

　　一位英俊的年轻男子悠闲坐在病床前，翘着二郎腿，眼睛笑成一道缝。

　　“你求求我，我给你喝口水如何？”

　　路遥面无表情，一言不发。自从失去了自理能力，一帮亲戚的嘴脸已经见多了，不差这一个。

　　男子起身，将水杯拿在手里递过来，“表哥别生气，我开玩笑的，你对我这么好，喂你口水还是能办到的。”

　　说完话，他将水杯里的水，缓缓倒在路遥苍白消瘦的脸上。

　　被呛到，路遥无力的咳嗽几声，好在少量的水流过嗓子，让他有了几丝说话的力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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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鑫，为什么？我从未得罪过你。你去星盟国留学，还是我资助的！”

　　张鑫将水杯放下，不紧不慢的说：“谁让你这么古板呢，只是运点感冒药罢了，又不犯法，你非得千方百计的拦着。”

　　路遥脸上闪过一丝了然之色，道：“张鑫你这垃圾，狗改不了吃屎。将感冒药运到国外提炼毒品……咳咳……”

　　张鑫理了下领带，笑道：“你别血口喷人啊，我可是国际知名企业家。这次回国，‘省招商引资局’还打电话欢迎我呢~”

　　路遥叹了口气，现在的自己什么都做不了，索性闭上眼睛不再说话，安静等待死亡的到来。

　　但张鑫却不想让眼前饱受病痛折磨、即将离世的表兄走好。他附身靠近，悄悄说道：琇書蛧

　　“表哥啊~其实呢，我这次回国主要就是见你一面，告诉你一声——你的癌，是我弄出来的~”

　　路遥陡然挣开眼，“你说什么！”

　　张鑫笑眯眯的掏出个铅盒打开，里面是件古怪的三角形饰物，仅有巴掌大小，中间是只眼睛似的图案，一看就很有年代感。

　　“眼熟吧？这是我亲手送你的，货真价实的古董。我在里面掺了点放射性物质，长期接触就会变成你现在这副鬼样子。”

　　路遥马上认出来，这是自己很喜欢的一件古物，天天摆在书桌上，时不时的把玩，没想到却是要人命的东西！

　　他伸出枯枝似的手臂，死死的抓住眼前人的胳膊！“你……”

　　“别激动~表哥，我西装很贵的。”张鑫轻松拿掉路遥的手，小心的捏起铅盒，将放射性饰物塞进他怀里。

　　“我赶飞机，得先走一步。你好好留着这个当做纪念吧，有机会再去你的坟头蹦迪~”

　　说完话，张鑫从容起身离开。临走前，还回头俏皮的眨眨眼。他原本就男生女相，此时的神态动作居然有些娇媚。

　　保镖很有眼力劲，赶紧打开病房门。同时用无线耳麦联络同事，提前发动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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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遥只能无力的瘫在床上，浑身皆是钻心剜骨般的剧痛，还有无穷悔恨、不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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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很快，剧痛渐渐消失，只剩麻木，路遥隐约听到过世的双亲在喊他。

　　就在路遥的身体越来越飘，即将失去意识时，胸口突然阵阵发烫，将他惊醒。

　　从怀中摸出那三角形饰物，发现这玩意变得滚烫无比，还在缓缓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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