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谋下的王朝

　　监督与分肥

　　一有官员贪污腐化，总结经验教训，总免不了要说监督不力。怎么才算有力呢？我们现在政府有监察部门，有审计部门，有反贪局，党还有纪律检查部门，据说还要效法香港，成立廉政公署，世界上有哪个国家有我们这么多专门的监督部门呢？没有，那为什么偏是我们监督不力？

　　有人说了，各个地方政府里的监督机构跟被监督的对象属于同一个级别，同级之间监督的有效性自然不高。于是改进，纪检委级别提高，好像效果也不大。又有人认为监督部门跟地方党政负责部门有统属关系，于是改进，监督部门尽量独立，由中央直线领导。但是，如果监督机构也出问题怎么办？那就再派监督监督者。现在，听说已经开始实行中央向地方派巡视员制度，此举能否有效遏制腐败？从历史的经验上看，短期效果应该有，但想要根本改善，也难。

　　做古代历史研究的，大多认为明代的政治昏乱，但是从制度层面讲，明代的监督机制偏偏最发达。历朝都有的监察机构自然少不了，只是不叫御史台而叫都察院，辖十三道御史，原来专门的谏官给事中此时也演变成分布在六部的监察官，从给皇帝提意见，转变为给京官挑错，除此而外，各省还派有专门定期驻省监察的巡按，后来再加派巡抚、总督。政府体系之外，皇帝还要派自己身边的人到各地监察，有矿监、税监，最重要的是监军，正因为如此，被阉割过的宦官到了明代被尊成为太监。这还不算那些直属于皇帝、权力无边，但却近似于特务组织的锦衣卫和东厂、西厂。

　　巡按是最早下派的监督人员，官位不高，不过跟一般的御史一个级别，七品官而已。跟四处走走的十三道御史不同，巡按盯在一个地方，不可能什么都看不出来，因此，早期的巡按还真能查出点事来。但是，恰好也是因为定期驻在一个地方，很容易被地方官们包围软化。按规矩，监察官位卑而权重，可以跟省级的三司长官相分庭抗礼，三司见了巡按，只能客客气气的。客气归客气，礼貌归礼貌，但巡按没有具体的行政权，按规矩办事，实惠捞不到。人都是要吃饭的，官员也是人，当官还是要图吃好饭，明朝的官俸又低得可怜，大家只有自己想办法。巡按虽然只有七品但也是官，有跟所有官一样的想法。巡按没有行政权力，但却有跟行使行政权的人挑刺的权力，于是大家心照不宣，监察变成了分肥。这下好了，巡按不仅地位跟省级官员平起平坐，连实惠也平起平坐，朝廷要的监督自然也就不了了之。

　　巡按不中用，有人找原因说是官位不高，于是派下来六部堂官一级（类似部长和副部长）的人挂上都察院的副职，下来做巡抚、总督。原来七品芝麻官派下来都可以跟省级官员平起平坐，派来部长副部长跟省级三司官阶相当，更了不得，直接就把个三司变成自己的下属，以至于后来人们不认为巡抚和总督是中央派出官员，径直把他们当成了省长。

　　最受皇帝信任的太监，虽说身体关键零件少了，但贪心一点都不少，只要被派下去，就无师自通地把监督化为分肥的契机，打着皇帝的名义，为自己捞足了好处。明代宦官机构二十四监，权力最大的是司礼监，因为那里的太监可以替皇帝批奏折，最实惠的却是御马监。御马监里的太监官阶都跟当年的孙猴子差不多（估计当年吴承恩写这个情节，有讽刺太监之意），但权势可不小，不仅掌握着调兵遣将的令牌兵符，而且可以向外派监军。军队多了监军，长官无所谓，但是小兵倒霉，因为又多了一个喝兵血的。时人写道：“监视之设，止多一扣饷之人。监视之欲满，则督抚镇道皆有所恃矣。故边臣反乐于有监视，功易饰，败易掩也。上（指皇帝）性多疑，有监视，又有监视监视者，多一人有一人之费，穷边士卒，何不幸一至于此。”（杨士聪《玉堂荟记》）

　　只要官员是只对上负责的，无论监督怎样绵密都无济于事，监督变成分肥绝对是官员的理性选择。只有让官员不仅只是对上负责，而且对下负责，让社会来参与监督，保障舆论监督自由，监督机构才会真正有效。19世纪中叶，美国工业化时期也一度出现过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盛行的局面，但是由于有社会的监督，有舆论的揭弊，民间掀起扫黑风暴，很快就扭转了局面。

　　高处的拥挤

　　人混到政界的高层之后，就发现不好玩了，苏东坡发出了“高处不胜寒”的感喟。历来，有才华自负清高、不谙官场三昧者，才会有这种半是牢骚、半是感慨的感喟。可惜，有这种感喟的人毕竟少了点，现实生活中，大多数人还是喜欢往高处爬。而奇怪的是，社会也似乎趋向于给某些爬的人提供制度上的便利。于是，在历史上的很多阶段里，理应作为金字塔上端的高处的人很多，拥挤不堪。

　　魏晋南北朝时期选官，实行九品中正制，上等三品，中等三品，下等三品。最后选来选去只看门第，不计其余，结果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不过，士族高门之间也有个高低之分，因此里面还有故事。按说第一品是专门留给皇族的，等于虚设，高门贵族的高下，只好在第二和第三两品上加以分别。开始的时候还好，时间一长，大家都往第二品上挤，挤着挤着，把关的人受不了了，一放水，结果有点儿像样的门阀就都成了“灼然二品”。最高的地方站了太多的人，挤成一团，原本区别高下的九品中正制形同虚设。

　　士品如此，官爵也如此。无论什么朝代，开始的时候总是正态分布，大官少，小官多，封侯拜爵者更少。时间一长，大家想着法子往高处挤，黑道、黄道，猫洞、狗洞，最后就是“关内侯，烂羊头”，一大群人披红戴花，清朝末年就是满街红顶子、黄马褂、双眼花翎。不过还好，过去人们追逐高位，更多的是像《红楼梦》里的贾蓉那样，图个丧礼上的面子上好看。朝廷也不大会为这些膨胀出来的高官厚禄安排更多的实缺，不至于在各级政府机构里设置成群的官职，顶多一个缺换人换得勤一点。

　　眼下的中国，也处在个大家往高处挤的时代，不过我们超越古人的地方是我们官职的虚衔和实缺都在膨胀，一个县四大班子，十几个县首长，每高一级，官员数成倍增长。至于首长以下的官，无论虚的实的，大概早就“烂羊头”了。

　　官场如此，学坛也差不多。20世纪80年代，本科生的学士学位已经很可观了，出来一个硕士研究生，大家看着像凤凰似的。然而没几年工夫，硕士、博士就跟变戏法似的冒出来了，研究生教育以火箭的速度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到今天，我们这个才恢复招考研究生不足30年的国度，硕士和博士的总量已经居世界最前列了。学校有收的积极性，有资格招的拼命招，一个导师带一个排也得招；没有资格的，争取资格也要招。学生有考的积极性，大家一窝蜂往上挤，挖门盗洞，考研辅导成了一大产业。一直到博士满街走，硕士不如狗，至死不悔。学生如此，教师也如此，看看今天各个高校，有些学校甚至是倒金字塔状态，教授多于副教授，副教授多于讲师。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人们有往高处挤的欲望不是过错，错就错在制度总是像受不了挤压的闸门，不时地开闸放水，不，放人，害得高处十分拥挤。

　　官位和官缺，一直就是上级赏给那些进入官场的人们的一种酬劳。当然，进入官场的人们得用某种方式才能得到这种酬劳，不是干得好，就是拍得好。虽说有赏也有罚，但时间一长，赏的总比罚的多，奖品自然要增加，否则连自己的面子也不过去。就这样，制度的阀门只好打开了，开开合合，归总下来，官自然是越来越多。学校里的职称当然也跟官位类似，教师也是人嘛。至于学位的泛滥又有不同，求的一方大体依旧，但给的一方却有变化。大学一方面图的是面子，能招博士意味着学校上档次，博士点越多，档次越高；一方面图的是利益，博士点多了，其他的好处也就来了，什么纵向、横向的课题自然就多，再说，还可以从在职、委培生身上捞到银子。

　　什么东西多了就不值钱，高处本来就地方小，能站的人少，非要挤很多人，不仅导致大家一起贬值，而且还会使制度产生很大的麻烦。

　　神不迷人官自迷

　　有调查说，现在大约有一半以上的政府官员迷信。就人们的视线所及，出名的佛寺、道观，出入其间，大把布施的不是老板就是官员，有点名气的卦师和风水先生那里，常来常往的，也是官员居多。时常见到这样的场景，也不知哪里来的肉头和尚，打着名号都是下山的活佛，周围晃动的，依旧不是老板就是官员。

　　做官的人，有点儿迷信，一点都不奇怪，特别是环境不确定，机遇也不确定的时候。人有了点儿本钱，有了点儿地位，却发现前程完全不可预期，说是“朝为座上客，夕为阶下囚”也许有点儿夸张，但对自己前程感到不确定却是真的。不确定，就想确定，办法有二，一是求神，二是问卦。

　　原本，求神和问卦是一回事的两个方面，前者是求神护佑，后者为求神指点迷津。前者要上供，靠贿赂，供品（牺牲）从大活人到整猪整羊整牛，后者则需要一点技术手段，殷商时候烧甲骨，后来玩蓍草、算筹，现代社会则还有西方的玩意儿，扑克牌、塔罗牌，再加上水晶球。问卦需要技术，大约是从巫术演化来的，所以，最早打卦的人，都是巫师。文化不发达的时候，巫师地位很高，属于精神贵族，由打卦打出文字符号，神秘得紧，别的人谁也弄不明白，所以没有人敢惹他们。再后来，从巫里分化出史来，符号逐渐在贵族中普及，神秘渐次消淡，巫的地位下降。到了儒家出来的时候，孔子居然敬鬼神而远之了。后来的历代王朝，尊崇儒术，只要在正常年景，大家虽然卦也问，神还求，但毕竟人文世俗色彩变成社会的主基调，坚持僧道无缘的原儒家教旨主义者固然不多，但读书人中，很多都是“祭如在”的机会主义者。他们只在运气不好的时候，急来抱佛脚，得意之时，就全忘了。这个时候，打卦看相的人，只好沦落为跟走街卖艺者为伍。清末民初，是西学东渐并西俗东渐的时候，西方的科学，夹带着西方的神一起，扫荡了中国的迷信，神佛一时间自身难保，很多佛寺道观，稀里哗啦就被拆了，不拆的，也大批地被占用，变成学校。

　　可是不久，这些破除迷信的勇士们，在自己为官为宦之后，思想居然又变了，被破除掉的迷信踱着方步又回来了。当年一干拆庙打菩萨的新式军人，不知怎么一来，又跟和尚道士加算卦看相当术士混在了一起，连密宗喇嘛教，也下了山，忙着给军阀政客们做升官道场。蒋介石在视察湖南军阀唐生智部队时，马失前蹄，术士说，老蒋注定要栽在唐的手里，后来唐生智跟蒋介石火并，一败涂地。广东南天王陈济棠相信术士扶箕，机不可失，发动反蒋，最后自家的飞机先飞走，投奔老蒋。四川的刘湘，让一个江湖术士做前敌总指挥，让军队按卦象行动，走到陡壁悬崖，再走，就等于全体自杀。

　　这样的故事，不想在现今，又有了续篇。也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打卦看相看风水的，不仅自家财运亨通，而且居然可以干预社会，让某条路改道，让某座桥出现，让某幢大楼有某种特定的模样。至于是否能让某些官员用哪些人，不用哪些人，做哪些事，不做哪些事，自然小菜一碟。

　　只是，从前迷信的人，包括官员，往往相信因果报应，这种最流行的佛家理论通俗版，不仅被道教接受，而且在大众中很有市场，通俗地说，就是做好事有好报，做坏事有恶报，此时不报，也许报在子孙。这种说法，固然不能挡住人们作恶，但至少让他们有所顾忌，做了坏事，多少要想点儿辙来弥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传统的迷信对社会的一种正面回报。可是，现在的官员迷信，却并不信因果报应，在他们看来，只要贿赂了神佛（大笔施舍），买通了术士，按照术士说的去操作，就自然吉人天相，一路顺风，哪怕作恶多端，哪怕天良丧尽，好像神佛也必然会保护他们。他们一方面相信世界上有超自然的神秘力量，一方面又很自然地把这种力量想象成跟他们一样的俗人，只要贿赂到位，就会投桃报李，用无边的法力，为他们保驾护航。从这个意义上讲，从前的神秘世界还是有道德意义的，而现在官员和宗教加术士眼里的神秘世界，已经成了藏污纳垢的所在。

　　风月与官场

　　大家都知道，清朝尊崇理学，以朱熹为宗。这一点跟制度一样，也是清承明制，不过，从白山黑水那地方下来的满人，学什么都很较真。明人尊崇理学，除了朱元璋这代还马马虎虎当回事儿，后来的皇帝，根本就不在意。理学仅仅成了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考罢便成为束之高阁的高头讲章。在现实生活中，从皇帝到官员，大抵一体放纵。皇帝后宫，动辄万人，最荒唐者如武宗，还在宫外设置豹房，私自外出猎艳。上行下效，官员们自然加倍演绎声色生涯，狎妓纵酒，放浪形骸，无所不为。理学也因此进化为心学，最后则成了随心所欲之学，《金瓶梅》和《肉蒲团》这样的货色，刚好可以成为心学的另类经典。天理从人心深处被开掘出来，跟人欲搅得难分彼此。

　　可是，清朝不是这样。首先皇帝后宫的人数大为减少；另外，行房时还要有许多规矩。在故宫那种幽暗仄窄的地方，稍微胆子野一点儿的皇帝，都不乐意在宫里居住。而坚守工作岗位的皇帝则后嗣不昌，到了宫外的园子被洋鬼子烧掉，没处可去放肆，连着几个皇帝，干脆一个后代也生不出来了。

　　皇帝带头自我约束，虽说有限度，比起老百姓，还是色福齐天，但跟前朝比，已经算存天理灭人欲了。当然官员们也跟着倒霉，最大也最不得人心的一条禁令，就是不许官员嫖妓。历朝历代，朝廷差不多都有官妓，设置专门机构——教坊司管理，一方面为朝廷创收，一方面优待官员——官员嫖妓优先。然而，清朝皇帝把朱熹老儿的话当真，不仅取消教坊，而且不许官员嫖妓，反差未免过大。可过大是过大，没有人敢表示不满。一来人家原本就是征服者，手里的家伙不吃素；二来理论堂堂正正，合乎经典，想驳，嘴都张不开，所以大家只好忍着、顺从，暗地里骂理学为伪道学出气。更有那热衷拍马屁的假道学，居然顺着皇帝来，变本加厉，连唱戏的女旦也给禁了，让各级领导干部的性生活淡出鸟来（索然无味之意，来自《水浒传》里各好汉所用的当时朝代所用的常用语），只好跟自家的妻妾用功（已经有研究证明，在那个时代，官宦家的妻妾，在性技巧方面，很是不行），各自带头，为康乾盛世的人口激增，作了不少贡献。

　　在这种理学风尚弥漫的时候，好多事都跟前朝相反，娱乐生活尤其如此。那时代的北京，尽管算是世界数一数二的大都市，但是娼业却很不发达，每令在京做官的南方士人频发牢骚。那年月娼业发达的地方，都是今天看起来不起眼的小地方，比如大同，比如陕州（今三门峡市），而且都在商道上为商家服务的。因此传说中清朝中期的名妓，说来说去，只是三寸金莲比较标准，其他的如弹唱风情，一概阙如。北京的京官们，万般无奈，百无聊赖，居然独辟蹊径，琢磨出另外一条道来——逛相公堂子，也就是说跟唱戏的男艺人，尤其是男旦交往。说到这儿，我们的性学家肯定很兴奋，说这是男同性恋。其实不对，那些跟男艺人腻乎的京官们，绝大多数性取向跟我们常人一样，那些相貌佼好的男旦，不过是昔日名妓的替代品而已，用鲁迅的话来说，他们看到的是扮女人。

　　然而，到了清朝末年，西学东渐，传统的意识形态被动摇，理学的禁令，再也禁不住官员的力比多（libido）冲动，于是渐渐地京师娼业开始复兴，苏州的清吟小班，迤逦北上，八大胡同繁荣“娼”盛。官员们“谈助无非中发白，闲来只是逛胡同”，吃花酒蔚成风气，在胡同里流连忘返。连状元娘子赛金花，原本在上海重操旧业，但也很快被吸引到北京石头胡同。到了八国联军打来，官员四散逃命的时候，被逼无奈跟鬼子鬼混一通。后来居然被回城的官员捧为用身体救了北京城的大英雄，到了民国，则升为九天护国娘娘。

　　进入民国，大家咸与共和，对西方制度的追求，以迅猛的速度落实在性生活上，于是官员们重要的公务都挪到八大胡同来办了。当时北京人传说，喜欢逛胡同的，有两院一堂，两院是国会的众议院和参议院，一堂是指京师大学堂，即今天北京大学的前身。这里多少有点调侃的意思，其实逛胡同最多、最有实力的逛的，还是官员，尤其是各部的高级官员，还有带兵的丘八（旧社会对兵痞的贬称）。冯玉祥在后来的回忆中说，他去找政府总长（部长）办事，也被拉到胡同里，一进门两个妓女扑上来，一个大腿上坐一个，一上来就揪胡子，打嘴巴（当然很轻）。

　　当然，在转型中的中国，这种事，一点儿都不奇怪，不管真实的西方是怎样的，但是只要一学西方，对于某部分人来讲，首先落到实处的，就是日常生活上性的放纵。现在，中国又处在新的转型中，禁令松弛，犯禁者众多，犯禁的官员，十有八九，都栽在女人身上。不过，时代毕竟进步了，这些人比起前辈来，后辈进步的地方是学会了双管齐下，一边泡小姐，一边包二奶，家花野花一齐开放。不过，凡是这种貌似的西风东渐，官员还是别带头的好，这种带头，对于国家和百姓，乃至自家的身体，都不太好。

　　文甘草的故事

　　在帝制的中国，明清两朝，士大夫能够众进士而且点翰林是科举途上最荣耀的事情。一般做了翰林之后，仕途最顺，不仅可以有机会外放考官，收若干门生，而且升迁特快，用不了多少年就可以位列卿相。不过，清末却有两位翰林公参加推翻帝制革命，一位是蔡元培，另一位是谭延闿。今天要讲的，就是这位谭延闿。谭延闿本是贵胄公子，父亲谭钟麟本是清末的地方大员，不过面目相当保守，戊戌变法时任两广总督，不仅抵触革新，而且连前任兴办的水师鱼雷学堂也给裁撤了。谭延闿是谭钟麟晚年得的儿子，虽然以今天的眼光看来似乎不利于优生，但这个老来子却非常聪明，书读得好，是光绪三十年会试的第一名，即会元。湖南名士王闿运闻之大喜，说是破了湖南的天荒（谭延闿是湖南人，湖南清季二百年没人中过会元）。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老子和儿子唱反调的事特多，老子保守，儿子往往就激进，越是有出息的儿子就越有激进的可能。中进士入翰林之后，谭钟麟死了，回家守制的谭延闿很快就跟鼓吹改革的立宪派搅在了一起，高票当选湖南咨议局议长。接下来发生了辛亥革命，“山大王”焦达峰做了湖南都督，没多长时间就被刺杀，谭延闿被推上都督的椅子，从此落入“革命阵营”，二次革命反袁（世凯），国民党阵营的四个省督独立，也有他一份。此后在湘督位置上几番上下，率领残余湘军跟随孙中山东奔西走，参加北伐，时而省长，时而督军，时而总司令，时而军长，最后做到国民党政府的行政院院长。谭延闿在国民党内人缘极好，因他是文官，人称文甘草。中药配伍各有禁忌，唯有甘草跟什么药都能配合一起用。凡被人叫作甘草的人，往往有特别好的脾气，谭延闿为人之随和，是出了名的。湘督三易上下，每次都安之若素，走之从容，做官时下属进门不用报告，有座便坐，有烟自取享用，而谭延闿不论什么时候，都和颜悦色，了无怒容。即使被当面羞辱，则装作不闻，即使被部下卖阵，差点做了俘虏，也不过是苦笑着摇摇头而已，所以，他的第二个外号叫谭婆婆。谭延闿人有名气，字也写得好（要是开门卖的话，完全可以卖个好价），一直做着大官，按道理字不太好求，但湖南各地饭铺酒店到处都有他的墨宝，随便一个马弁副官都可以替人求字，谭搭纸费墨没有二话，也许有些是秘书长之类的代劳，但都得到他的首肯，肯将名义假借的。大革命时期，国共时有摩擦，左派右派，壁垒分明，但是唯有谭延闿，左派大他站在左边，右派大他站在右边，两边的攻击炮火，都擦不到他的边。反过来说，这种人的用处也不大，做到行政院长也不过是国民党内各个实力派都能接受的作为缓冲用的沙袋，一个军人政权的点缀。

　　谭延闿登上政治舞台的时候，赶上了一个武人当家的时代，遍地烽火，到处打仗。“左也是东洋刀，右也是东洋刀”（袁世凯语），帮会、土匪、教门也各逞威风，有枪就是草头王，枪多气粗，各以实力说话。谭延闿一介贵胄公子，不幸又是读书种子，中过会元，点过翰林，虽然据说在第一次做都督的时候曾经在武人面前露过一小手——可以双手使枪，而且枪法极准，但依然没有武人拿他当自己人，因为他不是士官系（日本士官学校毕业），也不是保定系（保定军校毕业）。而他自己也没有亲自下部队带兵打仗，实现从文人到武将的转变，所以尽管他当过的官尽是些“武职”，督军、司令、军长之类，但始终成不了一个带兵官。顶着那么多貌似军阀的头衔，却从来掌不了实权，实际上却是秀才遇见兵，不仅有理讲不清，而且很容易被人架空，甚至赶走。在那个时代，文人混在武人堆里，做幕僚也好，做“长官”也罢，往往带有很大危险性，弄不好就会被上下左右的野心家们给牺牲掉。可是由于谭延闿的好脾气，左右圆通，这种危险对他来说却似乎不存在。下面的武夫可以架空他，出卖他，驱逐他，但却没有人敢冒湖南乡里舆论的大不韪杀掉他。至于上面和左右的武人，由于他的圆通、对人不够成威胁，也会安全得多。从某种意义上说，谭延闿是近代的冯道，苟安于乱世，靠的就是心平气和，处世圆通。据说，谭五十岁那年，有人做祝词曰：“茶陵谭氏，五十其年，喝绍兴酒，打太极拳，写几笔严嵩之字，做一生冯道之官，立德立功，两无闻焉。”谭氏闻后，不仅没有生气，反而连称奇才。说实在的，这祝词虽然刻薄了一点，但对于谭确实再贴切不过了。

　　谭延闿的时代，是中国现代的转型时期，可是，转型转成了文官沦为骄兵悍将的摆设，只有像冯道一样，心平气和、唾面自干，才能文运长久，无论如何都是一种悲哀。

　　民意何如官意

　　在中国，再霸道的皇帝说起来也是要在乎民意的。因为中国的皇帝跟日本的天皇不一样，不能躲在幕后假装自己是神的后代，对前台的政治纷争不闻不问，维持千年不改姓换代，万世一系。中国的皇帝诞生之初，原也打算传之万世来着，可是任谁也传不了那么久，短的二世而亡，长的也不过十几代，天下就改了姓氏。改姓换代的原因多半是民意闹的，载舟之水沸腾起来，把船搞翻了。因此，皇帝都要关心一点儿民意，不仅有御史下去打听着，而且有的朝代还设有专门的机构负责采风，说是收集民歌民谣，随便着也采一点儿“群众意见”上来。

　　可惜，皇帝距离老百姓太远，想要从皇宫里出来一次，动静太大，微服私行当小说讲讲解闷行，真的操作起来，难如上青天。我们的电视剧导演，经常把他们所喜爱的好皇帝，说成跟老百姓心连心。其实，即使真有这样模范皇帝、雷锋皇帝，老百姓也特想亲近一下他们，也如当今追星粉丝们的狂热，两下也互相够不着。

　　事实上，皇帝基本上是碰不到民意的，眼见、手摸，鼻子闻到的，无非是官意。这一点，在用人上表现得最为明显。

　　说起来，用人当官，尤其是当大官，除了某些时候大权旁落，被女主、宦官、外戚或者权臣反客为主当了家的，理所应当是皇帝说了算，乾纲独断。一般来说，依皇帝的性格不同往往呈现出两种面目：一种是不大容易受外界的影响，皇帝自己说了算，说谁行，就是行，不行也行；一种比较容易受外界影响的，也就是说，要征询大一点的官员的意见，然后再做决定。其实，所谓不受外界影响的皇帝，也会受周围人的影响，只是这种影响不那么直截了当而已。说白了，皇帝用人决策的信息来源只能是官意。

　　来自《晏子春秋》的一个故事很有意思。说是齐景公用晏子做东阿的地方官，三年之后，齐景公将晏子召来数落一顿，他说，我原以为你有本事，才让你治理东阿，结果你治得乱七八糟。你赶快反省，否则我要处罚于你。晏子说，这样吧，臣恳请改道行之，再给臣三年机会，如果主公还不能满意，可以杀了我。不想，第二年晏子回国都汇报，齐景公非常高兴，亲自前来迎接，连说好哇好哇，你干得好。晏子说，其实，我前三年治理东阿，一秉大公，贿赂不行，贫民得以救济，境内没有人挨饿，然而主公却要治我的罪。而今年我反其道而行之，贿赂公行，重加赋税，杀贫济富，打点上下左右，尤其重点贿赂君王的身边人，境内饥民过半，但是主公您却夸我。

　　小人不可得罪，有权者身边的小人尤其不可得罪，这是跟“为政不得罪巨室”一样的做官铁律。反过来，不得罪就意味着要讨好，不是两不相涉、互不侵犯。因为如果你不讨好，别人讨好，你的不讨好就变成了得罪。这就是为什么无论哪个朝代，无论皇帝贤与不肖，皇帝身边的人，无论男的女的甚至包括没了关键零件的宦官，大家都要拍他们的马屁，至少得给面子的缘故。

　　退一万步说，即使皇帝周围的人，不是史书上说的那样，都是势利小人，为官者在多数情况下想要升上去，而且升得快点，有一个条件还是得具备，那就是人缘，不，官缘得好。为官时，不仅要打点好皇帝周围的人，而且上下左右都得八面玲珑，弄个清爽。官缘好，首先脾气得好，个性是不能要的，脾气得收起来。想要干点事，又不大惹人怨恨，就得有唐朝娄师德唾面自干的好性子，或者吾日三省吾身，像林则徐那样，在卧室里挂上“制怒”条幅，时刻提醒自己。如果不能，那就什么也别干，一味模棱，多磕头少说话，口中不臧否人物。历史证明，虽然史书上不多见这类人的事迹（实在没什么好说的），但这类人，一般来说升得快，上去的多，越是高层，越是堆积这样的有人缘的高手。

　　古往今来，靠官意，命里注定选不出好官、能官、贤德之官。芸芸众官里，即使有个把明白人，也架不住大伙都喜欢油光水滑的琉璃蛋，或者老实巴交的窝囊蛋。真正为民做主的好官，民意倒是不错，可惜，民意何如官意，为民难免得罪官，得罪了官，上下左右官缘不佳，多半免不了被淘汰。拖到最后的最后，民意只好在造反中表达，待到上达天听的时候，什么都晚了，大家一起，没死的话，推倒重来。

　　狱吏之贵

　　秦以严刑峻法治天下，尽人皆知。但是，怎么个严苛法，却不太清楚，因为秦朝的历史短，档案文书又被项羽一把火烧了个干净，小吏出身的萧何，也只是将田亩账册收了起来。所以，后世人们说秦朝之事，只能含含糊糊，稍一使劲，就说到汉朝了。

　　汉承秦制，对秦朝的严刑峻法，大体上照搬。当年作为亭长的刘邦，县吏的萧何，虽然地位卑微，毕竟属于法律的执行者，切实操练过，被管的时候，固然难受，但是管人之际，也相当威风，相当过瘾。当了家之后，昔日的印象还在，“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这种粗疏宽松的约法三章，当然不足以显帝王之尊，帝王之威，过帝王之瘾。在叔孙通的主持下，秦礼复活了，在萧何的主持下，秦法也在汉律中复活了。文景之治，推崇黄老，苛法稍懈，但武帝则又勒紧法纲，说是独尊儒术，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直到汉元帝时，儒术才真的在法律中起作用，所以西汉的盛时，盛行的依旧为秦法。

　　法苛则酷吏多，酷吏多则狱吏牛气，没有狱吏的配合，酷吏的威力就要减去一多半。西汉监狱多，仅京城之内，据清末法学家沈家本考证，有案可考的就有26所，名目相当多，犯了哪条，该进哪里，谁也不清楚，托人运动都麻烦。那个年月，按秦法的精神，王公贵族，皇亲国戚，达官贵人，犯了法，或者被人认为犯了法，都得进监狱。原本地位卑微的狱吏，由于时常可以看管这些贵人，自我感觉，无形中被抬高了，难免不威风八面。朱正回忆，说他被打成右派劳教的时候，管教队长碰到熟人就会把他们中级别最高的人找来无缘无故地训一顿，然后说，看，别看是厅级干部，现在归我管！古今狱吏，心有灵犀焉。

　　牛气的狱吏，对待犯人，肯定要加以折辱，打骂事小，侮辱人事大，那个时候，人，尤其是贵人，对脸皮很在意。折辱起来，一来威风，二来过瘾，三来可以索贿，要想少受点儿磨难，拿钱来。管你是谁，进了这里，就归我管，铁公鸡也得拔毛。绛侯周勃，吕后死后，对安刘定汉立过大功。刘邦认为，他死后，安刘氏者必勃也。这种人，一旦被怀疑有谋反之嫌，照样进监狱，照样受狱吏的折磨。他出狱后，感慨道：“吾尝将百万军，然安知狱吏之贵乎？”周勃脾气好，抗折腾，而且见机早，给狱吏塞了钱，不仅免了磨难，而且得以平安出狱。但有些人则死在狱中，周勃的儿子周亚夫，哀帝时的丞相王嘉，都在监狱里绝食而死，周亚夫还吐了血。有些血性汉子为了免受折辱，干脆在入狱之前，一死了之。比如李广，出征时因迷路而失期，不肯“复对刀笔之吏”，引刀自刎。李广的从弟李蔡，也因得罪而自杀，不肯“对狱”。虽然可能熬过磨难，出狱再起，但由于受不了狱吏的折辱，这些人宁愿一死。

　　狱吏折辱这些高官，难道不怕这些人一旦复出，转过来报复吗？看来他们不怕。以法治官，以法治民，是当时的“国策”，皇帝喜欢，各级官员也喜欢，个别人就是想报复，在技术上也行不通。京城的监狱，都是诏狱，具体管辖的人，直接对皇帝负责，复出后的高官，官再高，也是铁路警察，管不到这一段。地方的监狱，能管到的，一般都不关押官员，个别关了的，官员出来后也未必会报复。有一个故事很耐人寻味，说是景帝时梁国内史韩安国坐法抵罪，被关进梁国属县蒙县的监狱，狱吏田甲按规矩折辱他。韩安国说，死灰就不能复燃了吗？田甲道：如果复燃，就用尿浇。不久，韩安国果然官复原职，田甲闻风逃走。韩安国对田甲的族人说，如果田甲不来自首，我灭你们的宗族。田甲不得已，前来肉袒谢罪，韩安国开了一通尿溺的玩笑之后，却善遇之，认为田甲可以帮助他治理梁国。

　　看来，狱吏之恶，原本就属于苛法的一部分，国家通过狱吏对人犯的折磨，强化人们对法的恐惧，哪怕是达官贵人，也需要这种恐惧。就算你负屈含冤，宁可让人犯受尽折磨，庾死在监狱里，也不会稍微改善一点儿监狱的待遇。对于那个时代的司法制度而言，疑犯从有是威慑，监狱的磨难是惩罚，两者都是让人恐惧的法宝。过去的法治，就是刑治，有写在面上的刑，从原来的割鼻子剁腿、五马分尸、剁成肉酱，到打板子、抽荆条、流放、杀头。还有隐在下面的“刑”，就是狱吏私下来的，据说也是五花八门，《水浒传》上讲的杀威棒、吃黄鱼、焖干饭之类，都是。自汉以后，统治无非儒表法里，法家的阴影，从来就没有从司法中离去，尽管德政喊得山响，为政者操练起来还是想方设法让人恐惧，确立国家在所有人心目中的威严。所以，尽管有些朝代，比如明清死刑判决尺度很严，非皇帝点头不行，但在监狱里庾死者，却超过判死刑者不知多少倍，从这个意义上说，狱吏之贵，在某种意义上是国家之贵。

　　一出掉包戏的台前幕后

　　晚清的官场多事，最富戏剧性的要数杨翠喜案。杨翠喜本是天津的名伶，色艺俱佳，很受津门闲人的喜爱，可是突然有一天，美人从艺坛消失了。不久，地球人都知道了，原来佳人已属沙陀利，被当时权势最大的庆亲王奕劻之子——官拜农工商部尚书的贝子载振藏之金屋。

　　当然，美人杨翠喜不是自己花落贝子府的。那是日俄战争之后，载振奉命到东三省视察，路过天津，北洋大臣袁世凯设宴招待，席间杨翠喜献艺，载振一见之下，不觉忘情，手为之舞，足为之蹈。后来的事情就很简单了，杨翠喜进了载贝子的卧室，她成了某人送给贝子的礼物，随同大活人进献的据说还有十万雪花银。送礼的就是出自袁世凯门下，现任道台的段芝贵。不久，段芝贵一跃，由一个“地级干部”变成了署理黑龙江巡抚，跻身地方大员的行列。这样的破格提拔，据说在清朝还没有先例。

　　此时，晚清的吏治早已坏得一塌糊涂，即使如圣眷隆隆的岑春煊要想整顿，也只能铩羽而归，所以庆王父子才敢如此大胆妄为，让买官者破格得售。不过，吏治虽坏，朝廷反腐败的旗帜却并不倒，只是在反腐的背后总是有权力斗争的影子。庆亲王奕劻虽然势大权重，但他也有政敌，政敌就是朝中的军机大臣瞿鸿禨和地方大员岑春煊。在李鸿章之后的政坛上，瞿、岑的联盟虽然在和奕劻与袁世凯联盟的斗争中总是处于下风，但却并没有被彻底打垮，时不时地总要出来弄点事恶心一下对手。

　　地球人都知道的杨翠喜事件，给了瞿、岑一个看起来绝佳的机会，于是，瞿鸿禨的门生，现任御史的赵启霖跳出来奏了一本，把事给抖落了出来。事既然给捅出来了，彻查的官样文章是必须做的，一个以醇亲王栽沣和孙家鼐为首的“调查组”组成了。在调查组还没有动身之前，袁世凯命令手下干员杨以德马上将杨翠喜从贝子府转移，让盐商出身的商务局总办王竹林顶杠，充作杨翠喜的丈夫，并亲口教好了两人如何答对。总之，待到调查组进入现场，作案人早已移花接木，把张冠扣在李姓的脑袋上了。

　　醇王爷和孙家鼐也不是糊涂人，他们带人来了以后，睁着眼睛装糊涂，孙家鼐问了问王竹林和杨翠喜，录了原本是杨以德操办的口供，然后就回京复命，一场大案烟消云散，御史赵春霖丢了官，载贝子也自请辞职，国家又回到了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显然，瞿鸿禨和岑春煊不出面，谁肯卖力查呢？也许，他们看出来了，西太后根本也没有下决心，奕劻和他宝贝儿子还都在位置上，袁世凯更是大权在握，事件根本没有波及他。按袁世凯的说法，案件大事化了是因为奕劻平时人缘好，为人厚道，所以大家肯帮忙。

　　清朝自所谓的同光中兴以来，官场有种相当怪的现象，凡是有用、能干的官员大抵声誉不佳，曾国藩之后这种现象愈演愈烈。

　　到了袁世凯的时代，朝中最有用的能臣袁世凯居然跟最为贪黩的奕劻结成最牢固的联盟，靠收买奕劻实现他的政治抱负。这个奕劻，被英国《泰晤士报》著名的记者莫里循称为中国声名最恶劣的人物。杨翠喜案，段芝贵买官，袁世凯参与与否于史无证，不好说，但从后来的弥合掉包来看，他未必就不知情，况且，段芝贵得官也合乎他一贯的扩张势力的初衷。

　　客观地说，袁世凯在晚清的变局之中，于改革事业没少做贡献，清末新政的每项事业几乎都有他的份额，从行政、警政改革，到预备立宪。在推行改革的同时，他个人的势力也迅速膨胀，形成了唯他马首是从的庞大的北洋系，这一切都离不开庆亲王奕劻的大力配合。而奕劻作为皇室宗亲，居然全不顾自家祖宗的江山社稷，甚至在辛亥年，袁世凯逼清帝退位他也配合。那副嘴脸，连当时还是个孩子的溥仪都记忆犹新，等到奕劻死的时候，家属求谥号，这个关起门来的小皇帝居然要赐个“丑”字给他。

　　都说树倒猢狲散，其实树还没倒，猢狲就已经散了，身没散，心散了。即便根正苗红的自家人也未必靠得住，大家早就利用眼前的权势铺好了退路。

　　给西太后讲立宪

　　清末新政，立宪是最响、也最持久的呼声，后世把当年推动改革的人，称为立宪派。其实，在当时，朝野上下，像点儿样的官绅和绅商差不多都是立宪派，更不消说那些留洋回来的、新学堂出来的学生仔了。

　　光绪二十七年初（1901），西太后和光绪尚在避难地西安，新政就揭开了序幕，第一项改革就是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成外务部。这是迫于洋人的压力，经过义和团围使馆这么一闹，洋人不再容忍中国人当阿Q，明明一个外交部门，偏要宣称“总理各国事务”，好像把洋人家里的事都管了似的，于是中国终于有了一个跟西方接轨的政府部门。其后拖拖拉拉，几年动静不大，无非是改改官制，抄一抄当年戊戌维新的旧稿。但是这一抄，抄得康有为、梁启超及其门徒很兴奋，立马高调鼓吹立宪，民间舆论，也跟着热闹，依托租界的报纸差不多都在跟着办在境外的《新民丛报》的调子走。走在改革前列的人们，已经不满足于改改官制，出台几项奖励办学和工商的政策了，他们要求制度要有一个根本上的变动，正经八百地跟西方接轨。

　　到了1904年，俄国人和日本人在中国的东北打了一仗，这仗日本赢了，赢得很体面。在我们的教科书上，这是中国的耻辱，说人民都很愤怒，但是在当时，很多下层中国人，比如马贼张作霖和冯麟阁之流，在给日本人做密探。当然也有一些人在给俄国人做，其中某些倒霉的，被抓住了砍头，还被拍成了新闻片，不巧让在日本留学的鲁迅看到，沮丧的他弃医从文，这已经是后话了。我要强调的是，当时另一部分生活比较优越的中国人，尤其是热衷于改变的中国人其实对日本人战胜很是兴奋。因为此前，凡是持保守观点的人都认为俄国能赢，而持主张变革的人大多认为日本能赢。日本的胜利，在变革派看来，不仅给黄种人争了口气，而且说明，在落后的东方，只要坚持变革，就可以由弱转强，而变革的关键，大家公认是立宪。自然，日本能做到的，中国也能。从前甲午年，日本打败中国已经让国人举国震惊，这次居然连西方强国俄国也打败了，国人这一惊可是非同小可。

　　这一惊，也惊到了在颐和园纳福的西太后，因为自《日俄和约》签订，宫门之外就不那么清静了。不仅张謇、汤寿潜这样的名绅开始鼓噪立宪，连朝廷的达官贵人也坐不稳椅子，食指大动，思有所为。袁世凯和瞿鸿禨在官场上是政敌，明争暗斗无日或无之，但此时却一致认为，我大清该立宪。甚至连名声一直不大好，却为西太后所倚重的皇家懿亲庆亲王奕劻也附和袁世凯，半吞半吐地说着立宪的好话。地方大员，分量很重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周馥，也都对立宪表现出相当的热情。奏请立宪的折子，就这样一个又一个摆在了西太后老佛爷的案头上。

　　西太后老佛爷自逃难归来，脑子已经变得很开通了，整天地跟一群西洋贵妇（公使夫人）混在一起，看不惯也忍着，还时不时地赏她们一点儿中国的古玩。西方的非物质层面的玩意儿进来，对这老太婆来说，最担心的，一是皇家的位置，二是大局的动荡。立宪究竟会怎样，心里还是没底。这时候，一个人进入了她的视野，此人姓曹名汝霖，日本中央大学法律政治科毕业，回国应留学生考试拿了第二名，得了中西合璧的法科进士头衔。此人后来在“五四运动”中成了著名的亲日派卖国贼，但是在1905年，尚无此恶名，在政府里地位虽然不高，却是屈指可数的几个能干的“知日”专家。

　　曹汝霖受到了西太后和光绪的召见。召见之前，曹汝霖得到了袁世凯的特别关照，告诉他此次召见老佛爷必定有所垂询，让他留意准备。果然，西太后开门见山，上来就问日本的立宪是怎么回事。什么时候立宪，立宪前都到哪些国家考察过，以西方哪国的宪法作为蓝本，议会的上下两院如何，议员是怎样选举的等。很明显，在召见曹汝霖之前，西太后已经有了一些关于日本议会的知识，她最担心的是立宪开议会之后会出现乱局，因此西太后特别问道，日本国会开会是不是时常会有党派争吵。曹汝霖回答说，是这样的，但是朝议决定之后，各党即团结起来没有争议了。比如日俄战争，开仗前争议很厉害，但后来开御前会议日皇决定宣战，日本国会的两大党即一致主战，团结起来了。听到此，西太后长叹一声说，“唉，咱们中国即坏在不能团结！”显然，曹汝霖的陈述，并没有消除西太后对立宪后出乱子的担心。大概曹汝霖也意识到此，马上对了一句：“以臣愚见，若是有了宪法，开了国会，即能团结。”西太后听了很诧异，提高声音问道：“怎么着，有了宪法国会即可团结吗？”曹汝霖回答说，团结必须有中心，立了宪，宪法就是国家的立法中心，议员都是人民选出来的精英，是人民的领导中心，内阁总理大臣是国会和皇帝钦命的，属于行政中心，后两个中心都围绕着宪法中心做事，如果两下意见不一致，总理大臣可以被弹劾，总理大臣也可解散议会重选。只要总理大臣选对了人，国会和行政就能和衷共济。听到这里，据曹汝霖回忆，西太后“若有所思，半顷不语”。

　　曹汝霖的话作用能有多大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他确实讲了，而且属于比较有分量的一讲。此后，清廷立宪的步伐迈得很快，1905年7月，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次年宣布预备立宪，各省的咨议局选出来了，中央的资政院也组成了。1908年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连立宪的时间段都定出来了，预备期为九年，1916年正式开国会，1910年又在各方的压力下，将立宪期提前到1913年。只是由于西太后死后，新当家的满族亲贵，少不更事，执意要把权力收到自己手里。1911年5月成立皇族内阁，阁员13人，满族占9人，皇族又占7人，冷了多由汉人官僚构成的地方实力派的心，更冷了立宪派绅商的心。革命到来的时候，大家都站着看，好事的还帮着起哄，于是清朝结束了，小皇帝宣统，还没懂事就退到了皇宫里面做富家儿。

　　稍微懂点近代史的人都知道，清末的满族亲贵，多数都属于保守派。就世界范围而言，那时的西方各国的代议制由于没有实现普选，基本上处于精英权力分享的层面。当时清朝的立宪，由于取法日本，更是保守，无非是在保留最多的皇家特权的基础上，把权力适度地面向官绅、绅商分享，尤其和实力强劲的汉人精英分享。显然，当初决定预备立宪的西太后是知道这个道理的，可惜她的不肖子孙却不明白。结果，皇族内阁以及朝廷一系列收回地方权力的举措，使得包括立宪派在内的所有官绅和绅商都凉了半截，等于是把立宪最核心的成分掏空，形成了世人所谓的“假立宪”。报应来得很快，几乎在几个月之内，这些头脑冬烘却又自作聪明的纨绔子就丢了祖宗的江山，日后只能坐吃山空，靠典当过日子了。

　　永乐皇帝的功德箱

　　很久没有去十三陵了，突然不知怎么来了兴致，想去拜访一下久违了的列位朱家皇帝，于是与妻一道开车进了陵区所在的天寿山。第一站自然是长陵，那个朱元璋桀骜不驯的儿子，以武力夺了侄儿建文帝皇位的朱棣的安宅。十三陵虽说埋葬了明代十三位皇帝，但朱棣一人却占了陵区风光的大半，其他的陵只不过是给主轴线的长陵做陪衬的。多年不见，神道上的石人、石马、石头狮子、石头大象依旧，石牌坊也巍峨依然，进了陵门，里面干干净净，还修了一个连北京都少见的配有休息室的现代化厕所。不过，陵内少了些杂草以后，给人的感觉怎么看怎么像故宫，享殿几与太和殿无二。进了享殿之后，殿内那三十二根金丝楠木的巨柱，撑得大殿感觉上比太和殿还要宽敞气派，看起来朱棣对他死后待的地方要比生前的上心得多。大殿的正中，不知什么时候添了一座很是庞大的朱棣铜像，铜像的脚下有一块不太显眼的牌子，上面写着：成祖文皇帝保佑平安。像的前面，是在所有佛、菩萨、玉皇、关帝、妈祖等面前常常会见到的功德箱，里面盛满了人民币，功德箱的前面是一块很厚的海绵垫子，不时有善男信女们在上面跪下磕头，然后在功德箱里塞上人民币。

　　把皇帝老儿当菩萨拜，这种事情在中国还不多见，虽然中国有几千年头上顶着皇帝的历史，但是人们冲皇帝（包括皇帝的神位）屈膝下跪，主要是看着他们手中的权力，死了的皇帝就是一个死人，顶多就是一个死了的贵人，照样有人敢去盗他们的墓，把尸体拉出来翻财宝，这一点皇帝自己也清楚，不然的话他们的墓穴就不会那么在乎保密了。中国的皇帝其实命挺苦的，祖祖辈辈神化自己，非说自己是真龙天子，权力还特大，可以封神，凡是经皇帝封过的神灵，香火一般都特盛。可是自己死后就是变不了神，只有两个除外，一个是刘备，多半是托了他结拜二弟关羽的福，有的地方沾光可以在关帝庙里捞点儿香火；一个是唐明皇，唱戏的将他奉为祖师爷，也算是半个神。其他的皇帝，任你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统统不过是死皇帝而已。

　　不过，这只是事情的一面，另一面是皇帝虽然不是神，却有神气，尤其是那些有名做过一些大事，却又没有因此丢了江山的皇帝，他们吃过的有人乐意吃，从满汉全席到通大便的牛黄解毒丸；他们用过的作古董拍卖更值钱，从凑在嘴上的茶碗到凑在屁股上的夜壶。这些“雄才大略”的皇帝的事儿，也特别招人传诵，直到今天，关于皇帝的电视剧依旧一集一集地往下拍。

　　我没有问过那些给朱棣下跪并塞钱的人们到底为什么这么做，也不想猜测他们头脑中是不是有帝王意识。我意识到，其实我们中国人在现代化的路上走了百多年，好像《国际歌》也正经不正经地唱了几十年，却并没有走出给皇帝尤其是“雄主”下跪的文化阴影，不仅“愚民”和“草民”们的膝盖软，我们的秀才知识分子膝盖尤其软，不仅软，而且还会证明人之所以生出膝盖，就是为了下跪用的。我们的历史学家，包括在给中学和大学生写教科书的时候，一碰到那些雄才大略之主，赞美之词情不自禁地就会冒出来，挡也挡不住。我们的文学家就更来劲，一遍一遍地比着这个世界上最棒的男子汉来写我们的好皇帝，也不知赚了观众们多少眼泪。

　　长陵的主人朱棣就是这样一位“雄主”，虽然排得比较靠后。跟那些入了秀才们法眼的皇帝一样，朱棣有一些可供炫耀的事功：他重建了北京城，特别是修了座今天算作世界文化遗产的皇宫，同时还有一座供他死后享用的“皇宫”；附庸风雅，找人编了部《永乐大典》；真格好武，将蒙古人赶得离北京远了一点；最露脸的是派身边的大太监郑和带了一支庞大的船队下西洋，开创了当时世界远航史的新纪录，至今中国人提起来还激动不已，尽管当时人家不过是想打探建文帝的下落，生怕他那个倒霉的侄子什么时候东山再起。

　　不过，这位“雄主”杀人和糟蹋起人来也照样是大手笔，不仅杀人如麻而且表现出超常的嗜血欲。为了一点儿宫闱丑事，居然一次就诛杀宫女2800余，而且亲自监刑，看着将这些无辜的少女一个一个凌迟处死。早在两千年前就被废止的人殉制度在朱家王朝居然能够复活，虽然始作俑者是他那同样“雄才大略”的父亲，但他在执行祖制方面一点儿都不逊色，三十多个他生前喜爱的女子活生生地遵他的指令随他去了长陵的地下，而不知姓名的殉葬者据说不知凡几。在夺了他侄子建文帝的江山社稷之后，凡建文帝的忠臣遭零割而死的就算便宜了，被剥皮楦草者有之，被割掉耳朵鼻子再烧了塞给本人吃的有之，将受刑者的儿子割了塞给本人吃的亦有之。自古株连九族已经到了极限了，但人家朱皇帝居然能夷十族。同样，几乎所有的酷刑都在朱棣眼皮底下进行，看来所有这些地狱里的勾当对他来说都是一种难得的乐趣。最令人发指的是他对建文帝忠臣家属的处置，九族十族的男丁都杀光了，剩下的女眷则被没入教坊，由朱棣亲自派人监管到军营做军妓，每日每人要被20余条汉子糟蹋。监管人凡事直接请示朱棣，而朱棣也为此下了许多具体的诏令，指示要这些可怜人多多“转营”（即遭更多的男人侮辱），凡是不幸怀孕的，生下男孩做“龟子”，女孩则“长到大便是个淫贱材儿”，如果被折磨死了，便“抬去门外，让狗吃了”。

　　在中国有皇帝的时代，忠义是做人的大节，也是统治性意识形态的基本内容，任何两个或者多个在政治和战场上竞争或者厮杀的对手都不能不提倡忠义。每个竞争的胜利者，即使自身有着充分的正当性，当面对宁死不屈的效忠故主者的时候，如果不能招降他们，至少在杀了他们的同时，也要表示对这种行为的钦敬，以厚葬、抚恤亲族之类的举动以示表彰，尽管可能这样做的时候，一肚皮不乐意，只要你不想沦为草寇，还想成点儿气候。因为礼遇死人是给活人看的，一方面是让自己的部下为自己卖命，一方面则表示对社会公意的尊重，特别是当胜利的一方不那么占理的时候，就更得靠这种假仁假义收买人心。像朱棣这样，恼羞成怒且丧心病狂地夷九族夷十族地虐杀忠臣义士（特别是像方孝儒这种并没有对他造成过什么危害且德高望重的儒者），而且那样对待他们的家属，真是达到了古今罕有的境地。当年，东晋的司马氏在王导对其讲起他祖先对曹魏的种种残暴之举的时候，掩面而哭，说若如是则国祚不永。而我们这个朱家皇帝，所行所为，超过当年的司马昭不知多少倍。

　　对于这样一个皇帝，仅仅因为他有过那么些似乎很耀眼的事功，就闭上眼睛不看他的残忍和无耻，能不能给他三七开？姑且不论那些事功如何劳民伤财，兀了蜀山，穷了百姓，空了国库，仅仅为了给他采金丝楠木，进山一千人，出来不足五百，再运到北京，相死于道者又不知凡几，就是种种嗜血之举，是人能做出来的吗？

　　我们的历史是人的历史，世界是人的世界，总要逐渐变得人道才是，这样历史才能进步。人道的尺度理应是历史人物评价的底线，离了这个尺度，仅仅把眼睛盯在所谓的事功上，这样写出来的历史就是一个荒唐的历史。多少年来，虽然我们一直嚷着奴隶们创造历史，但骨子里却依然是根深蒂固的英雄史观，眼睛只能看见大事，至于无辜人命丧失，只看作必要的代价。我的一位朋友说，中国没有宗教，历史学就是宗教，恶人暴君怕的就是青史上留下恶名，如果我们因为暴君的事功就宽宥或者无视他的残忍，甚至为他的所谓事功而歌功颂德，那么我们今后的历史就将有越来越多的残忍。这样的历史观是到了该反省的时候了。如果修了大运河的杨广是一个人所不耻的“炀帝”，那么派人下西洋的朱棣同样应该是“炀帝”。他的子孙将他捧成“成祖文皇帝”，那我们现在人理应清醒一点，干吗非要跟着朱家的子孙屁股后面爬，不仅自己爬，还给朱棣塑像（塑成那么一个巍峨高大且正义凛然的样子），塑像前面放上供人下跪的垫子和上供的功德箱，其实，朱棣就是一个炀帝，谥法云：好内远礼曰炀，贪酷无道曰炀，信夫！

　　铁面法官手里的“冤案”及其他

　　张释之是西汉文帝时的廷尉，按今天的算法应该是王朝的首席大法官兼司法部长还兼警察头子。此人在历史上出名，因为他的刚直铁面。皇帝把惊了自己驾的家伙送去他那里治罪，可是廷尉大人居然罚了点钱就给放了。皇帝很生气，说是要不是自己的马好，非摔个嘴啃泥不可，说不定会出大事，可是廷尉大人说是你要是当时一刀杀掉也就杀了，但是送到我这儿来按律就该这样判。

　　张释之早在做公车令的时候兼带负责宫门守卫，太子和梁王这一对太后眼前的宝贝一起乘车入朝，过司马门不下车。张释之居然追上去给生生拦住，然后上奏弹劾这俩宝贝大不敬，非得皇帝亲自出面请皇太后下诏赦了太子、梁王才算拉倒。

　　如此严格执法之人也有冤枉人的时候，那是张释之刚出道的时候，在汉文帝身边做谒者仆射时常围绕秦亡汉兴的话题，跟皇帝讲些“卑之，毋甚高论”的浅显道理。一次，陪皇帝去上林苑游玩，皇帝问起上林尉园林里养的飞禽走兽的品种和数量，结果上林尉一问三不知，旁边一个小吏代为所答，滔滔不绝，问什么知道什么。于是皇帝大悦，说：“吏不当若是邪？”下令要提拔这个小吏做上林令。张释之却发表意见不同意，说这个小吏，无非是逞口舌之利，不足道。他还举出本朝两位说话不大利索的大臣周勃和张相如的例子，说明能说会道者不应该被称道，尤其不该被奖赏，甚至上纲上线，说秦朝任用刀笔吏，竞相以寻人过失、苛相察究为任，害得政治空言废实，皇帝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结果二世而亡。最后，汉文帝被说服，小吏提升的机会告吹。

　　熟悉所掌管的事务，是官吏的本分，职务越是低级，职责越是具体，就越是应该了如指掌。昏昏者理应受到惩罚，反过来，昭昭者即使不给奖赏或者提拔，那么也没有道理蒙上利口善辩的恶名，周勃固然是不善言谈的忠厚长者，但绝不意味着他对自己的职守糊里糊涂，做丞相也许不合格，但是做将军还是称职的。至于秦之所以灭亡，的确跟严刑峻罚、官吏竞相寻过苛察有关，但这跟一个小吏对自己所负责的事务滔滔发言有什么关系？无论如何，张释之在此事上冤枉了人。还好，他仅仅断送了上林小吏的一次升官的机会，并没有害他丢了饭碗乃至性命。

　　西汉文景之世，距离灭亡的秦朝还不太远，秦朝在任官方面，除了军功和纳粟之外，还有相当多战国的遗风，呈口舌之辩的游士得官者不在少数。这些人当官之后，为政风格多半也是滔滔不绝说个没完，处罚了人还要说得令人口服心服或者痛不欲生。那些饱受秦法荼毒的人们，在动辄获咎的战战兢兢中最感痛楚的很可能就是这种滔滔不绝。至少在张释之的眼里，华而不实的口辩之风要算是汉朝所要接受到秦朝教训之一。也许那个上林小吏在履行职责的时候说得太溜，口才太好，用司马迁的话来说，就是“欲以观其能，口对响应无穷者”，因此触动了张释之那根始终强调秦朝教训的神经，甚至引发了他对于深恶痛绝的苛刻秦法的联想，于是上纲上线，批倒批臭，以他的口辩之才断送了口才太好的上林小吏的前程。

　　秦政之弊的确在于严刑峻法，而且执行中过于明察苛求，在这一点上，西汉初年实际上并无二致。汉高祖刘邦入关之初宽松粗疏的约法三章，到了得天下之后已经丢到爪哇国去了。朝野实行的，依旧是秦朝的苛法，而且在操作上罚重而奖轻，百般苛求，如冯唐所言，云中太守魏尚战功赫赫，只因上报斩首数目差了六个，就被削爵撤职，在当地罚做苦工。只是在匈奴压境，急需军事人才的情势下，由于冯唐的进言才得以官复原职，传下来一个冯唐“持节云中”的美谈。多少年后，词人兼军人的辛弃疾，还感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后来张释之做廷尉之后，一系列抗命之举就是要在实际中改变严刑峻法、明察苛求的作风，从宽仁的方面，修正沿袭下来的秦政之苛。当然，在这方面，最有贡献的还不是官员，而是一个弱女子淳于缇萦，若非她哀婉动人而且入情入理的上书，实行了几百年的断足、膑膝、割鼻子这样残忍的肉刑，一时半会儿是废除不了的。

　　废除苛法，去掉肉刑，是政治走向人道的开始，这一过程在中国能在两千多年前出现，无论如何都是国人的骄傲。

　　左宗棠晚年的“骂人事业”

　　晚清的湖南出人也出学问。大名鼎鼎的“曾胡左李”（作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中，有三个是湖南人。而且这些人学问也了不得，曾国藩是理学大师，慎独功夫一流，而左宗棠则擅长帝王学，在晚清政坛上出尽了风头。

　　帝王之学是佐人成帝王之术，大刀屠龙，权术之中裹着霸气，所以左宗棠一出山就让人受不了，幸亏赶上了长毛闹事的年月，军情紧急，人才难得，也因为碰上了脾气特好而且能耐特小的骆秉章，让他得以展露才华。建功立业之后，虽说此公脾气大、嘴巴臭，还不断地弄点权术耍耍，成片地得罪人，但老谋深算的西太后和恭亲王奕，鉴于督抚专权的现实，出于牵制曾、李等人的考虑，对这个搅屎棍特别地优容，使得他在众人的诋毁声中不断地上升。不仅入相而且进过军机处，要不是枢诸公受不了左宗棠的大话和唠叨，也许他会成为朝中最有权势的中兴名臣。

　　然而，西征之后的左宗棠虽然一直得到朝廷的优待，始终在肥缺要差上转，却再没干什么值得一提的事业。无论在公堂还是私邸，此老唯一热衷的事情就是骂曾国藩，骂来骂去就是那么几句车轱辘话，无非是说曾国藩假道学、虚伪，可一张嘴就是它。

　　见武官的时候骂，直骂得众将官耳朵出了茧子，非不得已不去见大帅；见文员的时候骂，直骂得下属禀报事情都没有机会；见外客还是骂，寒暄才毕，骂声旋起，一直骂到日落西山，最后随从不得已强行将茶杯塞进他的手里，高叫送客（清朝官场，例行规矩，主人一端茶杯，即为送客之意，仆人马上叫：送客）才算关上了老人家的话龙头。期间，客人一句话也插不进去，客人来是干什么的、是否有事他一概不管。不仅如此，吃饭的时候要骂，人一入座就开始骂，直到所有的菜都上完了，他老人家还言如泉涌，结果是每个人都没吃好。睡觉之前也要骂，骂声成了他自编的催眠曲，每天都在自己的骂声中进入梦乡。

　　曾左交恶一直是晚清史上的一段公案，孰是孰非即使在今天也一时难以公断。不过，两人之争无非为了公事，彼此间并不存在什么私怨。就当时公论，一般舆论还是倾向于曾者多，偏于左者少。毕竟，在左宗棠事业的关键处，曾国藩都是支持而非拆台的。显然，于公于私，似乎左宗棠都没有必要跟曾国藩纠缠不清，甚至在曾死后还骂个不休。过去史家论及此处，往往归咎于左宗棠气量窄、脾气坏。其实，左宗棠骂曾国藩，虽然不乏嫉妒之意，因为朝野公论曾在左上，但他自己在内心里也未必会像他嘴上说的那样，认为自己比曾强。晚清另一位大老李鸿章晚年服了气，承认世上真正的大人先生只有他老师（曾国藩）一个。左宗棠相反，不仅没有服气，嘴上还不停地骂，然而这个显然过于反常的“骂人事业”却暴露了他内心的无比焦虑。他心里明白，曾国藩是一座他无法逾越的高山，但一向心高气傲、目无余子的他，断然不可能像李鸿章那样放出软话，于是唯一的出路就只有骂了。

　　中国从来就不乏能人，只是能人之间总是难以相能。曾、左、李之间，如果不是有个内修功夫好、识大体的曾国藩，晚清的中兴也许未可知。什么时候像左宗棠这样的人学会了妥协、学会了相让，中国人就真的出息了。

　　借口的故事

　　政治人物做什么都要有借口，或者说提出个主张什么的、没有借口蛮干的属于什么都不懂的武夫。借口，有的时候属于权力技术，指东打西，指南打北，虚晃一枪，发现的时候血窟窿已经在了。有的时候，借口其实仅仅是为自己的行为开脱，盖上一层纱布，薄薄地遮上点儿就得，因为旁边的人，就是看见了什么也不敢说。

　　历史最有名借口的故事，发生在唐朝的“名相”娄师德身上。此人在历史上是出了名的好脾气，他在朝中做宰相，兄弟外放地方官，临别送行，劝弟弟千万制怒别惹事。弟弟也知趣，回答说，人家把唾沫啐在我脸上，我也不生气，拿手抹去就是。娄师德说，不行，你拿手抹去，人家啐的人能高兴吗？正确的做法是等着唾沫自己干。就这样，我们的娄大人发明了一个成语——唾面自干，让后辈马屁精们享用不尽。

　　娄大人对自家兄弟高标准严要求，但处理政务却是个可人，特别通情达理。他所处的是一个女皇帝当政的年月，主子特难伺候。武则天一改李家王朝崇尚道教的传统，死活喜欢上了佛教，不仅大修佛寺，广印释典，最后干脆爱屋及乌，把清俊的小和尚拉进宫来作自己的面首，大家一起快活。快活可是快活，小和尚色戒开了杀戒却还坚持着，不仅自家坚持着，而且鼓动女皇帝在全国禁止屠宰。禁屠令一出，举国哗然，要中国人不杀猪宰羊怎么吃肉？这大概跟要中国人命差不多。不过，哗然归哗然，皇帝的命令还得执行，只是执行过程中，上上下下所行与所说多了些许周折，娄师德下去视察工作也免不了。

　　宰相出行，尽管听说娄相脾气好，但地方官也不敢怠慢，好酒好菜必须上。宾主坐好，管弦横吹，第一道菜上来了，是烤全羊。厨子出来说明，这个羊不是我们杀的，是豺给咬死的。于是大家放心开吃。过了一会儿，第二道菜上来了，是红烧鱼。厨子又出来说明，这鱼也是豺咬死的。娄师德说，不是吧，应该是水獭咬死的。大家一片欢呼，还是领导高明，于是鱼也下肚了。鱼也好，羊也好，当然都是地方官让厨子准备下的，肯定不会赶那么巧，豺专门赶来咬死了羊，自己不吃留着给娄大人。也不会像娄大人修正那样，水獭专门咬死了鱼献上来凑趣。

　　借口就是借口，官老爷做事总是需要借口，虽然当事人心知肚明，却一般没有人会如此不识趣，出来说破。不过，凡是借口必须能说得通，因此豺咬杀的鱼必须变成獭咬杀的，因为最后大家要一起骗皇帝，应付检查，不会水的豺突然变成了捕鱼能手，逻辑上说不通，所以必须修正。只是现在的人们再干这种事的时候，早就由秘书和有关人员把借口编圆了，用不着劳动领导的大驾亲自出马。进化论的道理就是好，时代毕竟在进步，当年的借口还只是在跟法令绕弯子上做文章，现在的借口不仅让法律、法令都自己见了鬼，而且往往极其堂皇，极其正大。明明在违法，却好像是严格执法，明明在牟利，却好像是在奉献，明明是在越规，却好像是在禁欲。不明就里的人，如果不被感动得掉眼泪多半是有些麻木。可惜，现在的借口出台得实在是过于频繁了，一个两个又三个，什么把戏演多了观众也就有了审美疲劳，加上回去一算账，往往感觉自己亏了，所以也就不信了。只是，跟当年的借口一样，操作者只要把上级糊弄住了就行，至于做饭烧火和看着吃的人，尽管知道内情，又能怎样呢？就像许许多多的涨价听证会似的，大家都知道听证是假的，假得甚至有点过火，但只要开过了给上面一个交代，然后该干什么干什么，谁又能挡得住？

　　两个糊涂丞相的故事

　　中国古代，最扎眼的人物，除了皇帝就是宰相。宰相是百官的头，也是百官的靶子，权大责重，上得伺候老板（皇帝），下需应付政务，有点儿差池，上下不讨好。在历史，只有一手遮天打算篡位的宰相和一手遮天不打算篡位的宰相，才有真正的舒坦日子过。但是，这样的情形实在太少，所以，宰相们都比较操心，越是勇于任事者就越操心。

　　不操心的宰相也有，多半都出在皇帝过于积极、自己出头做宰相事的时候。不过这个时候不操心的宰相要时刻准备着，一旦皇帝把事办砸了，自己得出来当替罪羊。在历史上，既不操心，也不担心做替罪羊的宰相好像只有两个人，一个是西汉初年的曹参，一个是东晋初年的王导。他们不仅不操心，而且难得糊涂，以糊涂相标榜。

　　曹参是汉高祖刘邦仅次于萧何的亲信班子成员，萧何死后，他马上让从人为他收拾行李，说是就要让他做丞相了。果然，相国的大帽子落在了他的头上。可是做了丞相之后，曹参却终日饮酒，醉时多醒时少，百事不兴，属员有过，能遮便遮。有人看不惯，想过来提意见，被一并拉去喝酒，喝到大家物我两忘，意见也就没了。最后连皇帝都看不过去，转弯抹角地表示了不满，也让老先生用一套萧规曹随的鬼话蒙将过去，每日依旧沉在醉乡里。

　　王导是东晋王朝的开国功臣，晋元帝能从王爷变成皇帝，多半亏了王导，登基的时候，皇帝拉他一起坐床（那时候还没有椅子）。此老也是著名的糊涂，人家骂他“聩聩”，自己也很以聩聩自得。酒量如何不知，但下面的官员胡作非为，肯定没事。有次装模作样地派出人出去考察，回来后大家纷纷说下面官员的不好，只有一个人一言不发，最后等大家说完了，他说做宰相的理应网漏吞舟，何必管官员的好坏。王导居然夸这个人说得好，深合其意，害得大家都觉得自己不仅无趣，而且见鬼。

　　不过，两个宰相的聩聩，结果却不一样。曹参得到的是好评，老百姓编出歌谣来夸，结出了文景之治的果。而王导，不仅老百姓没夸，官员也未必念他的好，东晋政治混乱，国势微弱，当时人骂他聩聩，后来人依旧骂他聩聩。

　　曹参的时代，承秦末大乱，人口减半，六国贵族豪强已经被秦剪灭殆尽，社会组织也被破坏殆尽，社会只有按自然规律，慢慢恢复元气，国家才有指望。这时对社会恢复最大的敌人不是别的，就是来自政府的权力。因为这个时候，只有政府是社会唯一有组织而且有强力的势力，而且这个势力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与之抗衡。但是作为政府官吏，恰恰有自身的强烈冲动，出来指手划脚为公也罢，为私也罢，一时间难说清楚。总之从长远看，做就比不做更不好。显然，此时的最高行政长官，能够做的最好事情就是什么都不做，尽量抑制官吏的冲动。这一点，曹参做得很好，当然，当时的老板配合得也好。皇帝身子弱，没主意，又好色，不当家；当家的吕后，只关心自己和自己家族的地位，别的都马马虎虎可以将就。汉初尊崇黄老，据说曹参做丞相前，请教了本地的儒生，结果言人人殊，即没有一个人说的合他的意，只有盖公的清静无为才真正打动了他。当然，也只有这个主意，才真合乎时代的需要。后来很得史家称道的文景之治，恰是曹参开的头。事实证明，合乎时代需要的作为，最难的恰是不作为，因为古今中外的政府官吏，别的好说，让他们尽量少作为、不生事的确太难了。

　　王导之世，门阀豪族势力已成，而且断送了西晋江山，社会对新王朝的呼唤是抑制门阀豪强，奖拔草莱，恢复中原，改变政府由门阀势族垄断的局面。然而，王导却一面模棱两可，在南渡的中原门阀和江南豪族之间搞平衡，一面放纵门阀豪族把持政权，胡作非为，从而换取他们的支持。这就是说，王导处在一个本该抑制政府官吏的时代，恰恰不抑制，反而更加放纵。仅仅由于进入中原的各个游牧民族之间的争斗，以及中原汉人对本族王朝的依恋，才使得偏安的小朝廷得以苟延。这样的丞相，这样的聩聩，当然没法得分。

　　对于政府而言，无为是种境界，在这种境界里，民间社会可以自然地生长，实现自己的均衡发展，但是，只有在抑制了官吏的权力冲动的情况下，无为才有可能。

　　小人不可得罪

　　无论是在皇帝还是大臣的眼里，宦官（即我们平常所说的太监）不过是打杂跑腿的下人差役，所伺候的对象是皇帝，或者皇族的王爷，在没有皇帝之前是周天子或者诸侯。由于这些享有众多妻妾的人，恰好对自己的性占有权特别在意，或者特别没有自信，所以这些伺候人的人被摘掉了命根子，成了阉人。

　　对于宦官，历史评价负面的多，宦官专权，被史家列为历代王朝三大祸患之首，每每提起赵高、十常侍、刘谨、魏忠贤之辈，大家都恨得牙痒痒，到今天也余恨难消。不过，宦官专权必然有昏君当朝，宦官的恶跟昏君之昏，每每有绝对的正相关。也就是说，宦官专权之权，实际上是从昏君那里趸来的。专权的宦官让人怕，不专权的宦官同样令人忌惮三分。纵然是严嵩这样的权臣，上朝的时候也得对旁边伺候的小太监拱拱手才上去。到了清朝，鉴于前朝之弊，对宦官干政防范特严，但聪明的大臣对于皇帝身边的太监却一直陪着小心，甚至刻意笼络，绝对不敢怠慢。个中的道理，最近读史读到两个故事，也许能说明一二。

　　一个来自《左传》，是定公三年的事儿。一个小国邾国的国君邾庄公一天晚上和大夫夷射姑饮酒。喝得差不多的当口，夷射姑出来小便，看门人（阍者）问他讨肉吃。大概凡是君臣饮酒的时候，大夫都会顺便给看门人点什么吃的，可是夷射姑已经有点醉意了，不但不给肉，还一把抢过看门人手里的木杖敲人家的头。喝罢了酒，夷射姑离去，第二天，看门人用水把门庭弄湿，邾庄公从房间里出来，看见门庭里是湿的，问看门人怎么回事，看门人说这是夷射姑撒的尿。邾庄公恰好是个有洁癖而且性急之人，马上下令把夷射姑抓起来。从人出去以后，不知怎么半天没有抓到，邾庄公急得直跳脚，一个绊子摔到火炉上，“烂，遂卒”，一命呜呼。一泡似是而非的尿就这样断送了一个国君的性命。

　　第二件事发生在三国时期，孙权的儿子孙亮做皇帝的时候。一次孙亮想吃梅子，要宦官（小黄门）到库里取蜜渍梅，取来之后，发现蜜里居然有老鼠屎，召来管库的藏吏，库吏呼冤叩头。孙亮问库吏：黄门是否跟你讨过蜜吃？库吏回答说，是的，但我没有敢给他。孙亮说，那事情就明白了，老鼠屎必是黄门放进去的。黄门不服，左右大臣提议交付司法审断。孙亮说，此事想弄清楚很简单，把老鼠屎剖开，如果外湿里干，则是后放进去的，如果里外皆湿则是收藏时就有的，剖开，果然外湿里干，黄门服罪。

　　邾国的阍者虽然不知道是否为阉人（是阉人的可能性很大，《左传》里已经有很多寺人（即阉人）行动的记载，都是国君身边的人），但没有证据表明邾君对他有所宠信。同样，对于孙亮身边的那位小黄门，似乎也不可能很得宠，一来孙亮是史书上记载的聪明正直之主，从无信宠宦官的记录，否则他被权臣废的时候，这一条肯定会被当作一大罪状，二来那位小黄门如果真的受宠的话，估计库吏也不至于连一点蜜都不肯给他。就是这样两个根本谈不上得宠的帝王身边人，居然闹出了大事，出人命的大事。

　　前一个故事，仅仅由于夷射姑大夫没有及时到案，而且邾君性子又过于急，才阴差阳错死了国君逃过了本该丢命或者亡命的大臣。后一个故事，如果不是摊上聪明的孙亮，那么十有八九得罪了小黄门的库吏的小命是保不住的，弄不好还要连累家人。刘安升天成仙的时候，把家里的鸡犬也都带了上去，在仙人周围过活，哪怕再低贱，也沾了仙气。同理，处在权力核心的人，无论你是干什么的，能否得到有权者的信任，哪怕是烧饭、理发、看门的也都有可能沾了“权气”，得罪不起。不知什么时候，什么机会，使一个小绊儿，就能送了你的命。

　　只要人家在有权者身边，而且这个有权者的权力又足够大，足够霸道，那么这种机会就非常多，多到令人防不胜防的地步。所以，无论皇帝是否明白，是否宠信宦官，给皇帝当差办事的人，都不敢轻易得罪这些原本地位低下而且缺少关键零件的人。

　　自己被自己忽悠了

　　咱中国，是盛产神奇玩意儿的地方。一般来说，玩意儿只当它玩意儿就好，玩完了哈哈一笑，是个乐子。前些年，外国有个变魔术的，把火车都变没了，也没人当真。可惜，中国人脑子、肚子和手里的诡道法术，多半是要拿出来忽悠人的，忽悠住了，黄白之物到手，忽悠不住，大不了换一个人接着来。忽悠的前提就是有人当真。一般来说，忽悠人的人，自己多半都明白是怎么回事儿，大抵也就当一混的饭碗，人家尊自己为神仙什么的，自己也自称神仙，但对于自家有没有神术，其实门儿清。

　　不过，有的时候专门忽悠别人的人，也会被自己忽悠了，忘乎所以，觉得自己真的有两下子，是什么什么转世。这里，关键是氛围，如果氛围比较诡异，周围信邪的人比较多，这种事儿就比较容易发生。就像一个当官的，本来资质平平，可是周围人总是捧着他说高明，用不了多久他也会自以为高明一样。

　　义和团发生的年景，就是这样一个时候。朝野上下，一片迷信气氛，不少朝廷的大官愣是信誓旦旦地相信这个世界上有刀枪不入的法术。当然，当年活跃于北京、天津的义和团大师兄二师兄们，不少人其实心里明白，刀枪不入，无非是表演，就跟现在某些晚会上的吞剑睡刀、顶扎枪一样，就是玩给大伙看的，并不意味着台上表演完了，到后台你冲他肚子扎枪会平安无事。因此，当时的义和团，就有用戏法的手法来蒙人的，连西太后特意派来查看真假的大臣都给蒙在鼓里。

　　只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义和团里，还真就有感觉自家有本事，真的可以挡住枪子的人。据当时的史料记载，闹义和团那阵，凡是有清军驻扎的地方，总是会有团民前来要求试枪，就是用真的快枪朝他们的肚子打一下。当时，距离鸦片战争已经有将近六十年，凡是正规的清朝军队，大多已经装备了西式快枪，即所谓的后膛枪，跟洋人手里的家伙，虽有精粗之别，其实差不太多。鉴于朝廷有明令褒奖义和团为义民，清军当然不敢造次，哪敢轻易开枪，可是人家缠住不放，非试不可，于是只好试试。只见来人口中念念有词，估计是咒语，可是听起来无非是什么“八戒悟空，不准透风”之类，然后身子一挺，就是八戒悟空了，袒出肚子，示意可以打了。这边拉枪栓，推子上膛，只听“啪唧”一声枪响，勇敢的团民，应声倒地。

　　在当时，像这样的勇者，还不算什么，还有搭台子在庙会上公开表演用肚子挡火枪的。这里要注明一下，不是表演者不想用西式快枪，因为他们实在没有。在大庭广众之下，经过繁复的仪式表演和观众的催促之后，最后关头终于到了，表演者鼓起了他勇敢的肚子——只听“砰”的一声闷响，表演者慢慢地跪了下来，最后倒在台上，肚子上留了一个巨大的血窟窿。显然，这位仁兄太实在，火枪里的药装得太足，而且真装沙子，以往，聪明人的表演，往往药倒是装了，但是不多，而且沙子都在被打者的手里，枪一响，沙子就在肚子附近落下了。

　　甚至八国联军打进来，尸横遍野之后，也有硬撑着的，认为自己可以挡住枪子的好汉。据外国人的记载，联军进天津的时候就碰上这么一位，坐在台子上，双手合十，口中念念有词，不死、不降、不走。这让围观的若干洋兵很是犯难，他们也不是一点儿不迷信，心里琢磨着，这家伙胆子这么大，兴许真有点东方的神秘功夫也未可知，一时间谁也不敢用枪来打，有的还怕一枪打过去万一弹回来怎么办？于是大家抓阄儿，选出一个人来放枪，最后一个倒霉蛋被选上，这家伙狠了狠心，一咬牙放了一枪，结果不问可知，最后这个勇者也一命归西。

　　这些把自己功夫当真的人，一般第一道都是被师傅忽悠的，闹义和团的时候，不知怎么搞的，北方呼啦啦来了很多身负神功的老师，这些老师号称都是从五台山、峨眉山上下来的，受什么真人、上仙亲授，告诉徒弟们，只要这么一练，神灵附体就可以刀枪不入。而其中练得最好的，据说都是童子身，从来没有近过女色，师傅越夸众人越捧就越是起劲，师傅临别再赠几句秘诀，飘飘然也。接下来，就是自己忽悠自己，越练感觉越好，感觉好到一定程度，就得展示，于是找人，觅枪，搭台试试。

　　一百多年过去，国人中间，号称有神奇功夫的还是有很多。从前有气功热，现在则有算命热、风水热。但是，不管哪个热，断然没有人宣称自己刀枪不入了，更没有人表示可以试试。还别说，一百年没有白过，人硬是聪明了许多。 蓝星，夏国。

　　肿瘤科病房，弥漫着医院独有的消毒水味道。病房是单人间，设施俱全，温馨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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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对于孑然一身的路遥来讲，却是无人问津的等死之地。

　　他是癌症晚期，靠着意志力撑到现在，但也只是多受几天罪罢了。

　　此刻，路遥躺在病床上，怔怔望着床头柜上的水杯，想喝口水。

　　可他拼尽全力却无法让身体离开病床。剧痛和衰弱，让这原本无比简单的事情成了奢望。

　　这时，一道幸灾乐祸的声音响起：“表哥~你真是狼狈呢。连喝口水都得指望别人施舍。”

　　一位英俊的年轻男子悠闲坐在病床前，翘着二郎腿，眼睛笑成一道缝。

　　“你求求我，我给你喝口水如何？”

　　路遥面无表情，一言不发。自从失去了自理能力，一帮亲戚的嘴脸已经见多了，不差这一个。

　　男子起身，将水杯拿在手里递过来，“表哥别生气，我开玩笑的，你对我这么好，喂你口水还是能办到的。”

　　说完话，他将水杯里的水，缓缓倒在路遥苍白消瘦的脸上。

　　被呛到，路遥无力的咳嗽几声，好在少量的水流过嗓子，让他有了几丝说话的力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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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鑫，为什么？我从未得罪过你。你去星盟国留学，还是我资助的！”

　　张鑫将水杯放下，不紧不慢的说：“谁让你这么古板呢，只是运点感冒药罢了，又不犯法，你非得千方百计的拦着。”

　　路遥脸上闪过一丝了然之色，道：“张鑫你这垃圾，狗改不了吃屎。将感冒药运到国外提炼毒品……咳咳……”

　　张鑫理了下领带，笑道：“你别血口喷人啊，我可是国际知名企业家。这次回国，‘省招商引资局’还打电话欢迎我呢~”

　　路遥叹了口气，现在的自己什么都做不了，索性闭上眼睛不再说话，安静等待死亡的到来。

　　但张鑫却不想让眼前饱受病痛折磨、即将离世的表兄走好。他附身靠近，悄悄说道：琇書蛧

　　“表哥啊~其实呢，我这次回国主要就是见你一面，告诉你一声——你的癌，是我弄出来的~”

　　路遥陡然挣开眼，“你说什么！”

　　张鑫笑眯眯的掏出个铅盒打开，里面是件古怪的三角形饰物，仅有巴掌大小，中间是只眼睛似的图案，一看就很有年代感。

　　“眼熟吧？这是我亲手送你的，货真价实的古董。我在里面掺了点放射性物质，长期接触就会变成你现在这副鬼样子。”

　　路遥马上认出来，这是自己很喜欢的一件古物，天天摆在书桌上，时不时的把玩，没想到却是要人命的东西！

　　他伸出枯枝似的手臂，死死的抓住眼前人的胳膊！“你……”

　　“别激动~表哥，我西装很贵的。”张鑫轻松拿掉路遥的手，小心的捏起铅盒，将放射性饰物塞进他怀里。

　　“我赶飞机，得先走一步。你好好留着这个当做纪念吧，有机会再去你的坟头蹦迪~”

　　说完话，张鑫从容起身离开。临走前，还回头俏皮的眨眨眼。他原本就男生女相，此时的神态动作居然有些娇媚。

　　保镖很有眼力劲，赶紧打开病房门。同时用无线耳麦联络同事，提前发动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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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遥只能无力的瘫在床上，浑身皆是钻心剜骨般的剧痛，还有无穷悔恨、不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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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很快，剧痛渐渐消失，只剩麻木，路遥隐约听到过世的双亲在喊他。

　　就在路遥的身体越来越飘，即将失去意识时，胸口突然阵阵发烫，将他惊醒。

　　从怀中摸出那三角形饰物，发现这玩意变得滚烫无比，还在缓缓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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