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林徽因传：韶华如诗，林下美人》（7）

　　第七章《林徽因传：韶华如诗，林下美人》（7）

　　北平岁月

　　01

　　/重返北平

　　幸福始终充满着缺陷。如果有过幸福，幸福只是瞬间的片断，一小段一小段。孤独却从一开始就注定要用一生来承担。越是聪明睿智的人，对孤独与幸福的体味越敏感。

　　有人说，林徽因是一个幸福的女人，一生中事业有成，家庭美满，生命中有三个男人曾为她付出过最真挚的感情。也许，发此感慨的人还只是将视线停留在她的人生表面。

　　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这深刻得触目惊心的一句，被与林徽因同时代的才女张爱玲抢注。林徽因却是用自己波折不断的一生来验证，她的生活，远没有身上的那件白袍那样光鲜无瑕疵。

　　最后要告诉你一件我决不曾意料的事：思成和徽因我以为他们早已回东北，因为那边学校已开课。我来时车上见郝更生夫妇，他们也说听说他们已早回，不想他们不但尚在北平而且出了大岔子，惨得很，等我说给你听：我昨天下午见了他们夫妇俩，瘦得竟像一对猴儿，看了真难过。你说是怎么回事？他们不是和周太太（梁大小姐）、思永夫妇同住东直门的吗？一天徽因陪人到协和去，被她自己的大夫看见了，他一见就拉她进去检验；诊断的结果是病已深到危险地步，目前只有立即停止一切劳动，到山上去静养。孩子、丈夫、朋友、书，一切都须隔绝，过了六个月再说话，那真是一个晴天霹雳。这几天小夫妻俩就像是热锅上的蚂蚁直转，房子在香山顶上有，但问题是叫思成怎么办？徽因又舍不得孩子，大夫又绝对不让，同时孩子也不强，日见黄白。你要是见了徽因，眉眉，你一定吃吓。她简直连脸上的骨头都看出来了，同时脾气更来得暴躁。思成也是可怜，主意东也不是，西也不是。凡是知道的朋友，不说我，没有不替他们发愁的；真有些惨，又是爱莫能助，这岂不是人生到此天道宁论？

　　1931年2月24日，徐志摩从上海抵达北平，他将要在北大任教，教授英国诗歌与翻译。徐志摩抵达北平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探望梁思成和林徽因。

　　在2月26日给陆小曼的这封信上，徐志摩向陆小曼详述梁氏夫妇当时的情形。虽徐志摩难免有在信上故意夸大林徽因之惨状的嫌疑（为消除陆小曼的敌意），但从这封信上，还是不难看出梁思成和林徽因当时生活之窘迫为难。

　　关于徐志摩和陆小曼那一场沸沸扬扬的婚恋风波，此时已渐趋平静。他们的故事，或者应该另起一章。但知此时这对如飞蛾扑火一样，从浪漫恋情里扑进婚姻围城的年轻夫妇，已被婚后一地鸡零狗碎磨光了热情。他们争吵不断，家里的经济状况也日渐捉襟见肘，徐志摩不得不做更多的兼职来维持家用。

　　争吵的根源也许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林徽因。徐志摩虽然与陆小曼成婚，却未曾一日放下过林徽因。他“顺道”去沈阳，来北平下车后就直奔梁思成家，甚至在此后把北平的梁家当成了自己的第二个家，梁思成和林徽因把他奉为座上客。陆小曼不会不明白其中的原因，更无法不介怀。

　　1930年年底，梁思成送林徽因和孩子回北平，将他们暂时安置在东直门寓所。他原本想等开学赶回去继续上课，可正如徐志摩在信中所言，形势的发展让他们措手不及——林徽因的肺结核病竟然已到了相当危险的地步，要抛家弃子安心静养。

　　不让看书，不能见孩子，不能见朋友……这其中的任何一条对林徽因来说都是无法忍受的事，但医生的话不能当作耳边风。

　　林徽因的脾气变得莫名暴躁，动辄就向梁思成发脾气。梁思成则左右为难，一边是要人照顾的妻子，一边是才满周岁的女儿，还有东大的工作。寒假结束，他原本应该马上返回学校工作，现在，他根本走不开。

　　也许，正是在这种为难的境地里，才让梁思成决定放弃东大辛苦创建的建筑系，回北平来发展。他接过了朱启钤抛来的橄榄枝。

　　朱启钤，字桂莘，人称朱桂老，曾在袁世凯政府担任内务总长。在这期间，他奉袁世凯之命修缮皇宫，那些历史悠久的辉煌古建筑遂引起了他强烈的兴趣。梁思成在美国读书时，曾收到父亲梁启超寄去的一本宋代建筑学家李诫的《营造法式》，那本书即为朱启钤发现的，他将这部著作重新印刷发行，在学界引发很大反响。

　　之后，朱启钤自筹资金，发起成立了“中国营造学社”，他自任社长。这是一个专门从事中国古代建筑研究的机构，学社最初设在朱启钤的家中，学社成员大多是一些国学家。

　　1930年，朱启钤为筹措学社的经费，向“庚子赔款——中华教育基金会”提出了申请。基金会董事周诒春，曾任清华学堂校长，他对营造学社事务非常热心，但他又担心彼时学社的学术力量不够，没有专门的建筑方面的人才，申请经费的理由怕是不充分。为此，他曾专程到沈阳邀请梁思成和林徽因加入学社。那时，东大建筑系才刚刚步入正轨，梁思成婉拒。

　　现在，旧话重提，又加上生活上的压力，梁思成不得不重新来考虑自己的去向。营造学社的研究项目，正是自己所热衷的，回北平来工作又能照顾到家。如此一番掂量，梁思成决定回北平。

　　营造学社的工作安定下来了，梁思成在靠近东城墙的北总布胡同租了一个四合院，算是正式在北平安下了家。这是一座典型的北京四合院，高高的围墙里是一座封闭而宽敞的庭院，院里有美丽的垂花门，院子里种着石榴、槐树，还有一株海棠，两株马缨花。四周是罗列的单层灰瓦平房，平房与平房之间有走廊相连，方砖铺地。房间面向院子的那一面，是大扇的木格子门窗。格子里糊了漂白的薄纸，阳光可以大朵大朵地泼进来。从外面看，却看不到屋里。搬来之前，梁思成让人把窗户下层窗框上糊的白纸换成了玻璃，这样，人坐在屋里就可以毫无遮拦的看到院子里的花花草草。

　　对于这个安静却并不显偏僻的新居，林徽因非常满意。虽然医生一再叮嘱她不要读书写作，劳心费力，但她还是从这里开始了她的写作生涯，也从这里开始了她生命中又一个美丽的季节。

　　气温一天天回升，春天翩然降临在北总布胡同3号这个四合小院。满树的海棠花和马缨花，开得云蒸霞蔚。

　　梁思成已到中国营造学社，担任法式部主任。

　　林徽因也被聘为学社的校理。

　　慌乱无序的生活，再次向他们绽开笑颜。林徽因的心情也不再那么阴沉，她决定听从医生的建议，到香山静养。

　　养好身体才有一切。

　　02

　　/诗人的心灵

　　笑的是她的眼睛，口唇，

　　和唇边浑圆的漩涡。

　　艳丽如同露珠，

　　朵朵的笑向

　　贝齿的闪光里躲。

　　那是笑——神的笑，美的笑：

　　水的映影，风的轻歌。

　　笑的是她惺忪的鬈发

　　散乱的挨着她耳朵。

　　轻软如同花影，

　　痒痒的甜蜜

　　涌进了你的心窝。

　　那是笑——诗的笑，画的笑：

　　云的留痕，浪的柔波。

　　——《笑》

　　夏日的香山，林木扶疏，山泉鸣溅，是避暑休养的绝佳去处。

　　1931年夏天，林徽因到香山双清别墅静养。香山的山光云影，挥去了她心头的阴霾，激发了她心中沉睡的诗意。一首《笑》，几乎可以让我们看到荡漾在她嘴唇边的笑窝。

　　这首诗也最能体现她早期诗歌的浪漫、唯美风格。

　　位于香山南麓半山腰的双清别墅，原是清代皇家园林和香山静宜园“松坞山庄”旧址，因乾隆曾在此题字“双清”而得名。这里环境幽雅，以其苍翠的竹林、遮天蔽日的银杏、挺拔的松柏、古朴的建筑而引人前往。

　　夏日的双清别墅，景色更胜平时。院内一池碧荷，在风中摇曳绽放，山风过处，荷香阵阵。院墙边的竿竿翠竹，飒然作响，筛下满地清凉。

　　这次同林徽因一起上山的，还有她的母亲和女儿梁再冰。梁再冰已经一周岁多，长得越发可爱，一双漂亮的眼睛酷似她的母亲，脸盘儿却长得像梁思成。她已经开始绕人咿呀学语了。

　　为了让林徽因在山上不感觉寂寞，学社工作不忙的时候，梁思成会尽量抽空上山来陪陪她们母女。他还雇脚夫把家中的一些藏书送上山来，那多是一些历史典籍，林徽因在山上依然在做着关于古建筑的考据工作。

　　医生不让林徽因过多看书劳累，梁思成便常常拉着她到山上走走。香山山势平缓，夏日时节被满山深深浅浅的绿笼罩。满山明晃晃的阳光里，走在绿荫下的小径上，却丝毫感觉不到炎热。路边岩壁间，随处可见清澈的山泉从高处流淌而下。略含苦涩的松柏脂的清香，弥漫在林间。隐蔽在林间的山寺飞檐，如一只栖息在绿树枝头的鸟儿，不时跃入人的眼帘。

　　那是一个远离了尘嚣的诗意世界，林徽因被病痛折磨的肺在这里也变得清透了许多。她每天都沉浸在一种幸福与兴奋当中，被心底里源源涌上来的各种意象而激动着。

　　夜色中的香山，退却白日的热闹与喧嚣，满山的鸟儿都已归巢。夜风像温柔的手指，抚过满山的松柏翠竹，发出低沉的呜咽之声。那些古老而雄壮的建筑也在夜色中静静地睡了。林徽因却睡不着，她听到夜色中的一种乐声，正水一样漫过她的心房，在她的心湖上漾起微疼的涟漪：

　　这一定又是你的手指，

　　轻弹着，

　　在这深夜，稠密的悲思；

　　我不禁颊边泛上了红，

　　静听着，

　　这深夜里弦子的生动。

　　一声听从我心底穿过，

　　忒凄凉

　　我懂得，但我怎能应和？

　　生命早描定她的式样，

　　太薄弱

　　是人们的美丽的想象。

　　除非在梦里有这么一天，

　　你和我

　　同来攀动那根希望的弦。

　　——《深夜里听到乐声》

　　夏季是一年四季里的壮年，香山的这个夏天注定是林徽因生命中诗意蓬勃的一个夏天。大自然的抚慰，不时上山来探视她的亲朋好友，让林徽因每天都沉浸在一种无言的感动里。她在诗里轻轻地说着疼，说着感伤，那份感伤也是如此轻盈，像挂在她嘴唇边的一声轻叹，一个轻软的梦。

　　5月中旬，徐志摩拉上张歆海夫妇和张奚若夫妇，一同上山来。

　　有朋自山下来，不亦乐乎。见到这些熟悉的老朋友，林徽因兴奋得像个孩子，一路说不停，朋友们也被她的快乐感染。香山的阳光和山风，把林徽因的苍白掠去，她比来山上前胖了许多，脸上也红润了很多。

　　在山上的这些日子里，除了读书，到林间漫步寻诗写诗也是林徽因日子里极为重要的一项。她来的时节，香山的桃花还没有败下去，那满山的云白嫣红，曾经激励着她一口气写下一首《桃花》：

　　桃花，

　　那一树的嫣红，

　　像是春说的一句话：

　　朵朵露凝的娇艳，

　　是一些

　　玲珑的字眼，

　　一瓣瓣的光致，

　　又是些

　　柔的匀的吐息；

　　含着笑，

　　在有意无意间，

　　生姿的顾盼。

　　看，——

　　那一颤动在微风里

　　她又留下，淡淡的，

　　在三月的薄唇边，

　　一瞥，

　　一瞥多情的痕迹！

　　读给在座的朋友们听，林徽因觉得自己的诗还写得太稚嫩，却得到徐志摩等人的高度评价。这些诗歌构思巧妙，意象优美，从中透露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林徽因用清新灵动的语言，以独特的想象，为读者构筑了一个诗性世界。

　　其实，还在来香山养病之前，她就曾为徐志摩刚刚创办的《诗刊》写了三首诗：《那一晚》《谁爱这不息的变幻》《仍然》。这些诗以“尺棰”的笔名发表在1931年4月《诗刊》第二期上。

　　朋友们的鼓励让林徽因创作的欲望大涨。在香山的那段日子，她又接连写下了《激昂》《莲灯》《情愿》《中夜钟声》《山中一个夏夜》等，这在她的文学创作史上，应该是写诗最多的一年。

　　当时，徐志摩、闻一多等人为代表的“新月派”诗人，正在提倡新诗的格律化，主张新诗要讲究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这种极力要“改变白话新诗不像诗”的创作主张与追求，在当时吸引了大批年轻的诗人，朱湘、刘梦苇、饶孟侃等都是当时活跃诗坛的“新月派”诗人。林徽因的诗歌创作很显然也受他们的影响，诗歌中也处处体现着“新月派”诗歌的“三美”特征。

　　除此之外，在这期间，她还创作了她的第一篇家庭小说《窘》。

　　林徽因曾以诗闻名于当时的文学界。但她的诗却和上面谈到的其他作品有所不同。如果说，她通过自己的小说、剧本和散文，是有意识地要对当时她所观察到的社会现实有所反映的话，那么，她的早期诗作，除少数几首曾表露了对民族命运所怀的忧患感和深沉的爱国心之外，更多地却是以个人情绪的起伏和波澜为主题的，探索着生活和爱的哲理；是一种恬静生活中内向的精神发掘，因而其社会意义不如前一类作品那样显著，题材也显得比较狭窄。她的诗之所以受到一些读者的赞赏，主要是因为诗中所流露的情感的真挚、细密和纯净，以及在表现形式上和手法上的清新和完美。她在诗中所用的语言，明快而隽永，常能准确、生动地捕捉和描绘出瞬息即逝的意境的幻动和思绪的微妙变化，并有着鲜明的韵律性。特别是在她自己朗读的时候，常常像是一首首隐去了曲谱的动听的歌。她的诗，又长于用写景的手法来抒情。尤其具有特色的是，她对中国古代建筑的了解、热爱和她在美术方面的修养，常常使她的作品中出现对建筑形象和色彩的描绘，或以之作为文学上的比喻。

　　知母莫如子，对于林徽因的各项成就，她的付出，她的收获，最有发言权的应是她的家人。其子梁从诫在《建筑家的眼睛，诗人的心灵》一文中，对母亲的一生进行了深情的总结，其中就提到她早期的诗歌创作。或许，这可以作为解读林徽因诗歌的一把钥匙。

　　03

　　/建筑家的眼睛

　　古今中外的伟大诗人、作家，往往都有着自己不同寻常的写作习惯。李白无酒不成诗，酒是浪漫主义诗篇的酵母；安徒生喜欢在幽静的森林里构思他的童话，一进入那绿海般的森林，他的艺术想象力便空前活跃。

　　林徽因为后世的很多读者喜欢，往往是因为她那一首首唯美浪漫的诗。

　　据林徽因的弟弟林宣回忆，当年，林徽因每每写诗时，要点上一炷清香，摆一瓶插花，穿一袭白绸睡袍，面对庭中一池荷花，在清风飘飘中，吟哦酿制佳作。

　　这样一幅美人临荷吟咏图，不闻其声，不见其人，闭目凝思，已足够醉人。林徽因也常常为自己所营造的浪漫氛围而陶醉，她曾和梁思成开玩笑：“我要是个男的，看一眼就会晕倒！”梁思成却故意气她：“我看了就没有晕倒。”

　　一段俏皮而充满生活情趣的短短对话，为我们掀开了林徽因当年香山静养生活的一角。也就不奇怪，在那一年里，她何以能写出那么多诗。

　　原本寂寞的日子，用诗意来填满。遍地的风沙里，也能把日子过得满目芳华。诗意与现实功利很远，却可以让林徽因一路采撷着朵朵快乐与幸福，哪怕在缠绵病榻的日子里。

　　1931年9月底，林徽因结束了在香山的疗养，回到北总布胡同3号的家。

　　林徽因嗔怪着梁思成太理智，不懂得欣赏美，也不过夫妻间一个娇嗔而已。他怎么会是一个不懂欣赏美的男子？他的心中有美，有大美。那份大美，也是林徽因为之着迷的。

　　古都北平，历经各朝代的风雨更替，多少前朝往事皆如烟散去，却遗留下一批又一批的古建筑，散落在古城四郊，在无言地诉说着那些远去的历史。夕阳巷陌，断垒残垣，在北平四郊，有多少古建筑被人遗忘，在风雨里颓败坍塌，直到它们等来了梁思成、林徽因，这一对酷爱“建筑意”的伉俪。

　　1932年夏天，在梁思成的推动下，营造学社开始了第一次野外考察。北平近郊的古建筑，成为他们首先考察的目标。

　　卧佛寺，则成为他们考察的第一站。

　　位于北京市西山北的寿牛山南麓、香山东侧的卧佛寺，始建于唐贞观年间，原名兜率寺，又名寿安寺。以后历代有废有建，寺名也随朝代变易有所更改。清雍正十二年重修后，改名为普觉寺。由于唐代寺内就有檀木雕成的卧佛，后来元代又在寺内铸造了一尊巨大的释迦牟尼涅槃铜像，因此，一般人都把这座寺院叫作“卧佛寺”。

　　卧佛寺向南而筑，寺院的建筑依山势的起伏而建。从山下沿着一条上坡路上山，路两侧古柏参天。还在香山疗养期间，林徽因曾数次眺望过它，也曾走马观花地去寺里游玩过。

　　学术研究与旅游观光，其关注点大不相同。在那次考察中，梁思成和林徽因关注的是卧佛寺的整个建筑布局，通过考察，他们有一个欣喜的发现——这里竟是北平唯一一处唐代布局的寺院。

　　和敦煌壁画上那些寺院的格局相似，卧佛寺从前端的牌楼到后殿，都是建筑在一条中轴线上。但它又不是寻常寺院那种“四合头”结构，而是分前后几进院子，由山门开始，左右两条游廊贯穿全寺。虽然游廊中间有方丈客室和东西配殿，但那丝毫不会破坏整个寺院大长方形的结构。

　　这样一座珍贵的古建筑，却没有得到应有的珍惜与保护。

　　在与寺院智宽和尚攀谈的过程中，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心情变得沉重起来。智宽和尚说，他的前任住持已与基督教青年会签订了合同，以每年一百元的租金一租二十年，把寺院的大部分殿堂租借了出去，供前来游玩的青年会成员住宿。观音堂前的水池，也成了青年会的游泳池。池塘四周的白石栏杆，竟然拆下来叠在池边做了入池的台阶。

　　古文物保存，在当时很多人的心里，还是一片空白，那让他们觉得滑稽又无奈。

　　考察卧佛寺后，他们又去了香山南边的法海寺。

　　法海寺建于明正统四年，也曾辉煌一时。但随着朝代的更替，风雨的侵蚀，它也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

　　梁思成与林徽因去看时，整个寺院已显得极为破败萧条。因寺院建在香山南麓一个分支山坡上，寺门却在一里外的山坡下，加之山路两边杂树丛生，如果不仔细看，甚至很难注意到在山坡上竟然还立着一座寺庙。

　　但法海寺奇妙的建筑布局吸引了梁思成和林徽因——寺庙坐西朝东，这种格局在北平极少见。

　　在《平郊建筑杂录》中，林徽因详细记录了他们的这一发现：

　　特别留意到这寺门的人，却必定有。因为这寺门的形式是与寻常的极不相同：有圆拱门洞的城楼模样，上边却顶着一座喇嘛式的塔——一个缩小的北海白塔。这奇特的形式，不是中国建筑里所常见。

　　……门上那座塔的平面略似十字形而较复杂。立面分多层，中间束腰石色较白，刻着生猛的浮雕狮子。在束腰上枋以上，各层重叠像阶级，每级每面有三尊佛像。每尊佛像带着背光，成一浮雕薄片，周围有极精致的琉璃边框。像脸不带色釉，眉目口鼻均伶俐秀美，全脸大不及寸金。座上便是塔的圆肚，塔肚四面四个浅龛，中间坐着浮雕造像，刻工甚俊。龛边亦有细刻。更上是相轮（或称刹），刹座刻作莲瓣，外廓微作盆形，底下还有小方十字座。最顶尖上有仰月的教徽。仰月徽去夏还完好，今秋已掉下。据乡人说是八月间大风雨吹掉的，这塔的破坏于是又进了一步。

　　在林徽因的笔下，那些冷硬的建筑瞬间变得灵动，她绘声绘色的描绘，让一篇原本枯燥的建筑论文变得文采飞扬，但那丝毫不影响她工作的严谨性。在《平郊建筑杂录》中，她还记录了杏子口三座佛龛的发现过程。这里不再一一赘述。

　　林徽因爱美，美的山、美的水、美的服饰，她都爱。她去山上考察那些古建筑，有时候还会穿着旗袍；她写建筑论文，以如诗如散文的笔调，这完全改变了人们对“考古”“建筑师”等词的印象。林徽因自己曾用一个前人从未用过的新名字“建筑意”来形容她看到这些古建筑时的感受：

　　这些美的所在，在建筑审美者的眼里，都能引起特异的感觉，在“诗意”和“画意”之外，还使他感到一种“建筑意”的愉快。这也许是个狂妄的说法——但是，什么叫做“建筑意”？我们很可以找出一个比较近理的定义或解释来。

　　……无论那一个巍峨的古城楼，或一角倾颓的殿基的灵魂里，无形中都在诉说，乃至于歌唱，时间上漫不可信的变迁；由温雅的儿女佳话，到流血成渠的杀戮。他们所给的“意”的确是“诗”与“画”的。但是建筑师要郑重郑重的声明，那里面还有超出这“诗”、“画”以外的意存在。眼睛在接触人的智力和生活所产生的一个结构，在光影恰恰可人中，和谐的轮廓，披着风露所赐与的层层生动的色彩；潜意识里更有“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楼榻了”凭吊兴衰的感慨；偶然更发现一片，只要一片，极精致的雕纹，一位不知名匠师的手笔，请问那时锐感，即不叫他做“建筑意”，我们也得要临时给他制造个同样狂妄的名词，是不？

　　多年后，她的儿子梁从诫对母亲的评价更是一语中的：

　　严肃而又十分专门的科学研究工作并没有限制林徽因文学家的气质。相反，这两个方面在她身上总是自然结合、相得益彰的。她所写的学术报告独具一格，不仅有着严谨的科学性和技术性内容，而且总是以奔放的热情，把她对祖国古代匠师在建筑技术和艺术方面精湛的创造的敬佩和赞美，用诗一般的语言表达出来，使这些报告的许多段落读起来竟像是充满了诗情画意的散文作品。

　　林徽因是以诗人、文学家的形象为后世人所喜爱的。然而，诗歌与文学并不是她一生的事业，她一生为之倾尽心血的，是建筑。作为一个古建筑学家，林徽因把诗人、文学家的气质带到她的建筑事业中来，那让她成为我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一位女建筑家：她有科学家的缜密、史学家的哲思和文艺家的激情。

　　面对那些淹没在历史烟尘中的亭台楼阁，她不仅会发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长太息，还会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埋头记录下那些古建筑的尺寸和方位。在她的眼里，那些古建筑不仅是技术和美的结合，更是历史与人性的凝聚。

　　有生之年，能与那些古建筑相遇，是建筑家林徽因的幸运。能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里，与诗意的建筑家林徽因相遇，更是那些古建筑的幸运。

　　北平近郊的古建筑考察，才是建筑家林徽因长长的建筑事业中迈出的一小步。

　　04

　　/太太的客厅

　　北总布胡同3号，当年梁思成与林徽因夫妇的租住地，从1931年到1937年，他们一共在那里住了七年。那七年，也是他们为研究中国建筑史、保护中国文物做出重要贡献的时期。极为遗憾的是，这对为中国古建筑呕心沥血的人，一生中却连一处故居也没有留下。北总布胡同3号的房子，最终也淹没在现代都市轰轰烈烈的拆建大潮里。

　　如今的高楼大厦间，再也难寻觅北总布胡同的踪影。然而，历史的足迹不会被彻底抹去，北总布胡同3号林家客厅里的盈盈笑语声，依旧会穿越现代都市的滚滚车流，直抵人的心灵。

　　20世纪30年代，北总布胡同3号，不仅仅是梁思成和林徽因的私家庭院，更成了当时北平文化界人士重要的聚会场所。也许，那要得力于那个庭院里有位能干的女主人，北总布胡同3号因此有了另一个响亮的名字——太太的客厅。

　　林徽因出色的交际才华，还在她陪父亲游历欧洲时，就已经头角初显。1931年回北总布胡同3号安家之后，作为那个家里真正的女主人，她更是把那份才华展现得淋漓尽致。

　　极富文艺气息的女主人，把宽敞的客厅布置得极为古雅。从旧货店里挑选的硬木家具，沙发旁的案几上，摆着他们野外考察时捡回来的残损石雕，书架上整整齐齐摆满中英文书籍。墙上是梁启超生前为他们手书的条幅，那是一幅李白、杜甫诗句集联：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

　　愿儿女如天然去雕饰的出水芙蓉一样纯洁坦荡，如一只万里随风展翅的白鸥一样勇往直前，也许是一位父亲对儿女的最好期待与祝福吧。

　　熟悉梁思成夫妇的人，都知道他们两个的脾气性格很不相同。林徽因美丽、聪明、活泼，善于和周围的人搞好关系，但她又常常锋芒毕露，容易以自我为中心。梁思成则显得比较刻板稳重，他严肃而用功，又富有幽默感。

　　这样一对欢喜冤家组合，在婚姻生活中虽常常争吵不断，却吸引了一大批有才华的朋友。尤其是林徽因，其魅力让很多男士陶醉。北总布胡同便成了那些文化名流们经常聚会的地方。

　　哲学家金岳霖、诗人徐志摩、作家沈从文和萧乾、政治学家张奚若、钱端升，经济学家陈岱等，均是梁家常客。金岳霖更是把梁家当成自己的家。

　　金岳霖是湖南人，高大瘦削，爱打网球，为人矜持，却又能说会道。早年在北京学习时获赴美奖学金，到宾夕法尼亚华尔顿学院经济和商业的预备班学习，毕业后又到英、法等国留学，差不多在国外待了十年。传说他与西方姑娘有几桩恋爱故事，有一个还曾跟他到北京，但他终身未娶。

　　还在国外留学期间，金岳霖就与徐志摩相识，后又通过徐志摩与梁家夫妇成为好朋友。

　　那时，梁家住前面的大院，金岳霖住后面的小院。因为金岳霖是单身，自由度更大。每个周末，是朋友们相聚的时间，他们多是去后院的金岳霖家里，有时也去梁家。

　　不管在金岳霖家的客厅，还是梁家的客厅里，林徽因都当之无愧是其中最亮丽的主角。她的美貌是吸引众人的一方面，更让人折服的是她的智慧与才华。

　　林徽因思维敏捷，说起话来语速极快，常常滔滔不绝，让别人无从插嘴。她广博的知识面，让她从来不缺乏话题：旅途见闻、读书心得、人生感悟、艺术鉴赏……众人面前，林徽因顾盼生辉、光彩照人，她所拥有的强大的控制场面和调动情绪的本领，让他们家客厅里笑语欢声，迸珠溅玉。

　　那个时候，梁思成和其他朋友就只好乖乖地做她的听众。

　　有时候，也有争执。就某一个问题，林徽因与朋友争得面红耳赤，但那丝毫不影响大家的友谊，下一个周末，朋友们还是不请自来。

　　作为梁家的近邻，又是林徽因一生的追随者，金岳霖应该算是梁家最特殊的一位朋友，他近距离接触梁家夫妇的时候也最多。

　　一对欢喜冤家，有时候会因为一点小事就吵得不可开交，金岳霖便成了他们夫妇之间的调解人。

　　有一个场景，金岳霖曾在《我喜欢做对联》一文中饶有兴致地讲述。

　　那是一个凉爽的清晨，金岳霖正在屋里看书，忽然就听门外有人在叫他，出门一看，院子里静悄悄，什么人也没有。“老金，老金……”原来，那个声音来自空中，抬头看去，才发现梁思成和林徽因正站在前院正房的屋顶上，笑嘻嘻地喊他。

　　那是他们又在练习攀援、上房，为以后外出考察古建筑做准备。

　　金岳霖担心房子屋顶不结实，连声催促他们下来，谁料林徽因竟笑哈哈地来回在房顶上走起来。

　　从房顶上下来，来到金岳霖家的客厅，老金早已吩咐仆人为他们泡好了茶。看他们满不在乎的样子，老金忍不住送他们一副对联，上联是“梁上君子”，下联是“林下美人”。

　　金岳霖平时就喜欢做对联，常常把朋友们的名字嵌入联中。这一次，他又巧妙地把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姓嵌入对联，还把二人的职业与性格特征如此恰切地表现出来。

　　这副对联极对梁思成的心思，他说：我就是要做“梁上君子”，否则我怎么能打开新的研究路径，不还得纸上谈兵吗？林徽因则不悦了：什么美人不美人的，好像一个女人就没有什么事可做，只配做摆设似的！

　　这样的话，林徽因当然不只是嘴上说说，她用行动证明了自己的一生，没有活成花瓶似的摆设。

　　相较于金岳霖、沈从文等老朋友，彼时的萧乾，在林徽因面前算作一位文学晚辈。那时，他才二十岁出头，初识林徽因时还是燕京大学新闻系三年级的学生。因沈从文的引荐，也因为他发表在《大公报》上的第一篇小说《蚕》吸引了林徽因的注意，他也成了林家客厅中的一员。多年后，萧乾仍然记得当年的情景：

　　那天，我穿着一件新洗的蓝布大褂，先骑车赶到达子营的沈家，然后与沈先生一道跨进了北总布胡同徽因那有名的“太太客厅”。

　　听说徽因得了很严重的肺病，还经常得卧床休息。可她哪像个病人……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是用感情写作的，这很难得。”给了我很大的鼓舞。她说起话来，别人几乎插不上嘴。别说沈先生和我，就连梁思成和金岳霖也只是坐在沙发上吧嗒着烟斗，连连点头称是。徽因的健谈决不是结了婚的妇女那种闲言碎语，而常是有学识、有见地、犀利敏捷的批评。我后来心里常想：倘若这位述而不作的小姐能够像十八世纪英国的约翰逊博士那样，身边也有一位博斯韦尔，把她那些充满机智、饶有风趣的话一一记载下来，那该是多么精彩的一部书啊！她从不拐弯抹角，模棱两可。这种纯学术的批评，也从来没有人记仇。我常常折服于徽因过人的艺术悟性……

　　写下这篇回忆录时，已是1998年12月，萧乾病重住院，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日子里，他还在深情地写着有关林徽因的回忆文章。

　　像萧乾一样，在当时受林徽因提携鞭策的，还有很多。林徽因一生都极有男人缘，颇受异性朋友的喜爱呵护，却不太受女性朋友的喜欢。也许，女人的天性如此，她的光芒太盛，难免会刺痛同性朋友的眼睛。

　　林徽因在北总布胡同3号把一个家庭聚会搞成轰动一时的文化沙龙，时人称它为“太太的客厅”，这就不得不提到冰心写过的一篇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据说小说里的女主人公和诗人就是以林徽因和徐志摩为原型写的，金岳霖也曾说过：这篇小说“也有别的意思，这个别的意思好像是三十年代的中国少奶奶们似乎有一种不知亡国恨的毛病”。冰心是否真的含有这重意思不得而知，对此，林徽因却给以巧妙的回应，据李健吾回忆：“她恰好由山西调查庙宇回到北平，带了一坛又陈又香的山西陈醋，立即叫人送给冰心吃用。”

　　美国康奈尔大学读书期间，校友会上，林徽因与冰心还玩得很不错，但后来两人的关系一直不怎么和谐。不管冰心小说中是否影射到林徽因，“太太的客厅”还是在两人中间投下了一道阴影。

　　但也不能不承认，在三十年代的北平，“太太的客厅”确实显示了当时京派文化的独特魅力。那些来自清华、北大的教授，大多都曾留学欧美，回国后又是各自学科的带头人。虽然他们的研究和创作领域各不相同，但对研究和创作的严肃态度和进取精神却相似，爱国精神和民族自豪感也相似。不同文化领域的涉及与融会交流，更是有利于他们共同视野的开阔。真诚的友谊则带来了无限的精神力量，哪怕到后来最艰苦的南下逃难岁月，那份友谊都不曾中断。

　　这应该也算是梁思成与林徽因建筑成就之外，对中国文化事业的另一份贡献吧。

　　05

　　/痛别志摩

　　那一晚我的船推出了河心，

　　澄蓝的天上托着密密的星。

　　那一晚你的手牵着我的手，

　　迷惘的星夜封锁起重愁。

　　那一晚你和我分定了方向，

　　两人各认取个生活的模样。

　　到如今我的船仍然在海面飘，

　　细弱的桅杆常在风涛里摇。

　　到如今太阳只在我背后徘徊，

　　层层的阴影留守在我周围。

　　到如今我还记着那一晚的天，

　　星光、眼泪、白茫茫的江边！

　　到如今我想念你岸上的耕种：

　　红花儿黄花儿朵朵的生动。

　　那一天我希望要走到了顶层，

　　蜜一般酿出那记忆的滋润。

　　那一天我要挎上带羽翼的箭，

　　望着你花园里射一个满弦。

　　那一天你要听到鸟般的歌唱，

　　那便是我静候着你的赞赏。

　　那一天你要看到零乱的花影，

　　那便是我私闯入当年的边境！

　　林徽因的诗歌《那一晚》，以“尺棰”为笔名，刊于1931年4月《诗刊》第二期上。无须说，这一首诗是写给徐志摩看的。

　　使君有妇，罗敷有夫。曾经的过往，无论爱或不爱，无论清醒还是糊涂，都该让位于理智与现实了。林徽因把一份隐秘的心思藏进了这首小诗，她却不曾料到，那像一粒火种，再次掉进诗人徐志摩的心里，让那一堆绝望的灰烬，再次燃烧。

　　1931年初，徐志摩来北平教书，林徽因因肺病回北平西山养病。这一阶段，两人的交往又日渐频繁，北总布胡同3号，几乎成了徐志摩的第二个家。与陆小曼婚后生活的不尽如人意，让他的心再次游离，他把梁家当成他的避风港，林徽因则成了他倾诉痛苦的最好对象。

　　1926年10月3日，农历八月二十七日，在北海的舫斋，徐志摩与陆小曼举行了隆重的结婚典礼。彼时，林徽因和梁思成正在美国读书，但他们从梁启超和朋友们的书信上，对那场婚礼也略有了解。

　　那天的证婚人是梁启超。在那天的婚礼上，梁启超发表了一通严厉的训词：

　　“徐志摩，陆小曼，你们是曾经经过风波的人，社会上对于你们有种种的误会，种种的不满意，你们此后总得要想办法解除这种误会。爱情当然是人情，不过也只是人情中之一，除了爱情以外，人情还有许许多多的种类，你们也不得不注意。”

　　末了，梁启超还说了几句极为厉害的话：“徐志摩，你是一个天资极高的人，这几年来只因你生活的不安，所以亲友师长对于你也能有相当的谅解。这次结婚以后，生活上总可以算是安了，你得要尽力做你应当做的事。陆小曼，你此后可不能再分他的心，阻碍他的工作。你是有一种极大的责任，至少对于我证婚人梁启超有一种责任。”

　　对于这位风流多情的才子弟子，梁启超有太多的不满：他曾怪他抛妻弃子不尽人夫人父之责任，他也曾对他苦心追求自己的儿媳妇林徽因大为愤怒。可他所有的苦心劝说，依然没有挡得住徐志摩与一位有夫之妇的热恋。到最后，他只能寄希望这对冲破重重世俗走到一起的年轻人，能珍惜手中幸福，不要再让爱他们的人失望。

　　徐志摩和陆小曼却再次把日子过成了一团乱糟。

　　婚后，他们把家安在上海四明村的高级住宅区。那个灯红酒绿的地方，对热衷于社交的陆小曼来说，简直如鱼得水。她生活的奢华程度让人咋舌，家里有小轿车，十余个用人，有司机，有厨师，有男佣，还有几个贴身丫头。陆小曼花钱的大手大脚也让人震惊，她想买什么就买什么，从不问家中需要不需要，更不问价格贵不贵。据说，那时，她每月要花五六百银洋。那时的五百多元，可以买六两黄金。

　　纵如此，陆小曼也没有感觉到幸福，她曾与郁达夫的妻子王映霞讲：“照理讲，婚后生活应该过得比过去甜蜜而幸福，实则不然，结婚成了爱情的坟墓。志摩是浪漫主义诗人，他所憧憬的爱，是虚无缥缈的爱，最好永远处于可望而不可即的境地，一旦与心爱的女友结了婚，幻想泯灭了，热情没有了，生活便变成了白开水，淡而无味。志摩对我不但没有过去那么好，而且干预我的生活，叫我不要打牌，不要抽鸦片，管头管脚，我过不了这样拘束的生活。我是笼中的小鸟，我要飞，飞向郁郁苍苍的树林，自由自在。”

　　这样的生活，也让徐志摩抓狂、厌倦。他像一只陀螺一样在北平、上海、南京几座城市之间来回奔忙穿梭。他身兼数职，以光华大学的教职为主，1930年又任南京中央大学的功课，还为中华书局编选文学丛书，月收入在千元以上，仍满足不了家用，还不时借债度日。

　　在1928年春节前后的日记中他曾写道：“最容易化最难化的是一样东西——女人的心。……过去的日子只当得一堆灰，烧透的灰，字迹都不见一个……”

　　这样的窘迫与痛苦，他说给林徽因听，林徽因也只能为他心痛叹惜。他们二人之间的情感，也许就在这一次次的倾诉与倾听里发生了变化。林徽因在香山养病的日子，徐志摩数次前往探望。林徽因回北总布胡同3号家中，他们一起去拜访朋友，一起看戏，一起外出……

　　直到，那个黑色日子的猝然降临。

　　1931年11月19日上午八时，徐志摩乘济南号飞机从南京起飞，抵达徐州后稍作停留继续北行。那天上午九时，徐志摩让人从南京机场发电报给梁思成夫妇，说下午三时准时到南苑机场，派车接。

　　下午三时，梁思成雇车来到南苑机场接，至四时半无人可接，车回。

　　那天晚上，在灯火辉煌的协和小礼堂里，十几个国家的驻华使节和专业人员济济一堂，来参加林徽因开设的中国古典美学讲座。那一晚，讲台上的林徽因身着白色毛衣、深咖啡呢裙，以她的美丽风度和旁征博引的演讲征服了众人。

　　却没有人注意到林徽因眼中不时掠过的忧虑与不安，台下没有那双熟悉的眼睛。那天，徐志摩原本就是从上海赶回来听她的讲座的。

　　下午梁思成从机场空车而回，已让朋友们的心头笼罩上一层不祥之感。

　　但他们还存着最后一丝侥幸，直到看到第二天，11月20日，《北平晨报》上那则消息刊出：

　　京平北上机肇祸，昨在济南坠落

　　机身全焚，乘客司机均烧死

　　天雨雾大误触开山

　　而济南方面的报道更是让人五内俱焚：

　　[济南十九日专电]十九日午后二时中国航空公司飞机由京飞平，飞行至济南城南卅里党家庄，因天雨雾大，误触开山山顶，当即坠落山下。本报记者亲往调查，见机身焚毁，仅余空架，乘客一人司机二人，全被烧死，血肉焦黑，莫可辨认，邮政被焚后，钞票灰仿佛可见，惨状不忍睹……

　　11月22日，徐志摩的亲友陆续抵济。北平去的是梁思成、金岳霖、张奚若，青岛去的是沈从文，南京去的是郭有守和张慰慈，上海去的是张嘉铸和翁瑞午，并携徐志摩的儿子徐积锴。

　　突如其来的噩耗，把人击蒙，朋友们怎么都不会相信，一个活生生的徐志摩就这么没有了。只等他们奔赴济南，看到徐志摩被烧得面目全非的尸体。

　　两个工人把棺盖挪开，棺木里静静的躺着的志摩，戴了一顶红顶球绸纱小帽，露出一个掩盖不尽的额角，额角上一个大洞，这显然是他的致命伤。眼睛是微张的，他不愿意死！鼻子略略发肿。想来是火灼炙的。门牙已脱尽，与额角上那个大洞，皆为向前一撞的结果。这就是永远见得生气泼剌，永远不知道有“敌人”的志摩。

　　这一段回忆，沈从文直到事出三年之后才忍写下来。

　　林徽因没有前往，她只能把所有的泪与痛滴在那只小小的花圈上。碧绿的铁树叶，白色的花朵，凝聚着她无言的哀痛与悼念。那是她和梁思成亲手做成的一只小花圈，她让梁思成带了去济南。

　　梁思成怎会不懂妻子的心思？他从出事现场带回了一块飞机残骸。

　　那块残骸，从此被林徽因挂在卧室的墙上，直到她的生命终止。

　　11月23日，徐志摩的棺木运抵上海再转硖石。

　　12月6日，北平方面在北京大学第二院为徐志摩召开追悼会。

　　12月7日，徐志摩遇难已半月有余，林徽因提笔写了《悼志摩》，在《北平晨报》学园副刊“哀悼志摩专号”上登载。

　　在这篇《悼志摩》中，林徽因写出了徐志摩独特的气质与魅力，他对艺术的痴迷，对理想、信念的坚守与愚诚，对朋友的包容、真诚与善良。众多的哀悼文章中，林徽因的这一篇应该是最有分量的一篇。

　　志摩认真的诗情，绝不含有丝毫矫伪，他那种痴，那种孩子似的天真实能令人惊讶。

　　……

　　人家说志摩的为人只是不经意的浪漫，志摩的诗全是抒情诗，这断语从不认识他的人听来可以说很公平，从他朋友们看来实在是对不起他。志摩是个很古怪的人，浪漫固然，但他人格里最精华的却是他对人的同情，和蔼，和优容；没有一个人他对他不和蔼，没有一种人，他不能优容，没有一种的情感，他绝对地不能表同情。

　　……

　　志摩的最动人的特点，是他那不可信的纯净的天真，对他的理想的愚诚，对艺术欣赏的认真，体会情感的切实，全是难能可贵到极点。

　　……

　　谁相信这样的一个人，这样忠实于“生”的一个人，会这样早地永远地离开我们另投一个世界，永远地静寂下去，不再透些须声息！

　　我不敢再往下写，志摩若是有灵听到比他年轻许多的一个小朋友拿着老声老气的语调谈到他的为人不觉得不快么？这里我又来个极难堪的回忆，那一年他在这同一个的报纸上写了那篇伤我父亲惨故的文章，这梦幻似的人生转了几个弯，曾几何时，却轮到我在这风紧夜深里握笔吊他的惨变。这是什么人生？什么风涛？什么道路？志摩，你这最后的解脱未始不是幸福，不是聪明，我该当羡慕你才是。

　　斯人已逝，唯长歌当哭。当年的稿纸上，曾洒下林徽因多少泪痕，也许唯她自知。

　　1934年11月19日，林徽因和梁思成去南方考察，恰路过徐志摩的家乡硖石，停车的几分钟里，她下了车，在昏沉的夜色里，独自站在车门外，黯然良久。这一幕被她在一年后徐志摩的忌日时写进《纪念志摩去世四周年》：

　　去年今日我意外的由浙南路过你的家乡，在昏沉的夜色里我独立火车门外，凝望着那幽暗的站台，默默的回忆许多不相连续的过往残片，直到生和死间居然幻成一片模糊，人生和火车似的蜿蜒一串疑问在苍茫间奔驰。我想起你的：

　　火车禽住轨，在黑夜里奔

　　过山，过水，过……

　　如果那时候我的眼泪曾不自主的溢出睫外，我知道你定会原谅我的。

　　这些纪念性的文章，因为是写给大众看的，有多少隐秘的心事都不能说，不可说。徐志摩走了，走出了林徽因的视线，却再也没有走出过她的生命。

　　徐志摩留给她的最后一封信、最后一首诗，或者已是今生最后的告别，那也是他们之间现存的唯一的一封信了。

　　1931年7月7日，林徽因从北平回香山，徐志摩前来送行，那个大雨滂沱天加重了离情别意。那天，徐志摩情绪十分低落，回去后他就写下了一封信，和那天下午写的一首诗一并寄了去。

　　徽音：

　　我愁望着云泞的天和泥泞的地，只担心你们上山一路平安。到山上大家都安好否？我在记念。

　　我回家累得直挺在床上，像死——也不知哪来的累。适之在午饭时说笑话，我照例照规矩把笑放在嘴边，但那笑仿佛离嘴有半尺来远，脸上的皮肉像是经过风腊，再不能活动！

　　下午忽然诗兴发作，不断的抽着烟，茶倒空了两壶，在两小时内，居然诌得了一首。

　　……

　　脚病人

　　洋郎牵（洋）牛渡（洋）河夜

　　信后附一首新诗《你去》。

　　你去，我也走，我们在此分手；

　　你上那一条大路，你放心走，

　　你看那街灯一直亮到天边，

　　你只消跟从这光明的直线！

　　你先走，我站在此地望着你；

　　放轻些脚步，别教灰土扬起，

　　我要认清你远去的身影，

　　直到距离使我认你不分明。

　　……

　　等你走远，我就大步的向前，

　　这荒野有的是夜露的清鲜；

　　也不愁愁云深裹，但求风动，

　　云海里便波涌星斗的流汞；

　　更何况永远照彻我的心底，

　　有那颗不夜的明珠，我爱——你！

　　“你去，我也走，我们在此分手”，你顺着那条有灯火的大路放心朝前走，我拐上那片荒草漫天荆棘遍地的旷野。徐志摩的这首诗似是一曲哀伤的离曲，冥冥中似已注定了他英年早逝的结局。

　　这也是他对林徽因最后的表白。他终是带着那颗不夜的明珠、那份不死的爱，匆匆去了另一个世界，却把无尽的思念与苦痛留下。

　　徐志摩与林徽因的故事还没有讲完，还要反反复复被世人讲下去。是是非非，恩恩怨怨，后来因为徐志摩遗留下来的两本日记，林徽因曾陷入与女作家凌叔华的一场扯不清的口水战。

　　然而，一切终究还是走远。

　　无论别人怎么看，在他们最好的年纪，爱曾轻轻走过。如此，足矣。相爱未必相守，相守未必能善终，人生的半途阴阳永隔，于这一对曾经爱过的人，未必不是件好事。

　　人生路漫漫，苦乐交织，林徽因生命中的这一页，随着徐志摩的逝去也该轻轻掀过去了。

　　06

　　/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笑响点亮了四面风；轻灵

　　在春的光艳中交舞着变。

　　你是四月早天里的云烟，

　　黄昏吹着风的软，星子在

　　无意中闪，细雨点洒在花前。

　　那轻，那娉婷，你是，鲜妍

　　百花的冠冕你戴着，你是

　　天真，庄严，你是夜夜的月圆。

　　雪化后那片鹅黄，你像；新鲜

　　初放芽的绿，你是；柔嫩喜悦

　　水光浮动着你梦期待中白莲。

　　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是燕

　　在梁间呢喃，——你是爱，是暖，

　　是希望，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这首《你是人间的四月天》，差不多成为林徽因的代表作，甚至被很多读者认作她一生的写照：她是爱，是暖，是希望，是人间的四月天。

　　事实上，这首诗是林徽因写给新生儿子梁从诫的。

　　徐志摩去世之后，因为他遗留的“康桥日记”，林徽因与凌叔华和胡适之间多次信件往还，相互间闹得非常不愉快。1932年8月4日，一个小生命的到来，如一道和暖的春阳照进林徽因的生命，一扫日子里所有的阴霾。他们的儿子出生了，虽然梁思成和林徽因都受西方思想的影响，在很多方面都已西化，但依旧不可免俗地希望生一个能为梁家继承香火的子嗣，他们终于如愿以偿。

　　为了纪念那个对他们影响至深的宋代建筑师李诫，他们特意为儿子取名从诫。

　　这一年，林徽因二十八岁，迎来她一生中最是忙碌也最为苦乐交织的幸福时光。

　　彼时，梁思成营造学社的工作才刚起步，他几乎把所有的心思都扑在了学社工作上。加入营造学社后，梁思成即在一些老匠人的帮助下，开始对故宫建筑进行测绘。在清代的建筑宫书《工程做法》的基础上，梁思成又深入研究了大量的民间营造做法抄本后，终于于1932年2月完成了《清代营造则例》。这是中国第一部以现代科学观点、方法和语言写成的建筑专著。这当中，当然有林徽因的不少心血。

　　在《清代营造则例》脱稿的同时，林徽因也完成了论文《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文中，她用特有的优美又不失严谨的语言，对中国建筑艺术做出纲领性的总结。

　　夫妻两个志同道合，相互扶持，又彼此取长补短，在建筑艺术的世界里沉迷遨游。

　　同时，在其他的艺术领域里，林徽因也迎来了自己的春天，诗歌、小说、戏剧，花开遍地。

　　北总布胡同3号，“太太的客厅”里春意融融，客厅的女主人意气风发。

　　这一切，却随着儿子梁从诫响亮的啼哭声被打乱了。那一种幸福的忙碌，于林徽因来说，又是一种幸福的苦恼。

　　女儿梁再冰三岁，正是缠人的时候。襁褓中的儿子，更不用说，他给那位年轻的母亲带来了非同寻常的甜蜜与喜悦，让她写下那首流传后世的《你是人间的四月天》，也将她带进一片前所未有的忙碌里。

　　那时，在北总布胡同3号，林徽因除了写建筑论文，写诗，写小说，与朋友们在客厅里侃侃而谈，她还要像一个寻常的家庭主妇一样担负起繁重的家务。梁思成忙于营造学社的工作，忙着外出考察写报告，家里的事几乎插不上手。家里倒是有母亲，也有用人，但母亲的头脑已像她的小脚一样被紧紧地裹住，她像个孩子一样的依恋着女儿，却又因为代沟的存在不时与女儿发生不愉快。

　　此种情形之下，林徽因不得不把自己的心思分成几份，一份来照顾母亲、孩子，一份辅佐梁思成，一份来监管家里的五六个用人，还得看清楚外边来卖东西或者办事的陌生人，照应不时来家里的亲朋好友。总之，身为那个家的总管，她的时间与精力都被这些琐屑的日常事务所占据。

　　对于一个过渡时代的女知识分子，这一切显然都让林徽因感觉到痛苦与无奈。从幼年到少年到青年，她所接受的教育，早已把自由那颗种子播进了她的心里，她视自由与对艺术和事业的追求为生命。现在，现实却让她无法在书房里安静地写一首诗，或者画半幅画。

　　用人来请示，孩子来干扰，母亲来唠叨……

　　对那个家庭的巨大责任心，又让她无法对那一切坐视不管。她只得一次次放下笔，从书桌前皱着眉头站起来……

　　如果没有遇到那对年轻的新朋友，那样的一段岁月于林徽因来说也许会黯淡许多。可她终究还是幸运的。

　　1932年5月，北平多沙的春天已渐行渐远。风渐渐柔和，天变得澄澈，大街边，巷子口，一串串莹白如玉的洋槐花把空气都染香。毛茸茸的柳絮一团团、一球球儿地旋转着、追逐着，漫天飘飞。那一对高个子、有沙色头发的美国年轻夫妇就在那样一个季节走进了北总布胡同，也走进了他们和梁思成、林徽因绵延大半生的友谊。

　　他们就是后来著名的汉学家、社会学家费正清（约翰·金·费尔班克）和费慰梅（威尔玛）夫妇。费正清毕生都以哈佛大学为根据地，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曾有人说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几乎单枪匹马地创造了现代中国研究这一领域”。

　　费正清来自南达科他，费慰梅则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对中国人文历史和艺术的狂热的爱，让他们产生了爱情，又不远万里来到北平。之后，费正清在中央研究院一边学习汉语，一边研究清朝政府与西方各国的外交历史。后来他得到清华大学的教职，讲授欧洲文艺复兴的历史。他们在北平租下了一个四合院，并在北平的教堂里举行了婚礼。

　　这对来自异国的年轻人，迷恋着北平大街小巷的美食，更对北平的古建筑着迷。课余时间，他们去紫禁城或者香山的佛教寺庙里去考察，去古城的门楼和古城墙下徜徉。就是在这一时期，一次偶然的聚会上，他们结识了梁思成夫妇。费正清、费慰梅的中文名字即是梁思成根据他们名字的译音为他们取的。

　　约摸在我们婚礼后的两个月，我们遇见了梁思成和林徽因。当时，我们都不曾想过这段友谊日后会持续那么多年。他们很年轻，彼此深爱着对方，同时又很乐意我们常找他们做伴。徽（Whei）——她外国密友取的昵名——人美得没话说，个性又活泼。思成则比较内敛，彬彬有礼，十分聪敏，偶尔还展现出古怪的机智。他俩都会说两国语言，通晓东西文化。徽以她的健谈和开朗的笑声来平衡丈夫的拘谨。谈话间，各自提到美国大学生活趣事，她很快就知道我们夫妇俩都在哈佛念过书；而正清是在牛津读研究所时来北京的，这又勾起她回忆自己在伦敦那一年中学生活里的点点滴滴。

　　共同的志趣爱好，相似的教育背景，让这两对年轻的异国夫妇很快成为好朋友。经过攀谈才知道，原来他们两家住的地方都在东城区，且离得非常近。自此之后，费正清和费慰梅便成为梁家的常客，他们很快也融入“太太的客厅”。

　　彼时，林徽因正被家务琐事缠得焦头烂额，而她在“太太的客厅”里的光环，已注定生活中她不可能有亲近的闺密。尽管有金岳霖、沈从文、胡适等比较要好的异性朋友，但女人的心思，有时候却只有女人最懂。

　　费慰梅成为林徽因最好的倾诉对象，她那一口流利的英语，让她们在交流的过程中没有丝毫的障碍，而她英文知识的广博，让费慰梅既惊讶又佩服，一种亲切感也油然而生。在林徽因忙碌的间隙，她们见缝插针般地聚一下，坐下来喝一杯茶，交换一下彼此的心得，有时候，林徽因也会把自己的苦恼讲给费慰梅听。

　　那段日子，费慰梅经常骑着自行车或坐人力车在天黑前去梁家，而林徽因总是早早收拾好屋子一角，泡上两杯热气腾腾的茶等候费慰梅。尤其是徐志摩去世之后的那一段日子，林徽因的话题几乎全是他。她和徐志摩在英国伦敦的那一段青涩初恋，徐志摩对她人生与艺术追求的影响，还有她对徐志摩的思念与愧疚。她大段大段地给费慰梅吟诵着徐志摩的诗，直吟得眼里泪光迷离。

　　在费慰梅面前，她几乎是完全敞开了心扉。

　　也许，她太需要一个忠实的听众。

　　也正是通过那份讲述，费慰梅日后写《梁思成与林徽因》时，才得到那么多关于徐志摩的第一手资料。

　　林徽因把费正清和费慰梅当成无话不谈的朋友，他们的到来给林徽因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与希望。可她的母亲和家里的用人们却对这对黄头发、蓝眼睛的外国人充满敌意。每每费氏夫妇叩响梁家大门，家里的用人总是只把大门打开一道缝，从上到下把他们打量一会儿，然后才不情愿地把他们放进院子。

　　林徽因小脚的母亲，则一直踮着小脚追到客厅，丝毫也不掩饰眼睛里的那份不友好。每每此时，林徽因都要把她的母亲推着回到她自己的屋里去。

　　费氏夫妇自然报以宽容一笑，他们照来不误。

　　冬去春来，花谢花开，又一个美妙的人间四月天降临人间。风正轻，云正软，梁间燕子正呢喃，襁褓中的小人儿，扑腾着白胖的小手小脚，漾开甜甜的笑窝，要把一位母亲的心融化。不意间收获的友情，也如和煦的春风春雨，拂去了林徽因心头多少阴郁。

　　正如林徽因后来在信中对费氏夫妇讲的那样：“自从你们两人来到我们身边，并向我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对生活以及总体上对未来的新看法以来，我变得更加年轻、活泼和有朝气了。”

　　外面的世界很大很精彩，林徽因想到外面去走走了。

　　07

　　/“居然到了山西”

　　自从梁思成加入营造学社后，为了确保华北地区依然存在的古建筑瑰宝不至于因被忽略而遭破坏，除了对北平近郊的古建筑进行测绘考察外，他们又渐渐把目光放诸整个华北地区。

　　营造学社决定，每年由研究人员带领野外分队进行两到三个月的野外考察旅行，在乡村及一些偏远地区进行详细调查，寻找古代遗迹，并为此制定了一份严密而周到的考察计划：每次外出考察前，必须在图书馆里仔细搜寻，阅读当地的方志、地理、历史及与此相关的书籍，制作一份有可能找到的建筑目录，拟定一份旅行日程，然后按照目录依次搜寻，找到后再为那些古建筑现场拍照丈量。

　　要去一个地方考察，得到当地政府的支持是首要的。他们考察的地方多是一些穷乡僻壤，如果没有当地政府的支持，他们的行动就可能因受人误解而受阻。因此，每次出发前，营造学社的社长朱启钤都要通过各种关系同当地政府和驻军打招呼，请求他们对考察人员给予必要的关照和保护，考察结束，再请求他们对当地的古代建筑物给以保护。

　　梁思成自然不只是纸上谈兵，大部分时候，他都要亲自带领着考察小组外出。

　　1933年秋天，营造学社派梁思成、刘敦桢、莫宗江等一行五人去山西大同考察。那里有两个重要的辽代寺庙群，日本学者曾报道过那里面的佛像，对那里的建筑却不曾研究。

　　那一次，林徽因跟随同行。

　　居然到了山西，天是透明的蓝，白云更流动得使人可以忘记很多的事，单单在一点什么感情底下，打滴溜转；更不用说到那山山水水，小堡垒，村落，反映着夕阳的一角庙，一座塔！景物是美得到处使人心慌心痛。

　　太久没有走出家门的林徽因，猛然走到山西的山山水水间，竟然不如如何安放自己的灵魂。在她的眼睛里，一切都是图画，一切都是歌唱，一切都是诗意。

　　那蓝的天，白的云，碧的水，那在田垄间忙碌的农人，绿荫下聚在一起叽叽喳喳的女人孩子，拉着马走过的军队兵卒，都是笑意盈盈充满生机。就连暗夜里围住一个大红炉子打铁的匠人，也让林徽因看得兴致盎然，那红红的火花和铿铿的声响，把黑夜搅动得如此活泼热闹。

　　在林徽因的眼里，偏远的乡村是如此的诗意、浪漫：

　　我们因为探访古迹走了许多路；在种种情形之下感慨到古今兴废。在草丛里读碑碣，在砖堆中间偶然碰到菩萨的一只手一个微笑，都是可以激动起一些不平常的感觉来的。乡村的各种浪漫的位置，秀丽天真；中间人物维持着老老实实的鲜艳颜色，老的扶着拐杖，小的赤着胸背，沿路上点缀的，尽是他们明亮的眼睛和笑脸。由北平城里来的我们，东看看，西走走，夕阳背在背上，真和掉在另一个世界里一样！

　　在林徽因写给朋友的这封信上，她的那份愉悦雀跃之情，几乎要从纸页间汩汩流泻出来。那时候，她如一只初出笼的鸟儿，满眼满心都是新鲜与快乐，是希望与期待。

　　事实上，彼时的山西，并不只有诗意，是林徽因诗意的眼睛把那些破败荒凉略掉。

　　他们一行人去大同，才到大同下车，那个城市就以一副肮脏的面目迎接了他们。

　　一座被煤灰尘土笼罩的小城，整座城里连几座像样的楼房都没有，街道上那些窑洞式的平房，也都破败不堪。大街上没有绿树，屋根墙角的垃圾碎屑在空中打着旋儿乱飞。成群的驼帮聚集在站前广场，那些赭色和白色的高大骆驼，颈下挂着硕大的驼铃，驼铃声声，苍凉、悲壮，在斜阳里飘荡，空气中充斥着浓烈刺鼻的骆驼粪尿气味……

　　抵达时已是傍晚时分，走遍小城的大街小巷也无法找到住宿的地方，那里唯一可住人的地方是车马店。对从北平城里走出来的一行几个，那样的地方根本脏到无法入住。

　　好在，后来，他们幸运地碰到当年一位在宾大读书的老同学，他现在已是大同车站的站长。他把他们接到自己家里，食与住的问题才得以解决。

　　接下来的考察中，他们先考察了辽金时代的华严寺和善化寺。考察中，几个人分工合作，测量、绘图、抄碑文、摄影，各负其责，考察进行得非常顺利。完成了对两座寺院的考察之后，下一站去云冈。

　　云冈石窟在大同城西三十多里处，依武周山北崖开凿，面朝武烈河，五十多座洞窟一字排开。这座开凿于北魏文成帝时期的石窟，是中国早期佛教艺术壮观的遗迹，更是北魏艺术的集中体现。

　　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曾在《水经注·漯水》中写道：“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状，世法所希。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林渊锦镜，缀目新眺。”从郦道元的描述中，可窥知当年这些石窟的盛况。

　　然而，呈现在林徽因一行人面前的云冈石窟，却完全是另一幅景象：这里几乎见不到人，空旷的山崖上光秃秃的，连棵树也见不到，排列在崖上的石窟，像一只只寂寞的眼睛，在漠然地盯着它面前的那片干旱贫瘠的田野。

　　在这里，他们再次为吃住的问题而犯起愁来。

　　相较于大同城，这里更加荒僻，连脏乱的车马店也找不到。他们只能去求助当地农民，那里的老乡为他们提供了房子——一座露着天、四壁透风、连门窗都没有的破房子，聊以过夜。吃饭跟农民搭伙，每天的主食是煮土豆和玉米面糊糊。

　　然而，对工作的热情与对建筑艺术的挚爱，让他们忽略了这一切。当林徽因站在洞窟里，抬头仰视，看到窟内顶天立地的佛像时，她完全忘记了旅途的劳累，还有最初与云冈石窟相见时的失落。

　　那里的一柱一廊，阑额、斗拱，还有石刻中的飞仙及装饰花纹，瞬间把她带回那个佛教初渐的北魏时代。耳边有袅袅佛乐和诵经声，有工匠们在崖上顶着烈日叮当的开凿声。石窟前的武烈河，在无声地流着，如同那漫长的历史，一去不回头，却把这些瑰宝留下，历史在这里透过这些不老的艺术与他们重逢。

　　因为年久失修，石窟中的碑碣大多都已被湮没不复存痕迹，他们要根据洞窟石刻的手法一一进行考察，再小心绘图或拓片。在云冈石窟，他们待了整整三天，才完成对那里的考察。

　　之后，林徽因和刘敦桢返回北平。梁思成和莫宗江再到大同以南大约八十公里的小城应县，去寻找曾被日本学者报道过的“应州塔”。

　　那是一座11世纪的宝塔，里面藏着许多精细的佛像。因为年代久远，宝塔早已改制，“应州塔”在梁思成的考察目录里就变成了“应县佛宫寺的木塔”。

　　……你走后我们大感工作不灵，大家都用愉快的意思回忆和你各处同作的畅顺，悔惜你走得太早。我也因为想到我们和应县木塔特殊的关系，悔不把你硬留下同去瞻仰。家里放下许多实在不放心，事情是绝对没有办法，可恨。

　　才回北平不久，梁思成的家信就到了。接下来的考察，林徽因只能从梁思成的文章和家信里来了解了。她原本也很想同梁思成一同前往的，可孩子太小，家事太多，她实在放心不下。梁思成理解妻子的心思，在应县考察的那些天里，他不厌其烦地向远在北平的妻子汇报，包括他在测量中的凶险经历：

　　我们到达离城约有八公里的地方时，已是落日时分，我蓦地看到前方山路差不多尽头处，在暗紫色的背景中有一颗闪光的宝石——那是在附近群山环抱中一座红白相间的宝塔，映照着金色的落日。当我们到达这座有城墙的城市时，天已黑了，这是盐地上的一个贫穷的小镇，镇上只有几百家土房子和几十棵树。但它自夸拥有中国至今仅存的木塔……就像一个黑色的巨人，俯视着城市。但在它的最上一层的南面可以看见一盏灯，在周遭的黑暗中的一个亮点。后来我弄清了，那就是近九百年来日日夜夜点燃的“万年灯”。

　　塔共有五层，但是下层有副塔，上四层，每层有平座（实算共十层），因梁架斗拱之间，每层须量俯视、仰视、平面各一，共二十四个平面图要画！塔平面是八角，每层需做一个正中线和一个斜中线的断面。斗拱不同者三四十种……塔身之大，实在惊人。每面三开间，八面完全同样。我的第一个感触，便是可惜你不在此同我享此眼福，不然我真不知你要几体投地倾倒……

　　它的顶端装上了铸铁的螺旋塔尖，用八根铁链固定在顶层的屋角上。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正在塔尖上全神贯注地丈量和照相，没有注意到黑云已经压了上来。忽然间一个惊雷在近处打响，我猝不及防，差一点在离地六十米的高空松开了我手中紧握的冰冷的铁链。

　　对于营造学社考察小组来说，尽管他们考察前会做详尽的考察计划，但仍然不可避免失望的发生。有时候，他们看到一些古代建筑的讯息，兴致勃勃跑几百公里奔了去，却只发现一堆废墟或者几片屋瓦，或者是被后人改得面目全非的仿古建筑。那自然是大煞风景的事。

　　山西之行，梁思成满载而归。他发现了那座无与伦比的国家宝藏——应县辽代佛宫寺木塔。木结构的塔非常易损坏，而应县木塔能历经风雨战火，屹立八百余年不倒，实在是一个奇迹。

　　林徽因读着梁思成从山西寄回的家信，心里五味俱全，欣慰夹杂着牵挂，遗憾中又有期待。

　　她的机会果真很快又来了，这要感谢他们的朋友费正清夫妇。

　　1934年夏天，费氏夫妇去山西汾州（汾阳）一个偏僻的农村度假，那是坐落在汾州一个峡谷里的小村落。一道从附近山上奔泻而下的溪流，穿过长满白杨的山谷，淙淙而下。沿溪旁散落着数十家小磨坊，受平遥电磨机中心的冲击，那些小磨坊大部分都歇业了。曾经轮声辘辘的磨坊集中地，现在倒成了一处风景绝佳的避暑胜地。

　　那里是很多外国传教士避暑消闲的地方，费氏夫妇即是受一位传教士朋友的邀请来到这里。那里优美的自然风光和惬意的生活，又让他们想到了另两位朋友——梁思成和林徽因。

　　找到辽代木塔之后，梁思成又梦想着找到一座保存至20世纪的唐代木结构寺庙。他曾带着人在华北一带四处搜寻，却是一无所获。后来，他终于明白了，如果那样一座寺庙确实尘封，它只可能在某个远离尘嚣的地方。

　　峡谷里度假的费氏夫妇忽发奇想，他们走过的这些地方，说不定有梁思成要找的木塔。

　　对于费氏夫妇的邀请，梁思成和林徽因欣然接受。

　　1934年8月，他们夫妇两个一起赴山西，在山西又一次展开了野外考察。

　　08

　　/窗子以外

　　1934年夏季的山西考察，成员只有四个人：梁思成夫妇和费正清夫妇。对他们来说，那既是一次难忘的考察，又是一次难得的旅行。他们享受了在北平时也无从享受过的亲密时光。

　　四人一起住宿，一起吃饭。饭桌上，梁思成妙语如珠，常常让整顿饭都欢笑声喧。他为那次考察制定了一个计划，决定从山西太原省城开始，沿汾水南下直到赵城，一共考察八个县。

　　最初的旅程充满欢乐，四人嘻嘻哈哈地骑着毛驴或者徒步，到附近的一些寺庙去。稍远一些的地方，他们就租传教士的汽车去。

　　考察中，梁思成拍照和做记录，林徽因则从寺庙的石刻上抄录重要的碑文，费正清和费慰梅则做他们的学徒和助手。

　　在那一带，他们见到的庙宇多是一些附属的戏楼，梁思成把那些考察视为职前训练——他要寻找的目标显然不在这些戏楼中间。

　　就在一年多之前，在汾水下游赵城附近的广胜寺里，一部宋版藏经的发现轰动了当时的学术界。如果出版物是宋代的，那么广胜寺本身也有可能是宋代建筑物，那才是最让梁思成急于想见到的。

　　从汾州到赵城，距离并不算远，他们打算租一辆车，当天就能赶到。谁料身处偏僻峡谷里的他们，不知道外面的时局已风云变色。当时盘踞山西的军阀阎锡山，为了抵抗蒋介石南京政府军北上，从德国买来整套的窄轨铁路系统，沿路在公路路基上铺设铁轨，目的当然是阻止标准轨距的火车进入，同时阻断汽车的通行。

　　被满腔理想与热情炙烤着的四位年轻人，当时并没有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那个消息也丝毫没有阻挡他们向赵城进发的脚步。他们仍然从传教士那里租来一辆汽车，还雇了一位快乐的美国司机，把帆布床、被褥、罐头食品、测绘工具等日常用品一股脑扔上车——照常出发。

　　老天却添乱，才出发没多久就下起滂沱大雨，平日里尘土飞扬的黄土路慢慢变成了烂泥塘。美国司机紧握方向盘，在高低不平的路上左冲右突，还是寸步难行。到那天日落时分，他们才赶出十几公里，还没到河边。

　　几个人只好下车，跟美国司机说再见。美国司机开车原路返回，四人到附近的一座寺庙里去住宿，打算第二天再继续前行。

　　让林徽因兴奋不已的野外考察生活，终于一点点向她展露出不友好的容颜。在那座几天前他们还优哉游哉地照过相的寺院走廊里，他们支起帆布床凑合了一夜。第二天，四人租了两辆驴车，雇船过河。

　　那天黄昏时分，他们被眼前那幅可怕的景象惊呆了：锈迹斑斑的铁轨，随便地装在公路的泥巴路基上，由于公路的路基本身就高低不平，那铁轨也铺得高高低低，歪歪扭扭。公路上静悄悄的，连一个工人的影子也见不到。那样的路，驴车也无法通过，他们只好从铁轨后边沟里一条狭窄的通道穿行而过。

　　路越来越难走，形势的恶劣越来越超出他们的预期。越向南走，路况越差。能带他们继续前行的有轮工具，只有人力车了，可那些人，当时几乎全被征去修铁路了，连人带车，一个不剩。

　　好在，有位聪明的旅店老板，竟然以极低的价钱替他们找来三辆人力车，他们才得以继续前行。人力车却只能给他们拖运行李，他们徒步跟在车后深一脚浅一脚前行，还要一路上听人力车夫坏脾气地咒骂着糟糕的路。

　　夜里过夜歇脚也成问题，那些可住的寺庙已基本被修路的工人和士兵住满。当地的旅馆糟糕透顶，设施简陋，人声嘈杂，挤满了南来北往的客商，他们只得顶着浑身的疲惫继续前行。夜色漫上来，前方村中一座高宅大院里的灯火吸引着他们快步走上前，却发现这里早有士兵住着了……

　　泥泞不堪的道路，阎锡山的士兵，被破坏掉的公路和铺设得歪歪扭扭的铁轨，大声说话的人力车夫，肮脏的旅馆，为谋私人之利，把中国的艺术珍品、寺院壁画卖给外国古玩商的寺僧……充满了不测与不堪的行程，让那次考察变得异常艰难，也让梁思成和林徽因在那对美国夫妇面前极为丢面子，他们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在这里受到了践踏。

　　梁思成毕竟接触外界更多一些，他的脾气也稳重，尽管困难重重，他还是不曾放弃心中希望。在停下来住宿的间隙，他会到处找一些当地的报纸来看。当他在报纸上看到赵城里还有一座唐代的庙宇时，他们又咬牙继续前行。

　　结果却是让人失望的，那是一座年代晚多了的建筑，且没有多大考察价值。

　　林徽因的心情越来越差，甚至在他们的朋友费正清和费慰梅面前也丝毫不加掩饰。

　　徽因一如既往，对周遭事物极端的敏感。当她休息够了的时候，对美丽的景色和有意思的遭遇迎之以喜悦。但是当她累了，或因为某种原因情绪低落，这时的她可能很难对付。其实，这次碰到的一些事，我们感觉都不太好。可是她在这时候就会大声咒骂起来，这对从小受到父母教育要“随时保持风度”的我来说，颇受刺激。我开始怀疑。她面对现实而大声抗议，而我为了要“保持风度”，却静静地、消极地等待它过去，到底谁对？可能两个都对，可能两个都不对。我们是两个不同的人，出自两种完全不同教养的人。

　　曾经有一句话，在时下的年轻人群里颇为流行：爱一个人吗？那么同他（她）一起去旅行，如果旅行过后你们还相爱，那就结婚吧。旅行中，不可预知的事情太多，最能见一个人的真性情，一个好的旅伴也常常是好的人生伴侣。那次旅行中，林徽因和梁思成都向他们的朋友们展露了自己性格中的另一面。

　　每当林徽因情绪恶劣或者发脾气的时候，梁思成总是以自己的豁达、包容和幽默来化解。事实上，野外考察对他来说也是相当辛苦的，车祸中受伤的腿和脊椎，让他行动起来颇为不便，且常伴着疼痛。

　　然而，不管行程中有多少不快，最终，广胜寺以其瑰宝般的考察价值对他们进行了一番奖励。

　　那是一座典型的唐代结构的佛教建筑，其漂亮的设计和众多的斗拱，都在无言地诉说着它在建筑学上的价值。它地处一处向阳的山坡上，山坡挡住了山后吹来的寒风。山下寺前，有清冽的甘泉从石缝间喷出，又形成一泓清池。寺庙里的壁画保存完好，但它们又不同于现有的一些佛像古代壁画，它们表现的多是世俗题材，壁画上着了装的演员，脸上描了古妆，是典型的平剧的脸谱。

　　那些发现，都让梁思成和林徽因觉得兴奋。他们不顾危险，攀上爬下，测绘记录，直到两周之后与费氏夫妇在汾州分手——费氏夫妇继续回汾州，他们则要考察太原附近的晋祠。

　　在家里罢，你坐在书房里，窗子以外的景物本就有限。那里两树马缨，几棵丁香；榆叶梅横出风雅的一大枝；海棠因为缺乏阳光，每年只开个两三朵——叶子上满是虫蚁吃的创痕，还卷着一点焦黄的边；廊子幽秀的开着扇子式，六边形的格子窗，透过外院的日光，外院的杂音。什么送煤的来了，偶然你看到一个两个被煤炭染成黔黑的脸；什么米送到了，一个人掮着一大口袋在背上，慢慢踱过屏门；还有自来水，电灯，电话公司来收账的，胸口斜挂着皮口袋，手里推着一辆自行车……

　　你气闷了把笔一搁说，这叫做甚么生活！

　　……

　　你诅咒着城市生活，不自然的城市生活！检点行装说，走了，走了；这沉闷没有生气的生活，实在受不了，我要换个样子过活去。健康的旅行既可以看看山水古刹的名胜，又可以知道点内地纯朴的人情风俗。走了，走了，天气还不算太坏，就是走他一个月六礼拜也是值得的。

　　没想到不管你走到哪里，你永远免不了坐在窗子以内的。

　　1934年9月，结束了山西的考察回到北平，林徽因写下这篇散文《窗子以外》，来表达自己那次山西之行的感受。

　　那是她第一次走出书斋和家庭，走到外面的世界中去。与她后来对社会更深刻沉郁的洞察力相比，此时她对窗子外的世界，只能算是走马观花，但毕竟那也是她走出自己的诗意世界，走向更广阔的社会的开始。

　　同年10月，应浙江省建设厅长之请，梁思成和林徽因又到杭州商讨六和塔重修计划，后又去浙南武义、金华考察古建筑。

　　1935年3月，林徽因和梁思成合撰《晋汾古建筑预查纪略》，对山西之行的考察做了一个完美的总结。

　　09

　　/文学创作的高峰期

　　“真诚与朴实是天才的宝贵品质。”俄国著名戏剧教育家、理论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曾经如是说。

　　无论是读林徽因的小说，还是散文、诗歌，除却她文字的清丽，意象意境的优美之外，还有一点最为打动人，就是真诚。那弥漫在字里行间的诚意，让她的作品焕发出持久的艺术生命力，一如她这个人。她想哭就哭，想笑就笑，在她的作品中，从不怯于向读者袒露自己最真实的感情。这也许让她某些作品读来带着太浓重的小我色彩，然而，这也正是她的可爱之处。

　　作品最主要处是诚实。诚实的重要还在题材的新鲜，结构的完整，文字的流丽之上。即作品需诚实于作者客观所明了，主观所体验的生活。小说的情景即使整个是虚构的，内容的情感却全得借力于迫真的，体验过的情感，毫不能用空洞虚假来支持着伤感的“情节”！所谓诚实并不是作者必须实际的经过在作品中所提到的生活，而是凡在作品中所提到的生活，的确都是作者在理智上所极明了，在感情上极能体验得出的情景或人性。许多人因为自疚生活方式不新鲜，而故意的选择了一些特殊浪漫，而自己并不熟识的生活来做题材，然后敲诈自己有限的幻想力去铺张出自己所没有的情感，来骗取读者的同情。这种创造既浪费文字来夸张虚伪的情景和伤感，那些认真的读者，要从文艺里充实生活认识人生的，自然要感到十分的不耐烦和失望的。

　　……

　　一个生活丰富者不在客观的见过若干事物，而在能主观的能激发很复杂，很不同的情感，和能够同情于人性的许多方面的人。

　　所以一个作者，在运用文字的技术学问外，必需是能立在任何生活上面，能在主观与客观之间，感觉和了解之间，理智上进退有余，情感上横溢奔放，记忆与幻想交错相辅，到了真即是假，假即是真的程度，他的笔下才现着活力真诚。他的作品才会充实伟大，不受题材或文字的影响，而能持久普遍的动人。

　　1936年初，《大公报》文艺副刊出刊一年多之后，要把其中一年来刊载过的短篇小说结集印成单行本，林徽因应约写下上面这篇题记。

　　在这篇题记中，她真诚地为那些年轻的小说作家们号脉，并对症下药，提出独到的创作感受。这些创作感言，对热爱写作的人来说，不啻是一剂良药，到现在读来仍然让人有醍醐灌顶之感。这篇题记，也能让我们更好地解读林徽因的文学作品。

　　毫无疑问，20世纪30年代，于文学家和建筑学家林徽因来说，都是一个难得的黄金时期。频繁的野外考察，让林徽因走出家门，接触了更广泛的社会与人生，再回书宅，提笔落字，笔下也丰富厚重了不少。继1931年夏秋季香山养病的诗歌创作小高潮之后，1934年到1937年，林徽因的创作再次井喷。

　　这一时期，她创作了大量的散文、诗歌、小说，还有一部四幕剧。

　　1934年5月，在《学文》第一期上发表短篇小说《九十九度中》。

　　1935年6月，发表诗作《吊玮德》和短篇小说《钟绿》《吉公》。7月，参加萧乾在中心公园“来今雨轩”举行的组稿活动。11月19日，撰写散文《纪念志摩去世四周年》。

　　1936年，写诗《深笑》《别丢掉》《记忆》《题剔空菩提叶》《旅途中》《黄昏过泰山》《昼梦》《八月的忧愁》《静坐》《你来了》《“九一八”闲走》《过杨柳》等，同时又写了散文《蛛丝和梅花》，短篇小说《文珍》等。

　　1937年5月，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创刊，林徽因为创刊设计封面并任编委。是年，作诗《红叶里的信念》《时间》《古城春景》《去春》《前后》等，还创作了短篇小说《绣绣》，剧作《梅真同他们》。

　　与林徽因前期的作品相比，她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的作品，除了保持前期的空灵唯美，更多了些沉郁厚重。她不仅仅是用一支纤笔来描摹自己的苦乐人生，还把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社会与人群，她开始关注不同人的命运，对社会的不公给以含蓄的批判。在艺术上，无论是从结构还是语言，也都越发娴熟，这在她的短篇小说中体现尤其明显。

　　《九十九度中》是林徽因一篇极为重要的小说。这篇短篇小说大约一万五千字的篇幅，在这篇小说中，作者以“现场实录”的方式，用几个不同的场景，反映了在华氏九十九度的酷热高温天气里，北平城各色人等的日常生活：大户人间大摆筵席，庆祝家中“长寿而又有福气”的老太太六十九岁生日；小户人家的女儿结婚办喜事，却因嫁给人家作填房，满怀无奈与悲凄，“好像生活就是靠容忍与让步支持着”；洋车夫打架斗殴被巡警抓进又热又臭的拘留所，出苦力的脚夫因中暑患霍乱而毙命……

　　这篇小说以其娴熟的现代主义表现技巧，引起了文学界和批评界的注目。文学评论家李健吾在1935年的一篇文章中曾对此评论道：

　　在我们过去短篇小说的制作中，尽有气质更伟大的，材料更事实的，然而却只有这样一篇，最富有现代性……《九十九度中》正是一个人生的横切面。在这样溽暑的一个北平，作者把一天的形形色色披露在我们的眼前，没有组织，却有组织；没有条理，却有条理；没有故事，却有故事，而且那样多的故事；没有技巧，却处处透露匠心。这是个人云亦云的通常的人生，一本原来的面目，在它全幅的活动之中，呈出一个复杂的有机体。

　　除此之外，林徽因的短篇系列《模影零篇》也极有影响力。这个短篇系列共包括《钟绿》《吉公》《文珍》《绣绣》四篇，其中的《绣绣》被很多读者视为林徽因不幸童年的缩影。

　　小说中绣绣是一个乖巧俊秀的孩子，“差不多超尘的清净，美得好像画里的童神一般”，却生活在一个不幸的家庭里，母亲懦弱无能、狭隘多病，脾气似乎非常暴躁，种种的事都支使着绣绣去做，却又无时无刻不咕噜着，教训着她的孩子。父亲娶了新姨娘又生了小孩子，绣绣整日挣扎在父母亲无穷无尽的争执吵闹之中，挣扎在没有温情，没有爱，只有矛盾与仇恨的亲人之间，渐渐因病而死去。

　　文中她写道：“但是以后我常常想到上帝不仁的排布，把这么美好敏感，能叫人爱的孩子虐待在那么一个环境里，明明父母双全的孩子，却那样零仃孤苦，使她比失却怙恃更茕孑无所依附。”

　　“这世界上许多纷纠使我们孩子的心很迷惑。”这何尝不是成年后的林徽因在叩问自己的父母，宣泄童年里那份挥之不去的困惑与痛苦呢？

　　林徽因对戏剧一直情有独钟，她曾在二十年代表演过泰戈尔的短剧，也曾在美国学习过舞台设计。1937年她创作了四幕剧《梅真同他们》，剧本表现的是大户人家里一群年轻人的情感故事。主人公梅真是李家的丫头，却模样俊俏，聪明伶俐，因此深得李家二太太的喜爱，她像李家孩子一样读书上学。这令心胸狭隘的长房大小姐十分妒恨，她常常借故讽刺、为难梅真。梅真暗恋着外地读书归来的二少爷，二少爷却因顾忌家庭的反对和门第之差而犹豫不决……

　　这部四幕剧中的前三幕刊载于1937年5月到7月的《文学杂志》上，第四幕原本预告在8月份刊出，“七七事变”后，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林徽因一家踏上南下避难之路，第四幕再也没有写出来。梅真的命运最终如何，也就成了一个永远的谜。

　　从剧情的素材选择来说，这个剧本的选材并不新鲜，戏剧冲突也并不强烈，不过是一个丫头与大家小姐、少爷之间的情感故事。把一个丫头写得与少爷、小姐们一样受到良好的待遇，多少有一些理想化，当然也就削弱了整部作品的社会批判性与深刻性。但林徽因诗意的语言，充满浪漫的情思，及对剧中人物形象的刻画，让这个剧本极富可读性，还是吸引了很多的读者。

　　许多年后，有读者还放不下梅真同那一群年轻人的命运，曾有人问林徽因：“梅真后来怎么样了？”林徽因回答：“梅真参加抗战去了。”

　　纵观这一时期的林徽因，她就像一棵正当壮年的树，根在不断向社会的深处扎，叶却在生活的云端微笑致意。她左手文学，右手建筑，一手诗意，一手生活，在不同的领域里开花结果，着实让人羡慕。

　　10

　　/天堂与地狱之间

　　也许，这世间再完美的婚姻，也免不了俗世风沙的打磨与纠缠。一对志同道合的建筑界伉俪，在事业中彼此支持，互帮互助，在生活中却难免磕绊怄气。下面这封信是1934年2月27日林徽因写给沈从文的，信中，林徽因将满腹的苦水怨意肆意发泄：

　　二哥：

　　世间事有你想不到的那么古怪，你的信来的时候正遇到我双手托着头在自恨自伤的一片苦楚的情绪中熬着。在廿四个钟头中，我前前后后，理智的，客观的，把许多纠纷痛苦和挣扎或希望或颓废的细目通通看过好几遍，一方面展开事实观察，一方面分析自己的性格情绪历史，别人的性格情绪历史，两人或两人以上互相的生活，情绪和历史，我只感到一种悲哀、失望，对自己对生活全都失望无兴趣。我觉到像我这样的人应该死去；减少自己及别人的痛苦！这或是暂时的一种情绪，一会儿希望会好。

　　在这样消极悲伤的情景下，接到你的信，理智上，我虽然同情你所告诉我你的苦痛（情绪的紧张），在情感上我却很羡慕你那么积极那么热烈，那么丰富的情绪，至少此刻同我的比，我的显然萧条颓废消极无用。你的是在情感的尖锐上奔迸！

　　……

　　算了吧！二哥，别太虐待自己，有空来我这里，咱们再费点时间讨论讨论它，你还可以告诉我一点实在情形。我在廿四小时中只在想自己如何消极到如此田地苦到如此如此，而使我苦得想去死的那个人自己在去上海火车中也苦得要命，已经给我来了两封电报一封信，这不是“人性”的悲剧么？那个人便是说他最不喜管人性的梁二哥！

　　没人知道她与梁思成吵架的原因，想来却是相当严重的一次，竟然让她产生“像我这样的人应该死去”的想法。这与那个“太太的客厅”里优雅美丽的女主人简直判若两人，可却实实在在是林徽因——一个被生活琐屑苦恼缠身而又满腹怨言的女人，与寻常的妇人并无二致。

　　是的，任是谁的生活里，也不可能只有诗意。浪漫在云端，生活在地上，一念天堂，一念地狱，一切都系于心。林徽因不是女神，脱下白色胜雪的诗袍，摘掉女建筑师的花冠，她就是生活中一位寻常的小女人。与丈夫吵架会哭会怨，家里来了七大姑八大姨会疲于应付，孩子闹了会发火，实在无法承载那种种的苦恼时，她便给亲近的朋友写信，一泄了事。

　　1935年年初，南京政府决定修缮和维护山东曲阜的孔庙，梁思成自然是首要人选。这年7月，他向政府递交了调查报告，提出修复的建议和费用估价。这一年，他还担任着北平市文物保护委员会的顾问。古都的许多寺庙、古建筑都要加以修缮和加固，如此大的工作量，让梁思成连野外考察也顾不上了，更不用说家事。

　　梁思成一心扑在工作上。林徽因的肺结核病又复发了，协和医院的医生要她卧床三年，那对林徽因来说简直无法想象。她跟医生讨价还价，最后答应只休息六个月，请一位训练有素的看护来家，照顾她并顺便帮她料理家事。

　　理想与现实，总是有着太大的出入。在那个人来人往的庭院里，林徽因想安心写作读书似乎越来越难。

　　梁思成是梁家长子，父亲梁启超去世后，北总布胡同3号就成了梁家兄弟姊妹的大本营。林徽因是家中长女，母亲常年跟她住不必说，与她同父异母的弟弟林恒也于1935年夏末来家。他来北平读书，住在姐姐家似乎也是情理应当。

　　最初那个花月静好的庭院，再无往日宁静，热闹得不可开交。

　　林徽因的苦恼也源源不断地涌来。

　　对建筑与艺术的狂热追求，让她恨不得把自己的身心全部投入其中，可家里的环境却越来越让她找不到安放一张书桌的地方。她觉得家务是一种负担，每天为俗务纠缠是在浪费着她的时间和生命。

　　尤其是弟弟到来之后，家中更被一种不和谐的气氛笼罩。

　　作为姐姐，林徽因深爱着这位同父异母的弟弟，她也在努力地培养他读书成才。林徽因的母亲却对这个年轻人充满敌意与排斥，他的存在，大约又勾起她对早年那段痛苦经历的回忆，便不断给林徽因找麻烦。

　　面对越来越年迈体弱的母亲和正值青春年少的弟弟，林徽因左不是，右不是，直似进了“人间地狱”：

　　这一次，或说这三天来，我自己的母亲简直把我逼进了人间地狱。我不是在用强硬、严酷的词汇，也不是在用这样的语句写信。

　　……我知道自己其实是个幸福而走运的人，但是早年的家庭争战，已使我受到了永久的创伤，以致如果其中任何一点残痕重现，就会让我陷入过去的厄运之中。

　　1935年9月7日，林徽因在给好友费慰梅的信上如此写道。

　　此时，让林徽因如身堕地狱的，自然不只有那些让她苦恼的家事，更大的根源也许来自频繁的民族危机，那让她常常处在焦虑、困惑与忧郁当中。已经征服东北地区的日本军国主义者，正在向长城以南进犯。虽然此时还没有发生正面的血战，但那些呼啸着从空中飞过的飞机和隆隆驶过的军车，就足以让很多人惊惧不安。

　　1934年，日本强迫南京政府同意，把北平到天津的长城以南地区划为非军事区，他们在那里建立了一个中国傀儡政府。

　　1935年，日本以不流血的手段，征服从山东到绥远的华北五省，北平驻军司令宋哲元奉蒋介石之命与日本人签订协议，把这些地区划为中立区。

　　日本人持续得寸进尺，北平的气氛日渐紧张。

　　面对日本军国主义的烈焰越燃越炽，北平城里的许多知识分子在惶恐不安，那些热血的青年学生却率先行动起来。1935年12月9日，他们秘密组织大学生和城里的中学生，举行了一场盛大的示威游行，带头的是燕京和清华的学生。

　　那天，成千上万的学生不顾警察和他们保守父母的阻拦，他们身着一色的蓝衣，高唱着一路向紫禁城前进。

　　林徽因的胞弟林恒也参加了，他失踪了十二个小时，差点没把家人急死。梁思成花了大半夜时间，到北京各医院里受伤的学生群中寻找他的下落。林徽因则在家里，到处打电话。

　　那次示威游行中，很多学生都遭到凶狠的毒打，有的被打到半死或重伤，林恒也没能幸免。那天半夜的时候，他们总算在西城一处偏僻的角落里，找到了浑身是伤的林恒。也就是那次事件，让这位年轻人改变读书救国的初衷。养好伤后，他一句话没说就放弃了清华大学工程系的学业，投考了空军航校。

　　那次游行，梁思成的妹妹梁思懿也参加了，她是燕京大学的领袖之一。当时情形凶险，警察还在到处搜捕游行学生，林徽因只得为小姑化装，送她上了南下的列车。梁思懿后来成为一名积极而活跃的共产党员。

　　国恨家仇面前，人如乱世飘蓬，林徽因所渴望的静好生活离她越来越远。好在，彼时，她的身边还有费氏夫妇这样的好朋友。为了让林徽因更好地排遣，他们在那个秋冬季节教会了林徽因骑马。

　　彼时，费正清和费慰梅经常去俱乐部骑马，那是驻北京的外国人为了玩马球而从蒙古引进的马，当时还少有中国人骑。林徽因很快就喜欢上了这一运动方式。

　　正是北平的秋冬时节，从城门外跨上马，就可以到城外的乡村去。那时候，北平郊外是一望无垠的大平原，农作物一直种到城墙边。那也是北平一年四季中空气最为清冽的季节，空气似乎都是闪亮透明的。田野中，风吹草浪，路边不时可见散落的低矮民房。大平原的边上，黛青色的西山和北山，静静地横卧在蓝天下。

　　林徽因为自己置备了一双马靴、一套暖和的衫裤及一顶暖和的毛毡帽，把自己打扮成一位精神的女骑师，坐在马背上，如英气勃勃的少女。他们勒马缓缓地穿过田野，到四周的农村寻幽访胜，偶尔也到圆明园或元代的城墙遗址去转转。

　　风已经很凉了，把林徽因的脸吹得通红。她的那双黑黑的眸子，却是闪闪发亮。骑马运动让她的身体和心情都大有好转。

　　那也许是在那一片愁云惨雾中，生活赐予林徽因的难得的一抹亮色。可惜，那样的日子很快就结束了。1935年岁末，费正清和费慰梅夫妇结束了自己在北平的学业，打道回国了。但那份友谊却不曾中断，他们书信往来，在信笺纸上彼此倾诉和倾听。

　　就在费慰梅回国两个月后，她收到了林徽因的第一封信。

　　最亲爱的慰梅和正清：

　　……自从你们两人来到我们身边，并向我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对生活以及总体上对未来的新看法以来，我变得更加年轻、活泼和有朝气了。每当我回想起今年冬天我所做过的每一件事，我自己都会感到惊讶并充满感激之情。

　　你们知道，我是在双重文化的教养下长大的，不容否认，双重文化的接触与活动对我是不可少的。在你们俩真正在（北总布胡同）3号进入我们的生活之前，我总是觉得若有所失，缺了点什么，有一种精神上的贫乏或孤独感需要营养，而你们的“蓝色书信”充分地补足了这一点。另一方面，我在北平的朋友都比我年岁大，比我老成。他们提供不了多少乐趣，反而总是要从思成和我身上寻求灵感和某些新鲜的东西。我常有枯竭之感。

　　……今秋或初冬的那些野餐、骑马（还有山西之行）使我的整个世界焕然一新。试想如果没有这些，我如何能熬过我们民族频繁的危机所带来的紧张、困惑和忧郁？

　　……

　　这封信中，费氏夫妇之于林徽因的意义，她剖析得非常清楚，也非常真诚。真正的朋友也许就是这样子的吧：他是夏日酷暑的一缕清风，可以予你清凉抚平你的烦躁；他更是寒冬中的一片暖阳，替你驱走人生路上的寒冷与寂寞。而朋友最贵是相知，是包容，这对来自异国的夫妇，从某种意义上说，确实曾经把林徽因从地狱拯救到天堂。

　　我们常说林徽因是一个幸福的女人，这也是她幸福生活的一部分。

　　11

　　/全力以赴的考察

　　1936年的华北，正处在一种大战前的可怕平静中，空气中却已充斥着风雨欲来的危险味道。那些还没来得及考察的古建筑，让这对建筑伉俪忧心如焚。在给朋友费正清和费慰梅的信中，梁思成的忧虑溢于言表。

　　对古物的爱好和保护，与日本军阀全然不相干。尽管他们国家的人也同样热爱我们的古代文化（这是他们自己文化的源泉）。即便是早在一九三一年和一九三二年，我每一次考察旅行总是因为越来越近的新日本大炮的震响而突然中断。显然我们在华北工作的日子已经不多了。在真正中断之前，我们打算要在这个地区全力以赴。

　　1936年夏天，梁思成和林徽因再次赴河南、山西考察。这次他们是到著名的中国石刻艺术宝库之一——龙门石窟。

　　最亲爱的慰梅和正清：

　　……我径坐在龙门最大的露天石窟下面，九尊最大的雕像以各种安详而动感的姿态或坐或立地盯着我看（我也盯着他们！）……哦！我简直兴奋得透不过气来，眼前的一切景象都令我如此激动……面对这样壮观的景象，对它们的一种敬畏感使我折服。这种敬畏感，只能来自于亲眼所见的经历。

　　爱你们菲丽丝

　　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九日

　　龙门

　　与费慰梅和费正清通信，已经是林徽因生活中重要的一项内容。无论是在北平家中，面对一地家务琐事的烦恼，还是在考察途中，那些点滴发现与喜悦，她都愿意写下来，与那两位远隔重洋的朋友分享。

　　结束了对龙门石窟的考察后，他们又去了河南开封。

　　亲爱的慰梅和正清：

　　……没有时间写详细的信，但这应该能给你一个我们所处境遇的概念。此后，我们将要穿越山西的二十三个县。我们不得不确保食宿。（以便我们有足够的精力继续工作。）我老忘不了慰梅爱说的名言，“恼一恼，老一老”——事实上我坚守这个明智的说法，以保持我青春的容貌……整个旅途中，我们都思念着咱们一起踩着烂泥到（山西）灵石去的欢乐时刻。

　　爱你们菲丽丝

　　（一九三六年）六月三日

　　开封

　　营造学社几年来的野外考察中，梁思成与林徽因及同仁们有很多重要发现，但那些成果里，年代最早的还是限于宋辽时代。当时的日本建筑学界曾有人断言：中国已不存在唐代的木结构建筑，要看这样的实物，只有到日本奈良去。

　　这句断言，就像一根刺一样扎在梁思成的心口，让他耿耿于怀。

　　英国人伯希和的《敦煌石窟图录》，梁思成曾反复读过多次。里面的两幅壁画吸引了他的注意，壁画中描绘了佛教圣地五台山的全景，每座寺庙都标注了名称，其中，地处五台山外围的大佛光寺，标注说明建于唐代。

　　这个发现，让梁思成和林徽因兴奋不已，他们决定再去山西碰碰运气。

　　1937年6月，梁思成、林徽因和纪玉堂一行四人，乘火车去太原，又从太原折向北行，坐汽车，换骑驮骡，一路颠簸着进了五台山。

　　在那里，五台山的怀抱中，建于公元857年唐代木构建筑佛光寺，正在静候着这群远方的朝拜者。

　　对于那样一个重大的发现，旁人一切的修饰与描述或许都显无力苍白，梁思成曾在文中详细地记录下他们当时发现、测绘佛光寺的整个过程：

　　佛光寺在南台豆村镇东北约五公里之佛光山中。伽蓝是依着山岩布置的，正殿居于高台之上，俯临庭院，有二三十棵老松环绕。气势魁伟。一层高，雄大、坚固和简洁的斗拱，深远支出的屋檐，一望可知年代久远。但能比我们先前所发现的最古木构建筑还要老吗？

　　……

　　第二天开始做仔细的调查。斗拱、梁架、藻井以及雕花的柱础都细看过。无论是单个或总体，都明白显示晚唐时期的特征。但我最大的惊喜是爬进天花板上面的黑暗空间时，看到一种屋顶架构，其做法据我所知，只有在唐代绘画中才有。使用双“主椽”（借用现代屋顶架的术语），而不用“玉柱”，这和后世中国建筑的做法全然不同，出乎我们的意料。

　　这座殿因为有“平闭”顶板，梁架上部结构都被顶板隐蔽，斜坡殿顶的下面，有如空阁，黑暗无光，只靠经由檐下空隙，攀爬进去。上面积存的尘土有几寸厚，踩上去像棉花一样。我们用手电筒探视，看见脊条已被蝙蝠盘踞，千百成群地聚挤在上面，无法驱除。脊檩上有无题字，还是无法知道，令人失望。我们又继续探视，忽然看见梁架上都有古法的“叉手”做法，是国内木构中的孤例。这样的意外，又使我们惊喜，如获至宝，鼓舞了我们。

　　照相的时候，蝙蝠见光惊飞，秽气难耐，而木材中又有千千万万的臭虫（大概是吃蝙蝠血的），工作至苦。我们早晚攀登工作，或爬入顶内，与蝙蝠臭虫为伍，或爬到殿中构架上，俯仰细量，探索唯恐不周到，因为那时我们深怕机缘难得，重游是不容易的。

　　……

　　我们工作了几天，才看见殿内梁底隐约有墨迹，且有字的左右共四梁。但字迹被土朱所掩盖。梁底离地两丈多高，光线又不足，各梁的文字，颇难确辨。审视了许久，各人凭自己的目力，揣测再三，才认出官职一二，而不能辨别人名。徽因素来远视，独见“女弟子宁公遇”之名。

　　施主是个女的！而这位年轻的建筑学家，第一个发现中国最珍稀古庙的，也是个女人，显然不是偶然的巧合。徽因深怕有误，又详细检查阶前经幢上的姓名。幢上除有官职者外，果然也有“女弟子宁公遇”，称为“佛殿主”，名列在诸尼之前。石柱上刻的年代是“唐大中·十一年”，相当于公元八五七年。

　　……

　　殿的年代因此就可推出了。这比以前发现的最古木结构还要早一百二十七年，是我们这些年搜寻到的唯一唐代木构建筑。不仅如此，在同一大殿里，我们找到了唐朝的绘画、唐朝的书法、唐朝的雕塑和唐朝的建筑。个别地说，它们是稀世之珍，但加在一起，它们就是独一无二。

　　梁思成和林徽因一行在佛光寺整整测量了一周，他们对整个建筑群进行了察看、测量、照相。

　　那一周里，他们天天都处在一种愉悦中，尽管测量的过程非常辛苦。

　　离开寺院前，梁思成把他们的重要发现向太原教育厅报告，详细陈述了佛光寺的珍贵，敦促他们做好永久保护的计划。

　　情绪激昂中，他和林徽因决定明年再来，且要带着政府的修缮资助来。

　　他们哪里会想到，那样的想法，注定是终生无法实现的一个幻梦了。

　　1937年7月15日傍晚，在辛苦忙碌了一天之后，梁思成照例展开才拿到的一捆报纸来读。当他躺在帐篷里的帆布床上，把报摊开，一行大标题赫然在目——日军猛烈攻我平郊据点。

　　日本对华全面战争爆发了。

　　因为当时的报纸都是从太原来，那几天公路淹水，报纸延误。当梁思成他们看到这个消息时，“七七事变”已经过去了整整一星期。

　　他们从发现佛光寺的狂喜里，一下子跌进了无限的恐慌：北平危殆，亲人们如何了？可从报上得知，津浦、平汉两路已不通车。他们回北平的路唯有北出雁门，经大同，沿平绥铁路，回返到日军已兵临城下的北平。 蓝星，夏国。

　　肿瘤科病房，弥漫着医院独有的消毒水味道。病房是单人间，设施俱全，温馨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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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对于孑然一身的路遥来讲，却是无人问津的等死之地。

　　他是癌症晚期，靠着意志力撑到现在，但也只是多受几天罪罢了。

　　此刻，路遥躺在病床上，怔怔望着床头柜上的水杯，想喝口水。

　　可他拼尽全力却无法让身体离开病床。剧痛和衰弱，让这原本无比简单的事情成了奢望。

　　这时，一道幸灾乐祸的声音响起：“表哥~你真是狼狈呢。连喝口水都得指望别人施舍。”

　　一位英俊的年轻男子悠闲坐在病床前，翘着二郎腿，眼睛笑成一道缝。

　　“你求求我，我给你喝口水如何？”

　　路遥面无表情，一言不发。自从失去了自理能力，一帮亲戚的嘴脸已经见多了，不差这一个。

　　男子起身，将水杯拿在手里递过来，“表哥别生气，我开玩笑的，你对我这么好，喂你口水还是能办到的。”

　　说完话，他将水杯里的水，缓缓倒在路遥苍白消瘦的脸上。

　　被呛到，路遥无力的咳嗽几声，好在少量的水流过嗓子，让他有了几丝说话的力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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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鑫，为什么？我从未得罪过你。你去星盟国留学，还是我资助的！”

　　张鑫将水杯放下，不紧不慢的说：“谁让你这么古板呢，只是运点感冒药罢了，又不犯法，你非得千方百计的拦着。”

　　路遥脸上闪过一丝了然之色，道：“张鑫你这垃圾，狗改不了吃屎。将感冒药运到国外提炼毒品……咳咳……”

　　张鑫理了下领带，笑道：“你别血口喷人啊，我可是国际知名企业家。这次回国，‘省招商引资局’还打电话欢迎我呢~”

　　路遥叹了口气，现在的自己什么都做不了，索性闭上眼睛不再说话，安静等待死亡的到来。

　　但张鑫却不想让眼前饱受病痛折磨、即将离世的表兄走好。他附身靠近，悄悄说道：琇書蛧

　　“表哥啊~其实呢，我这次回国主要就是见你一面，告诉你一声——你的癌，是我弄出来的~”

　　路遥陡然挣开眼，“你说什么！”

　　张鑫笑眯眯的掏出个铅盒打开，里面是件古怪的三角形饰物，仅有巴掌大小，中间是只眼睛似的图案，一看就很有年代感。

　　“眼熟吧？这是我亲手送你的，货真价实的古董。我在里面掺了点放射性物质，长期接触就会变成你现在这副鬼样子。”

　　路遥马上认出来，这是自己很喜欢的一件古物，天天摆在书桌上，时不时的把玩，没想到却是要人命的东西！

　　他伸出枯枝似的手臂，死死的抓住眼前人的胳膊！“你……”

　　“别激动~表哥，我西装很贵的。”张鑫轻松拿掉路遥的手，小心的捏起铅盒，将放射性饰物塞进他怀里。

　　“我赶飞机，得先走一步。你好好留着这个当做纪念吧，有机会再去你的坟头蹦迪~”

　　说完话，张鑫从容起身离开。临走前，还回头俏皮的眨眨眼。他原本就男生女相，此时的神态动作居然有些娇媚。

　　保镖很有眼力劲，赶紧打开病房门。同时用无线耳麦联络同事，提前发动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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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遥只能无力的瘫在床上，浑身皆是钻心剜骨般的剧痛，还有无穷悔恨、不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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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很快，剧痛渐渐消失，只剩麻木，路遥隐约听到过世的双亲在喊他。

　　就在路遥的身体越来越飘，即将失去意识时，胸口突然阵阵发烫，将他惊醒。

　　从怀中摸出那三角形饰物，发现这玩意变得滚烫无比，还在缓缓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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