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林徽因传：韶华如诗，林下美人》（8）

　　第八章《林徽因传：韶华如诗，林下美人》（8）

　　流亡岁月

　　01

　　/“不怕打仗，更不怕日本”

　　宝宝：

　　妈妈不知道要怎样告诉你许多的事，现在我分开来一件一件的讲给你听。

　　第一，我从六月二十六日离开太原到五台山去，家里给我的信就没有法子接到，所以你同金伯伯，小弟弟所写的信我就全没有看见。（那些信一直到我到了家，才由太原转来。）第二，我同爹爹不止接不到信，连报纸在路上也没有法子看见一张，所以日本同中国闹的事情也就一点也不知道！

　　第三，我们路上坐大车同骑骡子，走得顶慢，工作又忙，所以到了七月十二日才走到代县，有报，可以打电报的地方，才算知道一点外面的新闻。那时候，我听说到北平的火车，平汉路同津浦路已然不通，真不知道多着急！

　　……我们希望不打仗事情就可以完；但是如果日本人要来占北平，我们都愿意打仗，那时候你就跟着大姑姑那边，我们就守在北平，等到打胜了仗再说。我觉得现在我们做中国人应该要顶勇敢，什么都不怕，什么都顶有决心才好。

　　第八，你做一个小孩，现在顶要紧的是身体要好，读书要好，别的不用管。现在既然在海边，就痛痛快快的玩。你知道你妈妈同爹爹都顶平安的在北平，不怕打仗，更不怕日本。过几天如果事情完全平下来，我再来北戴河看你，如果还不平定，只好等着。

　　……

　　妈妈

　　1937年7月15日，在山西代县，林徽因和梁思成从报上得知“七七事变”已经爆发，立即收拾行装回家。当他们沿北路，躲开日本军队和中国傀儡军，辗转绕道回到北平，看到一家老少都平安，紧悬的心这才稍稍放下。

　　此时，他们的女儿梁再冰正同大姑一家在北戴河避暑度假，上面这封信即是林徽因回家后写给女儿的家信。

　　或许是北平城暂时的风平浪静让林徽因没有预料到未来形势的凶险，更或许是她刻意在孩子面前表现出的一份从容、镇定，这封信中，林徽因一如既往的乐观、风趣，而她“不怕打仗，更不怕日本”的气节，更是让人钦佩赞叹——一个美丽、柔弱的身躯里却蕴藏着火山一样的能量与热情。

　　1937年7月7日，于整个中国来说都是痛苦的一天，也是难忘的一天。从这一天开始，日本帝国主义公然撕下所有的伪装，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这一天，也是中华民族全民族抗战的起点。

　　7月，北平的盛夏燠热难当。国民党二十九军在卢沟桥打响了反抗日本侵略者的第一枪，也点爆了全民族蓄埋心中已久的怒火。

　　“保卫卢沟桥！”“发动华北民众，援助二十九军抗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强盗出中国！”“完成五万条麻袋运动！”愤怒的呼声此起彼伏，热浪一样滚动在北平城上空。

　　对于英勇抗战的二十九军，各地民众以各种形势支持，他们送来慰问信、慰问品；平津学生组织战地服务团，到前线救护伤员、运送弹药；卢沟桥地区的居民为部队送水、送饭，搬运军用物资……

　　北平城内，大学生、中小学生、普通老百姓，爱国热情也空前高涨，他们纷纷成立“劳军团”，走上街头，流着汗水，在七月骄阳下奔走相告，为支持二十九军征集麻袋，做宣传演讲。

　　那些麻袋里装了沙土，被运往东四、西四，东单、西单、王府井……

　　要开战，我们不怕，北平的许多街口都已筑起了街垒……

　　街垒又撤除了，要和谈了，要开战了……

　　那些天，流窜在北平上空的各种消息比北平的风向转得还快，霎阴霎晴，霎喜霎忧，云里雾里，让人难辨真假。

　　梁思成和林徽因每天在报上关注着北平的时事消息，形势正朝着他们无法预料的凶险方向发展。炮声离北平城越来越近，蔬菜已进不了城，城里物价暴涨。面粉原来一元钱一袋，如今涨到六元一袋，还买不到。

　　1937年7月28日上午，日军按预定计划向北平发动总攻。当时日军集结各路约一万人，在一百余门大炮和装甲车配合、数十架飞机的掩护下，向驻守在北平四郊的南苑、北苑、西苑的中国第29军第132、37、38师发起全面攻击。

　　南苑是日军攻击的重点，第29军驻南苑部队约八千余人（其中包括在南苑受训的军事训练团学生一千五百余人）浴血抵抗，激战中，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第132师师长赵登禹壮烈殉国，不少军训团的学生也在战斗中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爱国将士与学生们用生命与血肉之躯谱写了一曲悲壮的战歌，那震天动地的炮火声持续了整整一夜……

　　北总布胡同3号，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家，窗户玻璃被炮声震得嗒嗒作响，他们两个也一夜未曾合眼。大战要来了吗？无情的炮火就要降落到这座美丽的古城。

　　炮火声稀，天亮了。可怕的一切并没有发生，太阳依然照常升起。天空湛蓝，只是碧蓝的天空被巨大的机鸣笼罩了，大队的日军飞机由东边飞来，再向西边和南边飞去。

　　1937年7月28日夜，二十九军副军长宋哲元撤离北平。

　　7月29日，北平城沦陷，日军分三路入城，全城戒严四小时。

　　接下来的数日之内，城内外交通断绝，往日喧嚣热闹的古城，一下子沉寂了。街头没有了奋力疾呼的学生，胡同巷子也一片寂然，家家关门闭户。北平已然变成一座孤岛。

　　政府部门已开始撤离、疏散，营造学社也决定暂时解散。社长朱启钤不愿意离开北平，他把学社交给了梁思成。

　　为防不测，那些天里，梁思成和林徽因一直在忙着清点、整理学社的研究资料。

　　那是一件烦琐又让人忧伤的事情，林徽因曾在信中对女儿说：我们就守在北平，等打了胜仗再说。可那些他们千辛万苦收集来的资料，那些测绘图稿、测量数据，那些宝贵的照片、底片、建筑模型等，如果毁于战火或落入日本人手中，于中国建筑研究的损失都是无可估量的。

　　他们决定把那些整理好了，将其中不易携带的一部分存入天津租界英国银行的保险库。

　　一直埋头整理资料的梁思成与林徽因，内心其实同他们的老社长朱启钤老先生一样，他们打心眼里不愿意离开北平。可这年8月的一天，一封署名“东亚共荣协会”的请柬，把梁思成他们流亡的日子提前。

　　02

　　/烽烟满途到长沙

　　告别，如此艰难，又如此迫在眉睫。

　　自从接到日本人的请柬，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心就再也没有平静过。这场民族灾难的制造者，如今却要求梁思成参加“东亚共荣协会”，那在梁思成看来就是让自己做汉奸——怎么可能？！

　　东西整理得极慢，七年了，他们像一棵树，深深地在北总布胡同3号扎下根，盘根错节，难以割舍的东西太多：书籍，古董，大人、孩子的衣物，朋友之间的通信……坐在那成堆的旧物之间，林徽因和梁思成只觉得满腹的忧愁难以言表。这场民族灾难来得如此迅猛，他们第一次感到了前途的渺茫和不可预知……

　　天津是他们能想到的第一避难所，那里有意大利租界梁家旧宅。更重要的是，梁思成想把营造学社一些无法带走的重要资料、文献托给英国一家银行保管。

　　或许是过度劳累，林徽因又剧烈地咳嗽了。临行前，他们去医院做了一次检查，医生给出的警告让人沮丧——林徽因的肺部已出现空洞，任何一次感冒或者别的什么不慎，都将导致严重的后果。但林徽因已不再在乎，她听天由命。

　　梁思成也好不到哪儿去，他被诊断为脊椎软组织硬化症。医生为他设计了一副铁架子“穿”在衬衣里面，以支撑脊椎，那让他原本羸弱的身体更是雪上加霜。

　　临行前一夜，他们一直忙到凌晨三点才睡。

　　1937年9月5日清晨六点钟，北总布胡同还被笼罩在一片朦胧的晨光中，两个年幼的孩子还在沉沉地睡着，梁思成和林徽因却不得不唤醒孩子，携家带口，踏上漫长的流亡之路。

　　东西丢了也就丢了，最让他们放不下的是京城的朋友。彼时，钱端升的太太和叶公超的太太都还住在梁家，他们却悄悄地忍着没敢前去同他们告别。在北总布胡同3号生活了七年的一家人，就这样硬生生地把自己从那个小院里扯出来，转身融入茫然的未知。

　　从此，他们再没有回到那个小院。

　　那一次与他们同行的，除了两个孩子、林徽因的母亲，还有清华的两位教授。他们打算从天津坐船到青岛，再从青岛去济南，之后想办法去长沙。

　　接下来的旅程，远比他们预想得更加艰难可怕。

　　彼时的天津，已处在日本军队的控制之下。车站、大街上，到处是荷枪实弹的日本兵，天桥上也架起机关枪。每一个过往的旅客，都受到严厉的盘查。看到那些满脸杀气腾腾的日本兵和他们手中寒光闪烁的刺刀，两个孩子吓得直往大人怀里钻。

　　天津已非安全避难之地。

　　在天津稍作停留，安顿好手头的资料、文献，他们就搭乘一艘英国的商船，从天津新港出发驶往烟台。船到烟台，中国军队正在烟台对峙，战争如箭在弦上。不敢停留，他们下船后即刻换乘去潍坊的汽车，再由潍坊去青岛，第二天一早，又乘从青岛开往济南的第一班火车。

　　那一路上，他们才知道，大半的中国大地已被战争的阴云笼罩。尤其是胶东半岛，更是满目疮痍。火车站里人满为患，挤满了面容愁苦的逃难人。火车行驶得很慢，因为空中不时有日军的飞机呼啸而过，每当此时，火车就要停下来，拉响警报，车上的男男女女便下车去，等日军的飞机飞远，再继续上车前行……

　　那些衣衫褴褛的士兵，不时出现在公路旁、车行道上，带着他们简陋的作战装备，却让人分不清，他们是开往前线还是撤向后方。

　　战时的一切，都是那样混乱无序。

　　沿济南一直南下，经徐州、郑州、武汉，直到10月1日，他们一行才抵达长沙。彼时，金岳霖、张奚若、陈岱孙等许多老朋友早已先他们抵达。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教育部将清华、北大逃亡出来的师生在长沙组成了临时大学。这些乐观又坚强的教授们，在国难当头的时刻，化悲愤为力量，他们不计条件的简陋与艰苦，很快就在那里草草安下家，希望能早日为国家效力。

　　由卢沟桥事变到现在，我们把中国所有的铁路都走了一段！最紧张的是由北平到天津，由济南到郑州。带着行李小孩奉着老母，由天津到长沙共计上下舟车十六次，进出旅店十二次，这样走法也就很够经验的，所为的是回到自己的后方。现在后方已回到了，我们对于战时的国家仅是个不可救药的累赘而已。

　　这是1937年10月，林徽因在给朋友沈从文的信中写下的一段话，不无愁苦又不无幽默。

　　后方在何方？战争频仍的岁月，哪里又是林徽因他们所渴望的后方？

　　一家人抵达长沙，长途奔波劳累，加之水土不服，林徽因患上严重的腹泻。林徽因的母亲也病倒了。

　　老少一大家子，最要紧的是解决住宿问题，可彼时的长沙城里，已找不到像样的房子。最后，在朋友们的帮助下，他们一家总算在紧靠长沙火车站的一户刘姓人家租下一栋房子。这是一栋二层灰砖小楼，房东住楼下，楼上两间租给他们。每天，火车轰隆隆从他们的窗下驶过，那巨大的声响，震得人耳膜发麻。可总归有了住处。长沙韭菜园教厂坪134刘宅，就成了接下来一段时间里林徽因和梁思成在长沙的暂时居所。

　　兵荒马乱的岁月，已经无从谈什么事业。至于考古，只能维持着它不死，待战后恢复也许就是最好的法子。个人生活很苦，在林徽因看来，并不至于苦到“不堪”。但她还是觉得自己正在日渐沦为纯净的“糟糠”的典型，烹调、课子、洗衣、铺床，每日如在走马灯中过。

　　从北向南，千里迢迢奔长沙来，以为在这里能找到他们的后方。来了才发现，长沙的大地和天空也不是那么安静。空中不时会有日本人的飞机穿来飞去，城市里不时响起警报声，跑警报成了生活的一部分——每当警报声猝然响起，一家老少便互相搀扶着跑到临时大学空旷的校园里暂时躲避。最初让人惊恐，久而久之成了日子的点缀——直到日本飞机上的炮弹真正掉落下来。

　　进入10月，长沙便进入秋冬季节的连绵雨季。整日阴雨连绵，屋里的一切都散发着一种霉味，被子似乎都能拧出水。那种天气对林徽因的身体非常不利，她咳嗽，腹泻，心情也随之变得阴郁。好在，她的身边有一位比她更乐观有趣的夫君。

　　梁思成曾是清华校园里的活跃分子，在难耐的流亡生活中，他一边同林徽因批评着教育部组织不力，让这些原本应当为国家做些什么的学者教授们进退不得，简直成了抗战的累赘；一边也在积极地组织起一支小小的歌咏队，带领大家一起唱起《国歌》。长沙街头的抗日救亡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他们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又怎能坐以待毙？

　　当嘹亮又满含悲愤的歌声萦绕在那栋灰色的小砖楼上空时，过路的行人常常都被感染，他们会驻足静听。那是一支奇异的歌咏队，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声音有时也显得参差不齐，但那歌声里的传递出的爱国热情与信念却是相同的，如此鼓舞人心。

　　梁思成的弟弟梁思永一家也来到了长沙。随着长沙形势的渐趋紧张，梁思永供职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要迁往昆明去。作为营造学社的负责人，梁思成也在考虑到昆明去。

　　林徽因却为此犹豫不决。

　　越来越频繁的空袭警报声，已经证明战争的危险离长沙也越来越近了。可到昆明，一路上翻山越岭要经历多少艰辛？一家老的老小的小病的病，这一路上可吃得消？最主要的是，他们手头越来越紧张了。算来算去，如果到昆明，他们身上可能也就只剩下三百来块钱。学社没有收入，他们两个人也没有经济来源，这三百多块钱就是他们到昆明后所有的家当了。如何安家，如何生活？

　　商量的最后结果——先停几天看看情况再说，梁思成想先与“中美庚子赔款基金”联系上，看能否为营造学社申请一笔研究基金。

　　日本人的炮弹却不给他们任何等的机会，在那个难得的久雨初晴天，它们携带着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欺凌，从天而降……

　　1937年11月24日，在林徽因和梁思成的生命历程中是一个惊心动魄的日子。这一天，日本人的炸弹直接在他们的头顶炸响，把他们的屋顶掀翻……

　　最最亲爱的慰梅、你们的家人以及周围的朋友们：

　　你们现在一定在为我们担心，但请放心。就算事情变得对我们更糟糕，我们只能在很可怕的紧张黑夜和不乐观的现实中，采取放松的态度。……事情变得越来越可怕的时候，我们要么把情况看得清楚明白，要么放松下来。……我们不得不以这样或什么别样的面貌出现，对吗？现而今，我们总是会奋力活下去。昨天，在日机对长沙的第一次空袭中，我们的住房就几乎被直接击中。炸弹就落在距我们的临时住房大门十五码的地方，在这所房子里我们住了三间。当时我们——外婆、两个孩子、思成和我都在家。两个孩子都在生病。轰炸机如期而至。（事先警报有些疏忽。）……

　　没人知道我们怎么没有被炸成碎片。听到地狱般的断裂声和头两响稍远一点的爆炸，我们便往楼下奔，我们的房子随即四分五裂。全然出于本能，我们各抓起一个孩子就往楼梯跑，可还没来得及下楼，离得最近的炸弹就炸了。它把我抛到空中，手里还抱着小弟，再把我摔到地上，却没有受伤。同时房子开始轧轧乱响，那些到处都是玻璃的门窗、隔扇、屋顶、天花板，全都坍了下来，劈头盖脑地砸向我们。我们冲出旁门，来到黑烟滚滚的街上。（幸运的是墙壁没有崩塌。）

　　……

　　当我们往联合大学的防空壕跑的时候，又一架轰炸机开始俯冲。我们停了下来，心想这一回是躲不掉了，我们宁愿靠拢一点，省得留下几个活着的人去承受那悲剧。这颗炸弹没有炸，落在我们正在跑去的街道那头。我们所有的东西——现在已经不多了——都是从玻璃碴中捡回来的。眼下我们在朋友那里到处借住。

　　……在空袭之前我们仍然常常聚餐，不在饭馆，而是在一个小炉子上欣赏我自己的手艺，在那三间小屋里我们实际什么都做，而过去那是占用整整一栋北总布胡同三号的。我们交换着许多怀旧的笑声和叹息，但总的说来我们的情绪还不错。每天晚上我们就去找那些旧日的“星期六朋友”，到处串门，想在那些妻儿们也来此共赴国难的人家中寻求一点家庭温暖。

　　……我们已经决定离开此处到云南去……我们的国家仍然没有组织到可使我们对战争能够有所效力的程度，以致至今我们还只是“战争累赘”而已。既然如此，何不腾出地方，到更远的角落里去呢。有朝一日连那地方（指昆明）也会被轰炸的，但眼下也没有更好的地方可去了。

　　……

　　致以我全部的爱菲丽丝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这封信中，林徽因向朋友费正清一家平静地叙述着黑色的11月24日，还有他们来长沙之后的生活。

　　何等恐怖的一幕，离死神只有一步之隔，她娓娓道来，如同在讲着别人家的故事。何等艰苦的日子，贫病交困中，她仍然不失北总布胡同3号“太太的客厅”女主人的风采。而那个坚强、豁达，从容、冷静的林徽因——却只能从她的信件原文中才能一点点切身感受到。

　　03

　　/往昆明去

　　长沙再也不能待下去了，梁思成和林徽因在积极做着去昆明的准备。

　　长沙到昆明不通火车，原本买了12月2号的汽车票，为了等一位叫周寄梅的朋友，梁思成又把票退了，再去买时，却发现连7号的票也卖光了，只好买了8号的。

　　1937年12月8日清晨五点钟，梁思成一家五口再次塞进严重超载的汽车，从长沙开往昆明。

　　曾经熟悉的朋友，再一次星散而去，不知流落何方，更不知何时相遇。

　　一直被梁家视为“家人”的金岳霖，彼时正和联合大学的一组人马在南岳暂居，长沙被轰炸的消息直到一周后才抵达他们那里。而当梁家启程五星期后，他仍然一个人留在湖南，在给费慰梅夫妇的信中，他曾写道：“我离开了梁家就跟掉了魂似的。”

　　是的，战时岁月里的每一次别离，也许都意味着永远的别离。

　　同样，战时岁月里每一次难得的相聚，都会给人带来巨大的惊喜。

　　梁家一家从长沙出发时，沈从文人正在武昌。从长沙去昆明，湖南沅陵是必经之地，那里正是沈从文的家乡。他连连写信，叮嘱梁思成、林徽因，一定要去他的老家小住几日，去看看他的家乡和亲人，领略一下他笔下的湘西风情。

　　沈从文是与林徽因关系极为亲密的朋友之一，还在北总布胡同3号时，沈从文便是梁家常客。三十年代，他主编的《大公报·文艺副刊》是当时中国文坛举足轻重的文学重镇，林徽因的大部分文学作品都在《大公报·文艺副刊》刊出。也可以说，没有沈从文《大公报·文艺副刊》的极力举荐，就没有20世纪30年代文学家林徽因的耀眼升空。

　　林徽因更为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所迷，她常说，沈从文的性情有诗性气质，他笔下的湘西，更是散发着田园牧歌般的清新与纯美。

　　二人信来信往，无话不说，信上林徽因都是亲切地称呼沈从文为“二哥”。

　　12月9日，真的到了“二哥”笔下的湘西了，林徽因迫不及待地在信纸上向沈从文倾吐着她对湘西的最初印象：

　　二哥：

　　……

　　今天中午到了沅陵。昨晚里住在官庄的。沿途景物又秀丽又雄壮时就使我们想到你二哥对这些苍翠的，天排布的深浅山头，碧绿的水和其间稍稍带点天真的人为的点缀，如何的亲切爱好，感到一种愉快。天气是好到不能更好，我说如果不是在这战期中时时心里负着一种悲伤哀愁的话，这旅行真是不知几世修来。

　　昨晚有人说或许这带有匪，倒弄得我们心有点慌慌的，住在小旅店里灯火荧荧如豆，外边微风撼树，不由得不有一种特别情绪，其实我们很平安的到达很安静的地带。

　　今天来到沅陵，风景愈来愈妙，有时颇疑心有翠翠这种的人物在！沅陵城也极好玩，我爱极了。你老兄的房子在小山上，非常别致有雅趣，原来你一家子都是敏感的有精致爱好的。我同思成带了两个孩子来找他，意外还见到你的三弟，新从前线回来，他伤已愈，可以拐杖走路。他们待我们太好（个个性情都有点像你处）。我们真欢喜极了，都又感到太打扰得他们有点不过意。虽然，有半天工夫在那楼上廊子上坐着谈天，可是我真感到有无限亲切。沅陵的风景，沅陵的城市，同沅陵的人物，在我们心里是一片很完整的记忆，我愿意再回到沅陵一次，无论什么时候，最好当然是打完仗！

　　……

　　无限亲切的感觉，因为我们在你的家乡。

　　徽因

　　在沅陵，林徽因一家受到沈从文兄弟的盛情款待。沅陵的青山碧水，更是让人恋恋不忍离去。然而，纵有再多不舍，依旧要挥手说再见。告别沅陵的山山水水和沈家兄弟，一家人继续上路。

　　接下来的旅途却变得越来越艰难。

　　湘黔路上，沿途全是崇山峻岭。严重超载的破旧长途汽车，像一头负荷累累的老牛，缓缓爬行在逶迤盘旋的山路上，似乎随时都有因喘息不来而停下来的危险。

　　车窗外的景色，却是如此美丽。寒冬时节，北方早已一片萧瑟冷寂。南方的蓝天下，却依然满目斑斓。黛青的远山，莽莽苍苍的森林，经霜的红叶，白絮飘飘的茅草，把大地涂抹出油画般的色彩。玉带般的山涧，在脚底下的峡谷里流过，黑色的铁索桥静静地悬挂在两座山崖之间。还有高天上静止不动的白云，偶然飞过的雄鹰……

　　那样的景致，美到让人忧伤。

　　林徽因抱着年幼的儿子，还要照顾晕车的母亲，自己身体原本就弱，内心凄苦，可想而知。那双诗意的眼睛，却从来没有忽略过车窗外的风景，那也许是那颠沛长途中唯一可以值得欣慰的地方。

　　人在旅途，何况是在战争年代避难的漫漫长途，多少意外艰险，总是不请自来，让人防不胜防。从长沙到昆明，按正常的汽车行程，十天就应该到了，可那一趟旅程却因种种意外被无限地拉长。

　　每天早上，梁思成和林徽因都要像打仗一样早早起来，把母亲和孩子还有他们的行李送上那辆老旧的汽车。尽管那一辆车子车况极差，连窗子、点火器都没有，几乎要报废了，却也是唯一可以送他们到昆明去的交通工具。如果挤不上车，他们也许就要被抛在某一个地方，不知何年何月才能继续前行。

　　夜里住宿也是问题。每天晚上天黑之后，车子停下来，梁思成和林徽因安顿好母亲和孩子相互守着，便四处去找可以住宿的小旅店。彼时的湘黔道上，随处可见往昆明去的避难人。小城里旅店本来就少，现在更是一铺难求。

　　南方的冬夜，远没有它的白天那般绚烂温柔。山风刮起，能冷到人的骨头去。走在异乡小城凹凸不平的街道上，他们一条街一条街的寻下去，直到看到旅店门口挂着的昏黄纸灯笼，那两颗凄惶的心，才泛起希望与暖意。

　　每天天不亮就急着抢座，每天天黑了带着一身的疲倦去寻住处，忍受着拥挤车厢里的种种污浊气息……这一切，于他们来说也许都还不是最坏的，因这些原本就在预料之中。

　　最坏的，应该是那些让人措手不及的意外，譬如某一天汽车的突然抛锚，譬如某一天旅行人突然的病倒。很不幸，在从长沙往昆明的路上，这一切意外都被他们遇到。

　　有一天黄昏，当他们乘坐的汽车爬上一个叫“七十二盘”的山坡后，突然停下不动了。司机下车，打开了车头的盖子，东敲敲，西看看，却没有任何效果，车子依然岿然不动。梁思成自己会开车，也会修车，他跳下车来帮司机检查车况。据他以往的经验，他的第一反应是车子没油了，掏出手帕放进油箱去试，果真如此，油箱里干干的。

　　天已经完全黑透了，冷硬的山风刮过来，几乎要把人冻僵。在车上颠簸了一天，大人孩子又累又饿，林徽因只能把两个孩子紧紧地搂在怀里。

　　车子抛锚的那一带，正处荒郊野外，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远处不时传来不知名的野兽的吼声。据说，那一带还常有土匪出没，这一切让那个夜晚越发变得令人毛骨悚然。那里显然不是久留之地，在梁思成的提议下，车上的乘客全部下车，推着车子往前走，一来可以取暖，二来可以早一点离开那个危险之地。

　　一行人推着一辆笨重的“老爷车”，在高低不平的山道上不知走了多长时间，竟然在峭壁旁发现了一个村庄，那一晚，他们才没露宿荒郊。

　　从北平出发之前，林徽因就得到医生的严重警告：肺部已穿洞，任何一次感冒都有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危险。可那样的长途跋涉，那样的颠沛流离，一个正常的健康人都可能无法消受，何况林徽因那样的孱弱病体？

　　到达湘黔交界处的一个叫晃县的小城时，林徽因病倒了，多日的感冒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又引发了肺炎，高烧到了四十度，随时都有可能有生命危险。梁思成满县城去寻医问药，可怜那个贫穷落后的小县城，全城竟然找不到一家医院，更不用说买到抗生素药品。

　　天已经完全黑透了，天上还在下着冷雨，林徽因烧得浑身发烫。他们现在连住的地方也还没有找到——当梁思成搀扶着妻子，携着一双幼子和小脚的岳母，一路问下来，能住人的地方几乎都已经被挤得爆满。即使条件最简陋的角落也安不下一张空余的床位。梁思成一向乐呵，再难的境地也挡不住他幽一小默。那一次，他却被那昏天暗地的愁苦缠绕得透不上气来。

　　天无绝人之路，这话也许是那时候支撑着他们继续往前寻找的唯一动力。那一阵悠扬的小提琴声，穿过夜雨与泥泞袅袅而来，如同天籁……

　　那是从一家小旅店的窗里飘来的琴声。

　　一家人顺着琴声敲开了那家店的门，八位空军学院的年轻学员迎接了他们。听他们讲明来意，八位热情的年轻人立刻为他们腾出自己的房间，去和别的人挤作一处。一家人总算在那个小城有了一处安身之处。

　　那间窄小的屋子，仅有一块木板与旁边的房间隔开。隔壁不时传来当地妓女们痴痴的嬉笑声、赌棍们大声音的赌咒声，各地的司机操着不同的方言在交谈着。那块可怜的木板，只能遮挡住这些人的身体，却挡不住他们滚滚而来的声音。林徽因就在那样的房间里躺着，心里却充满感激。

　　此时的林徽因烧得越发厉害，情急之中，梁思成想起了在来晃县的汽车上，曾遇到一位留学日本的女医生，他们在车上闲谈过，那位女医生懂得一些中医。梁思成找到女医生，从她那里得到了一副药方，按着那个方子抓了些中药，每天三次，煎给林徽因喝。

　　中药药效本就慢，又久病积成顽疾，林徽因恢复得很慢。他们前行的路就此中断，一家人不得不在晃县停下来。

　　梁思成苦中求乐，教孩子们看地图，带孩子们到河边，用石头打“水漂儿”给他们看。

　　整日躺在病床上，林徽因的时光过得有些漫长无聊。

　　好在，那八个年轻的飞行员经常过来看他们，陪他们聊天。

　　那些年轻人，与林徽因的弟弟林恒年纪相仿，而弟弟也是航空学院的学员，这在无形中拉近了他们一家人与那八位年轻人的距离。这些善良而又腼腆的年轻人，家大都在沦陷区，他们把梁思成和林徽因当成了自己的家人，孩子般地依恋着他们，多少给那趟凄苦的旅程增添些许暖色。

　　那一场大病，持续了两周多时间，两周后，林徽因才渐渐退下烧去，她的身体却越发虚弱。但他们不得不再次上路，天越来越冷了，他们要尽快赶到昆明去。

　　04

　　/昆明即景

　　“波光潋滟三千顷，莽莽群山抱古城。四季看花花不老，一江春月是昆明。”三面环山，南濒滇池，一年里四季如春，风景如画，说的就是“春城”昆明。

　　1938年1月，经过三十九天的长途跋涉，历经重重磨难，梁思成一家人终于抵达昆明（那趟行程，原本预计只需十天）。这座以气候温暖与风景秀美而著称的城市，向这疲惫不堪的一家人张开热情的怀抱。

　　到达昆明后，他们暂时借住在翠湖巡津街前市长的宅院里。与他们比邻而居的就是张奚若夫妇。那是一座幽静的庭院，出门不远就是阮堤，穿过听莺桥，有海心亭翼然翠湖的碧水之上。初春时节淡青的天空下，翠湖畔的垂柳正含烟吐翠，在轻风中舞着柔柔的腰肢。

　　春城昆明，最美还是春城的春天。

　　梁思成和林徽因却没有赏花看景的心情，他们正为一份新的苦恼折磨。长途跋涉，历经劳累之苦，梁思成的脊椎病复发，背部肌肉痉挛，痛得他几乎难以站立，彻夜难眠。医生诊断说是因为扁桃体发炎化脓引起，遂将他的扁桃体切除，却又引发了牙周炎，满口痛，连水也不能喝了，医生又把他满口的牙齿都拔掉了。梁思成从此只好与一口假牙为伴，还有那只早已与他形影相伴的“铁背心”。

　　疼痛让梁思成无法在床上平卧，他只好日夜半躺半坐在一张帆布椅上。医生说服用过量的止痛药会让病人对药物产生依赖，建议他做些手工来分散注意力，林徽因便找来家人的旧毛衣、旧袜子，让他学着织补。

　　林徽因的身体也不好，途中的那场肺病，让她元气大伤。但她看到半支在帆布椅上的梁思成时，便把自己所有的病痛与劳累忽略了。她不知道如何来替他分担，唯有把所有的家务事都揽过来：买菜、做饭，洗衣，照顾孩子，变着法子做可口的饭菜……

　　日子的艰难，已经把她磨砺成一位能干的家庭主妇。她甚至已经完全忘记，为了那些家常琐事，她曾是如何的苦恼。现在，她只想尽自己的力量，照顾好一家老少的饮食起居。

　　兵荒马乱的年代里，健康地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事业，梦想，都已幻化成遥远的海市蜃楼。梁思成原本想着来昆明后能安定下来，尽快恢复营造学社的工作。来了之后才发现，要把中断的工作再进行下去是何等艰难。没有经费，没有资料，没有研究场所，甚至连一个健康的身体也没有了。同时，家里的生计也渐成问题，租房要花钱，吃饭要花钱，治病要花钱，家里老老少少要开销，他们离开北平时所带的钱已所剩无几。

　　婚姻里的男男女女，有时如同坐在跷跷板两头的两个孩子，你强，我弱，你弱，我强，彼此起起伏伏，才能把那个叫作“日子”的游戏长久地做下去。梁思成躺倒了，林徽因起来了，她用自己并不强悍的双肩挑起了那个家。

　　为了维持家中生计，林徽因开始去云南大学为学生补习英语，每星期六节课。学校离他们的住所很远，来回一趟要翻越四个山坡。昆明的海拔本就高，再加上每天往返，上上下下，要走那么长的路，这对一位肺病患者来说是十分辛苦与危险的事。走在路上，林徽因常常感觉胸闷气短。

　　昆明的春天，野外山坡上似是哪一位粗心的画家随手打翻了颜料盘，随处可见的烂漫山花，伴着林徽因一路往返，让她忘记了奔波的累乏。路边有低矮的柏树，山坡上开着蓝色的野菊花和金灿灿的报春花。背风的角落里，殷红的茶花旁若无人地自开自落，引得林徽因每次路过都要留下来静静地为之驻足。

　　一朵花儿败，就有一朵花儿开。日子也是如此，此处有失，彼处有得。希望与失望错综交织，就织成五味杂陈的日子。当林徽因拿到在云南大学的补习费四十元时，所有的苦累都远了。

　　四十元，在林徽因的计划里，原本要做很多事。要给母亲买顶帽子，孩子也该添鞋子，要缴房租，要给孩子们买些肉吃，给自己买一块印染的花布……

　　可最后，算来算去，这些都没有买，林徽因买了一根皮尺——梁思成外出考察古建筑必不可少的工具。那根皮尺花掉了二十三元——那个月收入的一半还多，再花几角钱给孩子们买了一包核桃糖，一包糖炒栗子。抱着那些东西回家，林徽因的心也被甜透。

　　除了去云南大学为学生们补习英语，迁到昆明后，梁思成和林徽因也曾与一些机构联系过，他们愿意为抗战服务，不论做什么工作。可是他们的要求没有得到任何反响，政府似乎把这群长途跋涉而来，又满怀报国之志的知识分子给彻底忘记了。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宋代诗人林升的一首七绝《题临安邸》，沉痛地传唱了几百年，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的昆明，依然在一些文人志士的心头萦绕不去。

　　彼时的昆明，日军的飞机暂时还没有光顾。春光融融中，这座城市还一派歌舞升平。多年来悠闲的生活习惯，让这座城市的脚步走得舒缓又雍容。人们乐呵呵地泡在茶馆里，喝茶，抽烟，听围鼓，东长西短的闲聊。有钱的人家，会经常举办一些宴会，宴请当地的名流巨贾。

　　这种悠闲自在的生活状态，让那些从四面八方涌进来的逃难人也忘记自己身在何方，他们有时也会凑热闹，在家里大请宾朋。

　　梁思成和林徽因常收到一些精美的请柬，他们却发出不合时宜的声明来拒绝：“思成不能酒我不能牌，俩人都不能烟。”他们只能用这样的拒绝，来表达自己的一份不满：国难当头，竟然还有心情这样大讲排场。

　　好在，朋友们很快就到了。1938年，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教师和学生陆续从各地来到昆明。杨振声、沈从文、萧乾结伴而来，不久之后，他们的家人也相伴而来，赵元任一家来了，梁思成的弟弟梁思永一家来了，陈寅恪来了，金岳霖、闻一多、朱自清都来了……

　　这些穷得只剩下一身西装和长袍，还有一身骨气的文人、知识分子，走陆路，绕水路，越过千山万水，又在这里相聚。这份相聚，不但给了他们共赴国难的勇气，也聚起了我们民族未来的希望。他们是一类人，信仰不死，理想不灭。有一粒种子，给一寸土地，他们便可让那颗种子发芽，花开神州。

　　曾经风流星散的北总布胡同3号“太太的客厅”，随着这些人的到来再次被搬到了昆明——梁思成和林徽因的租居地。这些朋友彼此住得都不太远，大家经常可以见面，他们常常聚到梁思成家，一起谈文学，谈时局，一起相约去茶铺品尝一些风味小吃。

　　“依然那么迷人、活泼、表情生动和光彩照人——我简直想不出更多的词汇来形容她。唯一的区别是，她不再有很机会滔滔不绝地讲话和说笑，因为在国家目前的情况下，实在没有多少可以讲的，也没有什么值得笑的。”金岳霖在给费正清夫妇的信上如此写道。

　　对于时局与国家前途的担忧，让曾经轻轻松愉悦的交流圈子多少变得凝重了许多。表面上，他们似乎只在关心着食物、房子等日常琐事，那些藏在这些人心中的思念、希望、焦虑则形成一股感情的暗流，在冲击着每一个人的心。

　　自从踏上南下的流亡之路，林徽因已经好久没写诗了，除了偶尔给老朋友们写几封信。现在，日子正在一点点步入一种新的轨道与平静，梁思成的身体正在慢慢康复，尽管他的背更加弯了。孩子们也很好，女儿长得越来越娴静漂亮，儿子长得结实又调皮，他似乎遗传了父母的艺术天赋，已经能精心地画出一些飞机、高射炮、战车和其他许许多多的军事发明。

　　闲下来时，与朋友们到昆明街头去转转，领略一下这个城市的寻常百姓生活，也是林徽因喜欢的。两首题为《昆明即景》的小诗，记录下林徽因对这个城市的感受：

　　一茶铺

　　这是立体的构画，

　　描在这里许多样脸

　　在顺城脚的茶铺里

　　隐隐起喧腾声一片。

　　各种的姿势，生活

　　刻划着不同方面：

　　茶座上全坐满了，笑的，

　　皱眉的，有的抽着旱烟。

　　老的，慈祥的面纹，

　　年轻的，灵活的眼睛，

　　都暂要时间茶杯上

　　停住，不再去扰乱心情！

　　一天一整串辛苦，

　　此刻才赚回小把安静，

　　夜晚回家，还有远路，

　　白天，谁有工夫闲看云影？

　　不都为着真的口渴，

　　四面窗开着，喝茶，

　　跷起膝盖的是疲乏，

　　赤着臂膀好同乡邻闲话。

　　也为了放下扁担同肩背

　　向运命喘息，倚着墙，

　　每晚靠这一碗茶的生趣

　　幽默估量生的短长……

　　这是立体的构画，

　　设色在小生活旁边，

　　荫凉南瓜棚下茶铺，

　　热闹照样的又过了一天！

　　二小楼

　　张大爹临街的矮楼，

　　半藏着，半挺着，立在街头，

　　瓦覆着它，窗开一条缝，

　　夕阳染红它，如写下古远的梦。

　　矮檐上长点草，也结点小瓜，

　　破石子路在楼前，无人种花，

　　是老坛子，瓦罐，大小的相伴；

　　尘垢列出许多风趣的零乱。

　　但张大爹走过，不吟咏它好；

　　大爹自己（上了年纪）不相信古老。

　　他拐着杖常到隔壁沽酒，

　　宁愿过桥，土堤去看新柳！

　　林徽因曾在《窗子以外》中写：“你简直老老实实的坐在你的窗子里得了，窗子以外的事，你看了多少也是枉然，大半你是不明白，也不会明白的。”那是她第一次走出家门，赴山西考察回来写下的一篇散文。那一次考察，让她第一次见识了“窗子以外”的大千世界，可她那时似乎并没有决心融进那样的生活，她只把自己当作一个过客。

　　这一次几千里的大迁徙，一路上的流离失所、漂泊无依，却让她彻彻底底闻到了来自底层的生活气息——苦涩、无奈，却又不乏温暖的烟火气。走在昆明的街头，看到那份热热闹闹的世俗人生，女诗人的眼里更多了几分悲悯与理解。于是，茶铺形形色色的茶客，街头打铁的老人，都活泼泼地走进了林徽因的诗里。

　　在昆明的这一时期，她相继写下《昆明即景》《除夕看花》《三月昆明》和散文《彼此》等作品。在这些作品中，林徽因的创作风格除了保持原有的敏锐与真挚真诚，更多了几分现实主义的厚重。

　　05

　　/安家龙泉镇

　　1939年秋天，林徽因一家已经来昆明一年多了。在林徽因的精心照料下，梁思成的身体终于慢慢康复，营造学社也终于拿到补助，在昆明重新启动。

　　这年秋天，梁思成和营造学社的刘敦桢、莫宗江、陈明达，再次踏上对古建筑的考察之旅，开始了对云南、四川、陕西、西康等三十六个县为期半年的古建筑考察。林徽因和刘致平则负责留守和整理资料。

　　昆明瓦蓝明净的天空，却不再平静。中国大西南层峦叠嶂的高山，可以阻挡日本侵略者的步兵，却挡不住他们的飞机炮弹。当时所谓的大后方，并没有真正的太平。从重庆到贵阳，到昆明，日本人的飞机三天两头光顾，“跑警报”遂成生活常态。

　　为了躲避日军飞机频繁的轰炸，昆明文化圈和营造学社的同仁们，都纷纷搬到乡下去，林徽因一家随营造学社搬到郊区龙泉镇的麦地村。

　　学社将办公室设在麦地村的一个旧尼姑庵中，林徽因一家则住进了大殿旁边一间泥土铺地的小屋里。小屋很小，只有一间半，屋子很潮，墙壁与地板上都浸出一层水来，只好在地上撒些生石灰吸潮。

　　尽管居住条件如此恶劣，林徽因还是尽量把一家人的生活安排得舒适。她找来木工，把半间起居室和母亲的卧室装修了一番，铺了木地板，改造了门窗，装上了玻璃，还做了一个小书架。原本阴暗潮湿的小房子，现在变得明亮干爽了许多。

　　林徽因在那间屋子里写作，辅导孩子们写作业。她为孩子们买来《小孤女》《小妇人》《人猿泰山》等欧美儿童读物，也给孩子们讲解《庄子》《战国策》等中国经典古籍。

　　生活的艰难，并不能阻挡林徽因生活的热情与诗意。梁思成外出考察的那一段时间，她把家打理得井然有序。

　　从战争爆发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两年多的时间，这场战争却仍然没有要停止的意思。焦虑、失望、期待……种种的情绪笼罩之下，西南联大的教授们纷纷选择到昆明选址建房，做着长久的打算。

　　林徽因和梁思成也决定建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房址选在昆明市东北八公里处的龙泉镇上。那里没有军事目标，日军的飞机较少光顾，且风景优美，邻接一道长堤，长堤上长满高大笔直的桉树。

　　因为林徽因一家是众多教授中建房最晚的，建房的过程颇为周折，材料不足，到最后不得不为争取每一块木板、每一块砖、每一颗钉子而努力。彼时，梁思成考察未归，林徽因全程监工。这个考察了无数古建筑，画了无数图纸的女建筑家，现在不得不化身成泥瓦工，一身泥一身浆地亲自上阵，来建筑起他们遮风挡雨的“巢”。

　　房子终于完工，土坯的墙，用石灰粉刷得洁白，轻质的木结构梁架上覆盖着青灰色的瓦。有三个稍大点的房间，一间被林徽因用作厨房，一间给用人住（虽然此时他们已很少用得起用人）。简单地装修之后，他们终于搬进了流亡路上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房子”里，那也是他们一生中为自己所设计建造的唯一一套住房。

　　朋友金岳霖也来了，他在梁家房子旁边添了一间小“耳房”，北总布胡同的格局又被搬到了昆明。

　　乔迁之喜却并没有持续太久，日子很快被另一片阴云笼罩——那栋房子的造价远远超出了预期，花掉了比预计高三倍的钱，刚好把他们所有的积蓄都花完了。

　　现在我们已经完全破产，比任何时候都惨。米价已涨到一百块钱一袋，我们来的时候才三块四。其他东西的涨幅也差不多。今年我们做的事没有一件轻松的。我把我们在做什么和我们的境况告诉你们，很不好意思。思成到四川去了已经五个月。我一直病得很厉害，到现在还没有好。

　　林徽因一向要强，让一个要强的女人向人诉说生活、经济上的窘迫也许是非常难为情的事情。但那一段日子实在太难了，梁思成不在家，她病着，还要为每日一家的柴米油盐愁着。

　　家里没有自来水，家家都要准备一口陶制的大水缸。为了得到那样一口宝贵的水缸，多少太太夫人都不讲什么风度面子了，等到烧缸的窑开张，她们彼此蜂拥上前抢购，有时甚至彼此谩骂。林徽因挤在那些妇女们中间，总算没有空手而回。烧饭用的是一个烧煤球的火盆，煤灰和泥做成的煤球很难点燃，每次要蹲在地上把火扇旺才行。家里最宝贵的财产可能就是那把暖水瓶了，它可以保证让家人随时用上热水。

　　除此之外，林徽因还要踩着尘土与泥泞到村里去买一些买得起的食物回家。孩子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母亲也年迈体弱。最起码的生活保障，在他们一家都已变得如此艰难。陷身在这种清苦而闹哄哄的日子里，林徽因的眼前自是一片黯淡。她很少能写诗写文了，偶尔写下的一首《微光》，也是一片愁云惨雾笼罩。

　　街上没有光，没有灯，

　　店廊上一角挂着有一盏；

　　他和她把他们一家的运命

　　含糊的，全数交给这黯淡。

　　街上没有光，没有灯，

　　店窗上，斜角，照着有半盏。

　　合家大小朴实的脑袋，

　　并排儿，熟睡在土炕上。

　　……

　　明天，又明天，又明天……

　　一切都限定了，谁还说希望，——

　　便使是做梦，在梦里，闪着，

　　仍旧是这一粒孤勇的光亮？

　　街角里有盏灯，有点光，

　　挂在店廊；照在窗槛；

　　他和她，把他们一家的运命

　　明白的，全数交给这凄惨。

　　“她仍旧很忙，只是在这种闹哄哄的日子里更忙了。实际上她真是没有什么时间可以浪费，以致她有浪费掉生命的危险。”金岳霖给朋友费正清的信中如此写道。

　　林徽因这样的“浪费”，让老朋友们揪心，他们会小心翼翼地为他们一家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费正清夫妇会不时寄信来，信中会夹一些支票，却并不把那些支票直接寄给林徽因，而是通过朋友金岳霖，找些委婉的借口拿给她。但聪明的林徽因怎会识不破朋友的苦心，那常让她在一份感激与伤感中无法自拔：

　　读着你们最近来的八月份的那封信，我热泪盈眶地再次认识到你们对我们所有这些人的不变的深情，这深情带有你们的人格特点，而我们，经过这么长久的沉默，又如此天各一方，真觉得自己配不上这份情意。种种痛苦、欢乐和回忆泉涌而来，哽在我的眼底、鼻间和喉头。那是一种欣慰的震撼，却把我撕裂，情不自禁地泪如雨下……

　　更让人郁闷的事随之而来，日军飞机对昆明的轰炸越来越频繁了，大家似乎再一次嗅到了离别的味道。

　　汪曾祺曾有一篇《跑警报》的文章，开头这样写道：

　　西南联大有一位历史系的教授，——听说是雷海宗先生，他开的一门课因为讲授多年，已经背得很熟，上课前无需准备;下课了，讲到哪里算哪里，他自己也不记得。每回上课，都要先问学生：“我上次讲到哪里了？”然后就滔滔不绝地接着讲下去。班上有个女同学，笔记记得最详细，一句不落。雷先生有一次问她：“我上一课最后说的是什么？”这位女同学打开笔记夹，看了看，说：“您上次最后说：‘现在已经有空袭警报，我们下课。’”

　　汪老先生用这个段子开头，只为说明当时昆明的警报之多。

　　老先生是一位幽默豁达的人，时过境迁，再回忆当年的岁月，笔触越发幽默诙谐。事实上，当时的“跑警报”让人苦不堪言。1940年11月，林徽因在给费慰梅的信中写道：

　　轰炸越来越厉害，但是不必担心，我们没有问题。我们逃脱的机会比真的被击中的机会要多。我们只是觉得麻木了，但对可能的情况也保持着警惕。日本鬼子的轰炸或歼击机的扫射都像是一阵暴雨，你只能咬紧牙关挺过去，在头顶还是在远处都一个样，有一种让人呕吐的感觉。可怜的老金每天早晨在城里有课，常常要在早上五点半从这个村子出发，而还没来得及上课空袭就开始了，然后就得跟着一群人奔向另一个方向的另一座城门、另一座小山，直到下午五点半，再绕许多路走回这个村子，一整天没吃、没喝、没工作、没休息，什么都没有！这就是生活。

　　日本人从昆明上空抛下的密集炸弹，把林徽因一家再次逼上流亡的路。

　　1940年12月，迁移的事终于有了结果——西南联大仍留在昆明，营造学社随着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搬迁到四川省南溪县李庄。

　　为这次大迁移，史语所准备了大卡车，但每家只许带八十公斤行李。

　　一砖一瓦，一锅一盆，燕子衔泥一样在昆明建起来的新家，又要被大部分丢掉了。更让人无法忍受的，是与老朋友们的生别离，金岳霖、钱端升、张奚若、沈从文……这些朋友，与林徽因一家已建立了十年以上的交情，他们在情感上的相互依附，就像血与水，已经完全融在一起。而今，他们随联大留在昆明，林徽因一家则要到那个远离城市，远离其他任何机关，一个全然陌生的闭塞小山村去……

　　06

　　/初到李庄

　　1940年11月29日，昆明的天空中飘着细碎的雪花，一辆大卡车载着老老少少三十一人离开昆明，向四川逶迤而去。

　　临行前，梁思成的脚趾感染了破伤风，只得留下治疗。他们商定，由林徽因先带着母亲和孩子走，他愈后再赶往四川。

　　那也是一趟充满艰辛的旅程。敞篷卡车在秋冬间的山野间穿行，车厢里塞满了大家的行李，人只能叉开双腿坐在行李上。那一行人中，最老的已经七十多岁，最小的还是婴儿。路上，儿子梁从诫发高烧，林徽因只得带着女儿满大街上跑着去给他买退烧的药……

　　十几天的颠簸，一行人走陆路，换水路，终于于12月13日这天抵达李庄。

　　李庄是长江边上的一个千年古镇，离宜宾约六十华里，是长江上游重要的水路驿站。抗战期间，李庄成了外来人口的重要避难地，人口由原来的四千人膨胀到一万两千多人。有人甚至说，此时的李庄，堪与重庆、昆明、成都比肩，并称为战时四大文化中心。

　　从宜宾坐小木船到李庄，船经过李庄时，孩子们高兴得同声大喊：“李庄！李庄！”林徽因的心情却分外沉重，到李庄，重新安家，一切又要从头开始。

　　一周后，梁思成也从昆明赶来。

　　在离李庄镇西两三里的上坝村，一个叫月亮田的张家老房子里，中国营造学社在那里安营扎寨，林徽因一家人在那个院子里住下来。

　　那是一座简单的L形平房农舍，它的长臂是南北走向。这一臂的一侧从南到北是一个打通的工作间，里面摆有几张粗糙的桌凳，以供营造学社的工作人员画草图和写材料用。对面是女仆的房间、储藏室和三个初级研究人员的卧室。

　　经过一条狭窄的走廊，就是向东延伸的L形的短臂。这里有四间房，一间是女儿和外婆的卧室，一间是儿子的卧室，一间是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卧室，还有一间是他们的书房。

　　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房子坐北朝南，窗外是浓荫覆盖的一个院子。坐在房间内，窗外树间鸟儿的啼鸣声清晰可闻，如果不是林徽因一来到李庄就病倒了，那个小院倒也清幽得让人喜欢。

　　对梁家一家来说，每一次大迁移，除了给他们带来经济上的窘迫之外，似乎总要给他们的身体带来一次巨大的伤害。到昆明，梁思成病了半年。这次到李庄，躺倒的是林徽因。

　　四川盆地气候潮湿，秋冬时节更是阴雨绵绵，加上长途奔波劳累，到李庄不久之后，林徽因的肺病就复发了。这次病势依旧凶猛，连续高烧四十度不退。梁思成此时却正在重庆，为营造学社申请和筹集研究经费。得到林徽因病倒的消息，梁思成用当月薪水买了些药品急匆匆往回赶。从重庆到李庄，只有水路可通，最快也要三天才能到家。当梁思成赶到家时，林徽思已烧得昏沉沉睁不开眼睛。

　　李庄那个地方闭塞落后，医疗条件几乎谈不上有。这里没有商店，没有医院，没有一丁点现代文明的气息。无奈之中，梁思成就担当起了医生兼护士的角色。他学会了肌肉注射和静脉注射，每天亲自给林徽因打针。

　　林徽因的烧反反复复，时好时坏，总是难以降下来。烧起来时，她被烧得满脸通红，整个人蜷在床上，咳喘成一团。看到自己心爱的人被病痛折磨成如此模样，梁思成的心也绞作一团。他是无神论者，可此时，他多希望这个世界上真的有神，能把爱人的病痛一把抓去。

　　病痛与贫穷却把这家人的心紧紧联在一起。

　　林徽因的母亲，在北总布胡同3号曾给女儿带来无尽的烦恼。她颠着小脚跟着女儿女婿一路来到大西南，竟比女儿还经折腾。她端来一盆清水，一遍又一遍地打湿毛巾搭上林徽因的额头。

　　孩子们上学了，尽管条件非常艰苦，可他们很乖巧，每天放学后就来林徽因的床前陪她。

　　每当林徽因病情发作，梁思成几乎是寸步不离，他坐在床前紧紧地握着妻子的手，有时候竟是彻夜不眠。

　　面对亲人眼中无限的依恋与疼惜，林徽因的心里充满说不出的疼痛与歉意。极度的痛苦中，林徽因对生死也一度产生了疑惑：这世界上到底有没有掌控万物的天，如果有，他能不能明白点告诉她，像她这种人还需要不需要活着？那样一个充满精神喜欢挣扎着生存的人，为什么需要肺病？如果那许多希望健康着的想念在她是奢侈，这些希望还要不要有？

　　梁思成却没时间来想这些，他恨不得自己长出三头六臂，一个去考虑营造学社的工作，一个分给妻子，一个分给孩子。

　　漫长的冬天终于慢慢过去，李庄的春天来了。天气转暖，大地回春，对林徽因的病情恢复有极大的帮助。她的烧终于慢慢退去，脸上也渐渐有了一些血色。

　　那一张帆布床，是家里唯一的一张软床，就此走进了林徽因的生命。它被安放在卧室靠窗的墙边，林徽因半躺在床上，抬眼就能望见院子里的绿树，闻得树间的鸟啼，但它也彻底宣告了林徽因健康岁月的结束。从此后，她再不是那个面如满月，一笑腮边就漾出两个小笑窝的美丽女子。她日渐苍白、消瘦，眼窝深陷，颧骨也高高地突出出来。

　　但她的气场不变。她半躺在那张床上，依旧充当着那个家庭女主人的角色。关照家务事，辅导孩子们读书写作业，偶尔还可以躺在那张帆布床上晒晒太阳。

　　可彼时的日子呵，就如处在雨雾笼置下的小村一样，晴和的天气实在太少，各种的不幸却是接踵而至。

　　随着战争的旷日持久，战时经济已陷入半瘫痪状态。国统区物价飞涨，梁思成好不容易从教育部为营造学社申请来的经费，待变成每月的薪金领到手，已经贬值到如同一堆废纸，根本无法换来他们需要的米、面、油。

　　梁思成和林徽因这对曾经的金童玉女、公子小姐，第一次品尝到贫贱夫妻百事哀的滋味。

　　孩子们打着赤脚，穿着草鞋去上学。他们的衣服上缀满补丁，只有到冬天才能穿上外婆做的布鞋。儿子不小心把家里的温度计打碎了，竟然好长时间再也买不上新的。至于可口的饭菜，珍贵的营养品，更是奢侈。偶尔有朋友从重庆或者昆明送一小罐奶粉，全家人都不舍得动，那是林徽因难得的高级补品……

　　尽管日子过得如此窘迫，作为家里的男主人，梁思成还是一如既往地发挥他的聪明才智——他像一个能干的主妇一样，学会了蒸馒头，还自创了一些食谱菜谱，为林徽因和孩子们调剂生活。把橘皮切碎，和当地的土制红糖一起熬制，梁思成戏称之为“甘蔗酱”，这样的果酱抹到馒头上，孩子十分爱吃。

　　有时家里实在没钱用了，梁思成就得乘船到六十里外的宜宾典当行去。家里能当的东西差不多都当了，林徽因的手表、梁思成的派克钢笔，慢慢都被他们“吃”掉了。“把这只表‘红烧’了吧！”“这件衣服可以‘清炖’。”也许，这就是那一代人的绅士风度吧，日子穷到揭不开锅，依然不失幽默风趣。

　　那段时间，梁思成的弟弟梁思永也病倒了，也是肺结核，病情的严重程度与林徽因不相上下，有几次高烧甚至危及生命。

　　梁思永的身体一向很好。还在抗战前，他就曾主持过安阳小屯后冈及山东龙山镇城子崖的第二次发掘。在第六次太平洋学术会议上，梁思永全面总结了龙山文化。他是中国考古界公认的近代考古学和考古教育的开拓者之一，1931年，他主持发掘安阳殷墟，梁思成曾亲自跑到安阳去祝贺。当时的梁思永被晒得黑黑的，却很健壮，他指挥着一支有两百人的考古队，把一切都安排得井然有序。那时，他是何等的意气风发。

　　现在，他躺在病榻上，瘦得脱了人形。

　　有了给林徽因打针的经验，梁思成也尝试着用同样的方法给梁思永治疗。史语所在山上，营造学社在山下，梁思成每次要走很远的山路去山上看望、照顾弟弟。那一段路，对平常人来说也许算不得什么，但梁思成自己也是一个“病人”。阴潮的气候，艰难的生活，让他的脊椎软组织灰质化的老毛病越来越严重。他的背越来越驼，体质和精力都下降得厉害。但他现在是两个家庭还有营造学社的脊梁骨，他只能强打精神让自己支撑下去。

　　那个春天，1941年的春天，命运在梁思成和林徽因的面前布下那样多的坎坷与荆棘。林徽因的病，梁思永的病，家里窘迫到几乎揭不开锅的日子，还不算完，一个个噩耗相继而来，几乎把林徽因击晕过去……

　　07

　　/困窘中的坚守

　　1935年12月9日，北平爆发抗日游行大示威，数千名大中小学生高喊着“反对华北自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冲破军警们的重重封锁，掀起了一场反帝反日的爱国主义怒潮。

　　那次游行中，有一个清华大学工程系的青年学子，连续失踪了十二个小时。十二个小时后，在北平西城一个偏僻的角落里被人找到时，他已被打得遍体鳞伤。他是林恒，林徽因同父异母的弟弟。

　　一二·九运动之后，林恒果断放弃了清华的学业，弃文从戎，报考了航校，成了一名空军飞行员。

　　抗日战争全面开战以后，林恒随航校从一个地方迁到另一个地方，一直漂泊不定。1939年夏天，他到昆明，与姐姐见面的机会总算多了些。1940年，林恒以优异的成绩从航校毕业，全级一百多个学员中，他名列第二。短短几年时间，他把自己历练成一名老练的飞行员。

　　1941年春，林徽因一家安家李庄时，林恒正在成都上空驾机阻截着日军的飞机。可这年3月14日，年轻的林恒在执行任务时牺牲在成都的上空。消息先传到重庆，梁思成此时正在重庆为营造学社筹款，他急赴成都，为林恒料理后事，直到一个月后才返回家中。

　　此时的林徽因正躺在病榻上，她的病比在信中给梁思成说的严重得多。但小弟林恒牺牲的消息还是瞒不住她，梁思成曾担心，怕她承受不住那样的噩耗，林徽因却勇敢地面对了那一悲惨的消息。

　　在给朋友费慰梅的信中，她只就此事写了短短的几句话：“我的小弟，他是一个出色的飞行员，在一次空战中击落一架日寇飞机，可怜的孩子，他自己也被击中头部而牺牲了。”

　　也许是灾难来得太过突然，巨大的痛苦打击面前，反倒容易让人失语。可那份巨大的疼痛，还是在那个春天被深深地埋进了林徽因的心里。如何不痛？如何不哭？她曾经一一哭别旅途中邂逅的八位年轻空军飞行员，而今要作别的是她的骨肉同胞。这份痛，时隔三年才冲破林徽因喑哑的喉咙，化成血，化成泪，化成了一首长诗《哭三弟恒》：

　　哭三弟恒

　　——三十年空战阵亡

　　弟弟，我没有适合时代的语言

　　来哀悼你的死；

　　它是时代向你的要求，

　　简单的，你给了。

　　这冷酷简单的壮烈是时代的诗

　　这沉默的光荣是你。

　　假使在这不可免的真实上

　　多给了悲哀，我想呼喊，

　　那是——你自己也明了——

　　因为你走得太早，

　　太早了，弟弟，难为你的勇敢，

　　机械的落伍，你的机会太惨！

　　……

　　啊，你别难过，难过了我给不出安慰。

　　我曾每日那样想过了几回：

　　你已给了你所有的，同你去的弟兄

　　也是一样，献出你们的生命；

　　已有的年轻一切；将来还有的机会，

　　可能的壮年工作，老年的智慧；

　　可能的情爱，家庭，儿女，及那所有

　　生的权利，喜悦；及生的纷纠！

　　你们给的真多，都为了谁？你相信

　　今后中国多少人的幸福要在

　　你的前头，比自己要紧；那不朽

　　中国的历史，还需要在世上永久。

　　……

　　三十三年李庄

　　“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陶渊明的一曲《挽歌》，传尽他的豁达。其实，也有无奈吧，死去的已然死去，活着的还要继续把日子过下去。

　　与小弟林恒牺牲的消息相比，另一个从天津传来的消息，对林徽因与梁思成的打击程度也毫不逊色。1937年9月，梁思成曾把营造学社大部分无法带走的资料——数以千计的照片、实测草图、大量的数据与文字资料，寄存在天津一家英国银行的地下保险库里。1939年的一场大水，却让那些资料几乎全部被毁。战时消息传得缓慢，这个消息直到两年后的1941年才传到李庄梁思成和林徽因那里。

　　没有任何语言可以描述这个消息带来的冲击，梁思成与林徽因相对而坐，欲哭无泪。在那个简陋的农舍里，他们摊开那些用生命保全下来的资料。那是他们和营造学社的同仁们，冒着酷暑严寒，踏遍千山万水，又冒着生命危险从北平带到大西南的调查成果。现在，他们决定要全面系统地整理这份调查成果了。

　　《中国建筑史》，中国现代建筑界一部宏伟巨著，将从四川李庄那个毫不起眼的农舍里起步。同时，一部用英文撰写并绘制的《图像中国建筑史》也开工了，这是梁思成和林徽因还在美国留学时就埋在心底的夙愿。

　　测绘、考察、搜集第一手资料，那份工作不易。整理资料、撰写一部《中国建筑史》也尤为不易，但那份工作却让这对痴迷的建筑伉俪忘记病痛与日子的艰涩。林徽因半躺在病榻上，身边堆满了梁思成从史语所给她借来的资料与书籍。她不能下床活动，但仍然可以在床上为梁思成查阅资料，翻译，垫上书写作。

　　那段日子，林徽因对汉代的历史着了迷。为了帮助梁思成研究汉阙、岩墓，她读了大量的汉代史书典籍，整个人似乎都沉浸到那一段历史里去。汉代的帝王将相、皇后嫔妃，她如数家珍；汉代的政治经济、礼仪习俗、服饰宴乐，她了如指掌。为把这一切融合到他们研究的建筑壁画里去，林徽因做了大量的摘抄与记录。

　　“她全身都浸泡到汉朝里了，不管提及任何事物，她都会立刻扯到那个遥远的朝代去，而靠她自己是永远回不来的。”1941年夏天，西南联大放暑假了，金岳霖跋山涉水来李庄看望他的老朋友，彼时，林徽因正埋头在汉代历史中。金岳霖向远方的朋友如此汇报。

　　金岳霖的到来，给梁家一家带来了很多老朋友的消息，也带来难得的快乐。

　　在李庄月亮田那个简朴的农舍里，梁思成和林徽因一边用一台老旧的打字机嗒嗒嗒地打着《中国建筑史》的草稿，一边热烈地讨论着写作当中的相关问题。旁边的金岳霖，则在安静的伏案著述，他在写他的哲学论著《知识论》。

　　《中国建筑史》写作的过程中，需要绘制大量插图，并要做一些英汉对照的注释，这个任务由梁思成和莫宗江来完成。但对书稿的修改、补充、润色，各种资料的查阅，这些都基本由林徽因来完成。对此，梁思成也充满了感激，在给好友费正清夫妇的信中，他曾写道：

　　我们目前的生活状况，是你们难以想象的：在菜籽油灯的微光下，缝着孩子的布鞋，买便宜的粗食回家煮，过着我们父辈少年时期过的粗简生活，但又做着现代的工作。有时阅读外国杂志，看到现代化设施的彩色广告，宛如面对奇迹……南迁以来，办公室人员增加了一倍，而我能筹到的资金，比过去两年中所得到的还要多。我的工资只够家人吃，但能过这样的好日子，我们已经很满意。我那迷人的病妻，因为我们仍能不动摇地做我们的工作而感到宽慰。

　　林徽因则向老朋友如此描绘着他们现在的生活：

　　尽管我百分之百地肯定日本鬼子绝对不会往李庄这个边远小镇投炸弹，但是，一个小时之前这二十七架从我们头顶轰然飞过的飞机仍然使我毛骨悚然——有一种随时都会被炸中的异样恐惧。它们飞向上游去炸什么地方，可能是宜宾，现在又回来，仍然那么狂妄地、带着可怕的轰鸣和险恶的意图飞过我们的头顶。我刚要说这使我难受极了，可我忽然想到，我已经病得够难受了，这只是一时让我更加难受，温度升高、心跳不舒服地加快……眼下，在中国的任何角落也没有人能远离战争。不管我们是不是在进行实际的战斗，也和它分不开了。

　　……我们很幸运，现在有了一个农村女佣，她人好，可靠，非常年轻而且好脾气，唯一缺点是精力过剩。要是你全家五口只有七个枕套和相应的不同大小和质地的床单，而白布在市场上又和金箔一样难得，你就会在看到半数的床单和两个枕套在一次认真地洗涤之后成了布条，还有衬衫一半的扣子脱了线，旧衬衫也被揉搓得走了形而大惊失色……

　　思成是个慢性子，愿意一次只做一件事，最不善处理杂七杂八的家务。但杂七杂八的事却像纽约中央车站任何时候都会到达的各线火车一样冲他驶来。我也许仍是站长，但他却是车站！我也许会被碾死，他却永远不会。老金（正在这里休假）是那样一种过客，他或是来送客，或是来接人，对交通略有干扰，却总能使车站显得更有趣，使站长更高兴些。

　　这封信写于1941年8月11日，同一封信中，还有金岳霖和梁思成的附言：

　　当着站长和正在打字的车站，旅客除了眼看一列列火车通过外，竟茫然不知所云，也不知所措。我必须说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铁路管理。我曾不知多少次经过纽约中央车站，却从未见过站长。而在这里却实实在在地既见到了车站又见到了站长。要不然我很可能会把它们两个搞混。（金岳霖附言）

　　八月十三日中央车站

　　现在轮到车站了：其主梁因构造不佳而严重倾斜，加以协和医院设计和施工的丑陋的钢铁支架经过七年服务已经严重损耗，从我下面经过的繁忙的战时交通看来已经动摇了我的基础。（梁思成附言）

　　在给朋友的信上，梁思成和林徽因充满了调侃与乐观，还不时开一些玩笑。但细心的朋友还是从他们使用的各色信纸上判断出他们日子的窘迫。那些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信纸，多半是薄薄而泛黄的劣质纸，有一些还带着油渍，分明是从街上带回来的包装纸。偶尔会有一些宝贵的蓝色信纸，想来也是朋友们送给他们的。无一例外，无论是包过肉或菜的包装纸，还是泛着纸香的蓝色信纸，每一封信都写得密密麻麻，不分天头地脚。费慰梅终于明白，为何有时一个信封里会同时装着几封信。

　　但这又有什么关系，他们最擅长苦中作乐。

　　相较于梁思成与林徽因，哲学家金岳霖似乎更加豁达。面对战时纷乱的生活，他以自己的幽默与大度化之：在这困难的年月里，重要的是要想一想自己拥有的东西，它们是多么有价值，这时你就会觉得自己很富有；同时，人最好尽可能地不要去想那些非买不可的东西。

　　金岳霖的话，说到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心里去。

　　在那样困难的岁月里，这些流离失所的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还活得那么有滋有味，那么富有，就因为他们都有自己的固守。梁思成和林徽因有建筑，金岳霖有哲学，梁思永有考古……他们所共有的，便是对事业、对祖国的一片赤胆忠心与热爱。

　　08

　　/苦乐参半的李庄岁月

　　嘉陵江的水日夜不停地向下游奔流而去，庭前那棵大桂圆树上的叶子荣荣枯枯。多少个好日子、坏日子，都像那滔滔江水，一去不回。那张小小的帆布行军床上，林徽因摊开纸笔，书写着收获，亦书写着痛苦。

　　这时节，最让梁思成和林徽因觉得欣慰的大概就是营造学社，它已经从创建时期的混乱状态和民族灾难中，从悲惨的日子和无力的挣扎中走了出来，终于初具规模。

　　《中国建筑史》的写作也正在有序地进行着。

　　梁思成变得越发忙碌，为了学社的事，他不断地奔波在李庄和重庆之间。

　　病得久了，林徽因已经走过了最初的迷茫无助与痛苦，她开始尝试着与自己的病体和平共处。梁思成把那张小行军床又给她支高了些，那样，林徽因半卧在床上就可以做很多事：读书、写作，整理资料，给孩子们读书辅导作业，主持家务。

　　她的忙碌，绝不亚于一个健康的家庭主妇。

　　穷困窘迫的日子，是痛苦，亦是一种财富。在那种环境中，尽管孩子们都吃不好，穿不暖，但他们依然像李庄田间地头的野草一样，顽强而茁壮地成长着。女儿再冰已是一位亭亭玉立的少女了，她温文尔雅，性格中既有父亲的温和，又有母亲的敏感。在学校里，她的成绩非常出色，与同学们相处也非常融洽。儿子从诫，每天赤脚穿着草鞋去上学，晒得黑黑的，但非常健壮，讲一口地道的四川话，人也活泼聪明，每天放学回来喜欢自己鼓捣一些小玩意儿，从不让大人操心。

　　尽管诸事缠身，病痛萦绕，日子过得辛苦又清贫，林徽因却从来没有放弃过对儿女的教育。躺在病榻之上，她给孩子们读杜甫，读辛弃疾，读陆游。“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这些伟大的爱国诗人、词人，他们的诗词便是爱国主义的种子，这些种子，被一位母亲悄然种进了孩子们的心田。

　　林徽因也给孩子们读一些外国作品，罗曼·罗兰的《米开朗琪罗传》和《贝多芬传》，她读的是英文原版，常常读一章讲一章。

　　“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识生活的真相之后还依然热爱生活。”林徽因把这样的生活哲理融会到精彩的故事之中，再联系自己当下的日子来剖析，孩子们常常听得入迷。

　　其实，那些又何尝不是林徽因送给自己的鼓励？

　　林徽因是一个急性子的人，但在对孩子的教育中，她表现出的耐心与睿智，仍值得现代父母向她学习。有一段时间，女儿梁再冰迷上看小说，走坐不离地捧着一本小说苦读，那对她的视力造成了严重的损伤，以致有高度近视的危险。林徽因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但她没急也没发火，而是通过一张让人捧腹的漫画把那个难题轻松解决。画上，一只戴着眼镜的袋鼠正在捧书苦读，它手上捧着书，肚子上的口袋里插着书，脚下散乱地摆着几本书。画后附着林徽因写给女儿的一段话：

　　鼓励你读书的嬷嬷很不希望这个可敬的袋鼠成了你将来的写照。喜欢读书的你必需记着同这漫画隔个相当的距离，否则……最低限度，我是不会有一个女婿的。

　　看到这样诙谐有趣的漫画与附言，再叛逆的孩子也该冲妈妈调皮一笑，放下手中的小说了。

　　因为《中国建筑史》编撰任务很繁重，营造学社又招进了几位年轻人。一位是罗哲文，他是通过招考的方式考进来的，另两位是来自中央大学建筑系的毕业生卢绳和叶仲玑，以实习生的身份来社里实习。

　　几位年轻人的到来，给营造学社注入了新的活力与生机。

　　学社院子里有一棵高大的桂圆树，炎炎盛夏，硕大的树冠如一把巨伞，给小院带来大片的凉荫。为了练习攀爬本领，以备将来野外考察，梁思成让人在桂圆树上拴了一根粗粗的竹竿，他领着几个年轻人每天练习爬竹竿，那在孩子们的眼里，就像游戏一样吸引人。少年梁从诫也在那棵树下攀上爬下，欢快得像只小猴子。

　　几位年轻人中，罗哲文年纪最小，只有十八岁，圆圆一张脸，稚气尚未脱尽。他和院子里的几个孩子玩得最好，没事时，他带着梁从诫和刘敦桢的儿子刘叙杰趴在地上弹珠玩。

　　卢绳看了，就写了一首打油诗贴在桂圆树上：“早打珠，晚打珠，日日打珠，不读书。”

　　卢绳的同学叶仲玑长得极瘦，他看到了也效仿，在树上贴了一张字条：“出卖老不胖半盒。”

　　那字条又被梁再冰学了去，她老是感冒，就在树上贴上一张字条：“出卖伤风感冒”。

　　无疑，每一张字条贴上去，都会给那个小院带来一阵欢笑。

　　孩子们的笑声感染了梁思成和林徽因，在他们看来，营造学社的未来一片形势大好。

　　现在的林徽因，已经几乎完全与文学界隔绝了。曾经的文学好友已经风流云散，曾经的诗情画意也渐行渐远，取而代之的是千头万绪的建筑学研究，是苦乐交织的战时日子。

　　林徽因的床上，堆满了梁思成从史语所给她借来的书。这一时期，她读书种类繁多，国外的文学作品如《战争与和平》《通往印度之路》《狄斯累利传》《维多利亚女王》《安那托里·费朗西斯外传》《卡萨诺回忆录》，国内的建筑专著如《元代宫室》《北京清代宫殿》《宋代堤堰及墓室建筑》等，还有梁思成的手稿和孩子们的读物。

　　看书累了，林徽因会找出梁思成的衬衣和孩子们的袜子来缝补。那根小小的缝衣针，却没有林徽因手中的笔听使唤，有时候，她宁愿去写一章辽、宋建筑的发展史。可家里的日子依旧清苦，他们唯有缝缝补补省俭着过。因家里需要缝补的衣物太多，有时候连十余岁的儿子也不得不加入到这个行列。

　　那样艰难的岁月里，营造学社却挣扎着一路走过来，这当然与梁思成与同仁们的努力分不开。梁思成成了一个什么都得管的“万事通”，隔一段时间就要去重庆一趟，向行政部和教育部申请学社的经费，去开会，联系人。因是民间学术团体，没有正式的编制，营造学社向国家伸手要钱非常不容易，有时好不容易要到一点钱，也只够维持很短时间的开支。

　　在这样的艰难夹缝中，营造学社的研究工作还是取得了让人欣喜的进展。

　　在一些朋友的捐助支持下，停刊好久的营造学社汇刊重新编辑发行。当然不能与战前的条件相比，现在的汇刊全是他们自己动手，用药水在纸上手写石印。学社全体成员抄写、绘图、石印，家属们则帮着折页、装订、包装。当装订好的两百本期刊全部完成，当这些散发着油墨香的期刊从偏僻的李庄走向全国、全世界的建筑学界，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欣慰之情可想而知。

　　更让他们惊喜的是，这些凝结着他们无数心血的研究成果，他们为此所付出的卓绝努力，正在引起中国和世界建筑学界的关注。而这些人的伸手相助，对营造学社和梁思成他们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

　　09

　　/朋友啊，朋友

　　李庄的又一个秋天降临，是1942年的秋天。

　　这个秋天，曾经袭扰林徽因一家的种种痛苦似乎正在渐渐远去。林徽因的病情稳定下来，梁思成天天忙于营造学社的事，在李庄和重庆之间来回奔波。孩子们已经融入当地的生活圈子，每天跟当地的孩子一道踩着泥泞去上学。

　　当那个沉甸甸的信封抵达营造学社时，林徽因正在忙碌着整理资料，梁思成则去了重庆。信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写给教育部长朱家骅的，落款时间四月十八日。

　　那封信，辗转到林徽因手上时，已是这年的十月份。

　　展信来读，林徽因的眼泪就涌出了眼眶：

　　骝先吾兄左右：

　　兹且一事与兄商之。梁思成、思永兄弟皆困在李庄。思成之困，是因其夫人林徽音女士生了Ｔ.Ｂ.，卧床二年矣。思永是闹了三年胃病，甚重之胃病，近忽患气管炎，一查，肺病甚重。……弟之看法，政府对于他们兄弟，似当给些补助，其理如下：

　　一、梁任公虽曾为国民党之敌人，然其人于中国新教育及青年之爱国思想上大有影响启明之作用，在清末大有可观，其人一生未尝有心做坏事，仍是读书人，护国之役，立功甚大，此亦可谓功在民国者也。其长子、次子，皆爱国向学之士，与其他之家风不同。国民党此时应该表示宽大。即如去年蒋先生赙蔡松坡夫人之丧，弟以为甚得事体之正也。

　　二、思成之研究中国建筑，并世无匹，营造学社，即彼一人耳（在君语）。营造学社历年之成绩为日本人羡妒不置，此亦发扬中国文物之一大科目也。其夫人，今之女学士，才学至少在谢冰心辈之上。

　　三、思永为人，在敝所同事中最有公道心，安阳发掘，后来完全靠他，今日写报告亦靠他。忠于其职任，虽在此穷困中，一切先公后私。

　　总之，二人皆今日难得之贤士，亦皆国际知名之中国学人。……二人所作皆发扬中国历史上之文物，亦此时介公所提倡者也。此事弟觉得体统上不失为正。……然知其在文运上之贡献有不可没者，今日徘徊思永，思成二人之处境，恐无外边帮助要出事，而此帮助似亦有其理由也。此事请兄谈及时千万勿说明是弟起意为感。如何？乞示及，至荷。专此

　　敬颂

　　道安

　　弟斯年谨上

　　四月十八日

　　弟写此信，未告二梁，彼等不知。

　　因兄在病中，此写了同样信给泳霓，泳霓与任公有故也。弟为人谋，故标准看得松。如何？

　　弟年又白

　　这封信是伴着教育部拨给梁思成的一笔款子，和傅斯年的一张代收条一起来到的。傅斯年瞒着梁家兄弟，利用了自己所一向不齿的手中私情，向朱家骅伸手替梁家兄弟求助。他成功了，但因资料缺乏，他到底为梁家申请来多少钱不得而知。

　　那笔钱，那份情，却让林徽因和梁思成及他们的后人终生铭记。

　　给傅斯年的回信，林徽因写得极是庄重，语多婉曲。她不知道该用何种语言，来表达心中的感恩与感谢，还有那份无法言说的伤感。这份帮助，在她看来，是朋友的深情，也是一份让人难堪的同情：

　　孟真先生：

　　接到要件一束，大吃一惊，开函拜读，则感与惭并，半天作奇异感！空言不能陈万一，雅不欲循俗进谢，但得书不报，意又未安。踌躇了许久仍是临书木讷，话不知从何说起！

　　今日里巷之士穷愁疾病，屯蹶颠沛者甚多。固为抗战生活之一部，独思成兄弟年来蒙你老兄种种帮忙，营救护理无所不至，一切医药未曾欠缺，在你方面固然是存天下之义，而无有所私，但在我们方面虽感到lucky（幸运）终增愧悚，深觉抗战中未有贡献，自身先成朋友及社会上的累赘的可耻。

　　……

　　素来厚惠可以言图报，惟受同情，则感奋之余反而缄默，此情想老兄伉俪皆能体谅，匆匆这几行，自然书不尽意。

　　思永已知此事否？思成平日谦谦怕见人，得电必苦不知所措。希望永霓先生会将经过略告知之，俾引见访谢时不至于茫然，此问

　　双安。

　　徽因拜上

　　十月五日午后

　　不管林徽因和梁思成如何来看待这笔钱，这笔钱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善，此一事可算得这年秋天林徽因家的喜事一桩。

　　所谓好事成双，这年8月中旬，在华盛顿政府供职的费正清接受了战时任务，被派到中国。他先抵达昆明，再由昆明到当时的陪都重庆。

　　9月底的某一天，在重庆中研院的招待所里，梁思成与费正清久别重逢。他们的大手紧紧握在一起，足足有五分钟之久。自1935年圣诞节费正清夫妇离开中国，他们已经有近七年时间未曾见面。那一次，梁思成正好去重庆筹集资金，他先于林徽因见到了阔别的老朋友。

　　李庄的林徽因则更加热切地期待着老朋友的到来。

　　那却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

　　从重庆到李庄，上水要走三天，回程下水也要走两天，又加上种种事的耽搁，直到这年11月中旬，费正清才来到李庄。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那次的相聚却给费正清和林徽因他们留下难忘的记忆，苦乐相伴。

　　费正清在路上感染了呼吸道疾病，一到李庄就病倒了。他成了林徽因的“病友”，两人的病床只有一厅之隔。梁思成在两个病人之间来回穿梭，送食物、药品，为他们量体温。

　　见梁思成忙忙碌碌照顾他们，费正清十分过意不去，也有些沮丧。朋友的处境，让他的心十分沉重。

　　当时的陪都重庆就是一个偏远的“上江”河港，自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来，那座山城已被日军周期性的轰炸破坏得满目疮痍。那些从废墟上临时建起来的办公室和住房，看上去摇摇欲坠，比那些在峭壁上用竹篱糊泥建立的贫民窟强不了多少。而梁思成他们所待的李庄，比重庆更是荒凉、落后。屋里没有任何冷气设施，潮湿、闷热不知要比华盛顿厉害多少倍，连干净的水也吃不上，只能从污浊的河里打水吃。

　　梁思成去重庆谋求政府的资助，住在中央研究院的招待所。那其实就顶着一个好听的名字而已，不过是中央研究院为外地的研究员到重庆办事时提供的一个临时住所。两间大房，挤满帆布床，里面常常住满人，混乱不堪。

　　“高级知识分子生活在落难状态中，被褥、锅碗瓢盆、孩子、橘子和谈话喧闹声乱成一团。这是一个贫民窟，但又住满了受过高等教育的专家，真是一个悲喜剧的好题材。”费正清向远方的妻子描述他看到这一切时的震惊。

　　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若在美国，也许早已丢开书本，去改善他们生活的境遇。可这些人，却完全安于这种原始的生活，坚持从事他们热爱的事业。费正清的心被强烈地震撼了，他承诺，以后一定要尽量给予他们帮助。

　　对于这样的生活，梁思成坦然接受，甚至还有一份小小的自得之意。费正清回国后，他写信给费正清：

　　你们可能无法相信，我们的家境已经大大改善。每天生活十分正常，我按时上班从不间断，徽因操持家务也不感到吃力，她说主要是她对事情的看法变了，而且有些小事也让她感觉不错，不像过去动不动就恼火。当然，秘密在于我们的经济情况改善了。而最高兴的是，徽因的体重两个月来增加了四公斤。

　　这样的信，让老朋友为他们欣慰，又觉得莫名的辛酸。他们希望梁家的日子，真的如梁思成信中所言，从此步步好转。

　　10

　　/黎明前的黑暗与奋争

　　在当下的电视媒体中，关于抗战题材的电视剧一度雄霸荧屏，但其质量参差不一，有些难免有粗制滥造之嫌，可谓破绽百出，网友们戏谑地称之为“抗日神剧”。

　　其中有些神剧，主人公的台词一度爆红网络：“八年抗战就要开始了。”“同志们，抗日战争已经第七个年头了，还有最后一年，大家一定不要放弃。”主人公神通广大，未卜先知，把网友们笑晕过去。

　　回到那段战火纷飞的年代，恐怕没有一个有这样高超的“预测”能力。抗日战争要进行几年？何时结束？谁也不知道。随着战争的旷日持久，战争阴云下的人们只会越来越失望、焦躁。

　　1943年的李庄，就被这样一种情绪紧紧笼罩。此时，战争已经进行到第六个年头。这些曾经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从北平到昆明，又从昆明到李庄，越走越远，越走越进入到一个狭隘、闭塞、落后的境地，却仍看不到一丝抗战胜利的希望，心态、行为都慢慢发生了改变。

　　他们原本就是“入侵者”——在那些原居民的眼中，这些身穿长袍，鼻梁上架着眼镜的先生和他们的太太孩子们，给他们带来的不是福，而是祸。他们抢占了这里原本就不丰富的资源，打破了他们平静的生活。所以，从一开始，这些人便与当地人的关系不怎么好。

　　嫉妒、争吵、愤怒和谩骂，漫天的乌鸦一样乱飞。混乱的战时环境，把那个小镇上曾经的和平宁静带走。更为让人惊讶的是，彼此间互相攻击争吵的，不是那些衣着破烂，没有受过教育的原居民，而是那些平素看上去文质彬彬的先生太太。在那座远离了文明气息的“孤岛”上，当人们的生活水平降至最低，人人都为温饱而挣扎的时候，文明礼让、谦谦君子这些文明词已成一纸虚文，他们像小孩子争夺玩具、食物一样，互打起来。

　　这样的环境，让人压抑，且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每一个小家庭。

　　中国营造学社文献部主任刘敦桢，为维持全家生计，在此时提出辞呈，要到中央大学建筑系任教。对梁思成和营造学社来说，那无疑是雪上加霜。

　　从梁思成加入营造学社以来，刘敦桢就一直忠心相伴。十几年来，他们两个甘苦同当，共同挑起营造学社的大梁。刘敦桢是一个非常能干，又非常有责任心的人，数年来，营造学社全部的账目都归他管，那些梁思成应付不了的日常琐碎之事，也一并交由他。他走了，这些工作自然就要全部落在梁思成的肩上了。

　　让人担忧的还不仅在此，就怕刘敦桢这一走，营造学社其他几人也要相继效仿离开——此时的营造学社，因经费紧张，又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口。

　　但去者去意已决，留下的也无任何理由再强行挽留。在营造学社简陋的工作室里，一豆灯火之下，两个曾经相依相伴走过了十一个年头的老伙计，做了最后一次倾心长谈。曾经走过的万水千山，那些共同洒下的泪水与汗水，眼下的无助，未来的迷茫……谈到伤心处，两个大男人忍不住在灯下相对失声痛哭。

　　果不出所料，刘敦桢离开后不久，学社的另一名同事陈明达也走了，到西南公路局就职。

　　两位同事的相继离去，让营造学社陷入一片愁云惨雾。

　　林徽因和梁思成的小家，也在风雨中喘息不定。

　　因为梁思成和林徽因的身体不好，家里请来一位女佣，林徽因母亲与女佣的关系却日渐让林徽因苦恼。母亲年迈体衰，已经做不了什么了，却总喜欢对女佣指手画脚，又管不对地方，在该管的时候她放纵，不该管的时候她又兀自乱生气。林徽因说一下她，战火便在母女两个之间展开。可如此带给林徽因的，除了后悔与伤心，还能有什么？母亲不会因为一次两次的争吵有任何改变，她们母女已经这样吵吵闹闹地过了这些年。

　　林徽因在给费慰梅的信上倾吐与母亲争吵的烦恼，极为担心的费正清夫妇除却安慰她，又急急给昆明的金岳霖写信：她们母女到底怎么回事？

　　对这样的争吵，金岳霖似乎已见怪不怪，他在回信中写道：

　　别为梁家的事烦心！……我认为，比起人际关系的适应，住房问题就是小事一桩。最难适应的是徽因的母亲。她属于完全不同的一代人，却又生活在一个比较现代的家庭中，而她意见又多，除了偶尔做些手边的活，成天闲着没事干。她非常非常寂寞，想跟人交流，可是唯一的对象只有徽因，而徽因的观念和想法她却不能理解，所以，她和自己的女儿交流的方式，就是吵架。她们彼此相爱，但又相互拒斥。我曾经多次建议她们分开来住，但从未被接受过，现在要分开已不大可能了。

　　林徽因不想让自己陷入仇恨当中去，她尽可能地让自己忙碌起来。

　　1943年春天，在写作《中国建筑史》之余，她和梁思成忽然又产生一个新的想法：把一些关于中国建筑的图稿做成黑白片子，加上中英文解说，完成后交给费正清制成缩影胶卷，再寄到美国出版或者另找出版帮助。这样一来，在战争结束之前或战争刚刚结束时，就可以有两套著作同时上市。

　　他们甚至把这个想法当作下一年的工作目标。

　　彼时，梁思成已经完成了大约八十幅图片的一套图稿。他给费正清写信，希望他把这八十幅图片用缩影相机照下来，这样可以为自己的作品留一套复制品。

　　这个要求，对当时还在重庆的费正清来说并不费力。他当时任美国大使馆所属的美国新闻处处长，负责搜集中国和日本的出版物，向华盛顿各部门报告，并协助国务院执行文化交流计划。

　　费正清答应了梁思成的要求，承诺会在他们的计划之中给予全力扶持，并特地雇了一位美籍摄影助理，负责制作缩影胶卷。

　　这给梁思成带来了更大的信心，同时也在无形中加大了他的工作量。为了尽快完成绘图，他不得不加班加点，有时甚至彻夜工作。那盏昏暗的菜籽油灯下，梁思成长久地伏案绘图，让他的颈椎灰质化病更加严重了，疼痛常常折磨得他抬不起头来。林徽因不得不给他找了一个小花瓶来，以花瓶为支点，承受头部的重量，减轻背脊的重负。但画图是一个烦琐而细致的工作，需要不断调整头部方向，那只花瓶也就要跟着被移来移去。

　　躺在病榻上的林徽因自然也没闲着，身体状况稍好一点，她就坐起来翻阅《二十四史》和各种资料典籍，为书稿做种种补充、修改、润色。

　　这年11月底，梁思成再度去重庆，在那里，他第一次看到《中国建筑史》的缩影胶卷。这部他和妻子挑灯夜战苦心写就的《中国建筑史》，当时共计约十一万字，中间配有大量的插图，它是过去十二年来梁思成和营造学社的同仁们所有搜集的资料的系统化。在这部书中，梁思成把过去三千五百年划分成六个建筑时期，参考历史和文学典籍来界定每一个时期，对每一时期的建筑遗存做了科学严谨的描述。

　　除了撰写《中国建筑史》，梁思成和林徽因还同时用英文撰写说明并绘制了一部《图像中国建筑史》。另外，多年来，梁思成一直在研究宋代的建筑文献《营造法式》，因年代久远，那本书显得晦涩难懂。在对现存的宋代建筑做了实地考察后，梁思成把书中的古建筑做法，用现代工程法绘制出来，并对书中难懂的术语进行注释，这部书被梁思成暂定名《营造法式注释》。

　　巨大的工作量，已严重透支了梁思成的健康，他的体重只有四十七公斤了，但他眼睛里闪烁出的雄心与浑身洋溢的精力深深地感动了费正清。

　　他“维持着在任何情况下都像贵族那样的高贵和斯文”，费正清曾如此评价他。

　　把那些宝贵的书稿图片一式两份复制下来，一份由费正清带回华盛顿保存，另一份保留在中国。与众多有怀疑、绝望心态的战时知识分子不一样，梁思成坚信，抗日战争总有一天会胜利！那一天，也许就是他们的《中国建筑史》《图像中国建筑史》《营造法式注释》走向世界的时候。

　　11

　　/漫卷诗书喜欲狂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那一年，贫病交困的杜甫，在剑南听到官军收复失地的消息，高兴得手舞足蹈，热泪奔流。他铺纸研墨，挥笔写下这首闻名后世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战时岁月，这首诗像一束熊熊燃烧的火把，在温暖照耀着流亡人的心。林徽因和梁思成曾不止一次地带领孩子们吟诵这首诗，他们更盼望诗中那样的场景早日到来。

　　八年了，抗日战争已经到了第八个年头。

　　1945年8月10日晚，一个看似与平日没有任何不同的夜晚，山城重庆被笼罩在一片仲夏的闷热之中。在美国大使馆前面的小山上，梁思成和费正清夫妇正在促膝长谈。

　　这年夏天，作为美国大使馆的文化专员，费慰梅也来到了重庆。而此时的梁思成，已被任命为战区文物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刚好也在重庆。

　　夜里八点钟左右，江对岸沿山的建筑，一层层的灯次第打开，璀璨的灯光映在粼粼江面上。灯光水光相映，脚下江水滔滔，让人恍如隔世。久别重逢的老友，随便一个话题都可以扯得很远，梁思成正在同费慰梅讲述着很久以前泰戈尔访华的事情。

　　世界忽然在那一刻出奇地安静下来。

　　继而，那份寂静被一阵悠长的警报声撕破，宁静的夜晚瞬间沸腾起来。远处连绵的警报声，江上一波又一波的汽笛声，伴随着人们越来越清晰的呐喊声，还有连天的鞭炮声，一齐向这座小山上滚滚而来。

　　“胜利了！胜利了！”梁思成他们终于听清了。

　　几个人飞奔着跑向大街，才发现此时的大街上已成一片欢乐的海洋，到处是拍手相庆的人群，是飘扬的旗帜和绚烂的灯火。焰火的红光和探照灯的白光，在山城的夜空交织穿梭，满载欢庆人群的吉普车、大卡车和大客车隆隆地从大街上开过。

　　梁思成被欢庆的人流裹挟着一路向前，他跟着人们一道欢呼呐喊，眼里的热泪肆无忌惮地流下来，等这一天，等了太久了。可惜这样的狂欢夜，妻子林徽因不能亲历，此时的她，还躺在李庄的病榻之上。

　　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各大战场都出现了重大转机。苏联战场，德国侵略军节节溃败；法国战场，英美联军成功登陆诺曼底，开辟了第二战场；太平洋战区，美国开始了对日本本土的大规模轰炸；中国的抗日战争由长期的战略防御转为战略反攻。

　　这年夏天，梁思成被任命为战区文物保护委员会副主任，他带着年轻的助手罗哲文住进了中央研究院的招待所。

　　重庆号称中国的三大“火炉”之一，在中央研究院蒸笼似的屋子里，梁思成和助手罗哲文每天挥汗如雨，伏案工作。他们负责编绘了一套沦陷区的文物建筑资料，把日本人占领区域的古城、古镇、古建筑都在地图上标明位置，以防止它们在战略反攻中被毁。

　　这套资料发给了奉命轰炸日军基地的美国飞行员，还送给当时在重庆的周恩来一份。

　　建筑艺术是超越国界的，所有的古建筑都是人类文化与智慧的凝结。日本人向中国人头顶上倾倒下如蝗的炸弹，夺去了千万人的生命，梁思成却在地图上将京都、奈良两座古城重重地画了一个圈。

　　此后，在盟军对日本本土疯狂的轰炸中，这两座古城奇迹般的毫发无损。四十年后，在日本奈良召开的保护古代文物建筑的国际学术会议上，梁思成当年的这一壮举才被更多的人知道，日本人民因此称他为“古都的恩人”。

　　“古都的恩人”，在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胜利之夜，只想早一点回到李庄，与病榻上的妻子分享这一份巨大的喜悦。

　　费慰梅最能理解老朋友的心情，她成功地动员一架C-47美国运输机的飞行员，送他们到李庄去。

　　一别十年，十年后再相见，彼此的芳华都已被岁月的沧桑打磨殆尽。尤其是林徽因，她苍白、瘦弱，病容满脸，已完全不再是当年北总布胡同那个美丽优雅的女主人了。但她看事情的角度与对生活的态度，都变得更加深刻。费慰梅怎么都没想到，艰难动荡的社会与生活，可以对一个人有如此大的改变。她与林徽因紧紧拥在一起，失声痛哭……

　　此时的林徽因，病情已经再度恶化，她时常感到膀胱部位一阵阵的剧痛，这样的剧痛曾让她写下一首《忧郁》小诗：

　　你曾那样拿理想赌博，不幸

　　你输了；放下精神最后保留的田产，

　　最有价值的衣裳，然后一切你都

　　赔上，连自己的情绪和信仰，那不是自然？

　　……

　　胜利的消息，再度让这个被病痛折磨的女人容光焕发起来。

　　她忘记了病痛，抛开曾经萦绕盘旋的忧郁。

　　她下床了。

　　她要到街上，去茶馆，以自己的方式庆贺一番。

　　一顶小轿子，载着林徽因，晃呀晃就出了那个五年来她都不曾走出过的小村，费慰梅一路跟在旁边陪伴。掀开轿帘，帘外满目都是生机勃勃的翠绿，竹林，山峦，小溪，还有一张张陌生的脸孔……林徽因的身体被战争与病痛囚禁了整整五年，一旦放飞，如鸟出樊笼，鱼跃大海，那份畅意，无以言说。

　　有了那次出门的经历，林徽因又相继坐轿子进了几次城。女儿梁再冰的两个男性朋友用篙撑船载她去城里，她在一家饭馆吃了面，又在另一家茶馆休息，回程的途中，经过一个足球场，她坐在河边的一座茶棚里观看了一场球赛……

　　有一天，她还换上一套漂亮的休闲服，去了女儿的学校，引得学生们一片轰动。

　　那颗沉埋了太久的种子，因着老朋友的到来，似乎又被唤醒了，爱美，爱阳光，爱一切的生意……

　　费慰梅在李庄待了数日，又回重庆去了。林徽因在信上向朋友汇报着她近日的生活与打算：

　　如果太阳能再露脸，而我的身体又能恢复到像样的程度，不管天气冷不冷，哪怕就为了好玩，也要冒险到重庆去。我已经把我的衣服整理好、缝补好，准备动身，当气氛适合的时候，我收拾行装来找你应该没问题。但天一直在下雨……而且也没有船。显然你从美国来到中国要比我们从这里去到重庆容易得多。

　　林徽因的梦，终于圆了。她等到了去重庆的船。

　　1945年11月，在梁思成的陪伴下，林徽因离开李庄，到了重庆。

　　她的身体仍然十分虚弱，到重庆后，大部分时间都只能待在中央研究院的招待所里。

　　但林徽因还是莫名兴奋，五年了，那是她第一次走出李庄。

　　在重庆费正清美国新闻处的两间宿舍里，林徽因忘情又贪婪地打量着周围的一切：那现代化的小壁炉，墙上的美丽唐马拓片，蒙了手工毛毯的临时长沙发……一切都那么陌生，又那么熟悉，那是她欣赏的格调，也曾是她熟悉的格调。

　　而今，在她的眼里，这一切都变得那么新奇。

　　她对费慰梅说：“简直像走进了一本杂志！”

　　费慰梅不忙的时候，会开着吉普车带她到重庆郊外去转转。

　　儿子梁从诫已随梁思成转来重庆的南开中学，他已是一名懂事又出色的中学生了。

　　坐在朋友的车子里，在重庆的大街小巷间穿过，兜风，去看看儿子。细心的费慰梅发现，林徽因的目光始终离不开街两边那些五光十色的店铺和漂亮的衣物。

　　久违的现代文明气息，正在唤醒林徽因体内尘封太久的热情。

　　那样的唤醒，却让朋友的心间掠过一抹浓浓的感伤……

　　里奥·埃娄塞尔博士，美国著名的胸外科专家，也是费正清的朋友，当时正在战后重庆的中国善后救济总署工作，费慰梅特地请他为林徽因做了检查。检查结果让人震痛，里奥博士告诉费慰梅：林徽因的双侧肺部和一侧的肾均已被结核菌严重感染。据他的诊断，林徽因的生命最多还能坚持五年。

　　这样的诊断结果，费慰梅没有告诉林徽因。

　　林徽因却从朋友的脸上完全读懂了一切，她平静地接受了这一现实，却从未在朋友面前提起。

　　12

　　/战后重逢

　　如同做了一个漫长的梦，梦醒时分，林徽因已置身在美丽的花园之都昆明。

　　那是1946年2月，战后昆明的第一个春天。

　　昆明依旧是那样的昆明，如洗的碧空，黛青的山峦，灿烂如锦的鲜花……昆明的明媚，与五年前没有什么不同。

　　住在朋友金岳霖为她安排好的大房子里，林徽因常常倚在窗前，忘记自己身处何方。

　　那是一栋干净宽敞、窗户很大的漂亮房间，看上去有一种如戈登·克雷早期舞台设计的效果。房间的大窗户正对着一个大大的花园，花园里有几株高大挺拔的桉树，枝丫间不时传来鸟儿们的欢啼。午后的阳光筛下斑驳的树影，又把那些树影映洒在天花板上，林徽因静静地沐浴在那一片光里……

　　她的身后，金岳霖像往常一样戴着他的遮阳帽，坐在一个小圆桌边安静地写作……

　　这样的静谧与温馨，于此时的林徽因来说，无异于一场梦境。她不能不感谢身后那个伏案默默写作的男人金岳霖，是他提议把她接到昆明来的。

　　上一年的11月，林徽因走出李庄，走进重庆，可等她再想返回李庄时，却回不去了。长江航运局为了治理长江的暗礁险滩，开始沿长江航道施工爆破，清理河道，从重庆到李庄之间的航班全部停运了。

　　远在昆明的金岳霖他们，早已得知林徽因的严重病情。他们觉得，昆明的环境也许比重庆更适合林徽因的身体康复，尽管让她这样一个病人坐飞机到高原，会冒一定的风险。斟酌再三，梁思成还是觉得那样的险值得一冒。就这样，林徽因在这年2月飞到了昆明。

　　飞行的疲劳，高原反应的不适，林徽因一到昆明就卧床不起。但昆明的蓝天、碧树、鲜花和与老朋友们重逢的喜悦，让那一切不适都显得微不足道。到昆明后不久，林徽因就写信向朋友费慰梅汇报：

　　最亲爱的慰梅：

　　……我终于又来到了昆明！我来这里是为了三件事，至少有一件总算彻底实现了……这次重逢所带给我的由衷的喜悦，甚至超过了我一个人在李庄时最大的奢望。我们用了十一天才把在昆明和在李庄这种特殊境遇下大家生活中的各种琐碎的情况弄清楚，以便现在在我这里相聚的朋友的谈话能进行下去。但是那种使我们得以相互沟通的深切的爱和理解却比所有的人所预期的都更快地重建起来。两天左右，我们就完全知道了每个人的感情和学术近况。我们自由地讨论着对国家的政治形势、家庭经济、战争中沉浮的人物和团体，很容易理解彼此对那些事为什么会有那样的感觉和想法。即使谈话漫无边际，几个人之间也情投意合，充溢着相互信任的暖流，在这个多事之秋的突然相聚，又使大家满怀感激和兴奋……

　　……直到此时我才明白，当那些缺少旅行工具的唐宋时代的诗人们在遭贬谪的路上，突然在什么小客栈或小船中或某处由和尚款待的庙里和朋友不期而遇时的那种欢乐，他们又会怎样地在长谈中推心置腹！

　　我们的时代也许和他们不同，可这次相聚却很相似。我们都老了，都有过贫病交加的经历，忍受了漫长的战争和音信的隔绝，现在又面对着伟大的民族奋起和艰难的未来。

　　此外，我们是在远离故土，在一个因形势所迫而不得不住下来的地方相聚的。渴望回到我们曾度过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的地方，就如同唐朝人思念长安、宋朝人思念汴京一样。我们遍体鳞伤，经过惨痛的煎熬，使我们身上出现了或好或坏或别的什么新品质。我们不仅体验了生活，也受到了艰辛生活的考验。我们的身体受到严重损伤，但我们的信念如故。现在我们深信，生活中的苦与乐其实是一回事。

　　……

　　这一封信，似是林徽因为自己和朋友们几年流亡生活的一份深刻总结，更让人从中读出一份深深的感动。正如林徽因信中所言，战争严重损伤了他们的身体，却无法动摇他们的信念。战争让这一群人学会了忍辱负重，让他们树立起不一样的苦乐观。

　　林徽因在昆明养病的这一段时间里，梁思成正在重庆忙着把营造学社的书籍、各种图片、图纸、资料手稿和测绘工具等装箱打包。

　　抗战胜利了，他们要为北返做好一切准备。

　　那是一段让人激动又日夜难安的日子，尽管身在昆明的林徽因有老朋友们的悉心照顾，她还是无时不在等待着北归的消息。

　　1946年7月，结束了在昆明五个月的疗养，林徽因又乘飞机从昆明返回重庆，和全家人一起住在中央研究院的招待所里等。和他们一起等待的，还有西南联大和各研究所的几十个家庭。

　　战后的陪都，有太多的机构、官员及其眷属都急于北返。为了避免混乱，所有的飞机和船只都要进行统一管理，需要搬迁的机构也都按顺序编了号。排在1号的是中央大学，却也不知何时才能动身。营造学社和中央博物馆被排在了第47号，那也就意味着，他们还要再耐心地等好多天。

　　归心似箭，等待却是如此漫长。彼时的战后国统区，一片混乱。国民党官员战后大发国难财，肆意掠夺，不可遏制的通货膨胀让广大的知识分子和贫苦老百姓更加贫苦。那样的经济生活意味着一个人今天是腰缠万贯，明天可能就变得一贫如洗。政治的混乱和觉悟的痛苦，让林徽因再次坠入消极的悲伤。她忽然迷茫，那样的等待，对她这样躺在病榻上的人还有什么意义。

　　不管怎样，那一个时刻还是来了。在经过了漫长的一个多月的等待之后，1946年7月31日，林徽因一家人和朋友金岳霖，搭一架从重庆直航的飞机，飞向久别的故土…… 蓝星，夏国。

　　肿瘤科病房，弥漫着医院独有的消毒水味道。病房是单人间，设施俱全，温馨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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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对于孑然一身的路遥来讲，却是无人问津的等死之地。

　　他是癌症晚期，靠着意志力撑到现在，但也只是多受几天罪罢了。

　　此刻，路遥躺在病床上，怔怔望着床头柜上的水杯，想喝口水。

　　可他拼尽全力却无法让身体离开病床。剧痛和衰弱，让这原本无比简单的事情成了奢望。

　　这时，一道幸灾乐祸的声音响起：“表哥~你真是狼狈呢。连喝口水都得指望别人施舍。”

　　一位英俊的年轻男子悠闲坐在病床前，翘着二郎腿，眼睛笑成一道缝。

　　“你求求我，我给你喝口水如何？”

　　路遥面无表情，一言不发。自从失去了自理能力，一帮亲戚的嘴脸已经见多了，不差这一个。

　　男子起身，将水杯拿在手里递过来，“表哥别生气，我开玩笑的，你对我这么好，喂你口水还是能办到的。”

　　说完话，他将水杯里的水，缓缓倒在路遥苍白消瘦的脸上。

　　被呛到，路遥无力的咳嗽几声，好在少量的水流过嗓子，让他有了几丝说话的力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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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鑫，为什么？我从未得罪过你。你去星盟国留学，还是我资助的！”

　　张鑫将水杯放下，不紧不慢的说：“谁让你这么古板呢，只是运点感冒药罢了，又不犯法，你非得千方百计的拦着。”

　　路遥脸上闪过一丝了然之色，道：“张鑫你这垃圾，狗改不了吃屎。将感冒药运到国外提炼毒品……咳咳……”

　　张鑫理了下领带，笑道：“你别血口喷人啊，我可是国际知名企业家。这次回国，‘省招商引资局’还打电话欢迎我呢~”

　　路遥叹了口气，现在的自己什么都做不了，索性闭上眼睛不再说话，安静等待死亡的到来。

　　但张鑫却不想让眼前饱受病痛折磨、即将离世的表兄走好。他附身靠近，悄悄说道：琇書蛧

　　“表哥啊~其实呢，我这次回国主要就是见你一面，告诉你一声——你的癌，是我弄出来的~”

　　路遥陡然挣开眼，“你说什么！”

　　张鑫笑眯眯的掏出个铅盒打开，里面是件古怪的三角形饰物，仅有巴掌大小，中间是只眼睛似的图案，一看就很有年代感。

　　“眼熟吧？这是我亲手送你的，货真价实的古董。我在里面掺了点放射性物质，长期接触就会变成你现在这副鬼样子。”

　　路遥马上认出来，这是自己很喜欢的一件古物，天天摆在书桌上，时不时的把玩，没想到却是要人命的东西！

　　他伸出枯枝似的手臂，死死的抓住眼前人的胳膊！“你……”

　　“别激动~表哥，我西装很贵的。”张鑫轻松拿掉路遥的手，小心的捏起铅盒，将放射性饰物塞进他怀里。

　　“我赶飞机，得先走一步。你好好留着这个当做纪念吧，有机会再去你的坟头蹦迪~”

　　说完话，张鑫从容起身离开。临走前，还回头俏皮的眨眨眼。他原本就男生女相，此时的神态动作居然有些娇媚。

　　保镖很有眼力劲，赶紧打开病房门。同时用无线耳麦联络同事，提前发动汽车。

　　~~~~~~~~

　　路遥只能无力的瘫在床上，浑身皆是钻心剜骨般的剧痛，还有无穷悔恨、不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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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很快，剧痛渐渐消失，只剩麻木，路遥隐约听到过世的双亲在喊他。

　　就在路遥的身体越来越飘，即将失去意识时，胸口突然阵阵发烫，将他惊醒。

　　从怀中摸出那三角形饰物，发现这玩意变得滚烫无比，还在缓缓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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