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国民性的疼痛

　　责任心、职业道德和骨气

　　关于黄万里先生，我知道的，跟一般人没有什么两样。要纪念他，也许说不出什么更多的话来。但是，还是想说点什么，说点跟自己的身份，一个学院知识分子有关的话题。

　　说起来，黄万里先生跟现在中国的多数的教授身份差不多，都是体制内的知识分子，拿着政府的工资，做着技术性的事务。虽然，他比我们现在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在专业上都优秀，但在身份上，并无本质的区别。我常想，如果今天再出现黄万里先生当年讨论修建三门峡水库那样的政治环境，还会有人站出来提出异议吗？我敢肯定不会，就是有人明白这个水坝不能修，也绝不会有人公开反对，连私下表达异议都没有可能。君不见，当今之时，已经没有被扣政治帽子的可能，更没有被打成右派的机会，一个个的专家论证会，尽管论证的玩意儿很可能荒唐透顶，有谁会说半个不字呢？没有，看在同僚的面上，看在领导的面上，更看在高额的评审费的面上，评审组织者要什么，领导要什么，专家就说什么。

　　黄万里先生是有骨气的知识分子，这一点没有人怀疑。他的骨气，事实上来源于两个东西，一是作为科学家的职业道德，二是他的责任心。而后者，尤为重要。作为前者，一个真正的科学家，可以没有政治立场，必然会尊重科学常识，尊重试验数据，不能违背自己的学识，不尊重事实而说违心的话，尤其不能为了某种政治目的，说出这样的话。也就是说，如果科学家的研究告诉他这个东西是白的，那么无论在多大压力下，他若把它说成黑的，对他来说，都是一种巨大的良心上的折磨。我相信，当年看出三门峡水库的问题的水利科学家不止黄万里一个，而违心同意苏联专家意见的人，包括后来论证亩产万斤成立的人，内心一定有某种煎熬。但是，真正能站出来说“不”的人，却只有黄万里一个。

　　我们可以说，黄万里先生作为教育家黄炎培先生的公子，其所受的教育特别好，他的留学经历告诉我们，他的科学素养特别棒，因此他的职业道德感比别的人更加强。但我们也可以说，作为一个刻意报国的科学家，他对于民族和国家以及这个国家的百姓，有着更大的责任感。在当时政治正确的高压下，恪守职业道德，可以选择沉默，也可以选择发表意见后再沉默，但是，他选择的却是抗争，固执地坚持己见。由此而贾祸，在别人看来，的确是太傻了。

　　从来有责任心、有对国家民族和人民的责任心的人，都是傻子。舍身求法者，为民请命者，都是傻子。一部历史，如果都是见风使舵之辈，都是功名利禄之徒，都是彼可取而代之野心家，那么，历史将变得非常的乏味，非常的无聊。即使人人的身段都非常柔软，手腕都非常的高明，斗得非常精彩，依旧是乏味和无聊。有了傻子，历史才像画龙点上了睛，生龙活虎。尽管历史上的傻子，个个都命运悲惨，但一个民族的历史，却因此而值得称道。

　　严格说来，没有人能做到完全的无私，但是，如果有了为百姓，为民族，为国家的责任心，就可以做到无私，把个人的成败利钝放在一边。从这个意义上说，黄万里先生是一个无私的人。之所以无私，就是因为他的责任心特别重。当然，反过来，跟黄万里同辈的科学家们，不见得没有职业道德，也不见得没有责任心，但是，为何很少有人能做到跟黄万里一样呢？对此，我们更应该问的是，为何科学家没有一个充分表达意见的场合？为何在科学问题上，还要服从政治目的，让政治压倒科学，让政治家的意志压倒科学家的专业判断？进而把科学上的不同意见变成政治异议，把发表科学异议科学家打成右派。显然，这一点，即使在今天，也是应该好好反思的。

　　显然，虽然国家纠正了过去的错误，改正了右派，但却没有很好地反思这个过于严峻的问题。到今天，政治高压也许不那么严酷了，但来自行政和商业利益上的干扰，依然影响着科学的判断。瞎指挥，依旧盛行，所谓的“交学费”现象，依然日复一日地在中国的土地上重复了再重复。像三门峡水库这样的“学费工程”，还是一个接一个地耸立起来。更加严峻的问题是，科学家们，既没有了职业道德，也没有了责任心。一个个垮掉的工程背后，都有专家的设计论证，但垮掉之后，只消同样一批人再论证一次，证明跟设计无关，跟验收无关，就万事大吉。很少见过有科学技术人员，为了垮掉的工程承担责任的。既然没有了责任，人人都乐得拿钱论证，拿钱消灾。

　　不能说现在的科学技术人员，现在的知识分子没有专业知识，缺少专业技能。但是，他们更缺少的，是一种作为这样一种身份的人的灵魂，一种不可缺少的职业道德和责任心。

　　中国台湾的“大埔事件”

　　来台湾之前，于建嵘告诉我，台湾不可能有拆迁这种事。但很不幸，我一到台湾，就劈头赶上一个拆迁——大埔事件。一连好些天，几个电视台都在谈这个事件，事件中有位72岁的农妇喝除草剂自杀。

　　大埔事件，在本质上是政府导向的发展主义的一个结果。大埔在台湾的苗栗县，而苗栗是台湾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地区，一个农业县。2008年，得到压倒性票数上台的县长，思有所为，在苗栗建科学园区，引进产业。台湾的朋友说，在台湾，科学园区是个有魔力的名字，小蒋时代的新竹科学园区的成功，使得这一模式在全台到处开花。其实，现在的好些所谓的科学园区，里面进驻的企业，根本就不是高科技，跟大陆高新开发区一样，有什么投资办什么企业，做鞋做衣服和高能耗高污染的，都可以来。苗栗新建的科学园区，一共新征100多公顷土地，多数都是房地产开发，只有一小部分，据说是给郭台铭的企业新奇美建厂用的。恰好就在这一小部分上，出了事。

　　台湾的农地征用，所使用的法律，是威权时代制定的《土地征收条例》，按这个条例，政府征用的农地，协商价格不成，如果多数农户同意接受征收条件，剩下的钉子户，是可以被强制征收的。理论上，即使这些农户不肯接受征收条件，不交出地契，征收一样可以完成。面对政府的征收，农户一般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按被征收农地的40%份额，接受建筑用地，农户有了这些建筑用地，由于建筑用地地价高，理论上农户是可以获利的。二是接受政府认可的土地赔偿金。这种选择一般都比较亏，因为政府给的钱比较少。但是，大埔一带被征收土地的农户，有些人抽到的建筑用地靠近高压线，或者靠近坟地，卖不出价钱。所以，这些人迟迟不肯接受政府的条件，形成了大陆所谓的钉子户。台湾的朋友告诉我，这些农户，不肯接受政府条件，也有不肯放弃祖辈种地传统的意思在里面。

　　2009年12月，由于征地期限将至，苗栗县政府跟少数钉子户之间的冲突加剧。被征地的农户开始找律师，找公民团体为他们说话，到县政府请愿。但这个时候，整个事件并未引起媒体乃至网络上的重视。

　　2010年的6月9日，是个转折点。此前的一日，苗栗县政府派人封锁这个地区，贴出告示，宣称征收已经结束，要来整地。这天的凌晨3点，20多台推土机和200多名警察突然闯入，将几十公顷将要成熟的稻子挖掉。当地农民没有抵抗，但是拍了一些视频。事情过后，台湾知名的公民记者，网名大暴龙的人得知这一消息，前去拍摄，也拿到了此前农民拍的视频，经过编辑，制成视频，传到网上。引起网上的关注，几千个网络博客的博主，一起行动，把事件传播开来。虽然，媒体仍然没有跟进，但网络上的讨论，已经热烈地展开，若干公民团体和专业人士，知识分子都开始介入。期间，虽然苗栗县政府还是搞了两次“整地”，但在民众的抗议下，行动有所收敛。民众的抗议高潮，是7月17日3000多人一整天在台湾“总统府”前的凯达格兰大道上“种稻子”。

　　但是，大埔事件成为媒体议论的话题，却是在进入8月之后，8月3日，一位被征地的农户的72岁的朱姓老太太，在家里喝除草剂自杀。老人的死，使得事件陡然升级，不仅成为媒体议题，而且化为台湾蓝绿争斗的焦点之一。各地的有相关困扰的农民，纷纷组织自救会，各地自救会开始联合。各个关心农村和农民的公民团体则高调介入，甚至组织了精神病医生到大埔做心理咨询，对政府施压。有关的讨论开始深入，此前各地科学园区的问题开始被揭露，诸如环保问题、征地问题、房地产问题都被触及。郭台铭方面的新奇美表示，他们并不需要在苗栗建厂，当初的协议仅仅是个意向，现在建厂用地已经解决。

　　7月17日，凯道游行示威之后，苗栗县县长对事件造成的纷扰，表示了道歉。但是，政府方面真正的软化，还是在朱姓老太死后。由台湾“行政院”出面，“行政院”和苗栗县政府与农民自救会之间的三方协商，在协商过程中，“拆迁”行动实际上已经停止。最近的消息是，政府方面妥协方案是，征收农民的房屋可以保留，农地可以置换。自救会的代表表示，要跟相关农户再做商议，然后再做决定。可以预料的是，无论结果怎样，都不会再有推土机和警察的强制了。

　　客观地说，苗栗县政府虽然有点“动机不纯”，征收过程也有些程序上的瑕疵，但整个过程，却并不违法，该走的程序，都走了。而且所谓的拆迁过程，身段也相当柔弱。唯一的强制，就是6月9日的强挖农田，对农户的住房，他们还不敢用强。即使这样，因强挖农田和老太自尽引发的一波又一波的民间抗议，也使得政府不得不退却。这种拆迁，其实核心的问题是不合时宜的土地拆迁条例，这样一个条例，赋予了政府太多的强制权力，而对农民的土地产权过于不尊重。

　　然而，因大埔事件引发的民间抗议，并没有顺理成章地过渡到修改土地征收条例上去。考究其缘由，虽然这个条例过于蛮横，但发展的硬道理，在台湾拥有广泛的拥护，现在台湾的农业人口只占总人口的8%，农业GDP只占1%，土地征收条例，在台湾只针对农民，都市则另有都市更新条例，因此，占绝大多数人口的都市人，对于废止或者修改土地征收条例不热心。台湾的朋友告诉我，在经济不发达的苗栗，苗栗县政府的做法，实际上得到了本地90%以上居民的认同，在他们看来，科学园区可以带来更多的就业，更多发展。声援大埔农民的，多数都是从台北去的。有这样大的民意支持，苗栗县政府当然不会按很多公民团体的意思，撤销整个原本就不合理科学园区的规划。事件的最终解决，看来只能是一个各让一步的妥协方案。

　　所以，于建嵘的说法应该被修正，在台湾拆迁也是有可能出现的，只是抗争后的结果，会有所不同。

　　群体性乖戾的传统

　　中国人喜欢扎堆，一旦成群结队，举止有时就会有点乖张，一起欢乐的时候不是没有，但一同愤怒或者同仇敌忾，甚至假装同仇敌忾的时候，往往更多。当今之世，扎堆起哄的机会不多，往往很随机，而且不合法，官方称之为“群体性事件”。多少有点合法的，是针对外国的事儿，举着爱国主义的旗帜，理直气壮，官方即使想阻拦，也顾虑多多。网络时代，按道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应该加强，彼此了解增多，但实际上却未必，人们上了网，了解的机会多，误会的机会也多，更要命的是，乐于在网络溜达的人，在现实生活中反而不乐意见人，彼此隔膜更厉害。

　　现实中的乖戾，往往跟网上的暴烈行为有着密切的关系，只要某人某事大伙看不上，被揭发出来，就一阵叫打喊杀，如果成了阵势，接下来也许就是“人肉搜索”，非得把这个人的联系方式和家庭住址曝光而后止。到了这个阶段，就是现实中的直接行动——直接的暴力，从打爆电话到门口泼粪，不一而足。反过来，不管行为多么恶劣，只要网上没多少人呼应，少数几个激愤者无论多么激愤，多半没机会采取下一步行动。

　　暴力，需要群威群胆。

　　有的时候，这种网上和现实的联动，往往会得到另外一些人的赞许，认为是伸张正义，比如对虐待小动物者的声讨，对负心汉的压迫等，网里网外，大家喝彩。不过，这种伸张正义，即便有所谓的正当理由，行动上却难免沾染暴力，就算行为不良者（如果确实能定罪的话）得到惩罚，也未免以暴易暴，当时虽然解气，但难免会有后患。

　　凭借群体或以群体的名义，集体施展暴力，人类是有传统的。西方中世纪捕捉巫婆，用火烧死；逮到淫妇，众人乱石砸死，都是此类。这种事儿，一两个人是绝对干不来的，非得大家一起来，才办得。这种行为，在法律上，叫作私刑。在中世纪，私刑只要拥有道德上的正当性，官家往往是默许的。在这个方面，中国人也不会落伍。在传统中国，没有官府明令宗族可以有司法权，但宗族对于自己族内违反族规的行为，一般都是可以用刑的，轻则用荆条打屁股，重则沉潭夺人性命。当然，到了这个地步，往往是因为男女乱伦通奸，包括没有血缘关系的寡婶和远房侄子之间的男女之事，也算是乱伦。这种事被抓到，男女双方按规矩，是要被脱光衣服游街，然后再当众处决的。凡是私刑，都是群体行为，在大庭广众之下，按群众意见办。每次群体惩戒，都是群体性愤怒，也是群体性狂欢。如果哪个被脱光游街的女人比较有姿色，大家会为此兴奋很久很久。在那个时代，私刑不止有宗族惩戒一种，人际间的血亲复仇，族群间的械斗，都属于私刑。但是其他的私刑，官府一般都会严令禁止，只有对这种事情，往往不加过问。

　　私刑受到官方默许甚至鼓励的情况，在革命时代的政治运动中，非常常见。运动中的斗争对象，在“群众起来”的时候，或多或少都会遭遇私刑，其暴烈程度，往往会被运动的领导者视为“群众是否发动起来”的标志。而凡是群众运动，无一例外地需要轰轰烈烈，因此，群体性私刑，乃至私刑至死，也就在所难免。只有在运动发动起来之后，领导才会考虑对群体性暴力的控制。

　　私刑的受害者，无论是否犯了必罚甚至是必死之罪，但肯定被群体视为犯了“可恶”之罪，或者是像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先是被认为可恶，然后才有了罪。大家的行动逻辑是这样的，凡是可恶之人，也就不是人了，对于非人，自然大家怎么做都天然合理。如果因遭惩罚死掉，也只是去掉一个非人的祸害，有什么大不了。但是，在群体的行动中，很多人其实对被惩罚对象，并没有切身感受，所谓的义愤填膺，多少有夸张的成分，大家一哄而上，或者是为了自保，或者是为了起哄，或者干脆就是为了解闷好玩。群体性暴力，暴露的往往是我们自己人性中的恶，这种恶虽然被堂堂正正的理由包裹，但毕竟是恶，人性中劣质的货色。

　　正因为如此，这种私刑式的暴力，才必须借助群威群胆来施行。气势汹汹的人们，看起来很勇敢、很义愤，其实大家心里多少会有点胆怯，必须把自己包裹在一群人里面，才迈得动腿。

　　宗族的私刑早就被禁止了，革命式的群众运动，似乎也不再搞了。但群体性暴戾的积习，却依然保留了下来。人们依然认为，只要一群人（群众）公认某个人可恶，这个人就理所应当被惩罚，似乎不是中国人就不该在中国活着，不是人就不配活着。大家似乎谁也没有想到，也许有一天，这个被惩罚的对象，会落到自己的头上，因为这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定罪，只是群众的意见，而群众的意见，往往带有随意性，误会和冤枉，往往是难免的。

　　更糟的是，这种群体性的暴戾，由于群体的群威群胆，往往自以为拥有绝对的正当性，因此，质疑和讨论是根本行不通的，凡是有不同意见的人，一律大帽一扣，大棒打杀。这种现象，如果任其畅行无阻，那么这样的社会，看起来堂堂正正，而这种堂堂正正之阵，却是由狼或者类人狼组成的。

　　中国最牛的县太爷

　　《法制日报》下属刊物《法人》杂志的记者，写了一篇报道，惹了西丰县的县委书记，于是“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派出一队警察，直奔法制日报社，前来拿人。人虽然没有拿到，但县太爷的威风，可是抖到了极点。其他的县太爷再威风，也不过在自家境内搞点短信“文字狱”，抓的都是辖境内的子民，可人家西丰县的县尊，大白天就敢派警察荷枪实弹，直闯中央大报的报社，指名道姓抓记者。还好，批准发表文章的总编，没有在抓捕之列，县尊大人总算还给《法制日报》留了点面子。

　　无可否认，这件颇有声势的警察行动，让很多人莫名尴尬。因为这种事，无论是按法律还是按行政的惯例，都显得过于创意了。有才的西丰县太爷，以自己的果敢和铁腕，把难题扔给了上级领导。

　　显然，此风不可长，如果每个县太爷都这么有才的话，看谁不顺眼就派人来抓，今天抓法制日报社的人，明天是不是就可以抓人民日报社的人，后天，中央电视台的人是不是也可以动一动呢？县与县自然也可以互相抓，如果一个要抓一个要保，那么，双方都有家伙，是不是会打起来。如此这般，中国的县就不叫县了，改称王国好了；县委书记不叫县委书记，改称“百里侯”（这是古代对县太爷的俗称之一）。即便如此，也不足以解释这种行为，因为分封制下的诸侯，也不敢随便进京拿人，寻来觅去，好像只有唐朝后期藩镇割据时候的军阀有过类似的豪举。

　　西丰县的行动，太胆大，太有轰动效应，而且涉及众多记者的自身权利，几乎是顷刻之间，就成了轰动世界的大新闻。因此，向以救火堵窟窿为己任的有关部门，首先想到的不是制止西丰县的胆大妄为，而是考虑遏制网上的轰动。所以，人们最先看到的事件后续延伸，不是西丰县那边有所悔改，而是有确切消息的相关禁令。正因为如此，受到侵害、很丢面子的《法制日报》不声不响，本以维护记者利益为使命的记协，也只有几句不痛不痒、不着边际的话，滑得让人摸不着，也抓不住。

　　然而，这样一场事关媒体人命运的事件，不明不白的禁令是掩不住所有的声音，于是事件在发酵。有关部门明白了，不釜底抽薪，火只能越压越旺。这下，轮到西丰县采取补救措施，于是一队气势汹汹的警察换成了一队温文尔雅的县委工作人员，再次来到法制日报社。这回人家是来道歉的，据说，西丰县公安局的拘传令也撤销了。

　　显然，西丰县的大胆创意，跟我们现行体制下，县委书记权力过大有关，一个又一个的短信“文字狱”，无非是说明在县这个一亩三分地上，县尊大人有意无意都把自己当成了“皇帝”。事实上的权力，也近乎于皇权，在他平时的工作范围内，没有任何人敢说一句稍微不同的话，马屁奉承，成筐成桶地来，尊奉之下，任你是谁，都难免自尊膨胀。膨胀后的尊严有一个特点，就是绝对不能被侵犯，一触即跳。我们知道，西丰县其实也是先兴短信“文字狱”，然后再发展成报刊“文字狱”，连记者一并拿下。这种发展，都是县境帝王意识的合理延伸，一点儿都不奇怪。

　　中国最牛的县太爷的大胆创意，从某种意义上，其实是一件好事。这个事件，从一个奇妙的角度，为中国新闻立法的紧迫性，敲了警钟。它告诉人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一个正在走向国际化，跟世界接轨的国家，如果再没有一个规范记者，也规范政府行为的新闻法，会出现什么样可气、可悲又可笑的事情来。

　　烧狗事件的核心问题

　　南京发生的泼汽油烧死流浪狗的事件，已经在网上吵得沸沸扬扬了，有很多人包括知名人士，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当然，我对于网上和现实中许多人对烧狗者表达的“打”、“杀”意图很不赞同，这种以暴易暴的宣泄，不仅无助于培养人们对生命的珍惜情感，反而暴露了发言者内心深处跟烧狗者类似的残忍。同时，我也不同意某些人关于狗权和人权的类比，显然在这个事件中，是人残忍地杀死了狗，而且是哺乳期的小狗，而非狗威胁到了人的生存。

　　我个人认为，这个事件的核心问题，是作为万物之灵的人，为什么要如此残忍地对待一个小动物？就算是狗的存在，影响到了你的生活，完全有可能有更为人道的办法来处理，比如上报有关部门处理。退一万步说，也可以采取驱逐的手段，将之赶走也就得了，为什么非要浇上汽油，将它们活活烧死。在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知道，被火燎一下是什么滋味，狗属于哺乳类动物，跟人一样，有着发达的感觉神经，将心比心，把它们活活烧死，任由它们在万分痛苦中挣扎，于心何忍！

　　如何看待生命，是否尊重生命，是衡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明程度的一个尺度之一，地球不是人类的私有物，必须跟其他动植物分享，现在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狗是人类最早驯化的动物，是人类的朋友，跟人类已经有数万年的共生历史，这在远古时期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尽管中国部分地区有食狗的习俗，但义犬救主的故事也是中国最古老的传说之一，说明国人对狗跟其他民族一样，有着深厚的感情。作为一个人，能对几个对自己没有人身威胁的狗，干出如此残忍的事情来，说明我们这个民族，在心灵深处，还存在着太多非人道的东西。这种事情，今天可以施之于狗，明天很可能会施之于人，也就是施之于我们的同类。大概国人所闻所见的残忍事情太多、太久，神经已经麻木，已经把残忍不当一回事儿了。但是这样的残忍，还是让我联想到《东史郎日记》里，日本军人将中国人装进麻袋，浇上汽油烧死的事件。在那个时候，日本军人把这种残忍当成了游戏，而自己在这游戏中，变成了吃人的禽兽，不，恶魔。我不敢推想，那个浇汽油烧狗的人，是否有着某种的游戏心态，如果有的话，那就太可怕了。退一万万步说，就算是疾狗如仇，将之用砖头砸死，也比用汽油烧死人道一点儿，至少，可以让小狗死得痛快一点。

　　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有文明或者能够创造文明，可以有意识地超越一般动物，可以有意识地保护动物。反过来，如果作为人类，利用自己的文明成果，残忍地戕害动物，那么，我们就连动物也不如了。作为文明世界的一员，无论我们有多少理由，都没有权力放纵自己的阴暗情绪，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是我们作为人的基本义务和责任。

　　令人麻木的悲剧的幕后叙事

　　这两天，重庆家乐福超市出大事了，一桶菜籽油引发了悲剧。家乐福超市搞店庆，这款菜籽油从每桶51.4元，降至39.9元，结果人们蜂拥而至发生踩踏事故，3人死，31人伤，其中重伤7人，大体相当美国一次中等规模的校园枪击案件的伤亡人数。类似的悲剧发生得实在是太多了，只要有热闹，稍不留神就会出事，什么晚会、灯会、歌友会，庙会赶集、商家促销。单就一个商品促销导致的踩踏事故，报道此事的记者随便一举，就是三四个眼前的例子。

　　没错，国人眼下还不够富裕，一桶油便宜11.5元，已经足以让我们激动。尽管如此，如果这些买主早知道会出人命，而且人命就让自己家人摊上，估计没人会这么傻前来冒险。问题是大家一般不这么想，类似的商家促销活动本身含有风险，已经出过很多事，我们的买主其实早有所闻，但是兴冲冲去买的时候，想的多半只是那便宜。便宜越多，大家的兴头就越大，对于可能出现的悲剧一般不会多想，即使想，也不会往自己头上想。早上4点就来排队，开了门，当然要玩命冲上去，如果买不上，便宜不到这11.5元钱，那么怎么能对得起自己和家人？这个时候，所有人想的都是那便宜，脑子简单到了只剩下一根筋，于是冲、抢、撞，等到悲剧发生了秩序已经大乱，谁也顾不得谁了，于是，大家从贪便宜变成了逃命。

　　批评国人爱贪小便宜，当然也不错。只是这贪小便宜的毛病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我们不富裕，日子过得不容易，或者现在不怎么穷的过穷日子的时间太久，多年养成的习惯一时半会儿改不过来，一有降价的消息，就忍不住食指大动。其实这个毛病也不是中国人独有，前一段听说发达国家商家也出台各种千奇百怪的促销高招，包括让顾客裸体，好像无论男女老少，中招者不在少数。能花少的钱买到贵的东西，地无分南北，人无论老幼，更无论文化差异，大多数都是乐意的。

　　只是，我们踩踏事件不仅仅发生在占便宜的时候，只要有热闹，人们一激动就悬。无论是抢购菜油还是争看明星，一争一挤，维持秩序的警察叔叔赶巧打了马虎眼，就都有出人命的可能。人一多，就乱，一乱就容易出事。

　　很多踩踏事故，实际上就是人们乱挤乱撞活生生制造出来的，稍有混乱大家马上乱成一团，本来没事的有了事，本来能逃生的也逃不了了。如果真的赶上地震和空袭，死的人还不知道会有多少。从根儿上说，缺乏秩序、缺乏集体行动的理性，才是我们根深蒂固的毛病。

　　我们搞大型团体操，即使有成千上万都会搞得非常整齐划一，秩序井然，平时各个单位的领导也都特别强调秩序和纪律，对任何一种破坏秩序的行为都深恶痛绝，必欲彻底铲除而后快。但是，为什么我们在公共场所秩序会如此之差？

　　也许，有人会说，那是因为在后种场合人们没有了领导和组织。说得很对，说到点上了。但是，怎么可以想象，人们到商场购物，还会有领导组织呢？即便组织观念再强，也不大可能等着领导领着才去商场买东西，就算各单位的人都由领导带队出来购物，各个领导碰了面，还得推举出一个总领导来，否则有点事，依然保不准会出乱子。反过来讲，如果国人只有领导组织的时候才能守秩序，那么恰恰证明我们根本没有自生自发的秩序能力，没有集体行动的能力，说不好听的，我们大抵无非是一些必须要人驱赶的羊。

　　没错，虽然我们中国人很聪明，也不乏理性，但是到了公共场合，我们就都是只凭自己的感觉行事，在拼命争取自己利益，保自己的小命的紧急场合，每个人的理性选择最后都变成了非理性的盲动，不被踩死只是自家幸运。正因为如此，在没有大的灾害威胁面前，我们才会一次又一次无事生非地制造悲剧，死伤者的血却永远也唤不醒哪怕一丁点儿人们的自觉。

　　一个普通贫困者的特殊悲剧

　　一个临产的孕妇，因为丈夫拒绝签字手术死在医院里。有人批评医院执行规定的刻板，缺乏人性，有人指责这位丈夫，说他无知而且固执。据报道，甚至还有人怀疑他是故意害死他的妻子。

　　当然，此事如果警方介入调查，真相如何还有待进一步的调查取证。但是，就目前所能得到的信息来看，此事只能算是一种普通贫困者的特殊悲剧。

　　说它特殊，只是因为悲剧的发生在北京大医院，而且是仅仅是因为患者的丈夫固执地不肯履行医院法定的手续所致。说它普通，是假设如果这对夫妇没有来北京，事情在乡下也同样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一点都不少见，农民因为看不起病，不愿意进医院，最后死在家里，死在条件很差的私人诊所，或者乡镇卫生院，大抵都是了无声息，死了也就死了。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他们的亲人，不会有再多的人注意到。

　　当事者夫妇，仅仅是在北京一家小饭店做洗碗工的进京农民，被收留做工还是因为他们可怜——两个人分吃一碗6元钱的面。怀孕的妻子，虽然一直在坚持打工，但肯定已经病了很长时间了，他们去过私人诊所看病，但是没有看好，不得已才来到大医院。到大医院只是想让医院给妻子看感冒，多半是因为妻子没有条件像城里人那样经过正规的检查，夫妇二人根本不知道确切的临产时间。

　　没错，作为当事者之一的丈夫的确很固执，也可以说很愚昧无知。他们对于生病，对于怀孕和手术，只有零星乃至错误的知识，在他看来，划开肚皮的手术，是一件天大的事。他宁可相信自己的那点儿错误的知识，他坚信妻子的预产期没到，仅仅是感冒，他宁肯相信自己的判断，甚至相信算命的胡说也不肯相信医生的话，尽管是在北京的大医院里。

　　显然，当事者不是文明未开化的原始部落人，不至于只迷信巫医而拒绝现代医术，否则，他连医院的门都不会进的。他之所以这样做，不是不相信大医院的医术，而是不相信医生乃至医院的人品。难道这样的事情，我们听过和经过还少吗？小病大治，升级治疗规格，滥上高规格仪器检查，多开贵重药物，不管需要与否，动辄手术、大手术。

　　作为一个农民，一个最易受到侵害的农民，想必在他的三十多年的生涯中，会听到过不少这样的故事，他因此而做出这样的反应一点儿都不奇怪。应该说，作为事情发生所在的北京××医院，在此事件中表现得还算不错，既没有因为患者是农民加以怠慢，也没有因为患者没有钱而拒绝手术，反而苦口婆心地劝说患者的丈夫，要他签字。但是由于卫生部明文的法规在，平心而论，医院和医生的确不敢突破。患者死亡，是个莫大的悲剧，若要谴责的话，只能谴责这种规定。只是，一个××医院的行为，却不能挽回人们对整个医疗界的不信任，看来此事已经积重难返，需要我们的医院和医生用自己的行动，做更多的努力。

　　其实，悲剧的发生，最根本的还是当事者的贫困。我注意到，当事者当时身上只有130元钱，而且其中的100元还是小饭店老板借给他们的。这么一点钱，即使那位妻子仅仅得的是感冒也是不够的。这种贫困，极度的贫困已经造成了当事者的心理某种程度的扭曲——无论如何，都不愿意为看自己的病花太多的钱，哪怕这个钱来自别人的资助。这样的心理我们在很多农民身上，都能发现。

　　我们看到，在事发当时，有好心人表示乐意出一万元帮助他们，但是首先，当事者可能未必相信，其次，很可能当事者也是个诚实善良的农民，在他坚持认为医院是故意小病大治的情况下，不愿意“浪费”好心人的钱。

　　一个本不该发生的悲剧发生了，大小两个人的生命就这样结束了。这是一对贫困农民夫妇的悲剧，也是我们医疗界的悲剧。

　　从富二代的衰相到富二代培训的乱局

　　民营企业的第二代，良莠不齐。优秀的也有，毕业于海外名校，干脆在海外创业者不乏其人。但是，这样的人，往往很低调，人们看不见，即使偶尔看见了也视而不见。日常出现在人们视线里的，往往是开着豪车到处飙车，上娱乐节目耀富的富二代。不过，据专门的研究者讲，总的来说，富二代不尽如人意者的比例不低。中国人传统的富不出三代的魔咒，还没有被打破。古代有个故事，说一个富人造屋，房子造好之后，请工匠坐上席，让自己的儿子们坐下面。人家问他们为什么？他说，工匠是造屋的，而儿子们是卖屋的。应该说，老子挣钱儿子败家的中国特色的故事，到今天并没有讲完。作为富一代的人们，当然不想在自己的家族里，把这个故事接着讲下去，于是就有了各种名目的富二代培训。

　　有需求就有市场，据说，现在富二代培训市场已经很大了。有的地方党校捷足先登，老早就开办了富二代培训班，然后各色人等跟上，有的看名头，还比较靠谱，挂靠在名牌大学的名下，虽然细打听无非是继续教育学院。有的则打名人牌，于丹、王立群这样的百家讲坛名师，都成了招徕富二代的诱饵，其实能否把这些人请到，还真没准。教的课程，五花八门，有点企业管理知识，但更多的是如何扎领带，穿袜子的礼仪，儒释道三家精髓，还有毛泽东军事思想，有的培训班还组织富二代上井冈山，殊不知，这一套当年都是用来打土豪分田地的，富二代如果生在那个时代，个个都是斗争对象。反正不管教什么，都是外面请，请来谁算谁。一个培训班，正经的讲师，只有一个，还兼做收费工作人员。但不管多乱，或者多滥，每个班的收费都不低，少说5、6万，多则几十万。

　　好在富二代连同他们的父母，都是人傻钱多，所以引得各方面的苍蝇乱飞。富一代好多人出身草根，好多人没受过大学教育，在自己那一行里都是人精，可一谈到教育，就傻了眼。富二代培训市场的乱象，就是因为需求大，而明白人少，才有了这副模样。尽管培训班这么乱，据说好些富二代都能随遇而安，说是即使学不到什么，但可以借此建立一个人脉关系，认识好些来自各地的富二代，以后接班时，碰到难处，可以互相帮忙。其实，笔者在很多名校的EMBA班上，听学员讲的也是这一套，不期望学到什么，只指望建立一个人脉关系。

　　其实，富二代的接班问题，是一个很严肃的课题。既然富一代有心让孩子学点什么，而且富二代也有心向学，为何不找点儿明白人，找个靠谱点儿的学校，花钱请他们办个暑期班之类的培训呢？非要吃这种野鸡培训业的骗，几万、几十万的钱砸进去，只换来认识几个同学的结果，这样的账，我们的民企精英居然算不来，真咄咄怪事。

　　中国的培训业，很早就乱象丛生，但乱象之所以能够延续下去，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受培训的人，并不在乎学点什么。人们似乎已经习惯了，做什么事都以做样子为主，玩形式为主，没有人来真的，人们也不怎么接受真的。即使上大学，读研究生，很多人也无非冲着文凭去的，培训就更无所谓了。

　　国人养生狂迷

　　向来不起眼的绿豆，突然狂涨，不是因为绿豆产地遭了灾，出产不足，仅仅是因为出了一个人，名叫张悟本，倡导食疗养生，具体说，就是绿豆养生。吃绿豆，喝绿豆汤，据说还有长茄子，就能把吃出来的病，都给吃没了。所以，大家疯狂地买绿豆，一个原本不稀罕的小杂粮，就上了天。

　　张悟本来头很大，据说有来头很硬的文凭，卫生部的专家，还有中医世家的来历。只是这种来头，往往经不起人肉，一搜，发现此公什么都不是，就是一平常人。但是，这个人很聪明，不像曾经被大作家捧出来的胡“名医”，治什么病都是芒硝，虎狼之药，身板不行的，吃了兴许就翘了，会惹出官司。人家张悟本，先说是食疗，但食疗居然也可以门诊，挂号的，已经排到了2012年，一个号，要2000元，比那些中医大专家的身价还高。食疗的“药”也好，绿豆，吃多了，也就是肚子胀，无论如何吃不死人。让人想起《红楼梦》里王道士的疗妒汤，甜甜的，好吃，反正吃不死，吃好了。

　　当然，张悟本后面，有高人做推手。但奇怪的是，这样一个一点儿都不神秘的局，居然有这么多人陷进去出不来，硬是傻傻地给人家送钱。想起“文革”中的打鸡血，后来的红茶菌，甩手疗法，再后来的气功热，也就释然了。我们这个民族，就是喜欢起哄，喜欢信这些歪门邪道，如果这种玩意儿经过一个巧舌如簧的鼓吹者吹出来，再跟养生有点儿联系，想不热都难。

　　说起来，多少年国家都很重视科学。科学几乎成了最终的价值判断，如果说某事科学，就意味着一路顺风，绝对正确而且靠谱，反之，就是垃圾。但奇怪的是到今天，普通民众不仅没有具备起码的日常科学理性，连常识都没有。当年迷信胡名医的芒硝，还可以说是不大了解，现在一个绿豆就能治百病，居然也有人信。绿豆谁没吃过？夏天喝绿豆汤，不是常事吗？治什么病了？这都信，你说还能有什么忽悠，让人不信呢？

　　三人成虎的事，在中国很容易成气候，如果恰巧有那么点儿需要，比如养生，又赶上看病难，凡是跟去病健身有关的忽悠，就特别容易入耳。三下两下，就成一股风潮，人人如痴若狂。当然，这样的民众，对于某些谣言，也特别听得进去，一有风吹草动，大家就慌慌的。

　　这些年来，我们的教育失败，不仅孩子没有教好，成人的社会教育，也都冲着文凭去。科学常识，早就被丢在了十万八千里之外。大家不信科学，信邪说，越邪越信。而我们的专家，也总是被有关部门用来做托儿，在媒体上说一些根本不靠谱，甚至前后矛盾的说辞。时间一长，没了信誉。害得真正的专家也没人信了。结果，给各种各样的野心家和骗子空出了地方，让他们大展拳脚。“人傻，钱多”最招骗子，但其实信骗子的普通民众，没有多少钱。他们其实很可怜，往往仅有的一点儿积蓄，都被人骗得精光，但是，下次有事，还上当。一次当上下来，落得两手空空，病还是病。

　　显然，中国需要科学教育，需要理性教育，从清末民初开始，很多有志之士就通过各种途径，对民众进行科学、民主、理性的启蒙，这个工作，看来还需要继续做下去。

　　“逼祼”的荒唐

　　这年头，有关裸的事件一个接一个。前一个系列的“不雅照”还在热议中，后一个系列已经横空出世。有“被裸的”，据说是被前男友报复，当然也有据说所谓的“被”，实际上是自愿的，更有绝对自愿的，就是要展示一下自己的裸体。比较起来，当年一系列的裸照，倒显得无辜了，因为人家真的是被泄露的，连作案的人都找到了。更离谱的是，一个电影学院的学生，宣称男篮出线就裸体出镜，男篮真的出线了，没有及时履行承诺，居然网上嚷成一片，还有人扯着横幅，到电影学院强烈要求该女生说话算数，不知道算不算非法游行示威。最后在千万双眼睛的期待下，该女生终于裸了，一组不穿衣服的写真出炉，虽然该遮的部位都遮了，毕竟看上去是裸了。当然，接下来是一阵的风传，有人感慨，裸得不过瘾。

　　人们有理由相信，这个事件，是有策划、有预谋的炒作，无非是快速捧红一个人。但这一事件中的逼裸现象，却是民众自发自为的。最奇妙的是，这样的事情，居然发生在上面三令五申反三俗的当口，让人不得不发生好些联想。

　　三俗的确有强大的生命力，就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俗语一样，三俗就像那个魔，反来反去，总是法力高强。即使在被反的风头上，也敢顶风炒作，顶风拍摄，拍完了还就是能堂而皇之地露面，不用担心被和谐，因为人家的尺度掌握得好，明明是裸，不该露的地方都没露。人们都知道，这样的露，其实比彻底的一丝不挂，性的意味更浓，挑逗性更强，但人家却不俗，至少，按官方的尺度，不俗。傻子都看得出来，整个事件，从宣示到毁约再到践约拍写真，说它不俗，真是没天理了。

　　当然，这个事件的大俗，背后拥有强大的民意基础。在我们这样一个男权社会，女孩子，尤其是漂亮女孩子的裸，无论什么时候，都有强大的诱惑力。在社会道德的阀门，社会的约束，包括社会舆论的压力和人们尤其是女孩子的自我约束整体降低的情况下，裸的机会，的确是大幅度增加了。不公开的不雅照片和视频急剧增多，自然公开的概率也在增加，前男友防不胜防，色狼更防不胜防。借裸而炒作成名，本来就是娱乐界的不良习气，在这种氛围中，当然会兴盛起来。

　　本来，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逼女孩子脱衣服，即使这个女孩子有所谓的“承诺”，是要有罪恶感的。但是，在这个事件中，人们却兴高采烈，堂堂正正，不仅在网上呼吁，而且到人家学校当面施压。我们看到，不仅当事的女孩子羞耻心在丧失，民众的羞耻心也在丧失。人人都陷入一场策划者事先策划好的娱乐性狂欢中去，放肆地放纵着自己的欲念。

　　当然，人们在自己的家里，在私下的场合，怎样的裸，是自己的事，但是，在公共场所，必须有所节制，否则，社会还叫个什么社会？尤其在中国目前任何的展示都没有限制级别，不知道对儿童有所保护的情况下，这样的裸与逼裸闹剧，更是有害。

　　在市场条件下，娱乐和传媒，市场化的驱力，拉动它们走向三俗，是不可避免的，但总会有严肃正经的东西来平衡之。一边是荒淫无耻，一边是严肃的工作，从来如此。但我们的社会，平衡却被打破，严肃的工作，面临着太多的限制，逼得从业的人，不得不娱乐，不得不低俗。几十年下来，被养成习惯的受众，不俗，实在是太难了。

　　速成病及其经济

　　天上掉馅儿饼的好事，大家都知道不可能，但自打有馅儿饼以来（大约有千把年了吧）一直被人惦记着。当然，惦记的方式不见得人人都抬头看天，而是闷头幻想着出现奇迹，而且奇迹发生在自己身上，一夜之间改变命运，大富大贵。

　　吃小亏占大便宜，或者不吃亏也占便宜，是人类的一点小小的但却很难克服的心理疾病，无非是想不付出或者少付出就有收获，而且是大收获。这样的事儿有没有？当然有。天上掉馅儿饼虽然不可能，但兔子撞到树上的事毕竟是有的，不费力气拣个胖兔子回家，跟摊上天上掉的馅儿饼也差不多。这种对于大众来说的超小概率事件，但是落到哪个幸运者身上，则变成了“幸运百分百”。而大众却往往容易把眼睛盯在这个“百分百”上，只消稍加操纵，任何一个偶然的幸运事件都会导致一场疯狂。

　　于是，利用这种心理疾病，这个世界的经济文化活动多了很多花样，也多了很多花样的陷阱。赌博和彩票是比较明目张胆的陷阱，明明大批的人都亏进去了，甚至倾家荡产，家破人亡，但大家眼里却只看见那几个中头彩或者赢大钱的，因而前赴后继。办速成班和出速成教材，是比较隐蔽的陷阱。在这一点上，日本人是我们的老师。甲午战争之后，日本打痛了中国，中国人开始向日本学习。清廷新政之后，大家一窝蜂地涌进日本，进去的人多半都打着少花功夫、甚至不花功夫就能学到本事的主意，于是日本人审时度势，一窝蜂地开办了许多速成学堂，一年甚至半年，就让“清国留学生”揣着毕业文凭毕业回家。现在办的速成班，多半是教外语的，人们不就是想不花力气就学好外语吗？人家告诉你好办，上我的班，用我的教材，半年，一个月，甚至十天，包教包会。当然，老师和学生的差距还是有的，当年日本人速成学堂教出来的学生，虽说连平假名和片假名都没搞明白，只记了几个新名词，但回国后，却大多被聘为新学堂的教师，至少有个饭碗，而后来这些速成班的外语生却什么都没有，只搭进些钱和功夫，还有自己那点儿不劳而获的梦。

　　这个世界骗子多，眼下的中国骗子更多，出门一不留神，就能碰上一堆，但骗子十有八九吃的都是人们速成心理的饭。那些吃人骗的，凡是被骗了钱的，多半是想速成发财的，被骗了色的，多半是想迅速成名的。贪心谁没有，名利有几个人真能看得透？真是身如槁木，心如死灰，这个世界还怎么能转得动？祸根不是名利，而是对名利的速成心理。

　　不过，历史证明，吃亏上当并不足以让人们从速成的幻觉中完全醒过来，一个人倒下去，千百个人跟上来，只要陷阱还在，就会有人前赴后继。法律惩罚骗子，教育揭示骗局，但病根却难除去，政府和社会所能做到的，仅仅是抑制病状的爆发，而没有办法根治。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古已有之的赌博，还是后来兴起的速成班骗局，在道德上或者法律上都背着黑名声，但是在今天的信息时代、媒体时代，事情却发生了变化，媒体可以公然地利用人们的这种心理疾病牟利，却不背任何道德和法律责任。

　　今天所有的经济活动，都可以转化为眼球的数目，眼球就是金钱，就是一切，所以，速成病基本上已经演变成出名的竞争与幻想。一夜成名，就意味着荣耀、光环、金钱、名车、别墅、美女俊男……而媒体，尤其是电视和网络媒体，可以利用自己的力量，在一夜之间，操作出一个平民成名的梦，把一个小概率事件变成一场可以操控的大众狂欢，大众在狂欢中，尽情地让自己的病一次又一次地发作，哪怕近乎癫狂也没有人少见多怪。而媒体在这个过程中大把大把地捞钱，媒体操作出来的“平民英雄”就像六合彩中的头彩，肆无忌惮地吸引着更多的眼球，把更多的人、更多的金钱吸进那个病态的黑洞。

　　建筑在病态上的文化是病态文化，建筑在病态上的经济是病态经济，为此而发狂的社会是病态的社会。人哪，醒醒吧，天上掉不了馅儿饼。

　　“大”字病及其他

　　中国是个大国，因此，某些中国人酷爱“大”，以及跟大有关的所有东西。写文章要大气，用大词，排比句，重修辞，有时候还要配上惊叹号，一口气读下去，换气都没工夫，气短的要给憋死。在某些历史场合，只能在大喇叭里头放，听的人如果没有足够的勇气，那就只有缴械投降的份了。

　　上荧屏的玩意儿自然要大，据说是要大气。纪录片来不来就航拍，长江、黄河、长城、高山大川，人在里面只是一个小黑点。电影电视剧，尤其是战争片，上百门大炮，成千上万的士兵，成片的火海，震耳欲聋的炮声，一开演就吓煞个人。现在则变成了万马奔腾，野牛纵横，上万的群众演员，铠甲鲜明，颜色不是红得刺目，就是黄得耀眼，连女人露出的乳房都是一排一排的，像是进了巨大而且正在挤奶的奶牛场。

　　盖楼房也要大，每个城市都比着美国的纽约来，摩天大楼，钢架结构，大玻璃明晃晃一片。害得无论走到哪个地方，在大街上都找不着北，照张相谁也猜不出是哪儿，反正都是摩天楼、都是大玻璃，连霓虹灯广告都一模一样。老房子，老建筑，就是一个字：拆！管它是否文物，有无历史文化价值，盖楼的和拆楼的，一样的大手笔、大气魄。

　　大学必须大，几个中专和进修学院合起来就是大学，原来的大学则要合并，块头越大越好，恨不得一个城市就一个大学的巨无霸，学生见面，只问是哪个校区的。是个大学，就要硕士点、博士点，要上档次。

　　搞工程绝对大，从前是人多，成千上万，彩旗飞舞，口号震天，移山倒海。现在换了，成群的人变成成群的钱，动辄几十亿，上百亿，“给长城装瓷砖，给喜马拉雅山镶金边”的民间歌谣，就工程的“大”而言，并不是笑话。更有意思的是，工程已经不仅仅限于破土动工，什么都是工程，治安工程，道德工程，诚信工程，关心某一代工程，凡是人能想出来的事都有工程，而且相互攀比，规模巨大。学界也不甘落后，所有爬格子的事都能变成工程，动辄上百万、千万、几个亿。全国社会科学所有一百五十个学科，从前编的教材全不算数，重新编写，一本三四十万字的教材一百万编写费，讨论一个千把字的提纲要花去四十万，真是一字千金，大手笔，不服怎么行。

　　前一阵出来个政论片《大国崛起》，一下子挠到了不少人的痒处，仿佛一夜之间成了大国之民，跟随电视一道崛起了，兴奋得看不够，说不够，网上铺天盖地，光盘卖到脱销，弄得老外神经兮兮，草木皆兵。

　　当然，我们可以理解，近代来虽说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但却总是被人当作弱小国家来看。在清末，所有国家甚至包括拉美的秘鲁，设在中国的常驻使节都是公使衔的（苏俄十月革命之后，才派来第一个大使），所有在华的外国人连同西方的殖民地国家的人，全部享有领事裁判权。

　　上海的租界，虽然居民多数是华人，也靠华人来养活，但几十年华人一丁点儿权力都没有，无代表不纳税的西方民主原则到了西人统治的租界，根本连影子都没有。四万万人口，上千万平方千米土地的大国，没有哪怕一点点大国的尊严，连国人一直以来感到有点儿安慰的有关拿破仑“睡狮”的神话，仔细查一查，发现人家也没说过。

　　终于，中国人手里有了一些可以骄傲的东西了，某些先富起来的国人，也可以一窝一窝涌到巴黎，一打一打买名牌手表和XO了。刚刚体验到站起来感觉的人们，马上就急匆匆地想要拉出一个大的架势来，表现自己的“大”，好像某些动物一样，碰到敌手的时候，就把浑身的毛直竖起来，看起来好像膨胀得很大。其实，这种“大”只能是上海所说的“大兴”。

　　这样的“大”，骨子里毕竟透着虚，内容不实在。真的大，真的大国，不在于形，而在于神，在于内涵。大不是用来吓人的，而是用实实在在的自豪，赢来实实在在的尊重。要实现这一点，需要我们实实在在地从小做起，一步一个脚印。

　　急不得呀也么哥！

　　正常社会的不正常话题

　　中国的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从不正常或者可以说很不正常的社会，过渡到正常社会的过程。一些人类社会的常识，在这个过程中逐渐被承认，人们也在像这个世界其他多数地方的人那样，踏实地过日子，可以大声说，人是要吃饭的，生病是要看的，不必问是哪个阶级的。可以养鸡养猪而不担心被割资本主义尾巴，可以发家致富不被批走资本主义道路。到了芜湖傻子瓜子年广久事件出来之后，连雇工办企业都可以了，慢慢地，中国人自己承认了自己国家的“市场经济地位”，世界终于松了口气。

　　然而，逐渐正常的社会，依然会有些不正常的话题，穷和富就是一个。忧心贫富差距过大倒是情有可原，但是眼下穷人和富人变成了道德上的两极，穷人说不得不好，富人说不得好，茅于轼先生说了句“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孙立平先生提到，穷人在某些特定条件下可能堕落得更快，就像捅了马蜂窝。

　　一些人担心穷人仇富，一些人要清算富人的“原罪”，一个古老的幽灵在徘徊，那就是“均贫富”。提到“均贫富”，无论担心还是欢呼的，都觉得这就是中国的传统，无论如何都具有正当性的，因为这是穷人立场上的话。

　　不错，中国历史上的确有过周期性的“均贫富”的历史，但那多是历史的非常态，历史更多呈现的是它的常态，大家安稳和比较安稳地过日子，发家致富。孔夫子所谓的不患寡而患不均说法，其实只适用在贵族之间政策调试，不能拿来推而广之。在这个阶段，大家大体上都能和平相处，正在富的小康之家和已经富的大户，基本上都能过上踏实的日子，“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大家辛苦一场，就是为了发家致富。在世界各个民族中，大概没有哪个民族有中国人这样强烈的求富意识。即使在所谓的非常态社会，也是因为政治出了大问题，相当一部分人无法维持生活，大部分人无法按正常渠道上升，因而秩序混乱。而在混乱中，“均贫富”成为某些势力动员群众的口号，从而加剧了社会的动荡。其实，凡是打着“均贫富”旗帜的农民起事者，财富最后都均到首领那里去了，最贫弱的百姓只有化为白骨、填沟的资格。所以，“均贫富”只是穷人中的少数强人的话。

　　真正的值得警惕的传统，实际上是国家政权的“军国主义”政策对所有人、当然尤其是富人的剥夺，这就是所谓的法家传统。这个传统的盛世，如秦汉，国家可以随意把成千上万的富户连根拔起，迁移到其他地方，或者借口国家需要无偿征调富人的财产，把商人打入另册，只要等到他们养肥了，就让他们为国家无偿奉献。好在对于多数的王朝，这种军国主义政策还比较收敛，商人的地位也在逐步地上升，因此维持了我们这个民族在古代社会最为强大的生产力，创造出如此灿烂的文化和巨大的财富，让后人直到现在都有东西可挖，走私出去换美金。

　　不错，眼下中国的贫富差距是很大，但是最富的人其实是凭借国家权力为自己谋私的人，这就是为什么外面称我们为“权贵资本主义”的缘由。而很多人眼中十恶不赦的民营企业家，即使跟某些什么产业也不沾的贪官比起来，财富的总量也是小巫见大巫。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现象，是我们法家传统在新的条件下的变种。

　　不错，我们的民营企业家，在道德上的确没有他们的老一辈那么光彩，权钱勾结的事儿也没少干，在挣第一桶金的时候，更是很难干净。但是他们的行为，毕竟有着那个特殊时代的特殊印记，我们如何去谴责某些公民的不当行为？举一个例子，“投机倒把”罪不是前几年才撤销的吗？按这个罪名，现在该有多少人违法？即便是权钱交易，在有权的一方设租寻租的前提下，单方面谴责企业家也是不公平的，毕竟权和钱之间，有大恶和小恶之分，放过大恶，把板子都打在小恶头上，事实上是更大的扭曲。警惕和限制这种剥夺，才是我们每个有话语权的人所应该格外重视的问题。

　　正常的社会是按常识行事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发财致富是正常的、不应该受到谴责的平常事。

　　只图自己方便的管理者

　　三轮车满地跑，管起来麻烦，于是禁掉。电动自行车依然麻烦，于是禁掉。摩托车更麻烦，不仅交通事故多，而且有“砍手党”骑着摩托抢劫作案，干脆也禁掉。现在又有人开着面包车抢劫，不知道我们的城市管理者，是否有一天把面包车也禁了。

　　不知道我们的城市管理者想过没有，三轮车、电动车和摩托车，固然给城市管理带来了一些麻烦，但这些本不起眼的车，却是相当一部分老百姓的谋生饭碗和代步工具。取缔了这些工具，一些人出行将会很不方便，或者增加了出行成本，另一些人则干脆丢了饭碗。在减少管理者的麻烦和广大老百姓的便利甚至饭碗之间，孰重孰轻，按道理是应该一目了然的。但事实上，管理者的选择却往往相反，道理很简单，政策是管理者制定的。

　　管理者的政策出台强调的也是“群众利益”，也会得到一部分老百姓的称赞，比如因三轮车、电动车和摩托车感到交通堵塞的有车族，遭到过飞车抢劫的市民等。但事实上，大家都知道，并不是所有开摩托车的人都是罪犯，三轮车和电动车对交通堵塞的“贡献”并不见得比汽车更大。从本质上讲，管理者的做法只是一种所谓的釜底抽薪的“根本解决”。人类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这种“根本解决”是非常荒谬而且行不通的。

　　事实上，作为人类工具的任何一种事物的出现，都会有利弊两方面的表现。以交通工具而言，马车有马车的麻烦，人力车有人力车的麻烦，火车、汽车的出现，更是极大地增加了人类因交通事故而死亡的人数，也使城市的犯罪增加了便利。如果我们因为某种工具带来的弊端，就取缔这种工具，按这种逻辑再往前走，因为银行的出现新添了金融诈骗，我们就撤掉银行；因网络的出现而增添了网络犯罪，我们就取缔网络……这样下去，我们退到哪里才是个头呢？原始社会里的弓箭也一样是既可以捕猎，也可以杀人的。

　　所以说，这种“根本解决”是一种管理者自己图一时省事的办法，是一种不是办法的办法，一种饮鸩止渴的办法。管理者可以图一时的便利，但从长远看，却贻害无穷，最终损害了城市的利益，自然也不利于管理者。解决因工具带来的管理难题，不管多难，但只能从管理上着手，向前看，利用技术进步和管理方式手段上的改进来解决。只有这样做，城市的管理水平才能提高，实现城市的现代化，最终把自己的城市变成真正的国际化大都市。

　　不过，这种“根本解决”的政策能够出台，表明我们的城市管理者和城市居民之间存在某种隔阂。本来，管理者是受居民的委托进行管理的，但管理者一旦投入运作，往往会产生自己的意志，出现“经营城市”的公司化迹象，在增加利益的同时减少成本。每当面临复杂的城市管理局面的时候，他们所能想到的成本最小的方式就是“根本解决”。到了这个境地，实际上管理者所制定的政策所体现的只是自己的利益，或者大部分是自己的利益。

　　其实，不仅公共政策，就是一些公共设施的设置也往往只有管理者的视野，不是从公众的方便角度看问题，而是管理者怎样方便怎样安放。所以说，我们的管理者权力的行使，跟公众的距离还是太大，政策的制定，距离以人为本还有相当的差距，还没有比较好的机制能够解决政策制定如何体现公众意志的问题。目前所实行的听证会制度，还不太完善，听证的程序还存在瑕疵，听证的表达往往更多只是管理者的意愿。

　　客观地讲，三轮车、电动车和摩托车的城市管理问题的确是个难题，但这个难题既是困难和挑战，也是机遇。我们的城市管理，也只有在直面这个难题的情况下，才能真正地迈向现代化。

　　围墙故事的续篇

　　前两年，北京有位身为教授的政协委员，提案说要限制低素质人员进北京，事情没成。这几天，又传说广州要把北京的旧事重提，要限制低素质人员进广州。当然，这种“政治不正确”的事儿只要传出来，必然招来骂声一片，网民和学者都很愤怒。不过，我想到的是，这种限制就算政府同意了，怎么操作呢？难道派上重兵，在城市的入口挨个排查吗？现在的城市又没有城墙，人家不从入口进怎么办呢？

　　限制某一类人进入某个城市，在古代的中国比较容易办到，因为那时候有城墙，排上兵在城门口对进城的人挨个检查就行。虽然限制素质有难度，不像电影里演的鬼子、汉奸守城门查八路军，只要搜身就行，但尽可以出题考试，把城市教育部门主管考试的官员派去站岗就行了。但是现在这种限制，早已龟缩到城里一个个有围墙的小单位了。所以，某教授要想限制某些人进学校，估计只要校长答应，还马马虎虎行得通，只要教授自己乐意带着弟子在大门守着，但是将限制的面积扩大到一个城市，估计没戏。

　　这种没戏的事儿，总有人提出来，说明这种想法还是有市场的，应该说代表了很多城市人的意愿，尤其是像广州这样治安状况不怎么好的城市里的居民。

　　中国人是个喜欢筑墙的民族，这原本是农耕民族面对游牧民族压力的一种无奈，但久而久之形成了习惯。墙里套墙，一层又一层，就像当年的北京城一样，紫禁城外面有皇城，皇城外面有内城，内城外面有外城。城里的四合院，也是一道道的墙隔着，进到了门里，迎面还是个影壁，所有的人，都生活在墙里面，只有生活在墙里，心里才踏实。生活中有了麻烦和纷扰，自然而然地指望有若干道墙，从城墙到院墙来将它们挡在外面。事实上，现在希望限制所谓低素质人口进城的人，心里头依然延续着古代围墙的故事。在他们看来，城市治安的恶化，都是这些低素质人口惹的祸，只是现在的墙，变成了城市管理者的权力。

　　所谓低素质人口，说白了就是指农民工。现在的城市离得开农民工吗？不用说珠江三角洲的工厂，农民工稍有缺口就惶惶不可终日。就说广州城里，所有脏活、累活、苦活、挣钱不多但很麻烦的活，不都是农民工在做吗？一旦真有那么一天，农民工都离开了城市，那么城里人屋子没人打扫，饭没人做，病人、老人没人看护，饭店关门，超市闭户，街上垃圾成堆，下水道堵塞，污水粪便横流。

　　城里人在享受“低素质人口”带来的服务和便利的时候很舒服，但忘记了这种服务和便利也会伴随相应的混乱，相应的治安难题。尤其是在城里人没有善待这些为他们提供服务的人，反而加以歧视、打压、甚至欺诈的时候，治安的难题自然就更加严峻。每当这种时候，陈年的积习就会自然而然地冒出来，幻想再出来一道道墙，让自己远离纷扰。

　　当然，这种幻想的背后，还有多年的城乡二元结构形成的城里人的优越感。什么叫素质？何为低素质？标准是什么？实际上没有人说得清楚。在说这种话的人心目中，所谓低素质人口指的就是进城的农民，说人家低素质，明显暗示自己是高素质。别人素质低，不过是因为人家是农村人，自己素质高，仅仅因为自己是城市人。道理上虽然说不通，但却一点儿也不妨碍有大量的城里人如此想。这种优越感，无非来源于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一系列城乡隔绝以及对城市的优惠政策。这种政策，在很多方面依然在继续，从而造成了一个国家内的国民有两种不同的待遇这样一种荒唐的局面。

　　力求维持这种局面，维护自家的优越，心情可以理解。可是古代的城墙早就被拆掉了，昔日的城乡二元结构也正在被打破，市场经济的发展，也使得国家的政策由对民工潮的围堵变成了鼓励和疏导。城市的发展，城市人的发展，只能踩着时代潮流的步伐往前走，农村的人们进城谋生，在给城市带来发展生机的同时，的确也会带来一些城市管理上以及治安上的问题。这些问题之所以成为难题，有体制上的不适应，管理的粗暴，也有城市人无所不在的歧视。客观地说，我们的城市虽然发展得很快，看上去很现代化，但我们的管理者们还没有完全学会按现代社会的方式管理这些城市，在城市里生活的人，也没有相应的心理准备，甚至可以说，没有现代人的素质。

　　在计划经济时代，我们城市其实只是都市里的乡村，所谓的城里人，不过是享受了一点儿优待的农民，心胸狭窄一点可以理解。但是，毕竟中国已经开放了几十年，城里人的享受、眼界都已经非过去可比，为什么心中那些“中世纪”的墙还是拆除不了呢？

　　富不出三代的魔咒

　　随着开放以来发起来的第一代中国富人逐渐进入暮境，年过半百的富豪们，开始操心自己家业继承问题，据说还有人办了专门的培训学校，给私企老板的儿女们上课，甚至进行“魔鬼训练”，为的就是让这些公子哥们能够接班。

　　凡是需要操心的事，大都是出了问题的事，这种事，在中国，或者说在华人圈里，好像始终是个事，富不出三代，好像是中国富人的一种无计摆脱掉魔咒，不仅做企业的如此，其他类型的富人，乃至贵人，富贵人，都差不多，当然，就今天而言，企业家的继承问题可能对中国的发展更有相关性。

　　记得过去翻古人的笔记，记不得在哪本书里，有这样的记载，某富人盖大宅子，盖好之后，请工匠坐上席，自己的儿子坐下席，工匠不安，富人说，不妨，你们是盖房子的，他们是卖房子的，理当如此。这样具有知人之明的故事，绝对是经验的总结，前人盖楼后人卖的故事，一代一代在重演，湖南的俗话说，崽卖爷田不心痛，这里的“崽”就是儿子，“爷”就是老子。前代创业，后代败家，好像是命里注定。

　　如果按学者的说法，中国的富不出三代，实际上要怪我们的继承制度。著名的台湾学者陈其南比较过中国和日本的“老字号”，发现像日本三井这样的几百年不倒的企业，中国之所以没有，关键在于中国分家析产继承制度，老子死了，家产要在诸子之间平分，一个大富豪，分到第二代变成中富豪，分到第三代则为小康之家了。富人如果子孙繁盛，那么家产分散得就更快。而日本则是长子继承制，家产不会分散，因此传得长远，而且日本还有婿养子制度，如果儿子不肖，不足以继承家业，则从外面招女婿进来，改成这家的姓氏，一样可以顶门立户。

　　当代中国，一代先富起来的企业家们，他们继承制度的问题，已经基本上被中国的人口政策解决了，反正一家一个孩子，分家析产的问题已经不复存在，但是崽卖爷田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这也是让众多的富人着急上火的大事。

　　其实，现在急于解铃之人本身就是系铃人。无疑，除了少数托自己父辈的权荫发家者外，大多数先富起来的人都吃过苦，在奋斗过程中苦吃得就更多，他们创一份家业的初衷，在很大程度却是不让自己的孩子再受苦。于是，富人的子女，无不锦衣玉食，一丁点儿苦也不让沾，出有车，食有鱼，家务活有保姆，加上现在一对夫妻一个孩，有了钱的一个孩，自然要更加宝贝。原本富人子弟就有优越感，富裕的生活本身就是对人炫耀的资本，因此变成纨绔顺理成章。

　　有人说，现在创业的企业家们忙于自己的事业，没有精力关心自己孩子的成长，其实他们就算是有时间和精力，估计也多半不知道怎样让孩子出息。等到发现孩子已经成了百无一用的纨绔子才知道着急，办老板子弟训练班就是他们集团补救的一种办法，能否奏效还很难说，更多的人是把在国内连个大学都考不上的子女，高价送到外国留学，现在看来效果更不怎样，很多小留学生变成了留学垃圾。

　　很多似乎很聪明的中国富人，早就在继承问题上采取了放弃的态度，对他们来说，挣的钱反正足够自己的子女花一辈子了。他们已经不指望孩子有什么出息，操不起这个心，也不会操这个心。他们只要想办法，别让孩子败家败得太快就行，至于第三代，第四代怎样，自己眼不见心不烦，管不了那么多了。解放新中国成立前，这些富人的办法是让孩子抽大烟，那时候大烟便宜，有点儿钱的人家，天天抽也供得起，有了烟瘾的人一般不会出去投资玩票，把家产迅速败光，大抵可以看着这个孩子能丰衣足食地过一辈子。现在不指望孩子出息，只希望孩子享福的富人不少，但古人的招数不能用了，新的招儿还没想出来，因此崽卖爷田，而且卖得很快的故事，还会层出不穷地上演。

　　走出这个魔咒的办法不是没有，学学比我们更富的某些西方富翁，儿子如果不成器，宁把钱捐给公益事业也不留给儿子。产业的管理，主要靠职业经理人。同时，富人的家教是让一个富翁的儿子成长过程跟一般老百姓一样，挣一分零花钱也得付出劳动。

　　银子堆出来的白象————中华文化城

　　山东济宁要建中华文化城，就建在曲阜和邹城之间的九龙山上。这个城，据说是要建成中华文化标志城，还有一说是中国的文化副都，凡是需要祭拜磕头的仪式都挪到这里办。初步预算300个亿，估计十有八九不够用，有关人士已经放出话来，这300亿仅仅是启动资金而已。既然叫作中华文化的标志物，那么，伏羲女娲、尧舜禹汤、黄帝、炎帝，乃至关公、妈祖什么的，一股脑儿都得搬家，来新居落户，孔孟自然也得移民，虽然距离不远，还是免不了要走上几十公里。

　　不过，这样一来，不知道这些标志物的老家会不会有意见。其他省份能这么痛快“割爱”吗？就算不迁坟动土，以后祭黄帝炎帝都到济宁，黄帝陵所在的陕西，炎帝陵所在的湖南能干吗？其他地方也一样，以后要祭祀就都奔济宁九龙山，我们这地方不是像《红楼梦》里晴雯一样，枉担了虚名吗？

　　因此，最大的可能是，此例一开，各地仿效。原来的陕西黄帝陵、湖南的炎帝陵、浙江的大禹陵，以及已经建成的假古董山西的尧城、河南伏羲台，纷纷扩张，你叫中华文化城，我叫中国文化城，或者炎黄文化城、九州文化城、禹域文化城，反正老祖宗留下的中国的代称很多很多，不愁起不出名来。如是这般，不知道又有多少个300亿要扔到水里。

　　我们中国人就有这种强固的爱好，一边说是提倡传统文化，一边硬是要把真正传统的东西扔在一边，烧大钱建新的，用钢筋水泥花岗岩堆出一个又一个貌似古人旧物的伟岸建筑来。没人乐意花钱修旧，却偏偏热衷烧钱建新，这样复兴传统，大概传统只好去见鬼。

　　当然，钱肯定不会白烧，我们暂且假定所有建设大规模（可以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假古董的人个个都有古君子之风，断然没有借机牟利者，成百上千亿的资金砸进去，一座座城池拔地而起，拉动地方经济，至少在建设过程中拉动一地的经济是可以肯定的。古人搭台，今人唱戏，唱的都是经济戏，是多快好省拉动GDP的好戏。至于建成之后能不能如规划者所料，游人如织，祭拜者相望于道，守城的人撑开口袋装钱，那就只好听天由命了。

　　只是，听说中国好像还是发展中国家，还有几千万的贫困人口，还有很多很多的人有病没钱看，很多很多的孩子没钱上学，花点儿银子玩文化也就罢了，还要建城。这种城，就算建得美轮美奂，有人认它当文化遗产吗？就是打算蒙人家海外华人的钱，也得有点靠谱不是？

　　西方把大而无用的东西，叫作白象，我们文化城也是白象，用银子堆出来的白象。

　　农民工也要安居

　　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来自重庆的康厚明很引人注意，因为他是一名农民工。尽管康厚明已经是一个老建筑工人，而且在2005年获得过全国劳动模范的称号，但是他的身份却依然是个农民工，确切地说是个重庆某县某乡某村某组的农民，进城打工多年，干的是纯粹的工人、甚至技术工人的活计。

　　尽管人们都承认，现在中国的产业工人大部分是进城打工的农民，这些放下锄头的站到流水线和脚手架上的农民早就成为中国工人的主体。但是，无论这些农民在工人的岗位上做了多少年，实际上已经熟悉和习惯了工厂生活，娴于工业技术，有些人甚至成为技术工人和技术人员，相对而言，对于农活反而要生疏，乃至根本不懂了，人们还是称他们为农民工，只因为在户口本上，他们的身份，是某村某组的农民。作为人大代表和建筑工的康厚明很热爱自己的职业，他看着一座座高楼在自己手里拔地而起，感到很自豪。技术的进步，使得作为建筑工人的他们逐渐从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很多活都由他们操作机器来做，因此他和工友们已经学会了很多技术。

　　显然，康厚明他们现在掌握的技术，跟他们从前做的农活没有多少关系，如果这些技术可以作为他们的谋生手段的话，则意味着掌握了这些技术的农民工们今后的谋生选择大体上只能在城市里，在跟工程和工厂有关的行业里。也就是说，他们实际上不大可能像我们某些城市的地方官想象的那样做候鸟，在城市和乡村之间飞来飞去，在城市里干不动了、做够了贡献，就回到乡村自己的窝里再靠刨土过生活。对于这些农民工来说，很可能已经把自己的家眷也带进了城，妻子在做小时工，由于不乐意让子女做留守儿童，他们的儿女则可能在打工子弟小学读书。等到在城市边缘长大的第二代成长起来，尽管对所居住的城市有一肚子的不满乃至仇怨，但是他们更不可能回到农村去生活，因为那已经是遥远而隔膜的父母之乡。

　　但是，只要康厚明他们头上农民工的头衔没有去掉，他们引以自豪的行业和付出心血的城市就没有做好接纳他们的准备。对于所在而且付出了青春的城市，他们只能是流动人口，处在边缘的边缘。因为即使是廉租房也没有他们的份，虽然这些房子就是农民工们一砖一瓦盖起来的。农民工为之付出了心血和汗水乃至生命的城市，至今还没有准备好给农民工一个家。

　　正因为如此，人大代表康厚明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农民工的就业、住房、医疗和子女就学的问题，这些问题归结起来就是一个家的问题。没有家，就意味着农民工所在的城市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一个他者，不管农民工做过多少贡献，也不管农民工事实上只能依靠这个城市过活，城市都是他们可望而不可即的陌生土地。

　　这种现状不仅对于农民工来说，是一种现实的困苦和悲剧，他们要为此付出更多的辛苦还换不来跟城市居民一样的待遇。更危险的是，这种现状对于城市的未来有着更加严重的威胁，因为很可能因此培养出一大批对所在城市怀有强烈不满的边缘人，缺乏教育，没有技术，却有强烈的挫折感。

　　但愿，这样的威胁，会在康厚明以及很多关心农民工的人大代表的努力下及时得到消解，随着我们的城乡统筹政策的逐步完善，粮食会有的，面包也是会有的，一个简陋而温馨的家也是会有的。

　　燃放鞭炮的民主和人道问题

　　每年过完春节，关于是否应该燃放烟花爆竹的争论就会出来，大家争不出个名堂，政府也只好禁禁放放。而现在的趋势，基本上是弛禁的局面，可以预计，明年会有更多的城市开禁，而北京开禁的尺度会更大。开禁的理由是民意，自从禁放以来，越来越多的人抱怨过年没有年味，没有气氛，似乎如此下去，年将不年，国人的传统也随之消散。

　　我不否认，如果在全国举行公民投票，估计十有八九是支持开禁的人占多数，如果简单地理解民主，理所当然地应该服从民意，听任老百姓燃放烟花爆竹。但是，我不认为，过年燃放鞭炮是一个民主程序可以解决的问题，甚至可以说，像这样的问题根本不应该用投票或者其他办法考察民意多寡来解决。

　　春节放鞭炮是一个很古老的民俗，它本身蕴含了中国人在每年辞旧迎新之际，驱魔祛邪，求福迎吉的强固心理，也契合了国人大人孩子过年追求热闹的心情，因此属于一种具有巨大需求的民俗习惯。但是，这种习俗产生之初仅仅是放爆竹，没有什么火药，大家听个动静不大的响声而已。后来有了火药，但由于制作技术粗糙，而且人们的购买力有限，动静也不是很大。记得我们小时候鞭炮都不是很响，比较响的二踢脚非常少，很多人家都买不起，过年放鞭炮，也就是星星落落。然而，随着改革以来人们的生活逐渐富裕起来，买花买炮不再是个问题，而且好像烟花爆竹业技术也突飞猛进，感觉鞭炮是个头越来越大，越来越响，一度有些鞭炮看起来简直就像手榴弹。因此每到过年，居住十分密集的城市里放起鞭炮来，简直令人恐怖，在外人看来，完全像是在进行一场真实的战争，爆炸声震耳欲聋，即使在密封相当好的房间里，两个人对面说话都听不清楚，空气里弥漫着呛人的硝烟味，呼吸困难。

　　放鞭炮放到这个份上，事实上，无论有多少人支持都不应该了，且不说放的人本身不慎造成的伤害，就算人人都炸不到自己也不应该。每个人群里，或多或少都有害怕惊扰的病人和老人，以及尚在襁褓之中的孩子，这样强度的爆炸声已经足以令这些人受到很大的伤害，某些特别敏感的有心脏病的人因此死亡也不是不可能。同样害怕爆炸声的还有跟我们生活在一起的鸟以及各种小动物，真不知道从初一到十五这些天，它们都是怎么过来的。我只知道，郊区很多农家养的鸡会因此很多天不下蛋，甚至死掉。

　　害怕爆炸声的老人、病人和小小的孩子肯定属于少数，但是他们过安静生活的需求却是根本性的。这种需求跟一般老百姓的民俗需求不在一个层次上，民俗需求是一种额外的附加性需求，只考虑多数人的额外需求而放任爆竹放肆地轰炸，少数人的生命因此遭受伤害，这是不公正的。就像人们不能用投票的方式决定是否取缔一个人的生命一样，涉及人们的生命安全的问题时，即使仅仅涉及的只是少数人，民主也必须在此却步，因为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人道问题。

　　如果要考虑过年过节的气氛，我倒赞同过年可以放一点响动不大的烟花，让烟花的美丽点缀节日的天空。当然，最好有一定的组织和控制，防止由燃放烟花导致的火灾。

　　嗜血儿童的制造者

　　几年前，在电视剧《小兵张嘎》热播的时候，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批评了这种把战争当儿戏的“儿童剧”，露骨地面向儿童宣扬一种很不健康的战争观。今天，看到了电视里播放的国际恐怖分子在阿富汗摄制的一段录像，一个12岁上下的儿童充当刽子手，用匕首杀死一名所谓的“叛徒”，然后一点点地割下他的头颅。这样的画面，让我感到我当年的文字实在说得太浅薄、太轻飘。让未成年的孩子卷入战争，让他们习惯于嗜血、杀戮，甚至将杀戮看成自己的娱乐，委实是人类的一种最深悲哀。看着那个稚气未脱、眼睛里充斥着仇恨和兴奋的阿富汗孩子，那些非洲内战中兴高采烈地拿着卡式冲锋枪到处扫射的童子军，想到国内越来越多的未成年的罪犯，那些动辄杀人、非常残忍地杀人的孩子，其中还有女孩子，心中五味杂陈。

　　成人之间的杀戮往往都有正当的理由和借口，尤其是这种杀戮形成一定的规模，变成战争的情况下更是如此。我相信，国内那些以孩子为主角的战争片都有非常正当的道理，因为被消灭的对象都是十恶不赦的敌人。我不怀疑这些道理的正当性，不过如果从指使孩子行刑的恐怖分子角度来看，他们肯定也有一些理由用来说服孩子。恐怖分子的对手，也同样是他们无法饶恕的敌人甚至恶魔，而叛徒无论在哪种文化中，都是最可恶也最可鄙的人。一个12岁的孩子能够兴奋地执行杀戮，显然他是被说服了，相信他被灌输的一切。很显然，那些在孩子身边的人，就是要通过这种方式给孩子幼小的心灵里注入仇恨，培养他们事业的接班人。也许，这个孩子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成为自杀式袭击的人弹。

　　当然，我们可以说国际恐怖分子的道理不对，我们的道理对。但是，作为孩子能分清这些吗？在往昔的战争岁月，让孩子卷入战争也许是迫不得已。但是，作为和平发展的今天，依然宣扬这种孩子参战的故事，而且宣扬得如此轻佻、如此儿戏，好像战争就是孩子的杀人游戏，还能那么理直气壮吗？

　　电影、电视，仅仅是嗜血儿童制造者的一小部分，大头是网络和电子游戏。这些游戏中，有相当大的部分属于一种儿童可以亲自“参与”的杀人体验，比起电影、电视更有快感、更有刺激、更有参与性。随着游戏的逐步升级，杀人游戏变得越来越富有挑战性，也越来越血腥，杀手也越来越没有人性。

　　虽然我们知道这些游戏都是虚拟的，尽管随着游戏的制作技术越来越高，人的形象也日益逼真，但毕竟是虚拟的，制造商们可以有充分的理由说，那是一个虚拟世界的事情，绝非现实中的真人实事。看了一场电影，玩了几次游戏，直接导致模仿杀人，这种丧失理智的情形好像也并不多见。但是，这种东西见多了，多到一定程度，往往会在人的脑子里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即便是成年人也未必能够有效地克制这种作用的诱惑，何况心智发育不健全的年轻人。现在，越来越多的犯罪虽然不是游戏的直接模仿，但或多或少都有游戏的影子。

　　在某种程度上，网络和电子游戏具有很大的成瘾性，孩子进入游戏之后，往往不能自拔，或者说根本没有能力摆脱游戏的诱惑。在这些成瘾的孩子那里，什么是虚拟世界，什么是真实世界往往是混淆的，至少界限不那么清晰。对于游戏成瘾的孩子而言，游戏尤其是那些制作特别高超、特别考验人智商的游戏，对他们的支配力是无与伦比的。如果这种游戏恰好十分血腥，那么它们扮演的角色就跟教孩子杀人的恐怖分子一样。

　　作为一个在处于中国重点大学教书的教师，尽管接触的净是些所谓的听话的好孩子，可我还是能感觉到我们的战争文化，尤其是游戏文化对孩子的恶劣影响。我知道，在我们的大学校园外面，有更多的问题少年在困扰着我们的家长，我们的教育工作者，甚至是执法人员。

　　教育孩子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如果我们还不能做到最好，那么至少我们可以让孩子远离血腥。

　　黑窑的存在与揭黑记者的命运

　　在黑砖窑事件的报道中，我注意到了一个现象，黑砖窑山西的运城地区最多，而这个地方恰在几年前发生过一起令全世界的新闻媒体震惊的事件，一个揭黑记者以莫须有的名义被抓进了监狱，判刑八年。现在，这位记者已经被提前释放，案件却没有能平反。现在，黑砖窑事件发生了，而且不是一个两个。运城，再一次让人们记住了它的名字。

　　只要什么地方揭黑受阻，那么黑就会更多，如果什么地方揭黑者受到了惩罚，那么黑就会泛滥成灾，黑得令人发指。凡是阳光照不到的地方，就是黑的世界，凡是有人想用黑幕遮掩的地方，也是黑的世界。那是一个黑暗、冷漠、没有人性的世界。不仅仅是黑砖窑里面的人没有人性，砖窑的周围，也一样没有人性。一个劳动监督部门的工作人员，居然把已经被解救出来的奴工转卖给了自己的亲戚，事发之后，得到的处分居然仅仅是降两级工资！在事情没有惊动中央之前，当地的政府和执法机关难道一点儿风声都不知道？那么多失去孩子的父母来找，难道他们一个也没有见到？“感谢”那个劳监部门的工作人员，他的存在给了我们答案。

　　社会的整体性冷漠从官府开始，仅仅有中央政府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让舆论监督成为事实，揭黑者不再受到打击报复，黑才难以横行。

　　山西等地的黑砖窑事件已经沸沸扬扬了，很多人抨击黑砖窑的背后自然少不了权力做保护伞。正是有了保护伞，黑窑主才会如此胆大妄为。当然，不排除黑窑买通个别执法人员对自己进行保护，但是说已经形成了一张保护伞，我觉得倒未必。毕竟，为了区区一些小砖窑而冒如此大的风险，估计没有多少人这样傻。黑砖窑的存在，如果要在政府方面找原因的话，关键在于地方政府制度性的冷漠。

　　虽然黑砖窑大都设在偏僻的山区，但是由于开设时间很长，不可能地方政府一点儿都不知道，尤其是那些子女被拐卖的父母来山西寻亲的络绎不绝，更是足以引起当地的注意。但是，尽管你不能说当地政府完全没有作为，但毕竟作为不积极。甚至发生过警察限制寻亲的父母透露别人孩子的消息，劳动监督部门工作人员把已经解救出来的童工再次倒卖的现象。这种现象虽然也是个别的，但却反映出当地政府对此不作为（如果政府重视的话，个别工作人员断不敢如此大胆，顶风作案）。

　　个中道理非常清楚，一来寻亲的父母不是本地人，人数再多也对本地执法机关造不成什么压力；二来摧毁黑砖窑需要成本，但在这个成本谁支付还是个问题的情况下，执法机关自然不会积极；其三，这是最关键的，打击黑砖窑不是当地当前的任务，没有来自上面的压力，地方政府自然趋向于不作为。正因为如此，黑窑的奴工现象才愈演愈烈。

　　很多学者都指出过，我们现在的政府是压力性政府，一边是运动式的政务推行，一阵一个政治任务，一边是直线的行政命令，一把手负责制，一票否决的行政指标，一级压一级，层层推动。凡涉及地方利益的政务，有利者则地方政府无不大力推动，甚至变本加厉，无利者则有气无力，视上级的压力决定自己的作为。至于“有害者”，则软性抵抗，划中央政令于无形，令其自然消解。

　　还有学者指出，我们现在有的政府是公司化的政府，对自己的行为的收益成本无不计算得清清楚楚。然而不幸的是，这种理性的背后是绝然的冷漠，凡是对自己不利的事情、需要付出成本而又无从弥补的事情、可以招致麻烦的事情都自动地不作为。这种理性，把理应存在的道义、公正居然都驱赶得一干二净，使政府变成了冷漠麻木的经济动物。像黑砖窑奴工这种灭绝人性的现象存在如此之久，山西省各级政府从上到下一直悄然无声。而在媒体披露，中央最高领导批示之后，则上下动员，全力以赴，很快就扫荡了黑砖窑。说明山西的政府非不能也，而不为也。不作为的根本原因是制度性的冷漠。

　　政府及其公务人员，无论哪一级政府和公务人员，都应该为人民服务的，如果要想得到人民的认可，必须为人民办事。退一万步说，即使谈不上为人民服务，也绝不能在自己的工作领域上无视黑砖窑这种罔顾基本人道的事件发生。 蓝星，夏国。

　　肿瘤科病房，弥漫着医院独有的消毒水味道。病房是单人间，设施俱全，温馨舒适。

　

网页版章节内容慢，请下载爱阅小说app阅读最新内容

　可对于孑然一身的路遥来讲，却是无人问津的等死之地。

　　他是癌症晚期，靠着意志力撑到现在，但也只是多受几天罪罢了。

　　此刻，路遥躺在病床上，怔怔望着床头柜上的水杯，想喝口水。

　　可他拼尽全力却无法让身体离开病床。剧痛和衰弱，让这原本无比简单的事情成了奢望。

　　这时，一道幸灾乐祸的声音响起：“表哥~你真是狼狈呢。连喝口水都得指望别人施舍。”

　　一位英俊的年轻男子悠闲坐在病床前，翘着二郎腿，眼睛笑成一道缝。

　　“你求求我，我给你喝口水如何？”

　　路遥面无表情，一言不发。自从失去了自理能力，一帮亲戚的嘴脸已经见多了，不差这一个。

　　男子起身，将水杯拿在手里递过来，“表哥别生气，我开玩笑的，你对我这么好，喂你口水还是能办到的。”

　　说完话，他将水杯里的水，缓缓倒在路遥苍白消瘦的脸上。

　　被呛到，路遥无力的咳嗽几声，好在少量的水流过嗓子，让他有了几丝说话的力气：

　

网站即将关闭，下载爱阅app免费看最新内容

　“张鑫，为什么？我从未得罪过你。你去星盟国留学，还是我资助的！”

　　张鑫将水杯放下，不紧不慢的说：“谁让你这么古板呢，只是运点感冒药罢了，又不犯法，你非得千方百计的拦着。”

　　路遥脸上闪过一丝了然之色，道：“张鑫你这垃圾，狗改不了吃屎。将感冒药运到国外提炼毒品……咳咳……”

　　张鑫理了下领带，笑道：“你别血口喷人啊，我可是国际知名企业家。这次回国，‘省招商引资局’还打电话欢迎我呢~”

　　路遥叹了口气，现在的自己什么都做不了，索性闭上眼睛不再说话，安静等待死亡的到来。

　　但张鑫却不想让眼前饱受病痛折磨、即将离世的表兄走好。他附身靠近，悄悄说道：琇書蛧

　　“表哥啊~其实呢，我这次回国主要就是见你一面，告诉你一声——你的癌，是我弄出来的~”

　　路遥陡然挣开眼，“你说什么！”

　　张鑫笑眯眯的掏出个铅盒打开，里面是件古怪的三角形饰物，仅有巴掌大小，中间是只眼睛似的图案，一看就很有年代感。

　　“眼熟吧？这是我亲手送你的，货真价实的古董。我在里面掺了点放射性物质，长期接触就会变成你现在这副鬼样子。”

　　路遥马上认出来，这是自己很喜欢的一件古物，天天摆在书桌上，时不时的把玩，没想到却是要人命的东西！

　　他伸出枯枝似的手臂，死死的抓住眼前人的胳膊！“你……”

　　“别激动~表哥，我西装很贵的。”张鑫轻松拿掉路遥的手，小心的捏起铅盒，将放射性饰物塞进他怀里。

　　“我赶飞机，得先走一步。你好好留着这个当做纪念吧，有机会再去你的坟头蹦迪~”

　　说完话，张鑫从容起身离开。临走前，还回头俏皮的眨眨眼。他原本就男生女相，此时的神态动作居然有些娇媚。

　　保镖很有眼力劲，赶紧打开病房门。同时用无线耳麦联络同事，提前发动汽车。

　　~~~~~~~~

　　路遥只能无力的瘫在床上，浑身皆是钻心剜骨般的剧痛，还有无穷悔恨、不甘。

　

请退出转码页面，请下载爱阅小说app 阅读最新章节。

　但很快，剧痛渐渐消失，只剩麻木，路遥隐约听到过世的双亲在喊他。

　　就在路遥的身体越来越飘，即将失去意识时，胸口突然阵阵发烫，将他惊醒。

　　从怀中摸出那三角形饰物，发现这玩意变得滚烫无比，还在缓缓发光！

秀书网为你提供最快的张鸣说历史：大国的虚与实更新，当代国民性的疼痛免费阅读。https://www.xiumb12.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