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林徽因传：韶华如诗，林下美人》（9）

　　第九章《林徽因传：韶华如诗，林下美人》（9）

　　重返北平

　　01

　　/水木清华

　　“离别家乡岁月多，近来人事半消磨。唯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世事沧桑，人事变迁，久别故里的人，再回家乡，面对的是物是人非，感伤似乎总是比喜悦更多。

　　1946年7月31日，北平西郊机场，当林徽因一家从机舱里走出来，早已等候在此的著名经济学家陈岱孙教授大步迎上去……

　　受梅贻琦校长的委托，陈岱孙提前回清华，做学校北返的准备工作。

　　日本侵占北平期间，昔日的“水木清华”学府已变成了一座军营，教师宿舍变成了马厩。陈岱孙北返后，迅速组织人员对校园进行了一番修整，以迎接那些漂泊归来的学者、教授。

　　从1930年到1945年，十五年中，尽管战乱频仍，梁思成和林徽因，还有营造学社的同仁们，还是冲破重重艰难险阻，足迹遍及中国十五个省、二百多个县，测绘、考察、研究的古建筑和文物达两千余处。他们已基本上理清了各个时期的建筑体系沿革、历史源流及整个中国建筑历史的发展脉络。

　　梁思成认为，对古建筑的考察研究可以暂告一段落了。战后国家重建，更需要的是建筑人才，即建筑师。还在西南联大北返之前，梁思成即向梅贻琦校长建议，在清华大学增设建筑学院，他的想法与梅贻琦不谋而合。

　　梁思成便成为清华大学建筑系的第一位系主任。

　　重返清华园，这里的一草一木，一房一舍，都能勾起梁思成的一份美好回忆。从十五岁进入清华学堂，一直到二十三岁离开赴美留学，整整八年，这里留下他青春的奋斗足迹，也留下太多的欢声笑语。

　　而今，他又回来了，母校向他张开热情的怀抱。

　　学校不但对他委以重任——让他组建建筑系，还给他们一家安排了很不错的住房。回到北平不久之后，一家人就搬进了清华园新林院8号。那是清华的教授楼，绿树掩映中的院落非常幽静，住房也宽敞。

　　从战时的颠沛流离、穷困潦倒，重新踏入有规律的现代文明生活，林徽因和梁思成的心情都为之一振。尤其是梁思成，他似乎已完全忘记了身体上的病痛，全身心投入清华建筑系的筹建中来。

　　当年与他在营造学社共事的助手刘致平、莫宗江、罗哲文，都被他陆续请到。之后，他又向吴良镛、程应铨、汪国瑜、朱畅中、胡允敬，还有美术家李宗津、雕塑家高庄等人发出邀请。

　　紧锣密鼓的筹备之后，1946年夏天，清华大学工程院建筑系招收了第一届学生，共计十五人。那是继东北大学建筑系创建之后，梁思成又一次白手起家创办的建筑系。

　　建筑系的筹建工作还没有完全理出头绪，梁思成就接到教育部和清华大学委派他赴美国考察的通知。那纸通知，让梁思成陷入喜忧参半的苦恼之中。去考察美国战后建筑教育，是他心向往之的事，可手中拮据的经费又让他犯了难：如何利用那有限的经费在多所大学之间穿梭交流？

　　正在梁思成为此事发愁时，两张邀请函从天而降——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同时向他发出邀请。耶鲁大学邀请他担任一年的客座教授，讲授中国艺术和建筑；普林斯顿大学则希望他担任1947年4月“远东文化与社会”国际研讨会的主席。

　　梁思成战前的论文，终于还是引起国际学术界的注意，尤其是战时出版的那两期《中国营造学社汇刊》，更为他赢得了广泛的声誉，国际学术界盛赞他不畏艰难，以顽强的毅力坚持研究中国建筑史的精神。

　　一个默默无闻在中国建筑界埋头耕耘了十几年的人，忽然就成了国际知名人物，且被美国两所最具权威的大学邀为嘉宾，让梁思成有种受宠若惊的感觉，也让他有些措手不及——刚刚筹建的建筑系，多少工作都少不得他，林徽因的病体也让他放心不下。

　　如同多年前夫妻两个同建东北大学建筑系一样，林徽因再次给梁思成交了一张让他放心远行的答卷。虽然此时的她并不在清华担任教职，但她早已把建筑系的事情视为自己的事情。她答应梁思成，一定会尽力辅佐建筑系的年轻教员们。

　　临行前，梁思成把系里年轻的教师们召集到一起，告诉他们，有事可与林徽因商量。林徽因便成了清华建筑系的一位“编外教授”。

　　建筑系刚刚成立，资料室的图书资料相当匮乏，林徽因便把自己家里的书推荐给那些年轻教员，任由他们挑选、借阅。数年来，梁家关于建筑方面的藏书甚丰，那些珍贵的善本书、绝版书，源源不断地走下书架，在建筑系的教师与学生之间传来传去。

　　这让林徽因觉得欣慰——那些书，终于实现了它们的价值。

　　昔日高朋满座的北总布胡同3号，已化成林徽因生命中一个美丽的符号，永远地被她珍藏。她已不再是当年座上那个神采飞扬的女主人，她老了，又病着，她那般瘦削、苍白，终日缠绵病榻，几乎与美丽绝缘。

　　但她依旧魅力四射，那份光芒，甚至比当年还要吸引人。那是一份历经重重磨难之后所焕发出来的光芒，它不再耀眼，却温润如玉，让人不得不想走近她，与她攀谈，与她交流，感受那份光热的抚摸与照射。

　　清华园新林院8号，再次成为建筑系年轻教员、学生们频频光顾的地方。

　　林徽因却只能躺在病榻上接待他们，与他们谈艺术、谈建筑、谈时局。她依然那么健谈，经历了战时流亡的大风大浪之后，她变得更加豁达风趣。与她谈话交流，在那些年轻人看来就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但他们哪里会知道，林徽因是强打精神在陪他们。每每等他们走后，林徽因都要大口大口地喘息着躺在床上，虚汗直淌，半天恢复不过来。

　　抗战的胜利，为梁思成等人带来事业的又一个春天。然而，战后的北平，日子并不好过。时局维艰，物价飞涨，他们刚到北平时大米还是900元一斤，才过了不到几个月，已经涨到了2600元一斤。

　　面对来势汹汹的通货膨胀，有些年轻的教员们日子变得艰难。有些人不得不开始典当，以维生计。他们向林徽因诉说苦恼，有些人甚至想转换专业或者调动到待遇好的学校去。

　　“能在清华、北大做事，就值得珍惜。当然，前提是不能被饿死。”林徽因的回答很委婉，但也意志坚决。她太懂得这份安稳的来之不易，她能做的唯有珍惜。

　　为了带领建筑系的年轻人摆脱眼下困境，林徽因组织建筑系的一些人成立了工艺美术设计组，承接外边的一些活儿。所得收入，林徽因购买了颜料、纸张、文具，以补助建筑系那些家庭困难的学生。

　　白日的喧嚣退去，冰凉的夜色如水漫上来。来访的人走了，家人也已进入沉沉的梦乡，那是林徽因最难熬的时候。夜里，林徽因总是咳喘得特别厉害，她一个人在床上辗转反侧，一个人下床倒水、吃药，一个人在床上喘得透不上气……再看着窗外的晨光一点点探进来，把室内的一切慢慢照亮。当阳光跃过窗格，重新铺洒在客厅里，林徽因知道，又一个黑夜已经远去了，她又可以像一个健康人一样，与前来拜访她的年轻人攀谈……

　　人生就是这样子吧，就像一条河流，奔流不息。人就像漂泊在河上的一叶小舟，扬起片帆，一路穿山越水，看尽两岸的田野、山林、峰峦。恶浪险滩有时，流水潺潺有时，走到人生尽头，回望来时路，一切都已被看淡。连同生与死，那也不过是把一份人生的负担传递给他人的手上。

　　梁思成走了几个月，不时有信来。他在美国过得忙碌而充实，心情也不错，那让林徽因放心也开心了不少。

　　到美国后，梁思成除了在耶鲁大学教书之外，他还抓紧一切时机参加各种活动。因为离开美国太久，他必须加强对本专业新进展的了解，同时也要扩大自己作为一个中国学者的学术影响。

　　他回到宾夕法尼亚大学，与老同学相聚，又到哈佛大学做报告。在此期间，他还作为指定的中国代表参加联合国纽约总部大厦设计咨询委员会，在那里，他结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杰出建筑师。

　　1947年4月，在普林斯顿大学“远东文化和社会”国际研讨会上，梁思成作了《唐宋雕塑》与《建筑发现》两场学术报告。报告相当成功，普林斯顿大学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以表彰他在中国建筑史方面研究的成就。在会议期间，他还举行了一次图片和照片展览。

　　那段时间，梁思成整天在外跑来跑去，精力充沛得惊人。有一天，他的老朋友罗常培去耶鲁大学他的住处找他，却吃了闭门羹，只得留下一张条子贴在门上：梁思成成天乱跑。（罗常培）

　　过几天，梁思成又去找罗常培，主人刚好也不在，他也给对方留下一张纸条扬长而去：罗常培常不在家。（梁思成）

　　两人见面后，又互赠一句，把那两句连成了一副对联：

　　罗常培常不在家大儒常陪女弟子

　　梁思成妄思伏骥拙匠思成联国楼

　　总之，在美国的那段日子，梁思成几乎忙得脚不沾地。各种繁忙的工作之余，他还和好友费慰梅一起修改《图说中国建筑史》的文稿与插图，那些照片和建筑图片，是他来美国之前特意带上的，以便到耶鲁大学后可以制成幻灯片，作为讲述中国建筑史的形象资料。

　　梁思成有一个想法，希望在美国逗留期间，《图说中国建筑史》能够在美出版。关于这本书的出版，还有一个曲折而动人的故事，它后来的出版过程充满离奇波折，直到1984年才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出版。彼时，梁思成、林徽因早已不在人世。此是后话。

　　正当梁思成忙碌地穿梭在美国各大高校与部门之间，埋头整理他的文稿时，一纸来自北平的电报，骇得他急急忙忙放下美国的一切事务，打道回国。

　　1947年6月，林徽因的肺结核病情急剧恶化，已侵入肾脏。医生考虑给她做一次肾切除的大手术，梁思成必须回来做决定。

　　02

　　/病房里的日子

　　1947年秋天，北平的一家医院，林徽因从这年十月初就住进来，进行手术前的全面检查。

　　北平的秋，天空碧蓝如洗，阳光明媚，却已失了夏的热度。午后的阳光跃过窗台，正落在窗前的小几上，给室内那片静谧的白色带来一抹温馨。一袭病号服的林徽因，斜倚床头，在给远方的朋友费慰梅写信……

　　这是民国初年建起的一座漂亮小楼，一座“袁世凯式”、德国巴洛克式四层楼房。两扇朝南的狭长前窗，正对着前庭，坐在窗前，林徽因的眼前不时会闪过1901年的汽车、马车和民国初的权贵们，他们当初如何装点着那些水泥铺成的巴洛克式的台阶和通道。那样的想象，会让病中百无聊赖的林徽因觉得时光过得稍快。

　　梁思成回来了，林徽因正持续地发着低烧，那种情况下是不可能进行手术的。她只能住进医院，静待烧退下去。

　　梁思成归来，林徽因心情大好。他是她一生最好的私人护理与心理医生，有他在，便心安。生死攸关的一场大手术即将到来，林徽因却在给朋友的信上谈笑风生：

　　最亲爱的慰梅：

　　……

　　无论怎样，我最好告诉你我为什么到这个医院。别紧张，我只是来做个全面体检。作一点小修小补——用我们建筑术语来说，也许只是补几处漏顶和装几扇纱窗。昨天下午，一整队实习和住院大夫来彻底检查我的病历，就像研究两次大战史一样。我们（就像正清常做的那样）拟定了一个日程，就我的眼睛、牙齿、肺、肾、饮食、娱乐和哲学建立了不同的分委员会。巨细无遗，就像探讨今日世界形势的那些大型会议一样，得出了一大堆结论。同时许多事情也在着手进行，看看都是些什么地方出了毛病；用上了所有的现代手段和技术知识。如果结核菌现在不合作，它早晚也得合作。这就是其逻辑。

　　……我找了个机会同宝宝和她的年轻朋友们去了趟颐和园。（他们中有位才华横溢的诗人，他的诗作王佐良曾在伦敦出版的《生活与书信》一书中加以评论。）不管怎样，我坐着人力车抵达了颐和园的门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在颐和园里面怎么办了。最终我不得不花七万元（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旧币）雇了一顶可以往返的滑竿，一直来到宫殿后面的山顶。这是我最爱的地方，当年曾带史坦因夫妇去过。这是一次大成功。夜雨之后，天气好极了。可以看到四周围几英里的地方。孩子们走路陪着我，高兴极了。看见他们前呼后拥，我觉得自己像个大贵族。

　　老金和思成特别好，替我们看家。……你看，我从深渊里爬出来，来干这些可能被视为“不必要的活动”；没有这些我也许早就不在了，像盏快要熄的油灯那样，一眨，一闪，然后就灭了！

　　你永远的

　　菲丽丝

　　一九四七年十月四日

　　于北平的医院

　　不管林徽因怎样的豁达乐观，她的这封信中，还是透出一份将别人世的凄凉。就像一盏摇曳在秋夜风中的油灯，她自认为自己的生命即将油尽灯枯。在以往给老朋友的信中，落款都是“永远爱你们的菲丽丝”“爱你的菲丽丝”，这一次，她却在信末郑重地写下“你永远的菲丽丝”。

　　梁思成从美国托运的行李终于到了，他急切地打开包装，向林徽因及其他家人展示他精心为他们挑选的礼物。在林徽因的眼里，那些礼物可说千奇百怪。那里面有可以彻底拆、拼、装、卸的技术装备，她坐在床上，有了可以调整的帆布靠背，前面放着可以调节的读写小桌，还有一台经过电压器插入普通电源的录音机。梁思成打开录音机，里面传来朋友们录下的问候声，那些声音却无一不因失真而变得怪异有趣：梁思成的声音听起像梅贻琦，费慰梅像费正清，而费正清的声音则近乎保罗·罗伯逊。听着那些声音，林徽因被逗得哈哈大笑，她觉得自己忽然变成了乾隆皇帝，正在接受进贡的外国手表……

　　“一手拿着放大镜，另一手拿着话筒，一副无忧无虑的现代女郎的架势，颇像卓别林借助一台精巧的机器在啃老玉米棒子。”林徽因又在向费慰梅喋喋不休地汇报了，这是她多年来养成的一个习惯。苦与乐，事无巨细，她都喜欢跟自己最亲爱的慰梅友分享。

　　住进医院好些天了，林徽因被困在那一片白色世界里，每天面对的就是查房、量体温、服药，日子单调而枯闷。她的病情反反复复，一会儿发烧，一会儿又有输血的并发症，一会儿又要做检查，始终达不到做手术的条件。而等到她的烧退下去，天气又冷了，房间里的温度不够，要等医院来了暖气才能决定手术时间。这样一直拖到了12月，她的手术还没能进行。

　　恐惧中的等待，终于一点点耗尽了林徽因的乐观。她开始变得焦躁不安，情绪恶劣，不论结果是好是坏，她希望那一天早点来到。一首《恶劣的心绪》写下她那一段日子的忧惧与苦恼：

　　我病中，这样缠住忧虑和烦忧，

　　好像西北冷风，从沙漠荒原吹起，

　　逐步吹入黄昏街头巷尾的垃圾堆；

　　在霉腐的琐屑里寻讨安慰，

　　自己在万物消耗以后的残骸中惊骇，

　　又一点一点给别人扬起可怕的尘埃！

　　……

　　我希望：风停了；今晚情绪能像一场小雪，

　　沉默的白色轻轻降落地上；

　　雪花每片对自己和他人都带一星耐性的仁慈，

　　一层一层把恶劣残破和痛苦的一起掩藏；

　　在美丽明早的晨光下，焦心暂不必再有，——

　　绝望要来时，索性是雪后残酷的寒流！

　　三十六年十二月病中动手术前

　　冷风、沙漠、荒原、垃圾堆、霉腐的琐屑、可怕的尘埃、饥饿的野狗……在林徽因的诗歌中，再没有一首诗像这首诗一样，囊括了如此多可怕可怖的意象，她的心绪恶劣到什么程度也可想而知。

　　终于等来了暖气，可以为林徽因进行手术了。

　　那是她的一道鬼门关，朋友们都知道，她自己也清楚地知道。朋友们都来了，金岳霖、张奚若、沈从文、莫宗江……他们围在她的病床前说说笑笑，故作轻松地把那一份凝重的气氛搅活起来。转身出了病房的门，忧伤便爬上朋友们的眼角：那么弱的体质，她能否抗住那样大的手术？

　　千等万等的那一天终于要来了，林徽因反倒不惧不怕了。她和朋友们随意地开着玩笑，也在信笺纸上同女友费慰梅诀别：

　　……再见，最亲爱的慰梅。要是你能突然闯进我的房间，带来一盆花和一大串废话和笑声该有多好。我不再像去年一样，我现在乐观地微笑，还可能给你作伴。

　　林徽因给费慰梅写下这封诀别信的时间是1947年12月20日，四天后，1947年12月24日，林徽因进行了一侧肾的切除手术。

　　03

　　/动荡不安的1948

　　从一片混沌中醒来时，林徽因周身都被那片醒目的白色包围，却不再觉得刺目。伤口在痛，那份痛是一份清晰的提醒——她还活着！

　　是的，林徽因以超强的意志力，赶走了随时都有可能登门造访的死神。那次手术，进行得还颇为成功。只是，术后一系列的困扰，让她的身体恢复得极慢。

　　原本身体底子太差，术后长时间低烧不退，伤口长时间不能愈合。

　　看到梁思成在医院和清华园之间来回奔波劳累，林徽因还是坚持回家调养。

　　然而，病人最需要的舒适与安静，于此时的林徽因竟都成奢侈。

　　1948年的春天，似乎比以往来得更晚一些。

　　清华园新林院8号的住宅，房间高大宽敞，到冬天却显出它的劣势来——屋子里没有暖气，梁思成只好在屋里支起三个约半人高的火炉。这些炉子很难伺候，收拾不好便很容易熄灭。生火，添煤，清除煤渣，为了让屋子里保持足够高的温度，又怕别人收拾不好误事，这些生活琐事，梁思成全部自己承担下来。他每天早早起来，下厨为林徽因调配营养早餐，为她进行肌肉注射或静脉注射，不忙的时候，还会为她读一些英文报刊。

　　这一时期建筑系的工作也忙。去美国考察的那一段时间里，梁思成跑了很多大学与机构，他反复将美国各大学建筑系的教学计划与课程设置进行了比较、研究，再回来，他的建筑思想与理念又较以前进了一大步。他认为，现代建筑教育的任务，不仅是要培养一批合格的建筑师，还要造就能依据美学思想规划环境的人才。他将建筑系改为营建系，又对原来的教学大纲做了大幅度的修改与调整，在营建系设置了“建筑学”和“市镇规划”两个专业。尤其是“市镇规划”专业，在全国高校中开了城市规划专业的先河。

　　梁思成一边在信心百倍地展望着中国建筑教育的未来，一边精心照顾病榻上的妻子。对于闯过那道鬼门关的林徽因，他充满了感激与钦佩，但更多的是疼惜。

　　为了让她恢复得更快更好，梁思成可谓绞尽脑汁。

　　1948年，中国已进入抗战胜利后的第三个年头，全国人民却依然生活在一片内战的水深火热当中。华夏大地上依然烽火连天，忧患重重。商品奇缺，物价飞涨。战争，饥饿，死亡，几座大山压得人越来越喘不动气。而那些经历了太多苦难的有志之士、年轻学子们，却再也不愿意束手待毙，反饥饿、反内战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层层迭起。

　　“饿死事大，读书事小！”“向炮口要饭吃！”“反饥饿，反内战！”学生们把标语贴到了校门口的墙上，又一路高呼着涌出校园。

　　当饥饿如猛虎一样袭来，当生活中最起码的一日三餐都被迫中断，那些知识分子也不得不放下平日的温文尔雅，像火山一样爆发了。

　　这样的大形势下，梁思成要为林徽因弄到一些治疗的药品和营养品就变得更加困难。他常常要开车跑出北平城，到百里之外的郊县去采购。运气好时，可以花高价买回一只鸡；运气不好时，只能空手而回。

　　情非得已，梁思成只好再向远方的朋友求助。他写信给费正清和费慰梅，让他们帮忙从美国寄些链霉素来，同时也希望他们能寄一盒500张的打字纸。当时在北平要买一盒打字纸，大约要花掉他半月的薪水。

　　躺在病榻上的林徽因，不时从梁思成捎回的报刊上或从他的口中，获得一些来自外界的消息，却无一例外是那么让人沮丧的消息。

　　好在，这时，依然有朋友们在身边陪伴鼓励。

　　张奚若夫妇、金岳霖、陈岱孙夫妇等老朋友不时前来探望。尤其是金岳霖，梁思成忙不过来时，他会前来代替梁思成照顾一下林徽因，给她读报，陪她谈心。这位从北到南，从南到北，跟随林徽因一家多年的老朋友，是林徽因生命中另一位保护神。他终生未娶，有人说是为林徽因，有人说是为了他自己的主义。不管后世人怎么看，他对林徽因的那份守护都让人动容。

　　金岳霖太了解林徽因了，她用不着被人取悦，但必须老是忙着。像寻常病人一样躺在病榻上，无所事事地消磨时间，于林徽因来说是比死更痛苦的事。他建议她把那些在战时写下的，还没有发表的诗作整理一下，送出去发表。

　　林徽因接受了金岳霖的建议，压抑了太久的文学热情，再度被激发。

　　《昆明即景》二首、《年轻的歌》二首、《空虚的薄暮》二首、《给秋天》外二首、《病中杂诗》九首和长诗《哭三弟恒》等，先后发表在杨振声主编的《经世日报·文艺周刊》和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上。这是继林徽因20世纪30年代文学领域的创作高潮之后，她又一次在文坛上的惊艳亮相。

　　有了新的精神寄托，林徽因心情大好，身体也似乎正在好转，这让梁思成又是开心又是担忧。他担心妻子的诗兴大发，会让她太过劳累，影响她的恢复。

　　这一年，有一个女孩走进了林徽因和梁思成的生活，从她的眼里，我们得以知道更多病榻上林徽因的生活细节。她就是林洙，后来成为梁思成的第二任妻子，陪他度过了人生最后十个年头。

　　这一年，林洙结束了在上海的中学教育，随男友程应铨北上继续求学。程应铨到清华大学建筑系任教，听说清华设有先修班，又念着林徽因是林洙的同乡，便想请她帮助林洙进入清华先修班学习。那时，她们两个谁都不会想到，数年后，她们的命运会与同一个男人牵扯到一起。

　　1948年初秋的一个早上，林洙怯怯地敲开了清华园新林院8号林徽因家的大门。

　　彼时的清华园，正被一种黯然的悲哀和一种激昂的爱国情怀笼罩。朱自清教授宁肯饿死也不领美国的救济粮，学校才为他举行过追悼会，校园的大字条幅还没有撤去，秋风中愈添悲凉。

　　林洙其实早就想来拜访林徽因了，但她知道林徽因才做过手术，身体极不好，又加之自己不过是一个没有被清华录取的无名小卒，她始终没敢来敲开她家的大门，直到林徽因得知消息后向她发出召唤。

　　天哪！我再也没有见过比她更瘦的人了。这是和那张照片完全不同的一个人，她那双深深陷入眼窝中的眼睛，放射着奇异的光彩，一下子就能把对方抓住。她穿一件浅黄色的羊绒衫，白衬衫的领子随意地扣在毛衣内，衬衫的袖口也是很随便地翻卷在毛衣外面。一条米色的裤子，脚上穿一双驼色的绒便鞋。我们都坐下后，她就开始问我报考大学的情况。

　　……

　　我承认，一个人瘦到她那样很难说是美人，但是即使到现在我仍旧认为，她是我一生中见到的最美、最有风度的女子。她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都充满了美感、充满了生命力、充满了热情。她是语言艺术的大师，我不能想象她那瘦小的身躯怎么能迸发出那么强的光和热，她的眼睛里又怎么能同时蕴藏着智慧、诙谐、调皮、关心、机智和热情。真的，怎能包含那么多的内容。当你和她接触时，实体的林徽因便消失了，感受到的是她带给你的美和强大的生命力。

　　多少年过去了，林洙依然忘不掉自己第一次与林徽因见面的场景。

　　从那一天起，林洙就成了林徽因家里的常客。

　　彼时的国共战场上，国民党节节败退，国民党政府已在做着南迁的准备。教育部派员到北大、清华传达关于学校南迁的意见，清华的教授学者们却已对这个政府失望透顶，他们哪里也不去，执意留在北京。

　　因为校方为学校迁址的事斗争得非常厉害，清华大学的先修班没能开办。林徽因就主动担任起林洙的英语辅导老师，她让林洙每周二、周五下午到家里来上课。上完课后，林徽因会邀请林洙留下来一起喝下午茶，林洙也便得以再次见证林徽因客厅女主人的风采。

　　每天下午四点半，金岳霖、张奚若夫妇、周培源夫妇、陈岱孙先生，还有清华大学一些其他的教授、建筑系的教师，都会相约到林徽因家来喝下午茶。林徽因依然是茶会的女主人，是众人瞩目的中心。

　　梁先生说话不多，他总是注意地听着，偶尔插一句话，语言简洁、生动、诙谐。林先生则不管谈论什么都能引人入胜，语言生动活泼。她还常常模仿一些朋友们说话，学得惟妙惟肖。她曾学朱畅中先生向学生自我介绍说：“我（é）知唱中（朱畅中）。”引起哄堂大笑。

　　那样快乐的时光，随着林徽因病情的加重越来越少了。林洙的英语课也只能断断续续地进行，直到最后不得不完全停止。但她仍然经常去看望林徽因，而林徽因只要身体略有好转，便又谈笑风生。

　　日子在病痛与欢笑声的交织中前行，清华园乃至整个北平上空，空气越来越沉重凝滞。

　　1948年11月6日，清华园开始总罢课。此时的整个清华园似一锅沸水，全校师生员工频频举行演讲会，他们第一次喊出“只有反抗，才能生存”的口号，甚至连烧开水的锅炉上也写着“火说：烧死法西斯细菌”。

　　而北平城上空，已是战云笼罩。解放军兵临城下，围城月余。傅作义部坚守城池，不战不和。听着每天梁思成从外面带回来的消息，他们夫妻两个都隐隐感觉到，一场大的社会变革也许就要来临了。但那到底是一场什么样的变革，于他们来说是好还是坏，谁也猜不清楚。

　　也许我们将很久不能见面——我们这里事情将发生很大变化，虽然我们还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变化，是明年还是下个月。但只要年轻一代有有意义的事可做，过得好、有工作，其他也就无所谓了。

　　这是林徽因生前写给好友费正清和费慰梅的最后一封信，写信时间是1948年11月18日至12月8日。

　　这一年，费正清在美国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著作《美国与中国》，收到赠书后，林徽因就此书写了一封很长的信，与费氏夫妇谈论她对这本书的看法。信的最后她写下上面一段话。

　　此后一个月，也就是1949年元月，北平交给了共产党。

　　中美之间，通信再不可能，他们从此天各一方。

　　04

　　/北平和平解放前后

　　1948年底的清华园，空气中流动着一种让人躁动不安的紧张情绪。国民党政府以“保持民族文化，决定全力设法抢救”的名义，企图使北平各高校南迁。

　　在国民党政府拟就的北平各大学欲“抢救”的教授名单上，梁思成赫然在列。接他们的飞机就停在南苑机场，胡适夫妇走了，校长梅贻琦走了，还有很多人也携家带口，匆匆离去。

　　梁思成和林徽因却留了下来。

　　林徽因说：“我们不做中国的‘白俄’。”

　　他们已经放弃了几次远走高飞的机会：当年留学美国，他们可以留下；梁思成访美期间，也有朋友动员他留在美国，把家人迁往美国，他回绝了；这一次，他们依然选择留下。尽管此时的清华大学已陷入一片“无政府”的混乱状态。

　　车轮轰隆隆地驶过平绥路，那声音自北向南彻夜不绝。国民党军队已在南撤，远方的炮火声却仍然依稀可闻，那是国民党军队在做最后的挣扎。

　　听着滚滚车轮声与隆隆炮火声，林徽因和梁思成再也坐不住了。

　　美丽的古都，难道要再一次面对一场浩劫吗？

　　忐忑不安的等待中，有两位陌生人的来访，彻底改变了林徽因和梁思成对那场战争的看法。

　　那是一天深夜时分，张奚若带着两个穿灰衣军装的人敲开了林徽因家的门。张奚若向他们介绍说，那两位是解放军十三兵团政治部联络处负责人，来这里是有事想请他们帮忙。

　　昔日在重庆，梁思成曾经接触过共产党的干部，他对他们早已心怀好感。

　　“梁先生、林先生，我们早闻二位先生是国内著名的古建筑学家，现在我们部队正为攻占北平做准备，万一与傅作义将军和平谈判不成，只好被迫攻城，兵团首长说要尽可能保护古建筑，请二位在这张地图上给我们标出重要古建筑，画出禁止炮击的地区，以便攻城时炮火避开。”

　　两位军人彬彬有礼，打消了梁思成所有的顾虑。他激动得双手发抖，接过那张军用地图，郑重地用红笔把那些需要避开的地区重重圈出来。

　　时局的发展，依然是扑朔迷离。尽管那两位来访的解放军干部一再向梁思成他们表示，就是流血牺牲，也要保护好古都的一砖一瓦，国民党的炮火声还是越来越近，无情地震撼着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心脏。

　　12月13日中午时分，在远处徘徊了多日的炮火声，终于在清华园的北边响起。国民党中央军炮兵团开进了清华，校园内的气象台上架起了三尊大炮，学校体育馆以西一带已经戒严。

　　夜色降临，炮声依然密集。全校停电，以往灯火点点的清华园，此时只有冷冷的月光惨淡笼罩。为了躲避随时都有可能到来的轰炸，清华园的很多教职工都携儿带女，卷着铺盖住进了学校的图书馆。

　　在新林院8号梁家住宅，梁思成和林徽因倾耳谛听，那紧一阵慢一阵的爆炸声，仿佛落在他们的心上。“从历史上看，历代宫室，都难逃五百年一轮回的大劫之灾。传统建筑的木结构是经不起兵燹炮击的。”当年营造学社创始人朱启钤先生的话言犹在耳。“这下子完了，全都要完了！”梁思成绝望地绕室而行。

　　遍布古都的古建筑，能否躲得过这一次的兵火？形势的发展依旧隐晦迷离。

　　12月15日，解放军进驻海淀。

　　12月19日，国民党空军出动，轰炸北平西郊解放军炮兵阵地。清华园多处中弹，燕大蔚秀园亦中弹。

　　12月20日，学校停课。在科学馆召开的教授会通过了校园遭轰炸抗议书。

　　与此同时，一张庄严的布告也贴到了清华大学的门口，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三兵团政治部的一张布告：

　　为布告事，查清华大学为中国北方高等学府之一，凡我军政民机关一切人员，均应本我党我军既定爱护与重视文化教育之方针，严加保护，不准滋扰，尚望学校当局及全体学生，照常进行教育，安心求学，维持学校秩序。特此布告，俾众周知！

　　此布

　　政治部主任刘道生

　　中华民国三十七年十二月十八日

　　那张布告，让林徽因和梁思成长长地松了口气。再看进驻清华园的解放军部队，纪律严明，井然有序。他们入驻后，就在紧张地进行着攻城前的准备，绑扎云梯，练习巷战，与以往他们所见全然不同。

　　一手和平谈判，一手做好攻城准备。1949年1月31日，在经过了三次谈判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接管防务。至此，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这一天，正是农历新年的大年初三。

　　古老的北平城，在连绵起伏的鞭炮声与欢呼声中，迎来了它的新生。

　　北平的和平解放是震动中外的伟大历史事件。它胜利结束了平津战役，达到了歼灭和改编华北国民党军52万多人的预期目的，解放了华北地区；它创造的解放国民党军队的“北平方式”成为后来解放湖南、四川、新疆、云南的范例；它使驰名世界的文化古都免于战火完整地保存下来，为新中国的定都奠定了基础。

　　北平和平解放了，清华大学也由钱俊瑞代表中共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正式接管。这座中国的高等学府，从此变成人民的大学。

　　又一个春天降临北平古城，柳在含苞，梅在绽放，草儿们冒出新芽。这是一个欣欣向荣，充满了希望与生机的春天。谁都没有预料到，被医生多次宣判时日无多的林徽因，生命的活力再次神奇地回归，她竟一天天好起来。

　　这年3月，林徽因被聘为建筑系一级教授，主讲市镇设计课。

　　离开讲台太久了，可她从来没有离开过自己热爱的建筑专业。为适应战后恢复城镇建设的需要，林徽因从人对阳光、水、绿茵、鲜花、林石的需要，讲到人与人、人与建筑、人与自然之间的情感；从园林艺术的空间关系，讲到四合院的结构语言；又从北平城市的发展，讲到城镇规划的基础、城市交通、市政工程和城市绿地。

　　昔日讲台上那个神采飞扬、诗书满腹的女教授又回来了。

　　这年3月，家里还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女儿梁再冰要参军南下了。

　　北平和平解放后，北平各大学的文科学生纷纷参加“南下工作团”，梁再冰和张奚若的女儿张文英也报名参加。

　　在很多人的眼中，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林徽因的身体毕竟还没有完全恢复，女儿从小到大又从没长时间地离开过他们，那样的离别，也许会是永别。

　　林徽因是有不舍的，梁思成也不舍得，但他们最后还是选择了尊重、支持女儿。

　　送别的那天，梁再冰换上一身厚厚的棉军服，腰里扎上皮带，头上戴了一顶灰军帽——文文静静的女儿，瞬间就变成了一名英姿飒爽的女战士。

　　建筑系的教师们都前来为梁再冰送行。

　　离情重，所有的不舍都被林徽因深深地藏掖到心底。送行的人群中，林徽因面色如常，只轻轻拉着女儿的手，千叮咛万嘱咐，唯恐有什么不妥与遗漏。儿子梁从诫脖子上挂着相机，在人群中穿来穿去，忙着为大家拍照。

　　一身军装的女儿站左边，西装革履的父亲站中间，右边是穿深色大衣的母亲林徽因，身后，一树树春花正昂然怒放……

　　梁从诫轻轻地按下了相机的快门，把那幸福又忧伤的一刻永远定格。

　　那是1949年的3月。

　　忙碌而充实的日子，总是走得特别快。一个又一个好消息，被浩浩荡荡的春风捎进了清华园：4月21日，毛泽东和朱德发布解放全中国的命令，一场前所未有的巨大战事在中国大地上从北到南铺开。

　　那一处处散落在华夏大地上的文华遗迹，再次向梁思成和林徽因发出急迫的呼唤。受中国人民解放军代表的委托，梁思成要在最短的时间里编写出一部《全国重要文物建筑简目》。

　　在这部厚厚的手册中，梁思成在故宫、敦煌、云冈、龙门、孔庙等古建筑条目下加注了四个重重的圈，大家戏称之为“四星将”。其次是三个圈的、两个圈的、一个圈的。全册总共四百五十多条，重点加圈的有近二百条。每个条目下，都附有该文物建筑的详细地点、文物性质、建造和重修年代及其意义价值。

　　林徽因对全册条目一一审核，在扉页的说明中，她还特别进行了提示：“本简目主要目的，在供人民解放军作战及接管保护文物之用。”

　　这部“简目”，被迅速发到了解放全中国的广大指战员手中。它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文物保护举措，也正是因为有了这部“简目”，多少文物古迹才免于解放战争的炮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本册子经修订，改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目录》，由国务院颁布，它成为全国各地的文物建筑调查、保护、研究工作的重要指导依据。

　　当战争的风云散去，和平的曙光降临，当一代又一代后人走在和风丽日中，瞻仰着那些幸存的文物古迹，慨叹着中华文化的瑰丽多姿之时，我们实在应该在心里向那两位古建筑的保护人——梁思成和林徽因，深深地道一声：谢谢！

　　05

　　/情系国徽

　　新的时代，新的生活，新的天地。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北平古城旧貌换新颜：古城墙旁，护城河畔，堆积了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垃圾被清除了；多少污水横流、臭气熏天的污水池下水道被疏通、治理；街道、胡同都被打扫得干干净净。北平的天空更蓝，水更清，空气更洁净了。

　　林徽因和梁思成欣喜地注视着那一切。

　　他们为自己的选择而欣慰，更为自己生活在这样一个新的时代而幸福。

　　1949年5月，梁思成被任命为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林徽因被任命为委员会委员。

　　一个曾经只周旋在自家客厅里的太太，如今也融进了那份火热的新生活。新政权赋予她新的使命，林徽因如何不激动？她原本就是一个对生活与工作充满了热情的人。

　　像那个时代的很多女干部一样，林徽因去做了一件月白色的列宁装，把头发剪短了，用两枚发卡别在耳后。如此装束的林徽因，越发显得清瘦而精干。

　　这年夏天，一项神圣而庄严的使命降临到林徽因的生活，她即将萎去的生命也因此再绽芳华。

　　1949年7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委会向社会公开征求国旗、国徽设计方案及国歌词谱。启事在《人民日报》等各大报刊登载后，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反响。到这年8月15日征稿结束时，已收到了包括海外侨胞设计的九百多种图案。几经研讨筛选，政协筹委会最后决定，把设计国徽的任务交给清华大学和中央美院。

　　同年8月，梁思成被任命为国旗、国徽评选审查委员会委员。

　　9月，林徽因和清华大学的十位教师，接受了设计国徽的任务。

　　林徽因和梁思成的日子变得空前忙碌起来。

　　作为国旗、国徽评选委员会的一员，梁思成每天都要在清华与城里之间来回奔波，他会及时把一些资料和会议精神带回来。

　　那本《国徽图案参考资料》，是评委们从应征的图案中选出来的。那些图案的设计各具特色，也各有优缺点，有些图案明显地模仿国外；有些则花花绿绿，像商标，很不庄严。翻阅那些应征的稿件和一些国外的国徽图案设计，再联系各美术家们图案设计意见，梁思成和林徽因苦苦思索着他们自己的设计方案。

　　在梁思成的领导下，清华大学国徽设计小组正式成立了，成员包括营造系的教师莫宗江、李宗津、朱畅中、汪国瑜、胡允敬、张昌龄数人。

　　清华大学新林院8号林徽因的家，从此越发人来人往，热闹非凡，大家一起讨论、出方案、设计、绘图，国徽的设计理念与思路也渐渐由模糊到清晰。

　　林徽因认为，国徽是一个国家的标志，它体现一个民族的历史，一个国家的意志，一个政党的主张。中国的国徽要有中国的特征，政权的特征，形式也要庄严富丽，应该表现中国人民的自豪感。

　　梁思成的意见更为具体而有指导性。在讨论时，梁思成发表了这样的意见：

　　（1）国徽不是一张图画，更不能像风景画。长城也好，天安门也好，中国人能画，外国人也能画。国徽主要是表示民族的传统精神，所以我们的任务是要以国旗为主体，国旗下方有天安门但不要成为天安门的风景画，若如此则失去了国徽的意义。用天安门图案必须把它程式化，而绝不是风景画。

　　（2）国徽不能像商标，国徽与国旗不同，国旗是什么地方都可以挂的，但国徽主要是驻国外的大使馆悬挂，绝不能让它成为商标，有轻率之感。

　　（3）欧洲十七八世纪的画家开始用花花带子，有飘飘然之感，但国徽必须是庄严的，最好避免用飘带，颜色也不宜太热闹庸俗，否则没有庄严感。

　　（4）要考虑到制作，太复杂的图案在雕塑上不容易处理，过多的颜色在大量制作时技术上也存在困难，十几种乃至几十种颜色无法保证它制作是每次都绝对的相同。

　　经过多次讨论与实践，他们决定放弃用多种色彩绘制图案，而是采用金、红两色。在我国传统文化中，这两种颜色一直是喜庆吉祥的象征，将它们用之于国徽的基本色，不仅富丽堂皇，庄严大方，还极富喜庆的民族特色。

　　这一年，林徽因和梁思成的身体都极不好，两人几乎轮流生病。但重任在身，他们不敢有丝毫懈怠，常常与设计组的同仁们通宵达旦地工作。林徽因家的居室里，床上、桌上、地上铺天盖地的草图，让前来的人都无从下脚。

　　林徽因的工作台就是她的床。她半卧在床，伏在一张特制的小桌子上绘图，实在累得支撑不住时，就半倚在床上休息一会儿。

　　紧张、忙碌的日子，让人忘记窗外节令的变化。从接受任务投入到国徽图案的设计工作，几个月时间已匆匆而过。在这期间，林徽因和设计小组的同事们查阅了大量古代典籍与国外的相前资料，又经历了无数次反反复复的思考与讨论、绘图与修整，先后做了二三十个正式完成的国徽图案，陆续送到政协国徽审查小组和中央领导办公室，交由他们审阅。

　　经过数月奋战，那个定型的国徽图案终于迎来最后的考验。

　　1950年6月20日下午，筹委会要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国徽审查评审会议。林徽因和梁思成却都病倒了，只好由兼任秘书工作的朱畅中代他们前去参加评审会。

　　“畅中，我们等候你的消息，评选结束了，多晚也要赶回来。”所有的期待与嘱托，全在这一句了，朱畅中临行前，林徽因一再叮咛。

　　以梁思成为首的清华大学设计组实力非凡，以张仃和钟灵为首的中央美院设计组也有着强大的阵容。那天的中南海怀仁堂会议大厅里，悬挂着两个设计小组精心设计出来的国徽图案，左边是清华方案，右边是中央美院的方案。会场中间排列着三四排沙发椅，参加评选的委员们，在两个图案之间来回穿梭，热烈地品评着。

　　清华大学国徽设计的图案看上去富丽堂皇，充满喜庆之感：图案下方是金色浮雕天安门立面图，天安门上方是金色五星，图案外圈环以稻穗、麦穗，下端用绶带绾结在齿轮上。

　　与清华大学的设计方案相比，中央美院设计的国徽图案也特别醒目：碧蓝的天空下，是天安门的风景画，金色琉璃瓦，红色的柱与墙，前面是金桥的白石栏杆和白石华表，铺地的大理石依稀可见，石缝儿里还画着青草，圈外环以金色麦穗。整个图案看上去极富透视感，且色彩明朗。

　　棋逢对手，伯仲难分，评委们也有些为难，一会儿在清华大学的设计方案前驻足颔首，一会儿又把赞许的目光落在中央美院的设计图案上。在现场，朱畅中的手心里都紧张得握出了汗。

　　但那天评选的最终结果是让人兴奋的。经过细致的对比评议，大多数的评委，包括周总理在内，还是更赞成清华设计组的设计图案，他们把那宝贵的一票，投给了清华设计组。会上，周总理对清华组的设计方案也提出一些修改意见。

　　那天评审结束时，已是深夜，朱畅中连夜宵也来不及吃，就匆匆赶回了清华。

　　于清华设计小组的全体成员来说，那是一个幸福的不眠之夜。

　　接下来的两三天里，大家一鼓作气，顺利完成了修改任务。他们重新画了大幅国徽图案，在图纸的下方，林徽因用隶书写了“国徽图案说明”：

　　一、形态和色彩符合征求条例国徽须庄严而富丽的规定。

　　二、以国旗和天安门为主要内容，国旗不但表示革命和工人阶级领导政权的意义，亦可省写国名。天安门则象征“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和在此宣告诞生的新中国。合于条例“中国特征”的规定。

　　三、以齿轮和麦穗象征工农，麦稻并用，亦寓地广物博的意义，以绶带紧结齿轮和麦稻象征工农联盟。

　　修改之后的国徽图案，越发庄严美丽得夺人眼目。

　　当修改后的图案被送往中南海，一阵强烈的眩晕向林徽因袭来……为了完成自己的信仰，林徽因几乎是拼却她的身家性命在工作了。

　　1950年6月23日，中南海怀仁堂，大红色的宫灯悬挂在主席台上方，孙中山和毛泽东的巨幅画像摆放在主席台的中央，全国政协第一届二次会议在这里召开。

　　林徽因被特邀出席本次会议。

　　在毛主席的提议下，全体代表以起立的方式一致通过了梁思成所领导的清华大学国徽设计组所设计的国徽图案。

　　当代表们全体起立，林徽因心慌、气促，眼眶模糊，病弱加上太过激动，她几乎不能从座位上站立起来。

　　政协会议之后，他们又对国徽细部做了一些技术上的修改，由高庄把平面国徽雕塑成立体模型。8月18日，全国政协国徽审查组召开专家会议，通过了国徽图案浮雕模型的审查。

　　1950年9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签发主席令，公布国徽图案：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所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及对该图案的说明，业经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特此布之。

　　此令

　　主席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九月二十日

　　06

　　/抢救景泰蓝

　　“阅肆张罗雀掠门，海王村果静如林。空闲海估尊哥定，待价千年画宋元。”这首《故都竹枝词》，道的是当年北平城的南琉璃厂（又名海王村）。曾经热闹非凡的古玩文化市场，至民国时代已经风光不再，一片寂然萧条。到北平沦陷时期，一条街上的书店都已奄奄一息，许多古玩店铺纷纷倒闭，凝聚此地几百年的书香墨韵，正无可奈何消散而去。

　　那里曾经是多少文人雅士喜欢流连光顾的地方，还在抗战爆发之前，林徽因、梁思成就经常同张奚若、徐志摩、沈从文等朋友到那里去淘宝贝。

　　1950年6月，完成了国徽图案的设计任务，林徽因又接受了一项新的使命——受北京特艺公司委托，她带人亲自到濒临停产的景泰蓝厂、地毯厂等地进行调研，最先选择了以景泰蓝为实验对象，进行设计创新。

　　林徽因永远忘不了，在海王村古玩市场一角，当那只景泰蓝花瓶跃入她的眼帘时，她心里的那份激动。那只花瓶，几乎和她小时候在上海祖父家里看的那只一模一样。她把那只花瓶托在手上，左看右看，爱不释手，一份遥远的记忆也随之袅袅而来……

　　摊主老人一声沉重的叹息，却似一记重锤落在了林徽因的心上：“这是正宗老天利的景泰蓝，别处你们恐怕见不到了，就是老天利这家老字号，也快撑不住了，快关张了。北平的景泰蓝热闹了几百年，到这会儿算绝根儿喽。”

　　林徽因买下了那只花瓶，就再也放不下景泰蓝。

　　在与老人的攀谈中，林徽因他们得知，北京著名的两家景泰蓝老字号老天利和中兴二厂，都是清康熙时的老厂，现在已经办不下去了。至于其他的小厂，就更不消说。

　　景泰蓝也叫铜胎掐丝珐琅，最早始于唐代，到明朝景泰年间流传最广，因其主体颜色多为孔雀蓝豚釉料，故名景泰蓝。这种工艺素以优美的造型、细腻的花纹、绚丽的色彩、雍容华贵的艺术风格而闻名于世。

　　一种流传了几百年的中华传统工艺，现在面临灭绝的危险，景泰蓝的惨淡现状让林徽因再也坐不住了。回家后，她与梁思成考虑再三，决定在清华营建系成立一个美术小组，抢救濒临灭绝的景泰蓝。这个小组除了原国徽设计组的高庄、莫宗江之外，又把常沙娜、钱美华、孙君莲三个小姑娘吸纳进来。

　　医生们已经不止一次向林徽因亮起“黄牌”警告——她的肺上已经布满了大大小小的空洞，肾也切除了一侧，结核菌已从肺转移到肾和肠。一天吃不下二两饭，睡不到四五个小时，病体支离的她，却和助手们一次次跑到景泰蓝工厂和小作坊去调查，了解它的工艺程序和材料特点。

　　经过多次的实地调查之后，已基本摸清了北京仅存的几家作坊和景泰蓝的生产现状。那些作坊及工厂，新老艺人青黄不接，产量低，产品又卖不出去，大多都处于倒闭的边缘。

　　林徽因还发现，那些景泰蓝工人师傅的手艺是高超的，但是由于传统产品的造型庸俗、色彩单一、图案烦琐，最终才导致这种具有民族特色的手工艺品濒临停产灭绝。

　　研究设计出适合景泰蓝生产工艺的造型、图案及配色，是他们设计组当前亟须解决的问题。

　　林徽因的身体太过羸弱，她已经不能像设计国徽图案时那样亲自画图，只能把自己的意图说给助手莫宗江，再由他来完成绘图设计任务。

　　一张又一张的工笔图案，堪称一张张极美的工艺品，在助手们的笔下诞生了。

　　把那些设计图案拿给景泰蓝厂的老师傅们，再一次次同他们沟通、交流，修改、润色。老师傅们被眼前这个瘦弱的女先生感动了，他们不忍心林徽因拖着病体一次次往厂里跑，就主动要求到林徽因家里来切磋。

　　如此，一批批的新产品试制出来了。

　　于林徽因来说，美与工作是她一生都无法拒绝的两件事，只要工作着，能在工作中不断地发现美，她就是兴奋的。与同伴们一趟趟往景泰蓝作坊跑，一起讨论设计，林徽因虽然常常为此累得气喘吁吁、冷汗淋漓，她却是笑语不断。她继续着自己的调皮风趣，丝毫不像一个病入膏肓的人。

　　“你们知道吗？烧窑和制坯过去是传男不传女的，而且妇女是不许进作坊的。我好不容易花了大价钱才买通这一关，进作坊以前还要对祖师牌位磕头。制坯师傅的那一双手呀！真了不起！他把坯泥放在一个转盘上，用脚踩来控制转动，两手不停地上下捋着塑形。”

　　工作的间隙，林徽因绘声绘色地给大家讲起她当年在昆明的一段经历。还在昆明逃难时期，林徽因为了得到一个想要的陶罐，曾亲自跑到郊外一个制陶作坊去。

　　她越说越兴奋，双手学着师傅的动作：“多少次出现了美的造型，我在一旁求师傅‘停下来，停下来，就要这个’。但是那师傅半闭着眼，脸上毫无表情，根本不理睬我。他的手仍在不停地动作。”“我不知道他要做什么。那些优美的造型一次又一次地出现，一次又一次地消失，我抱的希望也越来越大。最后，只见他的手从下往上快速而熟练地一捋，这才停了下来，露出笑容得意地看着我。啊！原来是一个痰桶！”

　　不得不说，林徽因就是一个快乐的音符，尽管疾病缠身，她走到哪里，依旧会把快乐带到哪里。当她带着满脸的淘气结束那天的故事，在场的同事们早已笑作一团。

　　忙忙碌碌中，又送走了一年。

　　1951年2月，北平的早春季节，一场艺术盛事在故宫午门城楼上隆重地拉开帷幕，一生研究敦煌的常书鸿在这里举办了敦煌艺术展。

　　当林徽因在梁思成的搀扶下，艰难地登上午门城楼，当那些精彩的敦煌壁画摹本一一展现在眼前，林徽因的眼睛莫名地模糊了。敦煌，未及圆的飞天梦！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她曾和梁思成计划到敦煌去考察，那一计划却被战争的炮火无情地打断了。而今，常书鸿把敦煌给她带回来了。那些临摹壁画，把林徽因带入那个久远的年代，而那些反弹琵琶的飞天，那飘逸如云烟飞动的生命，瞬间把林徽因的艺术灵感点燃。

　　从艺术展上回来后，林徽因同莫宗江设计了一套以敦煌飞天为题材的景泰蓝图案，马上交给工厂试制。

　　两种古老的传统工艺，因着林徽因的巧妙构思与设计，神奇地走到一起。

　　当时，北京正在召开“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这批具有敦煌艺术风格的景泰蓝产品，作为礼物被送到了苏联文化代表团成员的手上，获得了极高的赞誉。

　　飞天，景泰蓝，联袂飞出国门，走向世界。

　　这年5月19日，清华大学营建系在北京特种工艺专业会上做了题为《景泰蓝新图样设计工作一年总结》的报告，报告即由林徽因撰写。报告中，林徽因写道：“我们的设计，总的方向是为了产生新中国的新的人民工艺而努力。这个新的人民工艺必须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

　　这个报告，后来发表在这年8月13日的《光明日报》上。

　　两只精美的景泰蓝小罐，看上去有点像殷商时期的彩陶罐，小罐的下半部是素净的浅驼色，上半部是黑底嵌有铜丝及赭色图案的花纹。那优美的造型，简洁典雅的图案，让两只小罐看上去有着浓厚的民族风格。

　　那是林徽因亲自设计的景泰蓝产品，也是我们现在难得见到的林徽因的景泰蓝设计作品。

　　它们曾被梁思成的第二任妻子林洙视为珍品，“文革”中被红卫兵抄出来，要作为文物没收，林洙再三解释，说那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新工艺品，那两只小罐才得以躲过一劫。

　　这似乎是冥冥中命运的一份安排吧。当我们看到那两只精美的景泰蓝小罐，林徽因与景泰蓝的一段情缘，她为抢救这种传统工艺而奔走呼号的样子，会情不自禁地浮现在眼前。

　　07

　　/碑与墙

　　走过天安门广场，首先映入人眼帘的就是矗立在广场中央的人民英雄纪念碑。蓝天骄阳下，这座高达37.94米的纪念碑上，镌刻着毛泽东题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鎏金大字。它是新中国成立后首个国家级公共艺术工程，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纪念碑。

　　当人们一次次站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瞻仰缅怀那些为全国解放而牺牲的英雄先烈们，也许少有人知，当年，为设计这座纪念碑，一大批当时中国最优秀的文史专家、建筑家、艺术家——郑振铎、吴作人、梁思成、林徽因、刘开渠等人——为此付出多少心血。

　　1952年，梁思成与刘开渠主持设计人民英雄纪念碑，林徽因被任命为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建筑委员会委员，并负责设计纪念碑的须弥座承托。

　　接受此任务后，为了能把设计意图及时落实成图面形象，他们借调了当年建筑系的应届毕业生关肇邺做助手。

　　那时，梁思成每天奔波在城里和清华园之间，林徽因已病重卧床不起，连执笔也不能够了，但她还是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这项设计工作中。当时，在梁家的起居室兼书房里，安放了两张绘图桌，与林徽因的病室只有一门之隔。每天清晨，梁思成进城之前，会先与林徽因共同制定出一日的工作计划，由助手关肇邺执笔绘制，再拿到病床前由林徽因指导修改。自总平面规划直至装饰图案纹样，他们逐次推敲研究，林徽因还时不时要亲自动手示范。

　　那是关肇邺第一次与两位建筑学家合作，那一段日子在他的生命中留下永久不灭的印象：“通过这段时间的教诲，更是仿佛在我面前敞开了大门，使我得以窥见建筑文化殿堂里的一部分壮观景物。”

　　在设计风格上，林徽因主张以唐代风格做蓝本。

　　任何艺术从气势和风度上讲，显然都应该和它所处的社会与时代相一致。盛唐文化是中国历史上的华彩乐章，尤其是唐代的雕塑，更是刚柔并济。它吸收了南北朝文化的精致、细腻，有着华美的灵气，代表着完满、和谐，基本上完成了中国古代文化艺术的结构体系。在林徽因看来，这种具有类似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人文主义特点的中国艺术，能更好地表达人民对英雄的歌颂与怀念。

　　两个多月的时间，林徽因和关肇邺画了数百张设计图案，最后选定了以橄榄枝为主体的花环设计。在选用装饰花环的花卉品种时，他们从上千种花卉中选了牡丹、荷花、菊花。这三种象征着高贵、纯洁和坚忍的花，最终被刻在了纪念碑上层小须弥座的四周。

　　从1949年9月30日毛主席亲自奠基，直至1958年5月1日人民英雄纪念碑正式落成，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耗时最长的大型艺术项目。可惜，作为纪念碑的主要设计人员之一，林徽因却没能等到那一天。

　　生活在古都北京，这里的一草一木，一城一墙都牵动着林徽因和梁思成的心。新中国成立后的古城正在轰轰烈烈地发生着一系列让人吃惊的变化，那些变化，有让人惊喜的地方，也有让人疑惑的地方。这个曾经显示着封建帝王威严的所在，曾经没落，几度沉浮，而今正生气勃勃地迎接着新时代的曙光。怎样来保护它固有的风貌，才不致使它受到不可补偿的损失？才能完成历史所赋予它的新中国首都的使命？

　　自新中国成立的那天起，这个课题就萦绕在梁思成心中挥之不去。林徽因也不曾放下对京城古建筑的关注，在为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须弥座承托的同时，病榻上的林徽因还在坚持撰写文章。1952年1月1日起，她为《新观察》杂志撰写专栏文章，总题为《我们的首都》，在专栏中，她先后介绍了中山堂、天坛等十多处北京古代建筑。

　　让更多的人了解北京、爱护北京，是林徽因拖着病体伏案书写的苦心所在吧。

　　与此同时，梁思成也在为保护北京的古城墙、古建筑而四处奔走。他和陈占祥共同拟了一个《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称“梁陈方案”），这个建议反映了梁思成对北京总体规划的设想。

　　彼时的北京古城是由一个宽十余米，全长约四十公里的城墙围起的大城市，城市内很多门都是由箭楼、瓮城和城门楼构成的巍峨建筑，那样的建筑曾多达四十多处。梁思成认为，作为一座历史名城，北京许多古老的建筑物已成为有纪念性的文物，这些文物正是这座壮美古城的特点之一。在北京的新建设中，要以“古今兼顾，新旧两利”为原则，不应随意拆除或掺杂不协调的形体加以破坏。

　　那古老厚重的大城墙和城门楼，在梁思成等人的眼里是宝贝，是文物。在一些领导们眼中，无非就是封建帝国的防御工事，它们的存在，已严重地妨碍交通，并限制了城市的发展。它的砖头可以用来建造房屋或铺设马路，同时还能腾出地皮。

　　政府领导在计划大规模地拆除它们。

　　得知北京古城作为一个整体将无法保住时，梁思成只得退而求其次，他希望能保住旧城的城墙和门楼。为此，他特意设计了一张新的规划宏图：把城墙建成空中花园，在宽十余米的城墙上种上花，铺上草地，可供十万人纳凉休息。双层的门楼和角楼可以建成陈列馆、阅览室、茶点铺——这样的环城立体公园将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观光公园之一。

　　然而，在建设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新首都的政治呼声中，梁思成和陈占祥的声音显得如此微不足道。那些城墙还是被拆除了，它们轰然倒下时，梁思成觉得他的肉被割了，皮被扒了。拆掉北京一座城楼，就像割掉他一块肉；扒掉北京一段城墙，就像剥掉他一层皮，他曾痛心疾首地对亲人说：“是这样的北京城门，是这样的北京城墙，为什么要拆？”

　　梁思成更加急迫地四处奔走呼吁，他要为保护北京古城做最后的努力。

　　美丽的空中花园，已随着一段段城墙的轰然倒塌而化为泡影，梁思成再次退而求其次，即在不破坏门楼和城墙的整体性前提下，在每座城门两边打开一个车辆进出通道，这样交通问题就得以缓解。然而，这个建议依旧被拒绝了。“拆墙运动”轰轰烈烈，到1957年，地安门、广安门、广渠门，一个个城楼被拆毁，最后崇文门和西直门也被炮轰掉，这些曾经矗立在古都北京的一座座门楼，如今只化为一个象征性的地名、符号……

　　“个人的记忆是不足道的。但是，民族的记忆不能没有实在的见证，民族的感情不能没有实在的依托。这种记忆和感情，同样牵连着民族的命运。对这种见证和依托的需要，就是文物建筑保护的根据。”陈志华在《我国文物建筑和历史地段保护的先驱》一文中曾这样写道。这番话，说出多少有识之士的心声，这也是当年梁思成他们拼命保护古城的最重要的根源吧。

　　在生命的最后一段岁月里，林徽因的心情该是何等凄苦。她眼见着自己最亲爱的人在为保护古城而痛心疾首，椎心泣血，却再也无力给他安慰。她同他一样迷惑。当时应邀来华的苏联专家也说，新中国的建筑，一定要体现中国的民族形式。可什么样的建筑，才称得上是“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至于苏联的阿谢普可夫院士在讲学中提到的，把建筑艺术提高到阶级斗争和党性的高度来认识，更让他们百思不得其解。

　　她已经想不动了，她的生命，已慢慢进入倒计时阶段。 蓝星，夏国。

　　肿瘤科病房，弥漫着医院独有的消毒水味道。病房是单人间，设施俱全，温馨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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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对于孑然一身的路遥来讲，却是无人问津的等死之地。

　　他是癌症晚期，靠着意志力撑到现在，但也只是多受几天罪罢了。

　　此刻，路遥躺在病床上，怔怔望着床头柜上的水杯，想喝口水。

　　可他拼尽全力却无法让身体离开病床。剧痛和衰弱，让这原本无比简单的事情成了奢望。

　　这时，一道幸灾乐祸的声音响起：“表哥~你真是狼狈呢。连喝口水都得指望别人施舍。”

　　一位英俊的年轻男子悠闲坐在病床前，翘着二郎腿，眼睛笑成一道缝。

　　“你求求我，我给你喝口水如何？”

　　路遥面无表情，一言不发。自从失去了自理能力，一帮亲戚的嘴脸已经见多了，不差这一个。

　　男子起身，将水杯拿在手里递过来，“表哥别生气，我开玩笑的，你对我这么好，喂你口水还是能办到的。”

　　说完话，他将水杯里的水，缓缓倒在路遥苍白消瘦的脸上。

　　被呛到，路遥无力的咳嗽几声，好在少量的水流过嗓子，让他有了几丝说话的力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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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鑫，为什么？我从未得罪过你。你去星盟国留学，还是我资助的！”

　　张鑫将水杯放下，不紧不慢的说：“谁让你这么古板呢，只是运点感冒药罢了，又不犯法，你非得千方百计的拦着。”

　　路遥脸上闪过一丝了然之色，道：“张鑫你这垃圾，狗改不了吃屎。将感冒药运到国外提炼毒品……咳咳……”

　　张鑫理了下领带，笑道：“你别血口喷人啊，我可是国际知名企业家。这次回国，‘省招商引资局’还打电话欢迎我呢~”

　　路遥叹了口气，现在的自己什么都做不了，索性闭上眼睛不再说话，安静等待死亡的到来。

　　但张鑫却不想让眼前饱受病痛折磨、即将离世的表兄走好。他附身靠近，悄悄说道：琇書蛧

　　“表哥啊~其实呢，我这次回国主要就是见你一面，告诉你一声——你的癌，是我弄出来的~”

　　路遥陡然挣开眼，“你说什么！”

　　张鑫笑眯眯的掏出个铅盒打开，里面是件古怪的三角形饰物，仅有巴掌大小，中间是只眼睛似的图案，一看就很有年代感。

　　“眼熟吧？这是我亲手送你的，货真价实的古董。我在里面掺了点放射性物质，长期接触就会变成你现在这副鬼样子。”

　　路遥马上认出来，这是自己很喜欢的一件古物，天天摆在书桌上，时不时的把玩，没想到却是要人命的东西！

　　他伸出枯枝似的手臂，死死的抓住眼前人的胳膊！“你……”

　　“别激动~表哥，我西装很贵的。”张鑫轻松拿掉路遥的手，小心的捏起铅盒，将放射性饰物塞进他怀里。

　　“我赶飞机，得先走一步。你好好留着这个当做纪念吧，有机会再去你的坟头蹦迪~”

　　说完话，张鑫从容起身离开。临走前，还回头俏皮的眨眨眼。他原本就男生女相，此时的神态动作居然有些娇媚。

　　保镖很有眼力劲，赶紧打开病房门。同时用无线耳麦联络同事，提前发动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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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遥只能无力的瘫在床上，浑身皆是钻心剜骨般的剧痛，还有无穷悔恨、不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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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很快，剧痛渐渐消失，只剩麻木，路遥隐约听到过世的双亲在喊他。

　　就在路遥的身体越来越飘，即将失去意识时，胸口突然阵阵发烫，将他惊醒。

　　从怀中摸出那三角形饰物，发现这玩意变得滚烫无比，还在缓缓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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